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红包的老板:最怕过年的人 | 人间
《鸡毛飞上天》剧照
建筑经理递上拜年红包信封,副乡长掂了掂,大拇指在信封上划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他对着建筑经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有点薄。”
1
春节前,老板召集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开会,研究员工年终奖和给主管部门拜年的事。会后,我戏谑地对老板说:“年年岁岁,你可能是最怕过年的人。屋里人(公司)要发钱,屋外人(主管部门)也要给钱。”
老板满脸苦笑,没有说话。
每年公司春节放假前一天下午,各分公司和机关办公室在匆匆打扫完卫生后,都会聚在大门口,互相打听年终奖的发放情况。我负责的办公室属总公司统管,分公司主要干业务。年终,分公司发的是绩效奖,各办公室发的是固定奖。效益好时,分公司年终奖比我们高出很多,差时有时不发,有时给500元安慰奖;办公室则旱涝保收,多少都有点,由老板决定,但人均没超过3000元。
按照惯例,老板一般先把奖金总额下发到各分公司和办公室,让各部门负责人按贡献大小分档,最后将分配方案报给老板审核。审核时,每次老板都会给建议,有的还要返工多次,老板才审批签字交财务。为此,一些公司经理和办公室负责人早就暗地抱怨说:叫他们分,分了又通不过,最后还不是要按老板说的改。
我们办公室有打字员、司机、炊事员、人事员等7人。2015年春节前,老板给我们定了总数1万元年终奖,算下来人均1500元都不到,而别的办公室人均都是2500元。员工认为差距太大了,都七嘴八舌地都在我面前发怨气。
虽然我们办公室在老板眼里是打杂岗位,历年奖金都比财务、企划等办公室少。但大家都认真工作,没人违背规章制度。我有苦难言,所以在上报分配方案时,干脆没算自己的那份,也没拉档次,将钱平分了。
审核时,老板扫了一眼:“怎么没你?”
我心里委屈,表面平静地说:“钱少,工作都是下面员工做的,我今年不要,让大家多分点。”
“你是负责人,比他们承担的工作重得多。你这是对我不满。”老板好像洞察了我的心思,“今年企业效益不好,你觉得总额少可以提意见。”
我没有说话。在老板面前提钱少的意见,一般都是自讨苦吃:你提他偏不给,不提他还考虑。
果然,老板又仔细看了看名单,说道:“忘了告诉你,那两个跑煤矿的驾驶员在煤矿那边分奖金。还有,下去拉出档次,不能搞平均。”
去掉两个,人均2000元,和其他办公室相差不是很大,我松了口气。
2
过完年,大家刚上班就听说老板回老家拜年时,给夫妻两边的小辈每人发了5万压岁钱。这一下,各分公司、办公室都炸了锅。
老板对亲戚出手阔绰,对员工却如此抠门,大家心里愤愤不平。明明是大家一起创造了财富,员工却没得到应有的待遇,况且我们的工资本来就比同行业平均水平低,福利也差。听说这事,大家都无心工作,整天在办公室三五成群地谈天说地磨洋工。
老板知道后,召开了高层会议。会上老板大发脾气,说他是企业老板,“钱想给谁就给谁”。还狠狠地批评了个别高层,“离心离德,跟着煽阴风点鬼火,没有原则和立场”。老板说要严惩嚼舌头的员工,“该扣工资的扣工资,该辞退的辞退”。
会议消息一传开,就有人开始暗中联络大家“集体辞职”。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就经历过了一波员工“集体辞职潮”。那时,建筑分公司承建了一个政府工程,政府要求年底前必须完工。老板多次去工地督战,并允诺,工程若按时完工,年终除绩效奖外,另外还给重奖。
员工夜以继日,最终按时完成。可到了年底,老板仅发了人均1000元的“重奖”。建筑分公司的人觉得奖金太少,就在下面闹开了。老板却拿我们办公室当借口:“这(奖金)已经很高了,再给多了办公室意见大。”
话传到各办公室,各位则认为:“我们平时既没奖金福利,工资也低。企业效益好,老板应该分摊一些给办公室,提高固定奖,缩小和分公司的差距。”于是办公室的员工也是意见纷纷,跟着闹起来。
老板起了气:“办公室没风吹日晒,工作轻松,不能和分公司比。想干就干,不干拉倒!”
