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雅的疯狂：为什么就是没法摆脱书？丨世界读书日特辑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一天，都有许多以书为名的纪念活动，也会有一些真正坚持读书的人们，面对太多不必要的喧嚣而发出“读书日不读书”的反倡导。读书，固然是一件安静之事，也应该是一件日常之事，但既然已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至少没多大坏处——毕竟，读书总是最容易被搁置的一件事。
属于读书的这一天，嗜书人照旧去读自己本来的书，懒卷者则不妨看看这份精心配置的书单，这是几本有关“书”的书，或许其中一二能激起你阅读的兴趣。
从竹简到线装再到胶装，从手抄到雕版到铅印再到胶印，书的样子和制作方式并非一开始就是今天这个样子。人类不断地书写、印刷和装订，才造就了现代书籍这一精致复杂的人工制品。当我们偶然从做书人那里听到诸如出血、订口这些不甚明了的“出版黑话”时，也许没想过它们恰是千百年图书文化的宝贵结晶。
这本《书的大历史》，从书写、印刷、插图和装帧四个方面，通过纸张、墨水、装订线、胶水、纸板乃至皮革的使用，讲述了人类在图书这件事上的不懈探索与更高追求。
书是传递文明的载体，同时，它本身即是一种文明。
网络和电子书，是否会导致纸质书的消失？
在一位善写对谈书的作家让–菲利浦·德·托纳克的促成下，艾柯和卡里埃尔从这里开始了一场对话。他们一位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作家，一位是知名的电影人，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对读书与藏书的共同爱好。
想不到的是，两个老头只用两页篇幅就结束了对上面那个问题的回答——不会，就像收音机、电影取代了书的某些用途，而书恰恰可以毫无损失地舍弃这一部分用途，因为书写是手的延伸，是近乎天然的与身体相连的交流技术，所以今天的轮子与史前的轮子一模一样，书也如此。之后，俩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各种逸事、八卦、机灵、笑话以及看法独到的思考和观点。
见识、智慧和趣味，在两人的对话里随处可见。当你翻完这本书，也许书会不会消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想跟这二位一样丰富和有趣，书是一定是摆脱不了的。
从书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人开始藏书了，虽然这当中有所区别——“雅好积书者是书之主，爱书成癖者乃书之奴”。
尽管藏书家不等于阅读者，爱的也未必是真正的“书”，甚至为了书不惜去偷、去抢、去烧钱、去骗婚、去发疯、去自杀，却着实会让每个真正爱书的阅读者都心生艳羡。《文雅的疯狂》就记录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贯穿西方文明2500年的历程，把自己对书的迷恋与贪婪也化为了一本书。艾柯曾在一次关于爱书癖的讲座中推荐过这本书，刚刚说过艾柯也是一个藏书者，但比起此书中的那100多位，简直不值一提。
歇斯底里的疯狂，终究只是疯狂；冠以“文雅”二字，实在有点粉饰。但也不是所有疯狂都不文雅，就有人在穷尽一生之后，将一己收藏献给了公众。他们不是文明的创建者，却是无可抹杀的传承者。
天堂是不是图书馆的模样，所有我们这些在世之人都无从得知，但如果说博尔赫斯的大脑是图书馆的模样，大概没有人会反驳。
而作为失明后的博尔赫斯的阅读之眼，曼古埃尔一定是另一间常常被遗落的图书馆。他一样有着浩瀚的藏书与阅读，还在为博尔赫斯读书的过程中尽数吸收了一位大师对各种经典的解释与评价。因此，当他把阅读写成一部“史”时，绝不仅仅只是如搜集标本一般去爬梳那些干巴巴的沉迹。它是一趟置身于阅读丛林的漫步之旅，一份充满个人体验的旅行笔记，一首怀有温情与睿智的长篇散文诗。
“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
在今天的中文世界里，若论读书最多的人，唐诺无疑是其中之一。被许知远称为现代生活逃逸者的他，以一种近乎隐士的状态，终日躲在台北的咖啡馆里兀自埋头，任凭窗外车水马龙、世人奔忙，不移其性，不改其乐。在他看来，书是这个世界上最划得来的东西——只要几十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思想者一生最精华的东西，还有比这更便宜的吗？
这本《阅读的故事》便是他用自己的阅读经验、思索与参悟，写给读者的一部阅读辞海。阅读的种种面向——时间、开始、代价、方式、记忆、限制、意义、困惑、年龄——在唐诺笔下，以旁征博引又娓娓道来的方式逐一探讨，既像在听一个掉书袋的老学究解经讲学，又像在跟一个唠叨成瘾的大叔谈天说地。十四个篇章全部用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的片段开场，恰如跟随一位久经战阵的将军在书山文海的迷宫中找寻通往出口的方向。
“阅读是很美好而且很容易的，如果不用真的付诸行动去找去读的话。即便今天现实世界中有关阅读的不好消息持续传来，但我个人依旧坚信，我们缺乏的并不是隔段时日就想找本书来读的如此善念，我们只是一次又一次阵亡于付诸实战的种种困难。”
