千代尼俳句3首

千代尼（Chiyo-ni，1703-1775），又称加贺之千代，被许多人认为是日本最重要的俳句女诗人。她是俳圣芭蕉的再传弟子，在俳句几乎是男性作者天下的那个时代，为女性创作者占了一席之地。她能诗能画，相貌绝美—— 她的美在许多人笔下被赞美过，包括「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芳（1798-1861）的画笔。她的诗晶莹澄澈，感觉鲜明，创作生活非常活络，时与诗人乃至武士们相往来。

千代五十二岁时落发为尼，之前应有过一两次恋爱经验。她写的某些俳句似乎可以印证一二。此处译的第一首俳句，让我们窥见千代生命秘密的一角，原来在成为尼姑前，她也是懂得爱之苦的。这首俳句为每年三月三日的「偶人节」而写。偶人节是日本女孩子们的节日，女孩们在此日备了偶人、点心、白酒、桃花为祭物，祈求幸福。千代用没有知觉的偶人，对比恋爱中的人间男女别离的哀愁。

就千代尼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第二首俳句可说相当强有力而直接，且富官能美。

第三首俳句写于俳句诗人岸大睡八十岁生日时。大睡长她十八岁，千代少女时代曾随他住了几年，学习俳句。他们住处颇近，后来分别当了尼姑与和尚。他们的俳句出现于同一选集；他们一起写俳句、互相唱和，而且死于同一年。他们无法成婚，因为大睡是武士阶级，而她来自商人家庭。千代有一侄女，学者推测其实可能是千代和大睡所生之女。这首俳句透露出他们两人之间漫长而亲密的关系。

拂晓的别离

偶人们

岂知哉。

根深蒂固，

女子的欲望——

野紫罗兰。

再睡一觉，

直到百年——

杨柳树。

陈 黎 张 芬 龄 译

加贺千代女（Chiyo-ni，かが の ちよじょ1703-1775），又称加贺之千代、千代女或千代尼。号草风，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的俳句女诗人。

1703年（元禄16年）生于日本加贺国松任中町（今石川县白山市）一装裱匠兼画商家庭。到了江户时代，以财力为背景，兴起了以城市的商人为中心的平民文化。叫做町人的城市生活者们，可以到私塾教书，有钱的家里还可以雇教师，虽仍为数不多，但女子也可以受到教育。千代女从小聪明，又读了书，能作俳句。她富于才气，她的俳句理智而风雅，合乎时代的潮流，年轻时即闻名于世。12岁起随诗人海岸弥左卫门学习俳句（诗歌）；17岁转投俳圣松尾芭蕉门下，此时在习作中已显露不俗的才气，因而备受大师高徒各务支考和中川乙由的器重，并得到过他们的悉心指点。

千代女其貌不扬，甚至可称得上是比较丑陋的。然而对于她的诗才，世人却无可非议。她完全是依靠自身非凡的天赋与长期不懈地磨砺，最终以其俳句的理智风雅与合乎时代潮流，成为日本为数不多且名闻天下的才女。当时，她经常应召出入于幕僚、贵族、武士和社会名流府邸，并曾在东京从名师学过绘画。这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讲，即“虽有一抱之粗，但柳树仍是柳树”。

千代女1720年嫁与前田藩武士福冈弥八为妻，婚后生活美满，并育有一子。数年后，儿子在捉蜻蜓时不幸溺水身亡，导致其从此郁郁寡欢；后来丈夫又去世，对她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1754年，她毅然舍弃家业，入松任圣兴寺削发为尼，取法名素园。她后期的创作尽管也十分优秀，但与其早年擅长歌咏大自然与爱情的风格相比，大多都带有凄切的伤感情调，其中不少是缅怀先夫和爱子的。

1775年10月2日（安永4年9月8日），千代女在极度寂寞的境况下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时年73岁。为后人留下了《朝颜》、《牵牛花》、《杨柳树》等约1，700首不朽的诗作。生前出版过一部市诗集《松之声》。她的诗歌风格细腻，充满着女性的情感。在日本文学史上，她的名气几可与芭蕉并列。如今，松任市每年都要举办一届“千代女全国俳句大会”来纪念这位诗人。

中 国 文 学 批 评 演 变 概 述

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中国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但是，若由历史的观点以言，则中国文学批评之演变蜕化，也自有其可以注意的地方。何以故？盖文学批评所由形成之主要的关系，不外两方面：一是文学的关系，即是对于文学之自觉；二是思想的关系，即是所以佐其批评的根据。由前者言，文学批评常与文学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易言之，即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而有时文学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学批评之影响而改变。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述，其效用最少足以解决中国文学史上问题的一部分。由后者言，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这固然不同欧西的文学批评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所标榜的主义，而于各时代中似均可有明划的区分；然亦不能谓中国文学批评全没有其思想上的根据。历史上的几个重要一些的文学批评家，即在其零星片段的文章中间也何尝不可找出其中心的思想，看出其一贯的主张呢？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以值得而且需要讲述的地方。

既讲整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总得划分几个时期。关于这个，只能就文学批评本身的演进，以为分期的标准。至于各个派别的不同的主张，只能在分期中间各别述之，而不能有明显的时代的区分。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是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其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在文学观念演进期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又为一期。

周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

至为两汉，始进一步把“文”与“学”分别而言了，把“文学”与“文章”分别而言了。——用单字则“文”与“学”不同，用连语则“文章”又与“文学”不同。故汉时所谓“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所谓“文”或“文章”，便专指词章而言，颇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了。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实是文学观念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关键。

迨至魏晋南北朝，于是较两汉更进一步，别“文学”于其他学术之外，于是“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同。而且，即于同样美而动人的文章中间，更有“文”、“笔”之分：“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始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亦相似。

文学观念经了以上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的演进，于是渐归于明晰。可是，不几时复为逆流的进行，于是又经过隋唐与北宋两个时期，一再复古，而文学观念又与周秦时代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以在复古期中也是经过两个阶段的演进。

其在隋唐五代之时，因不满意于创作界之淫靡浮滥，于是对于六朝文学根本上起了怀疑。其对于六朝文学之怀疑本是不错，不过惜其不甚了解文学之本质，转以形成复古的倾向而已。盖由文学的外形以认识文学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学的内质以辨别文学之本质，其事难。前一期重在外形方面，递演递进，所以成为文学观念之演进期；这一期重在内质方面，于是觉得漫无标准，遂不得不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了。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此所以愈变愈古而成文学观念的复古期了。不过同样的复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唐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宋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以著作为标准，所以虽主明道，而终偏于文；——所谓“上规姚姒浑浑亡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学文的态度。所以唐人说文以贯道，而不说文以载道。曰贯道，则是因文以见道，而道必借文而始显。文与道显有轻重的区分，而文与道终究看作是两个物事。所以虽亦重道而仍有意于文。这犹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中第一期的现象。

至于北宋，则变本加厉，主张文以载道，主张为道而作文，则便是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了。曰“贯”，曰“载”，虽只是一个字的分别，而其意义实不尽相同。贯道是道必借文而显，载道是文须因道而成，轻重之间区别显然。李汉序《韩昌黎集》云“文者贯道之器也”，此唐人之说；周敦颐《通书》云“文所以载道也”，此宋人之说。所以文学观到了北宋，始把文学作为道学的附庸。

由于文以贯道的文学观，于是造成了一辈古文家的文。古文家之论文，虽口口声声离不开一个“道”字，但在实际上只是把道字作幌子，作招牌；至其所重视者还是在修词的工夫。这不仅唐代古文家是如此，即宋代的古文家亦未尝不如此；即此后由唐宋八家一脉相承的古文家亦未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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