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高考，跑不出为别人而活的人生 | 人间

  《地下的天空》剧照

在房里几个小时，建军啥都没干，酒也没喝，只是抱着那姑娘聊天，说自己算是为自己活了一回，值了。

1

我和建军都很熟悉小月河附近的街区。我们上大学时，住在那里的人就鱼龙混杂：各个房产中介的销售员，推着小车卖煎饼果子的外省中年女人，孤注一掷考研的穷学生，失足妇女，跑黑车的肥腻中年男人，办证的，卖药的，职业骗子，写诗的吉他手，装残疾要钱的乞丐。那里有许多烤冷面、烧烤、火锅、串儿，各种添加剂和女人身上廉价香水的味道，混合着青春荷尔蒙的气息。

小月河旁边是农业大学，建军说，那天他一个人醉醺醺地走过学校，腿飘着，看着宿舍和教学楼依然灯火通明，突然就想起了我们的大学时光，他还听到操场传来喊声，就像当年我们那样的肆无忌惮，渴望释放。

建军的老家在贵州一个小山村，那里的盘山公路，夏天下雨时常被冲断，冬天则有危险的凝冻，地面结起光滑的冰，车过不得，人也不敢轻易走上去。小山村本就是个封闭的世界，到了冬天就更与世隔绝，关于野人和巫术的传说在深邃的山谷中四处飘散。

在建军五岁那年，父亲去镇上赶集，给他带回一双胶鞋，从此建军才再不用光着脚在村子里乱跑；也是在那一年，县里调来一位年轻的县长，乡人们都传说，年纪轻轻就当上县长，就是因为读了大学；还是在那一年，小村子出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建军从电视上知道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幼稚的建军总是缠着母亲问：他怎么才能当县长，怎么才能考上大学，怎么才能去北京？母亲只是告诉他，你要好好读书。从此，母亲这句唠叨就没有停过。

建军从小学到初中，从未滑出过学校前三名，初中毕业后他成了村子里的第一个高中生。上了高中后他依然像以前那样起早贪黑，但是高中老师却评价说：论刻苦，建军无人能及，只是悟性差了些。第一次高考，建军落榜，第二次的成绩还凑合，但建军一心想去北京，其他地方的学校根本不考虑。可外地考北京分数高，他一次次地落榜。

作为一个大龄高中生，建军逐渐从村里的骄傲变成村里的笑话，大人们会“教育”家里想上高中的小孩们说：上高中有什么用，又考不上大学。有人拿建军开玩笑，趁他路过时远远地问：“小军这是第几年了？快赶上抗战了吧！”

第七次落榜时，建军的父母也耐不住了，一天吃过晚饭，父子坐在昏黄的堂屋里沉默着，父亲把手里的烟猛吸几下，终于开了口，委婉地劝建军：“其实考不上也好，早点儿进社会。”这个朴实的农民尽量用委婉的词语，连“挣钱”这样的字眼儿都没用。建军听后闷了好一阵，终于憋着口气说：“再让我考一次吧，这次考不上我就不想这事了！”

建军第八次参加高考是在2003年，那年的数学题很难，他答题时手抖得厉害，卷子交上去，他心里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接下来的几科都是硬撑着考下来。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时，建军整个人都是恍惚的，连怎么回家都忘记了。

然而填报志愿时，建军仍然义无反顾地填了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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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以为已经没有希望考上大学，便兑现了跟父亲的承诺，当年暑假他就在县城一家化工厂找了工作，做一些最简单的体力活。

他没想到的是，那一年的高考题整体偏难，全国分数都低，他也低估了自己的实力。

人大的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直接送到家里的，建军父亲拿到通知书，当即丢下所有事情，迈开腿就朝县里赶，走了一整天的山路，刚进县里的化肥厂就高声喊儿子的名字，呼喊着“通知书来咯！”建军出来后乍一听还不敢相信，急忙夺过装帧精美的通知书，看上面赫然印着他“张建军”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

建军挥着拳头，用贵州粗话高喊着：“日你家屋头勒，老子终于考上了！”

整个村庄都沸腾了，每天来建军家里道贺的人络绎不绝，送米送鸡蛋送红包，在偏远之地的乡民心里，人大是一所跟“当官”有着亲缘关系的学校，建军考上那里，人们也颇有一些鸡犬升天的憧憬。那个从小就问母亲如何可以当上县长的少年，朝他的梦想迈出了一大步。动身去北京报到时，村长派了一辆拖拉机直接送建军去县城，村民们夹道欢送。