或许“阅读是很美好的”未必适用于每一本书（毕竟有些书确实要费些脑筋并在云里雾里中起到催眠效果的），却一定适用于这一本。
书如其名，这是一封写给书的情书。作者是一个正宗的书痴，不管新书、旧书、大书、小书、美丽的书、破损的书、缺页的书、被批注的书、正确的书、错误的书、昂贵的书、便宜的书、淘来的书、送礼的书、签名的书、烙上私印的书、被借出的书、遗失的书、被偷窃的书、被遗落的书、被丢弃的书、被查禁的书、被虐待的书、被焚毁的书、教科书、词典、试读本、初版书、朗读本、图书馆的书、私人藏书，在他那里都有一肚子情话要讲。而且，他只读纸质书，哪怕有一天书从书架上喷涌而出，堆在地板上，贴在空墙边，直到把自己变成家具，到最后甚至成为唯一的家具。
“书籍作为一种物品，同时也寓含着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我们能够阅读的书籍是有限的。和书架一样，人生所能容纳的书籍同样是有限度的。”在爱情誓言里，总会用到 “至死不渝”“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沧海桑田”之类的词，无非求得一个无限。凡是为之遗憾和无奈的有限之事，大抵即是真爱。
没有人会否认文化的力量——无论其对于这种力量是欢迎还是敌视，于是也就没有人会怀疑一场历史变革的背后必有观念与思想上的孕育。只是世易时过之后，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它们之间真实的连接轨迹，比如法国大革命通常被视作《百科全书》与启蒙思想的直接产物。
事实上，《百科全书》是一套相当昂贵的书籍，只有上流社会才买得起，而启蒙思想家那些充满哲思的严肃论述也不是平民喜闻乐见、一窥即懂的读物。从纳莎泰尔印刷公司的资料里，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发现了那些18世纪法国人真正在读的书是什么。它们不是《社会契约论》，不是《哲学书简》，不是《论法的精神》，而是八卦的街头小报，是色情文学《开放的特丽萨》《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是“穿越小说”《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它们虽然都是不为皇家所容的禁书，却无碍于畅销——在经历过17世纪识字率的不断提升后，文化消费已成为了法兰西生活中不可剔除的一部分。
然而，在地下书商那里，这些“庸俗不堪”的禁书却被统一称为“哲学”。这当然是商人们躲避查禁的幌子，却也实际上起到了与哲学相似或者更大的作用。这些丑闻纪事、色情小说、乌托邦幻想，混合着感官刺激和政治笑话，虽然没有直接鼓动革命，却以巨大的“腐蚀性”形成了对王权、宗教和道德悄然无声的消解和攻击。波旁王朝的统治，在此等“精神污染”的传播中已名存实亡，虚弱的躯壳只差一个指头便轰然坍塌——而伸出这根指头的米拉波、布里索、马拉、罗伯斯庇尔、德穆兰和埃贝尔，此时还是格拉布街上的“文学贱民”。
“旧的东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将在我们心中的火焰里诞生。”
如果不附带任何背景，这似乎是负载着破旧立新之澎湃豪情的一句话。但事实上，它来自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之口。那是1933年的5月10日，一个雨夜，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和洪堡大学之间的广场上，在数万学生和民众注视下，八座庞大的木柴堆被火把点燃，烈焰蹿跳到十余米的高度，仿佛夜空也被照亮了——火光中正在化为灰烬的，是一册又一册的书籍。
这些被焚烧的书籍，来自一个叫沃夫冈•赫尔曼的青年图书管理员开列的名单，包含94位德语作家和37位外语作家，涵盖“一般”、“艺术”和“历史”领域。他们中有大名鼎鼎的海明威、杰克·伦敦、茨威格、雷马克，也有一些今天已经不太被熟知的名字。几十年后，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福尔克尔·魏德曼通过古旧书店和互联网搜集整理出这些在那场大火中被侮辱和消灭的作家与作品，让一段被抹去的历史不再被遗忘。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人的书——关于被“烧掉”的人，也关于放火的人。点燃火焰的并非希特勒、戈培尔以及任何纳粹政府官员，而是一支纳粹外围的大学生组织。除了艾希施泰特大学、雷根斯堡大学、斯图加特符腾堡学生会等少数的拒绝声音，没有一件图书馆否认馆藏的案例，也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发起抗议。至于那位开列名单的图书管理员，最初只是为了帮助图书馆更替藏书，即使偶然成为焚书运动的助攻，因为支持过纳粹党施特拉斯同情者派，批评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没能就此平步青云，1945年死在了即将终战的战场上。
更为讽刺的是，1938年12月16日，戈培尔订下了规则：“请注意，现在开始由我一人亲自裁定一本书禁止与否，绝无例外。”
