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理论年年考，难道每年的答案都一样吗？
新传经典理论大家都知道，为啥分数差那么多？
答案可想而知。伴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也处在不断更新中。近几年的考题也越来越倾向于对经典理论在当下传播环境中新变化的考察。
所以，为了保证大家小沟沟里不翻船，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总结了最常用的五大经典传播学理论新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 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普曼《舆论》一书中，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北卡罗莱州对美国总统大选进行调查，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并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 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 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该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议论的先后顺序。”
①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议题的具体看法，但可以 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议题 ，以及先后顺序。
②大众传媒对议题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 受众会因媒介提供的议题而改变对议题重要性的认识 ，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③ 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议题重要性的认识 不是简单的吻合，这 与其媒介接触量有关 ，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④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 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
1、 议程设置主体发生改变，设置者由少数变为多数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日益发展,网络传播几乎无处不在,形成了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传播格局。 设置者从少数到多数的转变不仅体现在个体设置者的增多,更体现在大众传播组织的丰富 。传播主体泛化、草根化形成更完善更密集的纸草社会的网格传播模式。
公民“众包”式的信息生产模式在消灭传播时距的同时也消灭了完整的文本，大量碎片、片面、局部的信息被生产出来。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社会信息绝对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受众扮演着信息传播主体的角色,信息也以指数级速度飞速增长,传播周期越来越短。设置内容的海量体现在新闻信息、娱乐信息、广告信息、科技信息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媒体环境下，网民原有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受到改变，出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的功能，由于网络媒体的的独特优势，能够随时随地发布消息。另外新媒体时代下,原来意义上的受众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性。受众的自主分享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可以自主化选择信息。 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遭到了质疑，麦库姆斯和肖在1999年《个人、社群和议程融合：社会分歧论》中提出了“议程融合理论对之前的议程设置进行完善。 议程社区吸引力(agenda community attraction) =垂直媒介议程设置相关度(vertical media agenda setting correlation) +水平媒介议程设置(horizontal media agenda setting)+个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s) 。该理论认为：人们应该通过加入某个团体和圈子来降低自己认知上的不协调，弥补认识上的不足和缺陷，这样才能在认识上得到满足及自我肯定。
议程建构理论发轫于政治学领域，由政治学学者科布和埃尔德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式提出，用以检验团体、机构与精英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由团体、机构所主导的公共行为能够有效提升政府回应速度，让政府更具有社会责任感。 议程构建是一个整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政府和公众相互影响，决定什么是重要事件 。
🌟 属性议程设置
传统议程设置理论强调的是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是“想什么”这一层面，而属性议程设置则是成功地告诉受众“怎么想”的层面。1997年，麦库姆斯和肖再度合作，在一篇研究西班牙选举的论文中提出了“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 Setting）”理论，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曾总结， 媒体不仅能够设置议程，同时还能提供语境，决定公众如何思考某个议题并评价其价值。
