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贝人生》剧照

想逃离农村的人越来越多，农村都是老弱妇孺，能不越来越凋敝吗？我想回家，可我不知道回家能干什么。在老家能安身立命吗？能养得活自己吗？会不会走投无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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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2017年秋天，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皮村。

我一直觉得，在北京待得再久，也是过客。只是，舍不得“工友之家”、舍不得文学小组的老师和兄弟姐妹们、舍不得《人间》的编辑老师和读者们。

感谢在北京遇到的每一个人，有的给了我机会、有的给了我平台。希望有一天，我还有回来的机会，不管在哪里，我都会非常的想念这里。

北京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有个村子叫皮村，皮球的皮、皮鞋的皮，村子的村、农村的村。

皮村隶属于朝阳区金盏乡，本村居民约2000人，而居住在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却超过2万人。这里的街道本来挺宽，可村民们都盼望着拆迁能多要点补偿款，于是，街道两边的住户，你往街道上扩建一点，我往街道扩建一点，本来能走卡车的路，慢慢窄得只能走得下自行车。

皮村本地人靠收租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地主，没事就出来溜溜狗。村里的房子拆了建、建了拆，常常出门就看到，又一栋房子被挖掘机推倒了，过几天再路过，新房子原地又站了起来，个头比原来的更高，这样可以多出租房间，多收租金。

建筑垃圾遍地，但是GDP也起来了。

在皮村，做生意的都是外地人，房租每年节节高升，门市房月租要几千元，生意稍差点就等于是给房东打工了，所以店铺经常改头换面，前一段时候是西域美食，过一个月又变成蒸香鸭。街上生意最好的前三名永远是手机店、理发店和小吃店，没走几步就是这些。

每到早上五点多，皮村公交站就黑压压的全是人，都是在市里上班在皮村住的，因为市里房租太贵，和别人合租一个月也要三千多，加上水电网费、电话费、吃饭等等，工资还不够开支，所以，大家宁愿来回在路上耗一两个小时坐公交倒地铁。

来一辆639或者306，还不等售票员喊“草房地铁站”，人就已经塞满了一车。来一辆满一辆，一直持续到九点多。到了晚上，再成群结队地回来。

我在皮村住了五年，从2012年的春天，到2017年的秋天。

1

2012年，我到了北京。之前好几年，一直辗转在广州的鞋厂和苏州的电子厂。

那年春节刚过，我听说发小一家在北京搞拆迁，盖出租房混成了大老板，按邻居们的说法，就是“扎下根了”。于是，我兴冲冲地来北京投奔了发小。

在发小家住下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发家致富”，做生意吧没资本，进厂打工吧又不是我想要的，正当我犹豫不决、不知是走是留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工友之家”的招聘广告，看介绍说，“工友之家”是一家专为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儿童服务的公益机构，我心里立刻有了好感。打工这么多年，从南到北，从没遇到一个像这样的组织。

就这样，我来了位于皮村的“工友之家”。

“工友之家”就在皮村北，标志是一个劳动者在敲一面锣，意思是底层劳动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故事。

面试的时候，负责人向我介绍了“工友之家”正在进行的项目：有为工人写歌的艺术团，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还会接收城市闲置富余物品、再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工友的“同心互惠商店”，以打工为主题的博物馆，以及开办各种学习小组的社区工会和免费学习技能的“工人大学”，负责人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深刻，“让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我热血沸腾，感觉自己就是找到组织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不给钱我也愿意干。

面试完，负责人交给我一叠“工友之家”的资料，让我有时间看看。当天晚上，我一直看到凌晨一点，就像是自己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门，我被里面很多故事感动、鼓舞着。

里面有个故事，说艺术团孙恒大哥去工地演出时第一次见到彪哥，彪哥伸出手对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空空的一双手，我要靠这双手养活一家老小。孙大哥便以这句话创作了一首《彪哥》。后来，孙大哥再去工地演出，在台上演唱这首《彪哥》时，台下的彪哥哭了。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我就来到皮村，成了“工友之家”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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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没多久，艺术团就从南方巡演回来了，大家在“饺子馆”为他们接风洗尘，“同心互惠”的负责人王德志大哥邀请我去，我觉得自己一个刚来的，有什么资格参加呢？所以极力推辞，说自己刚吃过饭了，真不去了。他说一起去吧，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们这儿没有阶级之分，人人都是平等的。

在大门口，我第一次见到“工友之家”的总干事孙恒大哥，想象中我以为他是一位五六十岁的文化人，没想到那么年轻，才三十多岁，中等个，很干练，笑起来就像邻家大哥哥一样，“工友之家”就是他带领大家一起创办的。