在喧哗的呼声中，建军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在北京混出个样儿来。

2

2003年的北京金秋，气象万新，我这个皮肤黝黑的同寝新同学，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都处在兴奋的情绪中，他去了天安门，逛了故宫，又登长城，乐得一塌糊涂。

建军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他的抠门。新同学拉近关系，难免聚餐吃喝，第一次我们宿舍聚餐，AA制，每人大约五十元，吃完后建军心疼得不行，从此以后再聚餐，他都不参加了。他变得跟大家越来越疏离：上大学之前，建军没碰过电脑，同学打游戏他也掺和不进来，建军也没有什么特长，乐器不会，运动热情不高，社团活动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他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聊天时情商经常不在线，跟大家聊天，说着说着，要么掰了，要么冷场，像是一个天然的话题终结者，一个木讷、踏实，不会油嘴滑舌的上进青年。

读了人大就可以当县长，这种天真的幻想建军也早就破除了，有次聊天他提到这事儿，笑得我差气。进入大二以后建军成绩下滑得厉害，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兼职打工，发传单、贴小广告、当家教、在台球厅看场子、在肯德基做钟点工，能赚钱的事，他全都干。

本来，按照建军的条件，他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这样家里和他自己的压力都会小很多，可他就是不肯，死要面子，怕别人看不起，说要靠自己把学费给挣出来。我劝他说，也许你这样会得不偿失，应该放下那些偏执的自尊心，看得长远些。辅导员也找过建军，劝他不要做那么多兼职，现在还是学生，应该先把学习做好，这才是长远之计。建军听了只是笑笑：他停不下来的，他像一个剑走偏锋的唐吉柯德，勤奋得相当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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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岁数比我们都大，长得还显老，一见女生说话就不利索。

他爱上了一个江西姑娘，那女孩儿我见过，长得清纯可爱。他告诉我说，第一次见到她像触电一样呆住了。尽管建军性格颟顸，但大家同住一个宿舍，时间久了，关系也近了。卧谈会时，建军透露了自己心思，我们当然都是不嫌事大，极力怂恿他：追！

建军追女生简直像追尾：我们建议他从送早餐开始，他就六点钟起床，买了早餐给别人打电话，结果女生都还没睡醒，一开始，女生接了他东西，后来就直接将手机调成静音了；又说要送鲜花，他便花了血本，买来二十几朵玫瑰，人家一看就吓得跑了；说女生喜欢男生强势一些，可以直接表白，建军就大张旗鼓地拿了个扩音器，站在楼下冲女生宿舍嚎叫，结果直接被保安轰走；他晚上给那女生打电话，对方不接他就以为别人出了什么事，守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了一整晚，打了八十几个电话，第二天早上腿站得木了，一瘸一拐地走回来。

到大学毕业，建军也没成功，那女生离开北京回家乡，一年之后相亲结婚，婚礼现场建军也去了，他随了一个很大的红包。

3

毕业后，建军成绩不好，出不了国也读不了研，又嫌公务员工资太低，他穷太久了，只想赶紧挣钱，就签了北京的一家公司。毕业时的散伙饭，他倒是来了的。

建军刚进第一家公司时，是每天去得最早的。他会先把办公室的卫生打扫一遍，给领导和同事们准备一杯热水，平时做事，别人喊一声，不会有半个不字，领导要是喝多为了，背、抬、扛，更是任劳任怨，时间晚了，又要自己剜心窝，打车回家。

刚毕业那会儿，建军还借宿在读研的师兄宿舍里，每天上下班要挤两个多小时公交，有天挤得他想吐，赶紧歇斯底里地喊停公交车，冲出车门就呕在路边草丛里。后来研究生师兄毕业，建军想省钱，租了地下室，记得有次我们几个同学去找他玩，那个狭小的屋子实在装不下我几个人，有两个同学都站到床上去了，躬着腰说话，最后实在无奈，找了家川菜馆解决。