就在纳粹德国的书籍被大批送入火中时，闻讯的美国图书管理员组织了“胜利图书运动”，募集两千万本精装书送往国内外军事机构。然而，图书数量、种类远远不能满足士兵的需求，笨重的精装书也难以携带到战场。
为此，美国图书协会与美军展开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军供版图书”项目：为参战美军提供小巧、轻便的特制平装书。于是在战壕里、在轰炸机的机舱里、在诺曼底登陆的等待过程中、在伤病的医院中……美军士兵靠着这些书籍挨过了无聊、艰苦、恐惧、无助、疼痛的战争时光。他们还写信给书的作者，洋洋洒洒地表达自己的读后感，而很多作家也会认真回复每一封来信。同时，一批作家由此成了明星，《了不起的盖茨比》火了起来，《布鲁克林有棵树》的作者贝蒂·史密斯成了全民偶像。
而军供版图书的规制也推动了出版业的革新，扩展了美利坚民族的阅读习惯，帮助老兵重新开始他们的国内生活，更在欧洲出版业的浴火重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除了众所周知地将一条条生命推进焚尸炉，还希望抹除犹太文化：一方面，纳粹将大量的著作文件扔进焚烧炉；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灭绝犹太种族和犹太文明，纳粹又组织了很多学术人员对犹太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借助图书手稿或宗教文件来研究犹太人的堕落，利用“犹太研究”将纳粹政策中的迫害及此后的灭绝行动变成合理的科学术语。故而，获取犹太书籍和宗教文件，是在精神上和智力上对抗犹太人的重要工具。
在劫掠图书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纳粹启用了大量的犹太人作为奴隶劳工，进行图书的分类、打包、运输等苦力工作。为了拯救犹太文明，奴隶劳工小组将图书资料包裹在身上骗过纳粹守卫，将图书资料或著作文件等偷盗出去，掩埋到地窖或其他地方，等到重见光明的那天。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曾经的意第绪语学术殿堂变成了纳粹德国的劫掠总部，几位政见不同的犹太人，为保护犹太典籍、名人手稿，以及为了给后代留下纳粹罪行的日记而斗智斗勇。
本以为赶跑了纳粹，“解放”了维尔纽斯，便可高枕无忧，奈何又有新一轮的斗智斗勇。苏联将图书纸张等投入造纸厂化为纸浆，美军顾及国际纠纷等外交缘故而拖延至冷战后期，文物著作等方得以重见天日。这些不同政见的犹太人，有的因犹太复国主义而去了以色列，有的因信奉社会主义而去了苏联，有的逃亡到了美国澳洲或其他地方，但他们因了共同的历史使命而持续地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明战争。
阅读的过程，即是探知真理和独立思考的过程；也因此，阅读时常会面临非自由的重重阻挠。然而，人类文明延嗣不绝，总有人渴望打开智慧之门，于是在求知与禁忌之间便上演出一幕幕斗智斗勇的历史大戏。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就为我们揭开了一幅前东德极权下，读者、偷运者、出版商、审查者、秘密合作者之间错综复杂又惊险离奇的旧日图景。二战后的德国，在冷战格局下一分为二，东德政府为了防止资本主义腐化，实行了严格的图书审查制度。1946年，东德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局编辑出版了一份长达526页的“筛除书单”，到了1952年的第三次补充，这份禁书书单已经长达785页。其中，不仅包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书刊，还包括殖民史、经济史、地理、前德国东部史等方面的书籍，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被官方认定为对制造武器弹药有帮助。
在“一书难求”的境遇中，渴求阅读的人们充分开发出想象与技能的潜力，用偷运、窃书、默记、抄写、私印等诸般方式悄然盗火。一个叫海因茨·蒂姆勒的中年人，花费17年时间用打字机打出了卡尔·麦全套作品；一个苗条的妇人，为了把报纸带回境内，硬是把自己“藏”成了气喘吁吁的肥婆；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徒们把圣经和《守望台》剪成纸条，塞进无核的烤李子或去了仁的核桃里；一场莱比锡书展，一天时间就能丢失几百本图书，也有几十个“小偷”被书展突击队抓到……他们中有人为此身陷囹圄，还有人付出了生命，当然也有卖友求荣的告密者。
同样，在那些审查制度的执行者中，有的忠诚或狡黠地做着守夜人，也有的成了“道貌岸然者”或者铁幕下的“崛墙者”：柏林海关的女关员们津津乐道地谈论西德时尚杂志，有的工作人员会复印查获的色情刊物，有些图书馆人员会为亲友非法借书，柏林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则拿了上百本书回家办了个流动图书馆……
跨过时空的距离，这段荒唐历史，随时都在提醒着我们：阅读是多么人性、多么珍贵、多么需要守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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