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同理心的建筑学，能带来空间正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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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 澎湃思想市场

最近，一位来自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学教师何志森参与一席演讲的视频与文章广泛流传。讲者何志森在演讲中提及他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进行实验性教学的“mapping”工作坊与其自身的生活、设计经验。在演讲中他提到，在工作坊的进行过程中，他会以“跟踪”等近距离观察研究对象的方式，观察城市中被人们忽略的建筑使用者的生活状况，如住在城中村卖糖葫芦的小贩、河边公园喝茶下棋的老人、弄堂里提着尿壶的居民等。其贴近生活以及具有人文关怀的设计方式得到了许多学生和设计从业者的赞许。同时也有讨论者就其设计方式产生质疑，以建筑师角度切入的以流动人口为对象的调查是否太过草率？调查对象对空间的需求是来自于真正的生活经验还是设计师的自我解读？一系列疑问都与何志森的演讲内容产生了冲突。

为小贩设计逃跑路线，能为他们带来有尊严的城市体验吗？

在他的演讲中，何志森着重提到了几个关于其“mapping”方法的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帮助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设计一个躲避城管的最优“逃跑路线”，以及一部更好的贩卖车。卖糖葫芦的小贩属于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其所处的社会位置和生存环境无法给他提供一个适应大城市生活的更好的谋生方式。与此同时，城市管理者所希望看到的空间，被人为设置成了一种与小贩不兼容乃至对立的局面。

何志森的工作坊帮助一个卖糖葫芦的阿姨设计了一个躲避城管的最优“逃跑路线”。图片来自“一席”公众号。

不过，值得继续思考的是，就算拥有了更优良的逃跑路径，就算小贩拥有了更好的贩卖车，这在城市管理者设计的规则面前依然是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小贩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拥有一个更好的售卖设备，而是让他们获得尊严的、能容纳下他们的城市空间。而这个尊严空间的建立需要的恐怕不是设计师所提供一个方便的逃跑线路。这样简化的思考方式，将一个社会矛盾的案例放置在一个简单的设计语境内，其结果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读者和设计师的注意力转移了。我们会误认为这样的设计方式是一种“关注生活，人本位的设计方式“，却难以发现更大的空间问题实际上被隐藏和转移——在“逃跑”的过程中，任何人都无法获得一个更有尊严的城市体验和空间生活。要为小贩创造更好的空间生活，或许需要直面更多设计师眼里看不到的社会矛盾，为其争取正当的走在大街上售卖的权利。

我们需要问的是，建筑师在这场博弈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建筑师设计和规训了洁净、美好的城市生活空间。是建筑师设计出的空间意象，让城市管理者在维护符合其理想城市的时候不断地挤压了小贩和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如若建筑师真的想介入这场城市与个体的斗争，是否应当考虑如何周旋自我与资本之间的位置，引导城市管理者接纳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的城市体验和文化呢？

何志森认为，弄堂中的尿壶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介。图片来自“一席”公众号。

同样，何志森弄堂的案例里有提到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弄堂中的尿壶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介，建筑师应当考虑设计更多这样的媒介促使人们到外面去，而这样的富于沟通的社区形 态是他理想的社区模式。在此时，笔者也不禁思考，设计师对社区“尿壶”的观看究竟是一种身临其中感受到其功能优越性的体验，还是一种对理想社区的解释所寻找的现实依据？

“尿壶”的存在来源于老旧社区的卫生排水系统的不完善，并且由于老旧社区的流动人口复杂，房东随意加建等原因导致住户可享用的私人空间过于逼仄，住户不得不谋求更多的公共空间，更多地走到街上去。

这与笔者所生活的香港情况类似，众所周知，香港由于楼宇面积狭小，不管是高级屋苑还是老社区，老人小孩和下班后的住户都热爱聚集于会所、中心花园等公共空间。政府和地产商以增加住户交流和公共空间的之名增加公摊，不断剥夺住户私人空间，以至于人们想拥有一个可以舒适休息的客厅都成了奢望。香港人有时迫于压抑的家庭关系，不得不走出房门。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到，住户的社交问题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权利和资本的多重压迫，而不仅仅是设计师看到的“冷漠”或者更“热络的交流“能够概括的，人最舒适的社交状态选择应该是在其拥有舒适的私人空间的前提下，所做出的自然行为。