建军以为自己兢兢业业就能挣到钱，等到发年终奖时，他却得了最低，去找领导谈，领导说，年轻人不着急钱的事儿，有平台先发展，慢慢来。当年辅导员的话，他都没听进去的，索性辞职出来，失业三个月，又进了一家搞工程的公司，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公司承诺，他去新疆待一年，工资翻倍，回来当部门主管。一年后，建军回到北京，发现那个主管位置已经有人，这才跳到后来一直待的公司。

建军还是拼，我们见面聊天，他总把一些亢奋的话挂在嘴边，说“年轻就是要驰骋，就是要玩命！”他的韧劲依然在，只是当年那个木讷老实的小伙子不见了，建军已经变得很现实，“只做那些有钱拿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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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的妻子是在他最落魄时认识的，当时他刚刚辞了第一份工作，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了师妹林萌，师妹主动联系，一来二去，两人自然地走在一起。林萌表面大大咧咧，生活里挺会照顾人，他们出去约会，吃路边摊时就让建军付钱，去好些的餐厅林萌就悄悄买单。两人出去玩时，林萌也省，哪儿都不去，就让建军陪着逛大学校园，建军去新疆一年，林萌就在北京等着，时常远程嘘寒问暖，给他寄许多东西。那一年，建军攒了些钱，大部分寄给家里，剩下钱买了戒指，回北京就向林萌求婚。就是结婚以后，建军开始把钱看得重要起来，以前我们聚会时，喝多了，他还聊聊那个江西女生，结婚后，他再也不提了，只说：“那些情啊爱呀的，不管用，挣不到钱都是白瞎！”

4

有年农历九月二十的晚上，建军在站台等公交回家，车已经过去好几趟，他却一直没上车，他不想回家，最后决定一个人去喝场酒，地点还是在小月河。

从大学开始，我们就在小月河吃饭，有事说事，没事闲扯，那儿酒菜便宜，几个哥们儿胡吃海喝一顿下来，也就百来块钱。我们2007年毕业，那时的物价还没有现在这么高。

建军找了家我们以前常去的烧烤店，一个人坐下来，要了四瓶啤酒。

建军结婚是在2008年底，没多久林萌就怀孕了，本来那是个意外，但建军知道后兴奋了整晚，第二天才开始发愁——孩子有了是好事，但生出来谁带也是个问题。他跟林萌商量，因为建军父母是老来得子，当时两个老人都快七十岁了，年纪大了身子弱折腾不起，而且他们一辈子都在贵州老家，来城市生活怕不习惯，带孩子也不放心。所以建军提出，让林萌的母亲过来帮忙带孩子，林萌当时也觉得建军说得在理，没多想就同意了。

几天后，林萌就给娘家打电话报喜，母亲的反应没有她预期那样高兴，只是冷冷地交代了些怀孕后需要注意的事情：不能搬重物，不能吃寒性食物，不要挤公交之类。林萌又掂量了下语气，向母亲提出让她来帮自己带孩子的想法，不料母亲当即迅捷地反问她：“你公公婆婆呢？”林萌将建军的想法解释了一遍，母亲立马就呛她，数落她只会疼公公婆婆、不知道心疼自己的爸妈，“我们也是上年纪的”。

建军想让丈母娘带孩子这件事情，是彻底没有指望了。

当初，建军跟林萌结婚也很不容易，因为建军家在贵州农村，家庭条件不好，丈母娘曾经极力反对，建军提着东西上门，老丈人见都不见他一面。林萌横下心，谎称自己怀孕了，家里才同意她跟建军领证。后来谎言圆不下去，丈母娘知道后大发脾气，好长时间都不联络。

建军知道丈母娘心里有这层膈应，但孩子生出来，必须有人带，他没办法，只好让嫂子再厚着脸去说服丈母娘，结果仍然是不行——那时林萌的嫂子也怀孕了，还比他们早两个月，母亲说要先帮儿子。

建军这时有些慌了，他们无路可走——刚出生的孩子必须要有一个人专门带，但是两人工资都不高，请月嫂和保姆这笔钱是负担不起的。即便勉强度过这个时期，孩子的生活、教育开销又是更大的问题。

在无望的现实面前，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孩子先不要了。林萌平时主意大，这话还是她先说出来，建军先是很激动不同意，磨了一阵子，也只好将就。