我忐忑不安地入席，才发现大家相互之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不像工厂和公司，吃饭时领导和领导一桌，员工和员工坐一起，很生硬，感觉不到一点温暖。

饭局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还一起抱着吉他唱起歌来，唱完《乌兰巴托的夜》接着唱《蓝莲花》，吉他从这个人手上传到那个人手上，引得邻桌吃饭的客人都看着我们。一曲终了，整个大厅的服务员和客人都在鼓掌。

△2017年打工之家春晚 作者供图

晚上回家，我打电话告诉妈妈我找到工作了，妈妈问我是干什么，我知道三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她还是不知道公益机构是干啥的，干脆说我们是做好人好事的，妈妈听了也很高兴。

2

那时候，我在“同心互惠”工作就是接听热线，然后安排车辆上门取大家捐赠的爱心衣物。

我也才了解了，北京是一个多么有人情味的城市。我很佩服北京人的大方，九成新的三开门大冰箱、八成新的滚筒洗衣机、貂皮大衣、名牌包包都有人捐。冰箱里甚至还有海鲜、培根、包子、饺子，都一起捐了过来。收到那个三开门大冰箱那天，冰箱运回来就放在院里，我绕着大冰箱转了三圈，王德志就和我开玩笑：“你要是嫁人，我们把冰箱送给你当嫁妆！”我也顺着开：“好啊，说话算话！”

有一次，还有爱心人士捐来一套真皮沙发，真好啊。

很多捐赠者是要搬家，很多东西不要了，打电话让我们去拉，家具、家电、书籍、床上用品、厨房用品应有尽有，带不走的都捐给我们，我就问同事，“北京人怎么老搬家呢？”

同事就说：“大概都有好几套房产，在市里，一套房子值几百万啊！”说完，我们两个满脸都是羡慕。

夏天天气热，到捐赠者家取衣物时，捐赠者看到我们汗湿的衣服，总会塞给我们两瓶水，还有要留我们吃饭的。当然，我们是不会吃的，一身臭汗怎么也不能在人家家里多打扰，赶紧取了衣服就走。然后大家就不住地感叹，北京人的素质真得很高，公益意识很强。

有一次，我们在西城区一个小区接收爱心衣物，地址是3号楼，我们开车从小区西门进，门卫大爷操着京腔问我：“姑娘，去哪儿？”我说3号楼，然后就径直往前开，导航提示3号楼就在50米内，但我们绕老绕去就是找不到，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捐赠者，她告诉我们西门右手边从角门进去就是3号楼，我这才知道角门是什么意思。

我们又把车开回西门，门卫大爷看到我，又问：“姑娘，怎么又回来了？出去的话从东门出。”我说：“我找3号楼。”大爷朝对面一努嘴：“这不就是吗？”我说：“是啊，可我刚刚才知道，你先没跟我说啊？”大爷：“我以为你知道呢？你也没有问啊？”司机师傅就在一旁笑个不停：“你们俩一唱一和，讲相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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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师傅姓孙，来工友之家10年了，之前在老家中学做音乐老师，幽默风趣，自己会作词作曲，是我眼里的才子，我和他一起，开着那辆金杯，还真是跑了不少地方。

除了个人捐赠，还有高校、单位、公司和社区举行捐赠活动，也会找到我们。

2015年5月，我和司机师傅去了北京大学。

早晨8点，我们吃完早饭，拿了两瓶水就出发了。一开始畅通无阻，等到了机场二高速，一下就堵起来了，四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还是不行，走走停停，看看时间已经10点多了，第一家还没有去。

终于走通，离第一家还有20分钟。这是一个医学院捐赠物品。司机师傅给联系人打电话，告知我们快到了，对方让我们从西门进去一直往南走。等我们到了一看，大大小小加起来十来包衣服，两位中年女老师正在帮忙装袋子，高个子老师说，这是我们几个老师一起捐的。一共三个大编织袋，师傅一手一个，我拉一个，从四楼拖下来。

在车上，我说司机师傅，“刚才你给人家打电话叫人家同学，人家可是是老师啊。”

司机师傅笑着说，“在电话里听着声音甜美，就以为是学生呢。”

11点半，我们终于到了北大，联系人打电话来让我们进门后往前走，看到第一个路口有很多人，那就是活动现场。

我们刚刚把场地布置好，就有同学来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捐衣服。还有几个社团的同学一直在现场帮忙，他们还准备了小礼品——6盆多肉植物和几十张精美的明信片。