由此可见，设计师对问题的简化很可能将空间矛盾掩盖，而事实上建筑学应当处理的，正是这些资本与个人尖锐对立下的空间矛盾。在正视其本身后，才有可能给住户以更有尊严的生存空间。

所以最终的问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人本位的观察角度确实是可以非常真实地感受到调查者的生活状态。而这样一种对生活状态的解读真的是客观有效的吗？来源于客体经验的感受在设计课的框架下，设计师思维作为主导代替了更理智的分析和判断，造成了误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判断掩盖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空间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建筑师的责任规避了。何志森在他的文章中说到：“很多人说这不是建筑，这不是设计，因为阿姨不是主流社会的人，不是精英，所以这不叫设计，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设计。”这样的论断同时非常吊诡地把设计问题的原因纠结到了一个抨击建筑师精英主义的论调上去，这同样将他在设计上的问题分化转移了。

“反精英主义”的建筑学，是解决问题之路吗？

在演讲的开头，徐腾作为何志森演讲的介绍人介绍了何志森的学术背景和工作。徐腾因为“奶奶庙”事件在网络上不断发酵，一度成为互联网的“建筑网红”。其当时发表的关于”奶奶庙“的公众号文章，先不论本身带有强烈阶级意识的调侃（虽然其否认了），但他确实曾经一度将建筑学的舆论指引向了”批判建筑师的士绅化审美和精英主义“的路线上去。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论述也出现在了何志森的演讲当中。

左边是何志森，右边是因奶奶庙大火的建筑师徐腾。图片来自“一席”公众号。

何志森在他的演讲中提到：“因为我们设计师都有一种精英、上帝、超级英雄的情结。”近年来流行于建筑圈到“设计师上帝视角论”似乎成为了一种批判建筑师精英主义的模式和建筑师原罪。

建筑师作为城市构件的缔造者，无可避免地会不断与资本和国家机器缠绕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服从其控制和诉求，这是建筑物需要大量花费金钱本身决定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确实建立在一个个建筑物的连接之中，建筑无时无刻地规训着我们的生活。但由此为基础，建筑师真的不能参与到社会改造中去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是因为建筑师裹挟于其中的角色，使得其能够用自身所学，为居住者创造更加舒适的空间。建筑师设计空间显然是无法顾及到所有的个体的，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来源于社会信息和资源的不均衡，以及多样性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不断满足多样性的需求，和统筹出更好的设计语言与范式正是促进建筑师进步的原因。笔者认为，何志森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实验。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建筑学的进步是来源于设计的不断完善，同样，出产一个好的设计，与设计者是否选择“上帝视角”必然是毫无关联的。况且有经验的建筑师都会非常清楚，设计是一个团队协作、不断推敲的艰难过程，想有可以“一以贯之说服所有人的“上帝视角”，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幻想。若要真的解构设计过程，批判设计师的“精英性”，那也务必要更加具体的分析，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离开自身的局限性，每个建筑师高昂的培训费用都注定了其不可能和“精英”、“中产”完全脱离关系。但是，即便无法割裂，我们也应认清现实，从本位出发寻找更客观的剖析方式。

2016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策展人以及普利兹克奖得主Alejandro Aravena提出了“建筑师应当走向前线”的口号。本届深港城市双年展也以“城市共生”为主题探讨城中村问题，倡导建筑师能过在地的解决更多实际问题，而何志森也有参与其中，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这类型的设计师被媒体报道，受到追捧。但是这些报道过后，也不断地出现反馈，说建筑师的“改造”遭到彻底的废弃。

而何志森这样的建筑师也不断提出要走入生活，更细致地观察和帮助使用设计的对象。其实“改造”也好，“mapping”也好，其问题本质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性，因为二者都是使用建筑师的思维去勾勒了自己的对象，并以仅有的设计手段尝试解决复杂的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空间问题，结果在短时间内，问题貌似被解决，然而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则不可能被简单覆盖的。

建筑师寻找“问题”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在设计的语境中寻找与社会的切入点的过程，建筑师需要靠此找到设计的线索以及将自身身份安置进物理空间中去。这本是一种进入设计的方法论而已，并且必然的会掩盖太多空间本身承载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如果硬要将这种方法论和人文主义照进现实相关联，其得到的结果不仅仅可能是一个不优秀的设计，更有可能是一种学术语境上的脱节和尴尬。