手术后，林萌的精神就一直不好，在家里时常望着窗外发呆，一看就是一个小时，身体也虚了。那段时间她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母亲来探望，她将母亲叫到床边坐下，忽然拿起母亲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下去，挣都挣不脱，母亲手臂上流出的鲜血，从她口中渗出来。

建军丈母娘在房间里哭嚎许久，才去清洗包扎伤口，当天就要回家，建军去火车站送，一路都在道歉，直到上了火车，丈母娘一句话都没说。

建军给我讲，林萌是咬给他看的，她恨母亲不肯为她带孩子，也埋怨建军没本事养家。

手术是农历九月二十做的，往后每年的这一天，林萌就要发作一次，故意找事跟建军吵架，建军后来就躲出去，直到后来两人有了孩子才好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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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继续向前，建军迎来了第二个孩子。林萌一直想买辆车，方便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当时，他们经济已经好转，可建军还是抠门，他想的是：车倒不贵，之后还有油费、停车位，都是大笔钱，没必要花。于是就一直找借口拖延，一会儿说没时间，一会儿说北京堵，开车也没用。

建军的节省在朋友圈子里也是出名的，他上班从来都是从家里带饭，最近这几年，外卖时兴起来，他也好像置身世外，从不赶这趟风潮，连外卖app疯狂补贴时，他都不用，说他知道补贴只是一时，怕自己用成习惯了改不过来。林萌做的饭菜我尝过，用心是到位的，只是味道确实一般，建军却总是跟人夸，自己老婆做的饭菜简直就是美味佳肴，还营养健康。

5

建军第一次发病是在2015年十月。那天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六点半准时起床，先熬上粥，洗漱完叫起妻子和儿子，简单做了个菜，七点二十出门等公交，然后重复着他长久以来的生活轨迹：坐五站公交到地铁站，地铁走四站，再步行十分钟到公司楼下。到公司刚把电脑打开，建军就感到一阵头晕、恶心，腹部阵痛。他趴了一会儿，但症状没有缓解，只好当即请了假，去医院检查。

做完检查，医生首先就问他，家属来了没有，建军心里一紧，对医生说：

“什么病您就说吧，我心大，扛得住。”

“今天就办住院吧，这病不能拖。”

建军得的是癌症，情况不乐观。他从医院出来，恍恍惚惚地进地铁，看着满车疲惫而焦虑的年轻人，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哎，何必呢！”

建军当天回公司将工作交接完毕，便住进医院。

治疗持续三个月，这段时间，对建军来说，是痛苦并着快乐，痛苦来自身体，快乐却来自内心。不再一心想着挣钱，为工作殚精竭虑，他心里感到前所未有地轻松自在，放下了许多事情，曾经支撑他连续八次高考的那份自尊和雄心，也都渐渐平和下来。

完成治疗准备出院，医生叮嘱建军按时复诊，提醒生活注意事项。那天建军从医院出来，他想了想，决定不坐地铁了，打车回家。在他病倒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下班到家都是十一点过后，已经很久没跟儿子好好说过话。

出院后一个月，建军终于同意买车，没摇到号，就租了一张牌照，每个周末都载着老婆孩子满北京溜达，带儿子去了他最想去的欢乐谷，陪林萌逛街买衣服。他加班的时间也少了，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他也不再讲那些亢奋的话，那些如何捞到更多钱的技巧，只是平静地喝喝东西聊聊天，看事情多了些云淡风轻，他说自己几十年来，就没怎么好好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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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建军就会这样生活下去。

半年以后，还是在公司，建军再次感到一阵熟悉的头晕，他先以为可能是前一晚陪儿子多看了几集动画片，睡眠没够，就在桌上趴了会儿，好转一些，但不适感仍未消除。

不祥的预感升起来，他于是请假又去了医院，还是原来那位医生，做完检查，医生表情严肃地说：“让家属来一下吧。”

建军还是说先回公司收拾东西，交接工作，医生阻止说，别离开医院了，公司的事儿，打电话就行，让家属赶紧过来。医生这么严肃，不讲明白，建军已大约意识到，自己的病“可能到时候了”。

出了医生办公室，建军先给林萌打了电话，再给贵州家里打，他用贵州方言跟母亲说话，让母亲今年多准备一些腌鱼。他们还商量了下过年回家的事儿，那时刚过十月，建军母亲早早就问起来，因为每年建军回家都是件重要的事情——读大学时火车票贵，四年就回过两次家，只有大二寒假那次是在家里过年，结婚后过年又常回林萌的娘家，回贵州老家的次数扳着指头也数得出来。