中午12点一过，同学们开始陆陆续续、大包小包地往这里提，我便忙着开捐赠证明。

一对情侣路过，旁边的小姑娘喊：“白富美学姐，有衣服捐吗？”那女生波浪卷、瓜子脸、柳叶眉，一双大眼睛，唇红齿白，穿一件深蓝色连体短裙，腰细腿长，真是个大美女。她甜甜一笑说，“一会儿来捐”。她走后，另一个女生问，大几的？小姑娘说大二的。“大二的，又是大二的！”问话的女生就啧啧着。

过了下午1点，太阳很大天气很热，捐赠告一段落，我就在校园里随便走走，看到到处都挂着横幅：立志报国终不悔，火热军营献青春；沙场点兵鸿鹄志，精忠报国美名扬等等。常有好看的男生女生笑着从身边走过。

看看时间，快到点了，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装车。这时又来几个姑娘，问我们几点走，我们说一会儿收拾好就走，她们就让我们等等，这就回去拿衣服。

不一会儿，又有两个帅哥来捐衣服，一个帅哥打开皮箱，开始不断地往外掏衣服，棉袄、皮衣，掏着掏着又说，“哇，我的浴巾原来在这里！”最后掏出来的是秋衣秋裤，同伴说，你把秋裤捐了，你以后不穿秋裤了？那帅哥在他肩上擂了一拳，嘻嘻哈哈地就走了。

那几个女生终于来了，也一人捐了一纸箱衣服。到了下午3点多结束，总共募捐了大半车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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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出去，衣服多到一天接一车还装不了，我和司机师傅就拼命往车里塞。一次，车装满了，还有五麻袋在车外，再让派辆车吧，大老远的就为五袋衣物跑一趟，成本也忒高了，我和司机师傅一商量，把装好的车又掏出来，重新叠整齐，一件一件地往车里塞紧，直到整车都塞满了，连挂档都碍事。

车一开，堆在上面的衣服总会随着车的颠簸，不时地掉下来一两件，我再反复地塞回去，后来懒得塞了，我就直接抱着。车厢里装不下，就堆在副驾驶脚下，最后把我的膝盖垫到顶着胸口了，一路挤得胃疼。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市里接收爱心捐赠，当时我和司机师傅刚拐过一个路口，正好遇上交警查车，我心想完了完了，客车拉货、拆车座，最少也得罚两百。

年轻的交警示意我们把车靠边停下。我们把车慢慢开到路边树下，交警走过来，要走了驾照和行驶证。我们赶快给他看我们的工作证，说我们是做公益的，车上是大家捐赠的爱心衣物。

交警让我们把车门打开他看看，看过之后就把证件还给了我们，让我们快走。我们刚关上车门，就听到旁边另一个交警问：“你怎么把他们证件还给他们了？”我赶忙说：“快走！”车门刚关好，司机师傅立马发动了车……

虽然被交警抓到被罚的次数更多，但我还是对这次难得的“放行”记忆深刻。

大概我总会选择性遗忘掉不愉快的，记住那些美好的。

3

“工友之家”每年开两次年会，一次在年中，一次是年末。

开会就在电影院，大家把椅子围成一个圆圈，轮流讲自己半年来的成长和困惑，像是个恳谈会。中场还有游戏环节，主持人孙恒大哥会给每人发一张小纸条，让大家写下和“工友之家”的关系，或者，“你觉得工友之家像什么？”

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有写家人、爱人、朋友的，有写兄弟姐妹的，还有的写：姑娘、青核桃的。会议一结束，孙大哥就会放一段音乐，大家起立，肩搭着肩，闭上眼睛，感受时间静静流淌，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

我想大概很多年后，我依旧会怀念这个时刻。

平时的周末，孙恒大哥偶尔也会组织大家在他家聚餐，就是电磁炉上坐一个大铝盆，整一个火锅锅底，周围摆上羊肉卷、青菜、豆腐，想吃什么自己放。

爱喝酒的同事会带几瓶“牛二”，大家吃着喝着，酒酣耳热之际，一起放开了聊天。一次聚餐到后来，人走的差不多了，还有几个同事边吃边聊。孙大哥有点喝高了，突然看着我说：“李若很真实！”我当时一愣：难道我还能是虚幻的？后来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我不虚伪不做作。我接过话说：“是的，我是独一无二的！”姜国良说，“那我就是不三不四的”，艳真接着说，“我是吆五喝六的”。孙大哥哈哈大笑：“那我是乱七八糟的”。李大哥赶紧抢着说，“自己是八九不离十的”。

