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曹斐：当代艺术是她的针脚，将边缘人物缝合回时代的舞台
▌工厂艺术家
曹斐不是那种很容易通过外形被辨认出来的艺术家，这非常利于她混入人群之中展开工作。
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以下简称“UCCA”）的个展开幕后，她经常穿着休闲服和方便走路的老爹鞋，背上帆布袋，乘坐公共汽车抵达现场。有时是为了微服监督现场工作，有时藏在观众中间观察他们的反应，但是，因为周围的人对她没有戒心，她总是能发现人们真实的一面。
即便已经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伦敦蛇形画廊这些全球最有名的艺术机构办过个展，曹斐也没想给自己营造一种高大上的人设，反倒始终呈现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正是这份放松，让现实生活与当代艺术的界限在她身上变得模糊。
她的作品也是这个路子。曹斐创作了很多工厂题材的影像作品，工人们就是她的主角。在曹斐的镜头里，工人可以在噪音轰鸣的流水线之间跳孔雀舞、或是在高度机械化的未来物流仓库暗生情愫，也跟着苏联专家的带领在篝火旁边演奏俄罗斯情歌。在她的镜头里，即使那些被认为离当代艺术较远的人，也能渐渐融入其中。
“艺术可以发生在工厂里吗？——能。”
“那艺术展也能开在工厂吗？——能。”
近期，曹斐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期回顾展在UCCA举办，该机构所在的798艺术区前身是北京大型电子工业区，空间也因此保留着老厂房特有的高举架与空旷感。
不仅如此，曹斐还把现场布置成广州城中村，在展厅一隅设置了个早茶摊——这是UCCA的展厅里第一次出现餐饮区。人们在被热带植物间隔开的嘈杂屏幕间穿行，逛累了就坐下来吃黑金流沙包、虾饺，喝鸳鸯奶茶。
有次曹斐独自在展厅溜达，看到播放“嘻哈”主题的影片前，一个年轻人跟着视频里的舞者旁若无人地跳舞，跳完以后自己很开心地离开了。“在一个精致而正确的美术馆里，这种事儿就不太容易发生，”和“全现在”聊起这段回忆，曹斐的表情有种恶作剧成功的喜感：“我们都知道艺术空间本来的样子，就是白墙、安静的氛围，但我就想打破这种感觉。”
曹斐仿佛是有意留出一些不属于艺术范畴的弹性空间，这里可以容纳荒诞的意料外展开，精彩部分就此滋生。
这样古怪鬼马的个性，曹斐从小就是如此。
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刘庆元回忆起1996 年广美开元旦文艺晚会，大学生曹斐饰演小品里的一个行事古怪的女劫匪，在舞台上的表情一脸正经地迈着夸张的步伐。
“学院的元旦晚会，硬是被曹斐变成了自己的专场，我记得很多头发花白的老师都有超出自己年龄的表情，大家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夜晚，”刘庆元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是觉得好笑。
在曹斐的其他作品里，主角也总是一些看似荒诞、难以融入主流的边缘人物。
影片《三元里》将镜头对准三元里这片城中村，河中洗澡的当地居民、天台上种菜又因为琐事打起架来的失地农民——全都是居住在此处的无名之辈。《角色》里一心沉迷Cosplay的亚文化青年，回到家中就会面对始终对她行为感到不解的亲人。《牛奶》花了近20分钟，只展现酷暑之下送牛奶工人的腌臜生活与春梦。牛奶工人的扮演者是广州夜宵红人“炒螺明”，在现实生活中为求生计只能打扮成妖艳女装，每当有人买炒螺便扭动身姿表演一首粤语歌。
“前阵子蔡徐坤来看展览，我问他，你觉得 2019 年时，Prada 女士为什么会找我拍摄你的广告片？”那正是蔡徐坤和他的粉丝们被“黑”得最惨的一段时间，曹斐也因为拍这部片子而在社交媒体上被人质疑“靠流量恰饭”。对此，蔡徐坤的答案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她认为你对拍摄的对象不会有偏见。”
“你别看蔡徐坤回答的语气谦虚，但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我在微博上也看过他粉丝观展后写的分享，态度非常认真。”曹斐对“全现在”说。她似乎总能从每个人身上找到值得被褒奖的一面，即便那些颇具争议的人群和个体。
▌艺术是生活的游戏
能让不同身份的人都兼容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曹斐靠的是一种“不带偏见”的眼光。
曹斐的父母都是广州美术学院的艺术家，父亲曹崇恩被称为中国创作最多孙中山像的雕塑家。出生于 1978 年的曹斐，打有记忆起她就浸润在广州美术学院和父亲的雕塑工作室，一岁时便在周恩来的雕像旁边爬来爬去，年纪稍长几岁还被父亲作为制作童年孙中山雕像的模特。
在“时代舞台”主展览厅的外部，有一个叫“Artist Room”的独立房间。里面摆放了曹斐在广州生活时候的“收藏”，从漫画书、八十年代港台明星的海报，到 CD 光盘、用旧的几台 DV 机，都是她从小到大的玩具。改革开放后的广东大环境保证了曹斐在成长期总是能先接触到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新潮流、新科技，它们为创作提供养分与素材。