沉默的螺旋理论 （the spiral of silence）概念最早见于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她认为： 大众传播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的方面有强大的效果，她把舆论生成中起重要作用的机制称为“沉默的螺旋” 。
①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
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 。
②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③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
多数传媒的报道内容具有高度的类似性 （产生“共鸣效果”）
同类信息的传达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 （产生“累积效果”）
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 （产生“遍在效果”）
一、舆论观
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 ：首先，它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调整自己行为的“皮肤”；其次，它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过多意见的分裂导致社会解体。
二、效果观
强调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效果 。
第一，假说中强调的对 “社会孤立的恐惧” （趋同行为的动机）不应是一个绝对的常量，而 应是一个受条件制约的变量 。
第二，多数意见的压力以及 它的抵制力依问题的类型和性质应有程度上的不同 。
第三，“ 多数意见”的压力强弱受社会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制约 ，对于不同性质、类型的问题，“多数意见”的压力不同。
第四，在说明舆论的形成过程之际，极力强调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压力，以至于 忽略了舆论的变化过程和少数派的作用 。
一旦人们感知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会被揭穿时,为了防止自己被社会孤立,便会产生从众心理和趋同行为。 防止被人肉或者凌霸的风险 ，互联网只是为人们的在线行为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使人们可以更勇敢地表达观点,但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意见是“少数意见”时, 为了避免被社会孤立,持不同意见者往往会选择沉默或对多数意见进行附和 。
二、新媒体时代人们“准感官统计能力”增强，“意见气候”仍然存在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分享,点赞,转发,评论等功能 使人们更容易察觉到“多数意见”和舆论走向,使人们的“准感官统计”更加准确 。中国网民结构呈现出“三多”——学生多、年轻人多、底层人群多，导致网络空间充斥着解构、恶搞、怨恨等因素。由此带来包含道德成分的情绪化宣泄和“群体极化”事件使得意见气候更容易感知并扩散。再加上网络媒体的出现凸显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大的粉丝会形成对某些不同意见的强制压制使之走向沉默。
人们对媒介的使用习惯和信息的获取方式因为网络传播的普及发生变化，传受关系也相应地发生改变。网络空间扩大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渠道，导致受众观点趋于个性化，传受主体去中心化。网络传播的 匿名性 降低了人们的社会孤立感和社会约束力， 使得受众受到“意见气候”的压力降低，在表达个人意见时心理过程更趋于大胆 。 新媒体时代公民新闻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受众接触到的信息表面上看是更加多样化，但是实际情况是受众在网络空间里更倾向于寻求与自己观点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从而导致接受的信息同质化。对于受众而言相当于是进入一个自我意见被认可的信息茧房，在信息茧房中受众处于相对舒适的意见环境，但是 当信息的范围扩大后会出现不同的意见表达，优劣势的意见方不再是个人表达，更多的体现为群体表达 。 🌟 反沉默螺旋
所谓“反沉默螺旋”理论，即指一种与沉默螺旋相反的模式，刘建明教授曾提出舆论背反模式， 即媒介议程引起相反的舆论，导致沉默螺旋理论的完全失效 。反沉默螺旋表现为公众具有理性，能自我思考且不会盲目从众和趋同，受众会支持少数意见，而这些少数意见被更多的网友接受后，可能发展成为与多数意见相匹敌甚至超过多数意见的情况。
🌟 双螺旋
这一理论假设由四川大学的高宪春教授首次提出。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也积极融入网络社会，凭借相当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形成自己的意见优势，弘扬主流价值观，自上而下传播信息，使得受众逐渐认同并接受传统媒体的声音，形成一种“沉默的螺旋”。后者则是个体凭借新的媒体平台主动参与舆论的形成，积极发表意见，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找到新的渠道，也改变了个体对大众传播的依赖性。这种平台会吸纳更多拥有相同心理倾向的个体，促使他们在意见倾向上抱团前行。 新媒体语境下的个体或者随后形成的群体多从自我诉求出发来考虑问题，感情色彩相对浓厚，往往以批判和反思的形象出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双螺旋”。
第三人效果理论 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森在《舆论学季刊》发表题为《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人们在判断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对“ 我 ”或“ 你“未必产生多大影响，然而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戴维森把这种现象或这种影响机制称为“第三人效果”
