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开朗基罗诗10首

龚自珍早年所写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文章通过对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霸天下者于士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的设立，便是钳塞天下游士心志的手段。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已经废除。龚自珍在此文中大力挞伐之，实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乐籍如此，学术研究中或专注于训诂校勘、辑佚辨伪，或空谈义理、高蹈世外，文学创作中寄情于山水，玩味于声韵，同样是士人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京师乐籍说》所体现的内在意义，并不仅仅是对霸天下者心机的揭露，它还包蕴着对学风、士风转换的渴望及对新的文学风气、文学精神的追寻，这便是留心古今，参与国事，议论军国，臧否政治。

社会参与激情与言关天下社稷的精神，合成了嘉道之际一代士人的文学期待视野。这一点仅从他们对诗文表现题材的分类与价值评判中即可窥知。管同在《送李海帆为永州府知府序》中将古文辞分为文士之文与圣贤之文，“穷而后工”、“得乎山川之助者”为文士之文，“穷则见诸文，达则见诸政”为圣贤之文，主张以全力为圣贤之文，而以余力为文士之文。梅曾亮在《送陈作甫叙》中以为：文有世禄之文与豪杰之文。“模山范水，叙述情事，言应尔雅”者为世禄之文，“开张王霸，指陈要最”者为豪杰之文，而推豪杰之文为尊，世禄之文为卑。张际亮《与陆心兰方伯书》把汉以下诗分为志士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力倡“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其幽忧隐忍，慷慨俯仰，发为咏歌”的志士之诗。对隐含着注目人间、拯时救世价值取向的圣贤之文、豪杰之文、志士之诗的推重，反映出嘉道士人文学宗尚与审美情趣向社会功利方向的归依。经术、治术文章合一，立言而为帝王百姓之师，这种人生目标，对大多数文人墨客来讲，比吟咏性情、描摹风月更具有令人神往的魔力。嘉道士人把诗文创作视为畅抒理想、倡言建策、慷慨论天下事的利器和排遣社会参与冲动的重要方式。他们在不能出将入相、亲挽狂澜的情况下，企求在议论时政、抒写感慨、作人间清议、写书生忧患中，获取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龚自珍“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张际亮“著书恸哭敢忧时”《沔阳郭外守风阻涨，慨然口号》，汤鹏“非争墨客词流技”、“微词褒贬挟风雷”（《后慷慨篇》）的诗句，都不啻为一种自励，一种号召，包蕴着旺健的入世精神。

在推尚志士之诗、圣贤豪杰之文的同时，嘉道士人还有意提倡与培植一种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

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首先表现为作家对于自身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独立地位的确认。文学活动，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性的精神活动，它凝聚着作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理解、判断，龚自珍称之为“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壬癸之际胎观第四》）。心无力者，不足以立世，不足以言创造。而不才者治世，则以摧残士人心力为要领，“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致使天下才衰。欲起衰救弊，治世者当改弦更张，而被戮者，当振奋“心力”，以充满自信的姿态，担当起社会、历史及文学创作的责任。龚自珍在用于自励的《文体箴》中写道：“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尊尚“心审”、“心察”，鄙夷人云亦云，正是一种心力强健、充满自信的表现，它蕴含着尊重个人意志、个人感受、个人情感，尊重心灵自由、独立思考和自我理性判断的思想呼唤，心力强健和个人自信心的建立，是进行思想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们的情感世界。如何看待与表现作者的自在情感，是与崇尚心力紧密关联的问题。与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之气概相一致，嘉道士人主张诗文写作应言必己出，直抒胸臆，袒露性情，表现真我。魏源在《诗古微序》中提出“循情反性”之说，梅曾亮在《黄香铁诗序》中以为“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姚莹认为清代诗坛，大都剪彩为花，范土为人，缺少天趣天籁。而龚自珍的“宥情”、“尊情”之说，更是神采飞扬，脍炙人口。《长短言自序》理直气壮地宣称“尊情”：“情之为物，亦尝有意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之为尊，在于它以无住无寄、变幻莫测的形态参与着文学准备、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全过程，它既是文学创作者的内在凭借，又是文学接受者的感应媒介。当作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发为声音时，作者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而文学创作亦得以完成。当凝聚着作者情感的文字作品叩击着读者心灵时，遂使读者沉浸在妙不可言的艺术享受中。正因为“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而宥之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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