玻璃柜里还展出了妈妈曾写给童年曹斐的信，书信以文字和图画结合的方式，当信里提及某件物品时，妈妈会勾勒出物品的外观，当某个人物出现时，妈妈就会准确地画出速写肖像。在还未对艺术有明确觉知的时候，曹斐的艺术启蒙就开始了。
“虽然我爸爸的工作要经常见伟人、名人、英雄，但他自己总是踩着鞋跟，拿着个邋邋遢邋的袋子住在城中村。” 曹斐说。受这样的家庭氛围影响，艺术并没有高于生活，成为艺术家似乎没有什么光环。
因为没有把艺术当成一个需要特别追求的事情，曹斐早期的影像拍摄反而带有一种游戏心态，大多是围绕身边的故事展开记录。但从小浸润艺术家庭所培养的艺术眼界和洞察力，允许曹斐在周围人还在摸索艺术感觉的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大胆的创作实验。
1999年的《失调257》是曹斐的第一部影像作品，拍摄的对象是毕业前夕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曹斐想做一个特别意识流的内容，就跟兼职的广东平成广告公司借了一台很小的索尼掌中宝，然后把放假期间留校的同学组织起来拍摄。
“那个时候连片名、剧本都没有，上午可能10点要开拍，我8点才起来写剧本，然后晚上拍完我就写明天的剧本，就这样边写边拍了五、六天。场景都是学校宿舍、课室、画人体的油画室，还有外面的大排挡。” 曹斐说。
在《失调257》中，对白和画外音都是后期剪辑时才加进去的——直到今天，曹斐也在沿用这种创作模式——先在前期进行一种自由的记录，到了后面才组合起来进入一个后编辑的过程。
《失调257》记录了学生们上厕所、发神经、或是惆怅地坐在窗前的细节……故事没有主线，摇摇晃晃的碎片式镜头语言特别带有DV机刚刚流行时的“野生感”，这些画面也真实展现了大学生毕业前的彷徨与不稳定的情绪。
也正是这部影片让曹斐开始获得关注，入围香港艺术中心的大学生影像展。同年在策展人侯瀚如的邀请下，该作品在西班牙摄影展展出。这种颇具游戏心态的艺术实践之作，成为曹斐艺术生涯的起点。
▌“我无意勾勒时代的轮廓”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家，曹斐有点“墙内开花墙外红”。在UCCA开幕的国内首场个展之前，她的作品早已先去到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伦敦泰特美术、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这些顶级国际艺术家云集的地方。
《纽约时报》曾多次报道过曹斐，并如此评价：她的作品，超现实地刻画了中国快速成长、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让西方世界对中国充满了好奇。
曹斐的作品像是一个窗口，西方世界可以透过这里观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生活。在她之前，外界通过第五、六代导演的镜头了解到中国的乡土与小镇，而曹斐将镜从千禧年左右的珠江三角洲一路向上推到2021年的北方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青年的生活就被记录其中。
“但我其实无意勾勒这种时代轮廓，”曹斐说。她在采访过程中有问必答，不故弄玄虚，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这次毕竟是一个中期回顾展，有很多作品创作于学生时代或者刚刚毕业的阶段，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艺术时期。比起经过强策划而形成的创作，我更倾向于将它们描述为对于身边事物的感性记录。”
曹斐仿佛有一种特殊能力，即总是能找到当下时代里特别受人关注的题材，并且在没有明确规划的前提下，把它讲成故事。尽管在旁人看来这种创作方式的成立似乎依靠巨大的偶然性，但偏偏她的创作游戏又总是能踩中一些关键要素。
2000年，曹斐和欧宁于广州成立了“缘影会”，一批媒体人、广告人和大学生汇聚在一起创作独立影像。在这一时期，逐渐普及的数码技术让拍摄影像一下从专业的、殿堂的行为进入寻常文艺青年的生活，实验性艺术影像的创作热情高涨。
据艺术家邱志杰在“界面文化”报道中的口述，1998 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PC 革命让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剪片子，VCD 和 DVD 的出现使盗版文化在年轻人中创造出了一批电影粉丝。于是，在展厅录像艺术之外，产生出了独立电影和独立纪录片，涌现出了一批独立导演。
缘影会的代表作《三元里》就是几位独立导演自己拿着 DV 机到城中村去拍摄的，结果每个人片子里的色温、色调都不一样。为了统一这份“独立感”，影片最后以黑白画面呈现。配上音乐人李劲松创作的电子音乐后，在细密的节奏与大量的快镜头烘托下，影片就像一场前卫而自洽的实验。
2006年之后，曹斐的工作与生活中心从广州搬至北京，关注的议题也从早期的南方叙事变得更为现代化、国际化。从雾霾、疫情，到数字化时代线上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割裂感，她的新作品主题也都是时下国际最为关注的题材。但即使到了中期相对成熟的创作阶段，曹斐的作品仍然保留这种大胆的实验感。