我们几个把十个数字连接的天衣无缝，想起来还真是愉快。

那样无拘无束的聚会持续了大概两三年吧，后来糟心的事多了，大家就也没有心情在一起吃吃喝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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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是2014年下半年成立的，那时候我并没有参加，去旁听了两次，每次都听到一半就走了，原因是，的确有个别学员很得瑟，老师讲着他总要插嘴，讨论某个问题时又滔滔不绝。可我是来听老师讲课学知识的，不是来听你东扯西拉浪费大家时间，每次去上课，我都急得直拍腿，后来就干脆回去看书，也不参加文学小组了。

我喜欢看书，小时候和面、擀面条的时候，我总是一边和面一边看下面垫着的报纸，绕着桌子转圈直到把一张报纸看完。去别人家串门的时候，人家墙上糊墙的报纸书籍，只要是带字的，我都要看完才走。“工友之家”图书室有很多书，还有一个书库，够我看好久。

这几年我看了很多书，我比较喜欢看历史的，《明朝那些事儿》、《万历十五年》，也看养生的和菜谱，文学类的书就看得更多了，有的顾不上看，就借回去放在办公桌上或者床头，及至最后都堆了好高一摞。

直到2015年下半年，有编辑来文学小组约稿，大家写的东西不多，负责人小付就很着急，在办公室和宿舍到处喊：“你们快写稿，有稿费啊。”我正好有一篇写姐姐的随笔，交上去凑个数。没想到交上去的10篇稿子中，只有我的文章发表了。

我这才开始参加文学小组。

△打工之家文学小组聚会  作者供图

从前总觉得拿稿费是离我很遥远的事，写得高大上的才能发表，我总认为我写得上不了台面，没想到我写的东西也可以发表，要是这样写都可以的话，那我故事库里还有很多呢。

我从此爱上写文章，2016年的一堂课上，中央党校的刘忱老师给大家讲农村公共服务，建议大家也可以写写家乡的事，我写了《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在那篇文章里，我写到农村只有老人种田，远处的田地只好抛荒，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药袋子随处可见，小孩误食农药死去；写到爷爷带着两岁的孙子下田，烧菜杆时误将孙子烧死，爷爷喝敌敌畏自杀了；写到村民因长期在电子厂仓库里接触化学品换上尿毒症，看病花光全家积蓄；写到留守老人无人赡养，最后一个人死在借住的厢房……因为这篇文章，上海《解放日报》的记者专程跑来采访了我三次。

那时候，我刚受邀参加了“网易人间”举办的一场名为《一步之遥——从读者到作者》的沙龙活动，七位嘉宾其中有一位，就是写《生死漂流》的作者杜修琪。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我是最弱的一个，全程都紧张，一直战战兢兢的。

当记者来采访我时，我以为其他六位都已经采访完了，记者小杨告诉我，没有，只采访你一个人。小杨还说，当时自己的主编指着那篇沙龙的推送，对她说，去采访一下这个人，她问是杜修琪吗？主编说不是，是他前面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老远的跑来采访我。后来报道出来了，小杨给我寄来一份，题目就叫《篇篇50万+背后的“非著名”皮村农民工写作者》。

4

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家，眼看着家乡想逃离农村的人越来越多，我又写了一篇《春节返乡笔记》。

我就是想要让这个问题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才写出来的。

我热爱脚下的土地，也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遇到的问题解决了。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如果我不写出来，一百年之后，那时候的人会知道发生了这些事吗？

最早文学小组的志愿者老师是张慧瑜，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每周日他都会风雨无阻开车穿过大半个北京，来皮村给工友们上课，后来他去美国游学期间，还发动了他学者圈子中的许多朋友来给我们上课，让文学小组一直没有中断，我都记得他们。

有时候赶上加班，来文学小组上课的工友才几个人，每到这时，我都会急得在几个群里吆喝：大家赶紧来上课啊，多来几个人捧场啊，老师大老远来给我们讲课，就五六个人怎么对得起老师跑那么远的路？

张慧瑜老师上课，通常是先讲讲最近发生的新闻时事或是历史事件，再分享经典作品，如鲁迅的《故乡》、卡夫卡的《变形记》等；还有文学小组学员们自己的创作，多是写大家亲身的经历和见闻。

他会让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然后回应，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备受尊重。

每一位来文学小组的老师，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课堂上学到很多知识，但是老师们都挺谦虚，反而说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曾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声名远播的学者、作家黄灯老师，在给我们文学小组上完课后写道：“对我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生命历练和精神洗礼，我不否认，一种更为坚定的东西，因为和皮村的相遇，得以在我的心灵深处更牢固地扎根，一种更为质朴的东西，也让我坚信，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终究不会被气势汹汹的生活磨灭。”