听老板这么说,一气之下,各办公室和分公司都走了好些人,特别是建筑分公司,有能力、有经验、有职称、有关系的都不告而别,仅剩下三人。我们原来的办公室主任也跟着辞了职,于是老板就叫我顶上了。
公司小伤了元气,却大伤了士气。
后来我们企业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公司如铁打的营盘,员工如流水的兵。新进的员工把我们公司当成跳板,短暂过渡之后,便找个好单位就走了,还有很多新手在这里被培养成业务骨干后就跳槽了,公司成了培训班。其他没走的都混着,人心涣散,私下都说:“老板给多少钱,我们就出多大的力。”
于是,相同业务,别人大赚,我们小赚,别人小亏,我们大亏,企业处于不死不活之中。
面对“集体辞职”,老板作了急,专门报名参加了一个私企管理培训班。回来后,老板对企业进行了大调整:加强了企业管理,给员工增加了工资,员工红白喜事、生病住院都会慰问,还定期组织文体活动。
渐渐地,企业人员流动稳定了下来。
3
彼时,企业发展势头迅猛,老板又成立了四、五家分公司,大家更忙了。可这几年,公司仅调了一次工资,员工增加了150元,中层增加了300元,工资待遇还是明显滞后市场平均水平。
2015年上班第一天,我手下的打字员辞职了。她是我们公司电脑操作最好的,做事干净利索。我再三挽留:“你才离了婚,拖儿带母的,如果没找到新工作,还是先干着吧。”
她说工资太低了,而且已经在一个刚成立的房地产公司找到了新工作,打字兼文员,事儿比我们公司少,工资还比原来多了一半,还想叫我也一起过去。“老板大方有钱,各个岗位都差人”。
“我给那边的老板推荐了你,你来还是当主任。你喝酒写作跑部门都很行,老板非常欣赏你这种人才,不需试用,过来工资就在你原来的基础上翻一倍……我明天就把公司的招聘贴你们公司大门边上。”她说得我有些心动了。
第二天,公司大门上果然贴着醒目的招聘启事。大家都围着观看,小声议论。胆子小的忙着存联系电话,性子急的干脆躲在远处直接电话咨询。
老板知道后,生气地给我打电话,叫我马上把广告撕了,然后去他办公室。我到了老板办公室,他批评我不负责:“这种扰乱军心的做法,要坚决打击。绝不能涨他人士气,灭自己威风。”
接着,老板询问了员工的思想状况。我说人心浮动,士气低落,行为散漫,然后实事求是地讲了大家的想法。
他说:“你们办公室不要信谣传谣,我过年是给小辈发了压岁钱,但没那么多,这也是人之常情。你要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你们跟我吃了那么多苦,眼见企业发展壮大了,我不会亏待你们的。现在企业效益差,我不多发钱是为了细水长流。”
又说:“其实从去年起,我就在酝酿调整工资的事。我争取在一季度拿出方案、二季度实施。同时,给员工办理和完善‘五险一金’的事。”
我知道他是在打感情牌,但这几年老板说话还是算数的,工作作风、对员工态度、公司管理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观。
我渐渐打消了跳槽的念头,工资低点不怕,我追求的是安稳、长远,在哪儿打工都要被管理,要想生存,人到矮檐需低头。
此后,老板又分别找了一些中层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谈话,又召开了一次员工大会,更加详尽地讲了调薪、福利方案,稳定了大部分人心,但还是有部分人辞职去了别的公司。
4
以往,每年春节前,企业都会给相关主管部门拜年,是我们这里的风气,也是一项固定工作。
一进腊月,总公司会要求各分公司和各办公室上报给主管部门拜年的人员名单。有几年,公司业务涉及广泛,我们的拜年对象从乡、村、城里的主管部门,到治安、诉讼、社保、贷款、缴税等非业务主管单位,从经办人到分管、主管的领导等,名单足足有十几页纸。在位的领导红包年年不能少,一年不送再找人办事就不顺畅了,还会阴阳怪气地说你看不起他,还得请吃赔罪,照旧奉上红包才算“摆平”了。
名单上交后,老板按拜年对象的职务高低定金额,低的给过500元,高的从没超过5000元。与其他企业的拜年红包相比,我们都认为老板有些吝啬。但老板认为,这是拜年,感谢他们过去对工作的关照,“意思一下就行”。
后来有主管领导因受贿被抓,其他企业老板也被检察院传讯,交待“过年送过上万的红包”,险些被判刑。我们感慨,还是老板有远见。