当我们看到深双展览上抽象的当代艺术展品以及何志森的mapping时，我们就可以明白其注定不可能是建筑师希望的那样，成功地被他们想象中的大众所解读。因为此刻，城中村的居民都被拦在深港城市双年展的开幕式都大门外，而这个场域内，只有我们——建筑师，策展人，艺术家——面面相觑并享受此刻的展览，再无其他。

本文为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独家原创文章。

网上也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个的讨论：

作者：srdmm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9184642/answer/346243043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我很喜欢这个演讲，但在其中也嗅到了一些我认为危险的信号。

这个题目问得很好，如果让我来归纳的话，这个演讲其实就是在讨论建筑师的“本分”问题。

如果我们讨论一个职业建筑师，他/她的说职业责任是什么，那毫无疑问排在第一位的，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最大化满足甲方的营造诉求。但遗憾的是，建筑的评价维度太多面了，不同的甲方的营造诉求也千差万别。我们举最简单营造案例——商品房建造来说，可能之前大家也看到过一些奇葩的户型，比如之前很是火了一把的房内套走廊的户型。

如果我们从居住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户型的设计师简直是脑残+智障，这是多没有“同理心”才能设计出这么惨绝人寰的户型。但是这种户型的产生，我推测的原因是甲方要把容积率做够，上海的楼面地价促使甲方绝对不会浪费一点点容积率，能够通过奇葩户型把容积率凑够的建筑师，对于甲方来说，简直不要太有“同理心”了。

这是一个略微极端但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我相信很多人虽然没有碰到过这么极端的户型，但是看到自己家房型的那一刻，心里还是骂过建筑师的。

好了，那我们说回“同理心”的问题，“同理心”其实是个矢量，它是有指向的。当我们提到它的时候，同时应该想到的应该是对谁。卖糖葫芦的阿姨？提尿壶的大妈？河边下棋的老大爷？催你图的甲方？政府规划部门？还是建筑师自己？

都是，都不是。

我们把话题往远了扯一下，现代主义建筑的早期，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思潮，一个是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机能主义，一个是以阿尔瓦阿尔托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企图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方式建造新都市，马赛公寓的实践又是饱含深情地想要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虽然马赛公寓的结果很差，但你要说柯布西耶对弱势群体没有“同理心”我是不同意的。阿尔瓦阿尔托则极少有负面的评价，他通过恰当地设计手段提供了一种温情的建筑。如果你要问我一个职业建筑师的本分是什么，我认为使用“同理心”这个名词是不合适的。一个职业建筑师的本分，明线上，永远是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满足甲方的诉求，无论甲方是开发商，政府，私人别墅业主，还是卖糖葫芦的阿姨，提尿壶的大妈。而在暗线上，应该对营造物的所有相关方，都具备适当的温情，并在设计中恰当地体现出来。

我觉得“温情”这个词，更适合职业建筑师。

所以，我要说我嗅到的危险信号了。当我看到为卖糖葫芦的大妈设计逃跑路线的时候有点忍俊不禁，但是当我看到为大妈设计变形金刚的时候，心思就有点凝重了。这明显是一个过度设计的例子，而且建筑师越界了。

建筑在人本主义这条线上思考的时候，必须具备社会学视角，这也是如果作为建筑系学生的课程设置，我很赞赏这个演讲的原因。建筑系的学生，一定要具备社会学视角，要对社会有足够的深度观察。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陷入“建筑学方法是万能的”这个误区里去，沿着这个误区走下去，很容易走到英雄主义建筑观上去。建造活动是社会组织链条上非常下游的一环，许多我们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是由上游链条造成的，而且用建筑学的方法解决往往收效甚微，甚至得不偿失。比如这位大妈的现状与建筑学无关，解决的根本问题的方法也与建筑学无关，甚至是解决她的如厕问题，也不是帮她做一个变形金刚，有那钱你可以给她买够她用很多年的成品女用尿袋了。

而且在这里，演讲所使用的例子，恰恰变成了演讲所要批判的对象，那个饱含深情的变形金刚设计者不正是演讲所批判的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建筑师。如果这个大妈真的从被观察者变成了甲方，看到这么个东西怕不是也要骂一句智障。