2007年，曹斐在网络游戏“第二人生”中建造了一座虚拟的都市，并将鸟巢、东方明珠、熊猫等全中国的特色化元素堆砌于此，构建出了矛盾却又互相融合的荒诞数字城市，这一虚拟景观也被制作成动画《人民城寨》。
在2014年的《La Town》中，曹斐用1：87的微缩玩具模型，以定格动画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全球后世界末日的故事。场景中既有我们日常熟悉的机场、麦当劳等城市元素，也有枪战、僵尸等超越日常的炼狱景象。
而到了此次UCCA的展览现场，曹斐调用了更多互动的设备继续和人们玩。观众可以在卡拉OK室唱一首《莫斯科郊外的玫瑰》，或是到虚拟现实体验房间里透过VR设备将眼前的景观模拟成早已由 AI 技术接管的未来京东物流仓“亚洲一号”。整个过程就像是在曹斐的城市乐园里一起玩游戏，在五光十色的“不准确”感中，当代艺术和生活又融合在了一起。
▌乌托邦的内核
2015年，曹斐发现了位于酒仙桥地区的“红霞影剧院”旧址。这一辖域曾在原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援助下成立了我国第一批现代化电子管企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这些国营老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逐渐衰落，只有一些厂房和家属楼被保留至今。
曹斐想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将这个不复存在的时期以艺术的形式保留下来，这几年都扑在这个名为“HX”（红霞）的项目上。
她开始更“像”个艺术家了，一边走访社区居民和工厂退休员工收集资料与口述，一边结合旧档案文献拼凑这里的年代脉络，以一种人类学研究的方式进行严肃的背景调查与分析，有意识地挖掘和呈现一些更为深刻的时代主题。
最终“HX”的影片由主题由科幻电影长片《新星》和纪录片《红霞》组成，长达 109 分钟的科幻电影《新星》是 2020 年 First 影展开幕片，从画面、布景到剧情的完整度，算是曹斐中期的“集大成”之作。
但这个在影展开幕式大屏幕上放映的电影和之前的实验性短片好像也没什么不同，故事中的人物，即便是曾经最具威严的电子厂科学家，也会在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靠幻想和调戏中年女护士度过孤独余生。仍旧是荒诞的配方，和人模糊不清的复杂性。
而早在拍摄《谁的乌托邦》时，曹斐就用500份调查问卷询问厂里工人们的背景和未来梦想——这些学历较低的农民工们，也拥有重复劳动之外的艺术追求。艺术、科学这些高大的上层建筑，和工厂、“小人物”这些看似不相关的要素，在曹斐的作品中仍然被紧紧地串联在一起。
“《新星》的女主演安娜曾经问我是不是在所有作品中都讲了同一个故事，我想我始终在表达一种情感上的乌托邦。就像《新星》的结尾，男孩没有回到自己原来的时代，却在另一个世界看到所有人站在海边举着花环欢迎他。”曹斐说。
这像极了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总是无法再回到一切的来处，却期望在时代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去向一个更好的地方。曹斐说，这是一种很古典的情绪，“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有无所适从的迷茫与伤感，以及对爱情、对世界的不断向往。”
在展览开幕后的一个系列活动中，曹斐将《谁的乌托邦》中跳孔雀舞的林爱玲从珠海邀请到展览现场。受曹斐艺术项目的影响，林爱玲发觉工厂外还有另一片天地，在她拍摄结束后不久就重新上学，如今已经是两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的运营者。
当林爱玲走上舞台时，如今 30 岁出头的她比视频里丰满了一圈，一身干练清爽的白领造型。
一旁的曹斐转过身去擦眼泪，“在偌大的林爱玲照片前第一次出现她本人，这对我来说像一个动人的幻境，”曹斐说。乌托邦也成了现实。
在曹斐的作品中，高速国际化的中国大城市吸收着来自全球的潮流文化。这里一面与世界各处的超级都市一样，越来越多的冲突堆积折叠在一个时空里，像地壳挤压一样形成巨大的震动与裂缝；另一方面，那些古典的情绪和原生在这里的人又奔跑追赶，在工厂、在城中村、在配送快递的路上，他们也在试图理解和掌控自己的处境。而曹斐的作品就像忙碌的针脚，不断捕捉已经掉落或者身处边缘的人与故事，把它们缝合回时代舞台。
疫情期间，曹斐和家人被困在新加坡的家里。在无法前往工作室的时间里，她拍摄起女儿的日常。“每次看到镜头前女儿蹦蹦跳跳的样子，我都觉得她像极了18岁时广美晚会舞台上的我，”曹斐感慨道。
故事的尾声，我们都会消失于这个世界。但令人宽慰的是，在一个理想的时代舞台上，所有一切又会相遇。
采访鸣谢：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现场图片提供：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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