老板将上报的拜年名单审核同意后,公司财务将钱统一划出,按金额装进印有总公司名称的信封里,各分公司和办公室开始逐一跑到领导单位拜年。
一到年底,领导私事公事都忙。有几次我听说一个领导在远离城市的农家乐开会,就专程开车去了那里。虽然红包给得不多,但贵在诚意。
我和现在的建筑分公司的经理平素私交不错,几年前建筑分公司的高层都跳槽了,老板就叫他顶起关键工作,做些过去完工的工程的售后服务,收收工程欠款,把公司撑着。他技术出身,为人小心谨慎,不擅长社交,有好几年红包都没送完。对于拜年,他多次给我抱怨:“每次送红包都有负罪感,心里紧张得很,既怕别人看见,又怕别人不要,更怕别人今后犯受贿罪。”
我听了大笑:“三五千块钱定不了罪的,这年月,没个十万八万根本不叫受贿。胆子放大点,你这是感谢别人支持你工作,给别人送财,别人肯定高兴,你应该高兴才对。”
我敢这样宽慰他,是因为这几年拜年,我只遇到过一个拒绝红包的人。那是一个办证照部门的主管科长,40来岁,为人亲切。他经常在办证前台办公,随审随办,现办现走,作风与前任科长可谓天壤之别。
之前办证的时候,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前任科长都要审。比如,时间从什么起,至什么止,他说必须改成,“自什么起,至什么止。”每去一次,他若说一条错或一字错,就得回去改正才给盖章,往往办个证要跑很多次。
县里在收集行政部门办事作风意见时,企业对这事意见很多。有人直接说,“每年也拜了年,也请吃过饭,怎么还这样?”也有的说,“市场经济放开了,行政准允却不放开,怎么大发展?”大家强烈要求换人。终于在2011年后,县里给这个位置换了新的科长及科员。
那年春节前,我把新任科长从前台叫到门外无人处,将三个红包(还有两个办事员)交给他,说了些感谢工作支持的客套话。他伸出手挡住了我的手。我问你是不是嫌少?他恳切地说:“无功不受禄。我们只是按规定办事,你的心意我领了。”
“拜个年,对你仕途没有影响,况且我又不止拜你一个人。”我坚持要给他。
他再次推开我的手。见他坚持不要,我悻悻离去,觉得他有些“另类”。后来我问了别的关系好的企业,回答也说他没收。
此后,我就再没给这个部门拜过年。
5
每次送红包,不论多少,别人都会说几句感谢的话,但凡事总有例外。
2013年,建筑分公司在一个偏远的山乡承建一条应急公路。原先的公路就是一条简易的机耕道,年久失修,路况极差,大车进不去,小车常出事。村里种植的桃子外销不出去,村民生活穷困。
为解决农产品运输困难地方财政拨了修路专项资金70万,用于道路扩宽和路面硬化。我们建筑分公司中标后,六月进场,预计工程最迟年底结束。但因为扩路要占村民的田地,导致纠纷不断,公路修修停停,春节将至,却都还没完成硬化。
腊月二十四,我和建筑经理先给村里的支书和村长各送了1000元红包,请他们来年一定做好村民的工作,我们好早些完工。又给乡财政所所长送了2000元后,就去了办公室找分管的副乡长。
副乡长约50岁,为修路我和他喝过几次酒,混得熟,见面称兄道弟。我们去时他正在电脑上打游戏,我走上前拍了拍他肩:“老兄,我们给你送红包来了!”
建筑经理递上信封,副乡长脸上乐开了花,双手接过,掂了掂,大拇指在信封上划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他对着建筑经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有点薄。”
建筑经理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一时窘住了。
副乡长打开信封,左手捏住百元大钞的下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麻利地搓点起来。完毕,他扬起捏着钞票的右手,瞪大眼睛:“就3000块?”
见我们没吭气,他右手挥舞着钞票,发泄似地“啪啪”击打着左掌心:“这点儿钱你们也拿得出手?给我们修河堤的企业,拿的是1万元。”
自认见多识广、精于世故的我,还从没经历过这种场面,有些手足无措。我打了个哈哈:“别人修河堤造价是百多万,拜年多给点正常。我们是表示一下心意,来日方长,今后还有机会。”
他马上接道:“工程完工了,谁还认识谁?没想到你们大企业这么小气!”