你看，拥有社会学视角并不能拯救自以为是的建筑师。

建筑师能做什么呢，建筑师要做的就是守好自己的职业本分，很遗憾，现在要求建筑师恪守本分也变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城市营建都是建筑师不称职的结果。比如演讲中所提到的，在番禺街头由“设计师”提供的冷冰冰的水泥条凳和水泥桌。

我很希望在建筑学的教育中，加入更多这样有温度的课程，更希望建筑系的学生，能把这些课程交给他们的，转化成职业习惯。

作者：朴世禺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9184642/answer/34619500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触动蛮大的。何老师是个好老师。

这个系列研究里，议题、对象、设计师、作品都是鲜活的，很难得了。但仅仅盯着同理心看，反而学不到什么。

抛开情感因素，内容本身提到的是一种特别好的设计教学手段，即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真实的使用问题。现在的建筑学子普遍对现实感的认知比较欠缺。另一方面，看到同样空间中的不同用法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原有的设计。

就拿其中的骑在河沿围栏下棋这件事来说，实际上这个观察提出了两个对建筑学教育十分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真实设计的问题：这里设计师所考虑的安全要素是否真的与使用现状冲突？如果冲突，其重要性顺位当在何位置？追问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设计师所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认识到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

其次是有效设计的问题：长椅和栏杆两个概念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实际却可以相互转换。所以至少我们可以从此现象中学会，将作为一个整体的围栏拆解成两个要素——高度和宽度，从而讨论这两个要素在符合什么条件下是适宜人正坐/跨坐的，在何种条件下是真的不适宜人坐的，但同时又是否有其他用处。将构件拆解成类似高度与宽度这种原始问题，才有可能带来原则一样但形式不同的新设计，而后我们才能在第一个问题中继续将设计向下推进——在真的需要安全保障时，如何将栏杆做得更为安全可靠，在需要座椅的时候又如何能将座椅设计得更为舒适合理，或者在同时需要这两种东西时，如何将其整合做出不露痕迹的设计。

从观察中来，用建筑的方式解决看到的问题，再回到现实中去。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在大学教育阶段太过欠缺了。

糖葫芦阿姨那部分，逃跑路线其实只算是个空间研究，最终的变形金刚设计才是正事儿。朋友说能不能给城管研究抓捕路线，实际上对于教学来讲，这是一码事，都是不断重复观察-体验-分析而得到结果的过程，具备这种能力，做跑酷者眼中的城市空间研究之类的题目也一样很有趣。至于观察视角与道德立场，其实在教学中无关紧要，无论是卖糖葫芦的阿姨还是追阿姨的城管，只要不断观察生活总能带来一些有趣而真实的设计。毕竟贩夫与走卒这一对概念在过去就被认为是同样辛苦的，需要真正调和是政策层面的事情，设计师要解决的却是真真切切的使用问题。

设计确实不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但我们总要通过这些路径逐步逼近那个答案。理想主义者碰壁变为虚无主义没什么，但回头指责其它理想主义者努力的体系的训练白费就不对了。

所以，从教学角度讲，觉得这个演讲很棒，能从中看到特别有意义的东西。

而回归情感，具有人文关怀的设计师总是能获得更多好感的，我也会因此感动。但这对建筑师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了伟大的诡计与极端的爱，东野圭吾能写出《嫌犯X的献身》，而我们在读罢小说之后似乎都会与小说中的警察一样，忽视哪些日复一日同样生活的流浪汉们。而有了何志森老师的视角与关注点，或许我们今后能从这些流浪汉身上，理解出不一样的城市空间。

作者：怪力少女Ivy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9184642/answer/34627703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这篇文章刷爆了我的朋友圈，很多对设计有想法的同学都在转发，所以我认真读了一遍。

第一直觉是——的确很感人，尤其是读到这段：

“我不知道设计师有没有考虑，或者你们有没有考虑那些小贩是如何上厕所的。最后去问阿姨才知道，阿姨从早晨五点起来后不会喝一滴水，只有把两根冰糖葫芦竿卖完之后，她才可以真正地喝一口水，所以特别难受。”

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一种政治正确，也是一种人的本性，它在引起共鸣方面从未失败。