“我尤其难以忘怀李若和我的讨论，作为打工群体中热爱写作的一员，她有自己的疑虑，她在乎网友的看法，对写作缺乏自信，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最大的优势，正来源于在场者的痛感，来源于没有隔断的生命体验对其情感的强烈冲撞。我从她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直刺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凸显了当下很多冠冕堂皇的文字失血的真相。”

这段话也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还有刘忱老师，他们都在一直鼓励我，我视他们如恩师。

5

然后，就是文学小组范雨素大姐一夜火遍朋友圈的稿子：《我是范雨素》。

媒体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连带着文学小组也跟着出名了，从前招学员煞费苦心，自此，有很多不请自来、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

范大姐是我们文学小组的骄傲。对于一夜爆红，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学识渊博但十分低调，接受了一天的采访之后，再面对源源不断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干脆躲起来了，文学小组负责人小付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其他学员，让文学小组的成员都出来替范大姐“挡子弹”。

虽然是被迫“挡子弹”，但是大家都心甘情愿，借范大姐的光也跟着上了各家新闻媒体。

我那时刚调到平谷营地，有的记者还打车从皮村赶到平谷，我心说这些记者也挺拼的呀。

随着《我是范雨素》持续发酵，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的甚至说是“工友之家”炒作，有幕后推手，我真的很生气，炒作？“工友之家”怎么那么大能量呢，能撼动三百多万的点击量呢？

面对一片质疑声，“工友之家”4月28号开了媒体说明会，我从平谷回皮村参加声援范大姐，我人还没有到，就有几家媒体记者等着了。出发时发了一篇朋友圈里，说我有点紧张，担心说错话，就有老师在下面评论里告诉我：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多说点积极向上的。

还好，记者们提的问题都是围绕我的经历或者文学小组的，都是我熟悉的，这一关就算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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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我时，一有机会，我就会把文学小组其他学员推荐给记者，我说文学小组里除了范大姐，还有很多人都写得很好，比如郭福来、小海。

小海是写诗歌的，他的诗作大部分是在车间、公交车上写的。我还说，小海就是文学小组里冲出的一匹黑马。有一段时间小海失业了，居无定所，在苍蝇馆子吃，在网吧过夜，我们都为他着急。他才是为了梦想不顾一切，他想在音乐上能有所建树，结果却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里碰得头破血流，但依旧在为理想不断努力。

郭福来大哥其貌不扬，写出的文字却温柔、细腻。他在工厂里是电焊工，整天和角铁、钢管打交道，早上七点上班，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干的全是苦活、累活，但是他在作品里从不悲情，身在苦中，却不诉苦，苦日子也要当歌唱，这一点的确很让人敬佩。

文学小组里的成员，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坦诚相见。范大姐写完《我是范雨素》时，就发了我一份；我写完一篇稿子，也会发给小海或福来大哥，让他们给出意见。

我们总是互相鼓励，每个人的作品，大家都会认真读，并给出诚恳的意见。福来大哥总是说我有才华，把我比作蒙尘的珍珠，他总是不断鼓励我多写作。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能干嘛不能干嘛。

他总说：“我看好你的才华。”

“可是我没有才华啊！”

“才华是口袋里的锥子，不用点力，它能扎出来吗？”

6

先是禁止三轮车上路，然后是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有了电子学籍，北京是需要疏解，只是有时挺着急。

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北京，我头上顶的天、脚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只是一个过客。我生活在别人的城市，出门坐公交乘地铁，都是路过，我也从没有想过在北京安家落户，打工的迟早都得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眼看着老家想逃离农村的人越来越多，农村都是老弱妇孺，能不越来越凋敝吗？我想回家，可我不知道回家能干什么。在老家能安身立命吗？能养得活自己吗？会不会走投无路呢？这些问题困扰着我。

有时我想回家进行乡村建设，比如做粉条合作社。我老家有做粉条的传统，在方圆几十里都很出名，每年秋冬我们家家户户都做粉条，外村的人每年都到我们村里来买。有村民孩子在外地工作买了送领导送上司的，有寄给大城市上班的女儿的，也有储存起来留过年来客吃的。

有时又想，不行就开网店，在网上卖老家的土特产什么的。弟弟告诉我，要是东西不好吃人家给你个差评，以后就没有人再买你的东西了。

看来世间的路哪条都不好走啊。

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了，我已离家太久。半生漂泊，总感觉家乡的一草一木都伸出手来，在召唤我回去似的，我虽然没有那么老，心里却已提前有了乡愁。

我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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