①它指的是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在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之际，通常会认为最大效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发生在“他人“身上。（意味着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时存在双重标准：倾向于“高估”媒介传播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对自己的影响）。
②"第三人效果”也是一种说服或宣传技巧。以影响 “表面受众”的形式，来实现操纵“第三人”行为的意图，是这种宜传技巧的基本做法。
③"第三人效果”指的也是大众传播的现实影响的一种发生机制。在许多时候，对大众传播内容产生实质性反应的，往往不是“表面受众”而是他们的相关者。
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即人们倾向于高估大众传播对他人的影响 ，或者低估对自己的影响，抑或是两种估测并存； 第二个层面便是后续行为层面，即人们通过估计对大众传媒信息对他人的影响，而采取相应行动。 换句话说，第三人效果是并不是人们真的直接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而是对于他人受到影响的预期导致其采取行为。 心理学中的“自我强化”理论可以对“第三人效果”作出解释，自我强化是指人们往往觉得自己要高人一等，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具有说服力的东西。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对自己盲目乐观 2）虚幻的优越感 3）自我服务式归因 由于“自我强化”的作用，人们往往负面信息往往对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出现“第三人效果”；正面信息往往会对自己产生更大的影响，出现“反第三人效果”。 一方面是信源的可信度，围绕低可信度信源提供信息，更容易产生第三人效果；二是信源的说服动机强弱程度，越说说服性强的信息越容易引发“第三人效果”。 当受传者对大众媒介所关注的议题有强烈预设立场上, 即便报道的内容中立, 自我涉入感强的受众也可能会认为媒介内容有所偏差, 而对信息产生负面态度。 人们感觉他人的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或者联系的密切程度 信源的可信度与第三人效果强度负相关, 可信度低的信源传播的信息产生的第三人效果越明显;社会认同度低的信息产生的第三人效果明显。由于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发布门槛低, 发布方式自由化、碎片化, 加大了信源审查的难度, 同时也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 导致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泛滥网络, 形成多个信源 。再者, 网络平台中出现了意见领袖比主流媒体更容易受到公众关注的现象, 权威机构、主流媒体感应到热点事件并进行回应总是具有滞后性, “真相”缺失的情况下, “初始信源”极易在短时间内上升为“公众意见”, 形成“病毒式”传播。 网络媒体或意见领袖出于利益的追求, 为了争取公众注意力这种稀缺资源, 往往优先选择公众感兴趣并且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关键词作标题 , 抓取具有争议性的。 第三效应的强度又与社会距离的远近有关, 并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大而增强，虽然网络平台具有匿名性, 但我们可以从网民的参与事件的内容和形式上发现他们现实身份的多样性。 网络并没有消融群体之间的隔阂, 只是暂时虚拟化了现实距离, 实际上, 社会距离仍然存在与不同利益群体中, 其冲突也势必会在网络中折射出来。 🌟反第三人效果：
是指当受众接受到正面、符合社会规范的信息时，更倾向于认为这类信息对自己的影响要大于对其他人的影响，这种观念恰好与第三人效果所认为的事件对他人的影响要大于对自身的影响相反，所以称之为反第三人效果。
把关人理论 “把关人”理论又被称为“守门人”理论，其最早出现在库尔特·卢因发表的《群体的生活渠道》一文中，他认为在群体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和把关人价值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
库尔特卢因在1949年做了一项个案调查，观察一个有25年新闻工作经验的编辑收到信息内容稿件的处理行为，并了解他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在1950年发表了著名的《“把关人”：一个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就是通过观察这个日报编辑的“把关”行为，来发现影响把关人的决策的因素，并且得出结论：个人的价值判断在把关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
互联网技术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智能+把关”将会成为未来媒体把关的新形势,届时呈现在网络上的信息和个人接收的内容都将经过“智能把关人”的把关。 传统“把关人”已无法处理,智能算法技术则能替代人类担负“把关”职责 ,目前新媒体平台正在使用智能算法帮助人类把关者处理信息。 用户至上已经成为内容生产者的口号, 新媒体开始根据兴趣划分内容,媒体工作开始“迎合”用户兴趣推送内容。 算法技术的出现让“迎合”更盛,克服原本兴趣分类过于泛泛的弊端,以个性化推送取而代之,而个性化推送遵循的不再仅仅是宏观层面上的规则和制度,而是用户画像。