第二直觉是，这思路很竞赛，或者说，与现实有距离。跟踪一个社会底层人的生活轨迹，发现他们生活里那些被一般建筑师忽视的问题，然后通过巧妙而不费力的“设计”解决它，这是很好的竞赛思路，换句话说，它很“不寻常”，很“巧妙”，或者不带贬义的说很“鸡贼”。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梦想改造家青山周平那集，他专门提前住进胖大婶家，体验局促的生活，发现胖大婶孙女经常在床垫上游戏，于是最后在沙发那里留给她一个小天地。哇——这种从视线盲区中发现问题，再到干净利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这种毫不拖泥带水的强迫症治愈感，这种稳准狠的切中靶心的完美正义感，对于建筑师们来说简直具有不可抵挡的转发吸引力。

为什么这么想转发？因为我们的现实中，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这复杂得多。每个建筑师的设计精力都是有限的，面对有限的时间资源和经济资源，我们大部分时候不可能花大量精力在跟踪和体验上。又或者，尽管弱势群体的问题存在，设计中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地方下棋，老头们还是可以自己搬个椅子，但是更紧迫的问题不解决，可能项目就黄了。实际中，能做到program的清晰完整就很不错了，私以为用人文关怀的设计手段代替或者提升“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听上去是个美好的愿望，但其实也是飘在空中的乌托邦，可以接近，但无法触及。

当然，这篇文章中细腻的同理心当然是值得赞扬的好事，尤其在教学环节。“同理心”这种人文关怀本来就是建筑学的魅力之一，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也应该是建筑教学中应该传递的初心。而且，何老师还能把文中提到的几个工作营从始至终的完成，并给出成果，这种完整的工作本身就很难得。

总的说，就是“同理心”在建筑设计中是美好的存在，但是也要接受它的稀有。

作者：心心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9184642/answer/34621513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昨晚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文章后，就知道肯定是爆款，果然早上起来之后就刷遍了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它符合普遍的价值观。

近年来流行一种风气，即为弱势群体考虑就是政治正确。从普奖的坂茂用廉价材料支援灾后重建，到亚力杭德罗的经济适用房，再到这篇文章里所描述。为什么大家会对这类设计评价颇高？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会把自己定义为弱势群体，所以大家更能接受这种为普通人甚至贫困人口做的设计，而不是豪宅和宫殿，那些离我们太远。

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说，大家普遍都能接受建筑学中有很多跨学科的部分，像社会学、心理学等等。文章中有很多对于社会学的思考，但这也是漏洞所在。建筑师观察街头小贩大妈的各种行为，最后为她设计了一个可变形的三轮车？？这恐怕恰恰是没有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底层人群的生存方式、路边摊的经营方式、这样的社会群体是否应该保留、保留的话如何控制食品安全问题、不保留的话如何处理小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同时如何保证这部分人的就业和生存，这背后有一系列庞大的社会问题，设计一个三轮车解决了大妈的上厕所问题，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呢？

同时建筑师为路边小贩设计逃跑路线，对城管来说公平么？在老百姓眼里城管就是官，小贩就是弱势群体，但是城管也只不过在履行自身的职责，本身也是一个普通人而已，那么这个“弱势群体”到底是由谁来定义呢？大家普遍讨厌规则的束缚，任何场合或多或少都有破坏规则的行为出现，但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正因为规则的限制才能让社会更稳定的运行。文中建筑师做的很多事情和之前的“葛宇路”行为类似，行为本身是艺术，但是一旦实现出来对社会造成困扰之后，这个行为究竟是有错还是没错呢？

上面指出了其中的很多问题，但我依然觉得这种尝试是有必要的。结果可能比较片面没有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对于建筑学生来说，大家在学校里普遍接触到的还是形式推敲、形体生成之类的设计方法，很少会从其他角度进行思考，也很难探究建筑学的边界在哪里。所以一旦看到有其他的设计手法，立刻就感觉特别高端有逼格，而不是去思考这种手法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所以我认为在大家不断去探究建筑学的边界之后，现在的新鲜感就会随之消散，到那时候就可以回归到一个理性思考的阶段了。

无论好坏，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很高兴这样的文章在业界能引起那么多不同的讨论

希望这样的氛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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