林萌很快到了医院，跟医生交流过，出来拉着建军的手，没忍住，就在医院哭起来。医生本来给林萌讲的是，建军可能只有三个月了，她瞒了点，只说癌扩散了，还得治。

6

宿舍几个哥们去医院探望时，林萌跟我们交了底，说建军可能时间不多了，让我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别谈病情。我们当时震惊，想不到恶化得这么快。

进病房时，哥几个都满脸堆笑，刻意扮出大学时不着调的样子，气氛很活跃，聊的天儿都很操蛋，但都避着谈病情。

林萌出去了会儿，建军忽然狡黠地问我们：

“晚上有事没？出去玩会儿吧！”

“别闹，你这住着院呢。”

建军叹了口气说，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再坚持两个多月差不多。

我拿话堵他：“别扯淡，等你出院了咱们再聚，到时候再好好喝点儿。”

建军没理会我，又严肃地讲起来，说他自己想清楚了，觉得这么多年自己的生活都太老实了，好像一直在为别人活，他想为自己活一回。

我听了沉默着，心里把建军的事儿捋了一遍，也觉得真是如建军所说，几十岁的人，为父母为家庭撑了半辈子，真没洒脱过。想着建军日子不多了，心里生起一阵怅惘悲戚，顿时上来一股意气，决定帮哥们儿成全一回。

我问：“嫂子在呢，我们咋带着你出去？”

“她拿药去了，估计要二十分钟才能回来，就现在！”建军说完就要下床，哥儿几个互相看一眼，都没说话，算是同意了。建军随便换了身衣服，由我们掩护着悄悄溜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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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建军去哪儿，他说先买身衣服。在我印象里，建军常年都穿着灰不溜秋的衣服，好多年都没个改变。于是哥几个开车去西单，买了身很潮的衣服，看起来跟建军很不搭配。付款时，店员说有活动打八五折，建军说，“打折不要，付全款！”那店员愣住了。

时候还早，我们又回了趟人大，在学校兜转两圈，建军还想逛，但体力撑不起，就坐在台阶上，喘着气对我们说，他走后让父母将他的骨灰带回贵州，葬礼时，别通知其他同学，他在大学时就不合群，当年许多同学结婚，他没去，份子钱也没给，现在请人，也不合适。他说，他走后，林萌孤儿寡母的不容易，葬礼时还要我们几个帮着点。

说得兄弟几个红了眼，转过身去抹眼泪，哽咽着骂他：“傻X，别扯淡，你这路还长着呢。”

建军说晚上请我们吃饭，这么多年他一直抠着，没怎么请过哥几个。我们去了学校附近那家火锅店，建军想吃这家，上学时有个同学请客，他去吃过一会儿，之后再没去过，这些年一直想着再去。建军发狠地点餐，满桌的牛肉羊肉，服务员劝都劝不下来。结果建军吃了几口就吃不动了，哥几个也不怎么吃得下，鲜嫩的肉剩了一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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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萌已经给我打了二十几个电话，我一直不敢接，就劝建军说，吃完饭咱们还是回医院吧。

“吃完饭我想去大保健！”我们愣住了，但实在劝他不住。我回了林萌一个短信，让她别担心，建军跟我在一起。

吃过饭又开车到一家夜总会，建军拍出三万块钱，把夜总会的姑娘都过了一遍，最后选中一个，跟他大学追过四年的姑娘长得很像。结果在房里几个小时，建军啥都没干，酒也没喝，只是抱着那姑娘聊天，说自己算是为自己活了一回，值了。

夜里我们送建军回医院，没敢陪着上去，建军后来说，那天林萌还在病床边等，他以为她会发脾气，但她没一点生气的样子，让建军早点睡，给他倒了热水放在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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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建军就走了，宿舍几个哥们儿帮着操办葬礼，没通知什么人，灵堂里冷冷清清，林萌哭晕过去两回，建军儿子年幼，还不懂事，只是木讷着，没掉一滴眼泪。

建军父亲已走不动，是建军母亲来的北京，林萌陪着她，把带建军的骨灰带回了贵州。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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