涵化理论 涵化理论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的现实观和世界观产生强大影响力的理论。为了解决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暴力和犯罪问题，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暴力成因与防范委员会”。格伯纳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考察了电视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们社会现实认知的影响。 研究发现，电视的暴力内容与青少年犯罪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 涵化理论又称培养理论、教化分析。格伯纳等人认为， 现代社会中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的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我们接触电视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把电视中所表现的世界当做是真实的世界，模糊了媒体的象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界限。 涵化理论把电视讯息看做一个整体，认为不同的节目类型中都有一些持续不变的内容模式，反复灌输给受众。日久天长，影响受众对现实的感知，甚至塑造其思维方式。 (1) 培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商业体制下电视对受众的影响。 它认为，电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熔炉＂。与其他媒介相比，电视对受众影响更大。 (2) 培养理论 将重点放在电视的虚构性内容上，而不仅限于对新闻的研究，其 本质是关于叙事的理论。 (3) 培养理论考察的是 整个讯息系统中重复出现、稳定的 内容模式的宏观影响。 (4) 该理论认为电视最大的效果 不是 使受众 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而是使它们 保持稳定。 (5) 培养理论认为电视在塑造人们关于现实的共同观念上具有积累的影响。 (1) 培养理论不可能支持所有的电视内容，同时它也 忽视了受众对电视内容的能动性地解读。 (2) 电视的培养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因为这种培养还 受到国家的媒体管理体制与电视内容的影响。 (1) 一方面，培养理论肯定了“共识”是社会作为统一体存在的前提 ，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另一方面， 指出大众传媒提供的 “象征性现实” 与客观现实间的距离 ，以及传媒的一些偏向带来的社会后果。 (2)"培养分析”的重要目的是揭示大众传播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其观点包含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现状的鲜明的批评态度和改革志向，被称作 “美国土生土长的批 判学派 ”。 “媒介涵化受众”与“受众涵化媒介”是双向涵化、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传统的涵化理论认为, 只有媒介涵化受众的理论;但是在大数据时代, 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实时性、交互性, 受众可以亲自参与到网络虚拟环境的构建过程中, 媒介内容和展现方式会根据受众需求的反馈而进行调整,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大数据时代是“受众决定媒介”。 “媒介涵化受众”与“受众涵化媒介” 实现了多时空、多维度、多方面和实时性推送的精准涵化。 大数据时代的精准推送, 能够帮助受众把注意力从线上转移到线下。 （三） 媒介破坏性与结构性并存, “媒介涵化受众”具有破坏性、结构性涵化的特点 由于网络的便捷性与大数据时代推送的精确性和瞄准性, 受众容易在线上投入过多的时间, 或者与网络中的好友更多接触而忽略了与身边的朋友和亲人的交流, 破坏人们之间的现实亲密关系。 “媒介涵化受众”与“受众涵化媒介”是一个不断循环、互相影响的自我涵化过程。 大数据时代, 网络媒介可以通过精准分析大众的需求而进行推送, 这是对受众的涵化过程, 但同时受众也可以重新建构网络内容。大数据时代整个涵化过程就是受众本身以自我为中心点不断进行被媒介涵化以及自我涵化的过程。 [1]李青青.新媒体时代媒介议程设置理论嬗变与发展[J].中国出版,2021(16):28-31. [2]孙亚烁.新媒体时代下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再思考[J].传媒论坛,2021,4(01):24-26. [3]孙琰.新媒体时代下对“沉默的螺旋”理论适用性的分析[J].视听,2020(04):32-34. [4]周泓汛.媒介融合时代下的“沉默的螺旋”理论[J].新闻传播,2020(07):18-19. [5]曹明香,廖欢.新媒体语境下“议程设置”经典传播理论的嬗变[J].中国传媒科技,2020(10):24-26. [6]杨臻.浅析经典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时代之嬗变[J].传播与版权,2020(05):1-2. [7]白银.新媒体“把关人”理论研究综述及发展趋势探析[J].传媒论坛,2020,3(02):23+25. [8]鲍蓉.涵化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转变[J].新闻研究导刊,2017,8(02):96. [9]于博.新媒体时代涵化理论的新发展[J].新闻研究导刊,2016,7(24):119. [10]覃庆辉,李疆彤.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现状综述[J].东南传播,2021(02):11-14. [11]付佳,陈晓琳,喻国明.“第三人效果”研究的范式迭代：现象、影响因素及理论机制[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0(03):107-130. [12]钟杜娟.第三人效果理论国外研究发展探析[J].视听,2017(11):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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