“大企业船大浪大,拜年单位多,只好均着点。我们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义重。”为结束这种难堪的局面,我故作轻松地说,“走,去城里喝酒去。”
“哪还有心情喝酒!”他把钱顺手扔在桌上。
“不喝那我们走了。”我打着哈哈,和建筑经理出了门。
回到车上,我忍不住骂开了:“他妈的之前工地扯皮的时候请你去处理,每次都是慢慢拖,一天都处理不下来。去一次我们都招待一次,每次都喊一群人来吃。工程赚个屁钱!要钱的时候就狮子大开口,好像企业欠你的,也太贪了!”
建筑经理闷闷不乐,没有开腔。
6
本来在上一年12月份,我和建筑经理就请副乡长和乡财政所所长吃过饭,请他们无论如何让县财政给我们拨点钱。工地从开工至今,农民工还没正式领过工资,快过年了,发点钱农民工好回家。
酒席上,他俩都连声答应。可直到腊月过了一半,钱没拨给我们不说,两人还拿来几张餐饮发票要我们报销,说这是请客用的。
工地上的农民工见工钱这时仍没踪影,都无心干活。有人就给劳动部门打电话,说我们拖欠农民工工资。劳动部门来调查,我们解释说没收到财政拨款,调查人员也就回去了。
眼看春节临近,我和建筑经理去了县里,请了县财政负责拨款的人员吃饭,他们同意年前拨一部分工程款下来。
腊月二十,农民工们干脆罢工来公司闹事,说放假无钱回家过年。老板喊了我和建筑经理询问,我们解释县财政同意年前拨款,但没说具体时间。老板叫催紧点,又指示集团其它分公司先借点钱,给农民工们垫付了一半工资,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五天后,县财政给我们打电话,说钱已经拨了。我们赶紧给乡财政所所长打电话要拨款,没想到他却不耐烦地说:“年底忙得很,没时间,开年上班再来!”
开年上班后,我们又上门找了他几次,他都说忙,一拖拖到正月十五过后,工地的农民工们仍然坚持不给钱不开工。建筑经理叫苦不迭,只好再次叫我和他一起去乡财政所讨拨工程款。财政所所长一脸不悦,把桌上的一堆报表翻得“哗哗”响:“跟你们说了,我忙没时间。”
“就耽误你十分钟,要不你说一声,让下属帮开也行。”我见惯不惊地答道。
“等我有时间看了账再说。”他傲慢地说道,接着起身提起公文包要出门。
这时,一向平和的建筑经理突然爆发了,他一把抓住刚走了几步的财政所所长,半拖半提地将他按回老板椅上,大声咆哮道:“你今天非开不可!敢再起身,老子提起把你扔出去!”
“你、你想打人吗?我要报警!”财政所所长顿时吓得结结巴巴,脸色煞白。
“你报!我就要看看天下还有没有王法!”建筑经理抓起他的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其它办公室的人闻声围了过来。副乡长不分清红皂白,指责我们不该妨碍公务:“推迟拨钱时间又不是不给,你们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第一次拨了钱,你们挪作它用,我们没说什么。这次有钱不拨,明显就是故意刁难我们!说白了,就是你们嫌过年给的钱少了!把老子惹毛了,小心举报你们!”建筑经理针锋相对。
本来围观的人一开始还在议论我们的不对,听了建筑经理的话,都默不做声了。
我对副乡长说:“你们不给钱,农民工肯定要去上访投诉。到时完不了工,桃子熟了下不了山,农民会找政府麻烦的。”
这时,乡委书记过来把我们喊到他办公室,询问了情况。他叫我们在外等一下,又喊来了财政所所长。不一会儿,财政所所长垂头丧气地走出来,口里含糊不清地嘀咕着什么。回到办公室不到十分钟,他就把支票给我们了。
回到公司后,我们向老板汇报。老板很生气:“欺人太甚!再卡,你们就问他是想撤职还是想调离!?这点关系我还是有的!”
后来老板再接到工程,就直接转手卖给了别的企业。
这两年春节,我们都是微信拜年,少了许多麻烦。有时我想,假如没有春节,老板不用发年终奖,更不用四处拜年,多了工作时间,少了一笔开支,老板肯定求之不得。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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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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