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
本章以理性主义为题。从结构上讲，本章延续了上一章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侧重于理性主义对法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与下一章对英国的讨论并列。从内容上讲，本章第一部分介绍了近代法国的兴衰这一历史背景，从路易十三法国兴起，到路易十四法国称霸，直至路易十五法国衰落；第二部分讨论了法国的关键人物卢梭及其“共同意志”（the
general will）等理论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深远影响；第三部分是重点，主要讨论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关键事件的背景、过程和其中各阶层的立场。本章有两个关键。第一是对理性主义的总结。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的过程中，英国经验主义随着英国称霸全球而成为世界主流，但法国理性主义并没有因法国称霸而兴起，相反，理性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理性主义没有迎合统治者成为统治工具，相反，理性主义挑战了绝对君权。文中总结到，理性主义的“理想是个乐观的智者，它的际遇是个悲剧的英雄。几百年来功利现实当头，理性主义者被视为不识时务的懵人和不切实际的腐儒，就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不识时务的人做没有成果的事”[1]252。第二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在理论上，笛卡尔对纯、确、稳的真理的追求和卢梭对共同意志的追求对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在革命前，反教会反传统是革命的开端，因为教会是王权基础；在革命前，知识分子、群众、贵族等阶层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没有人知道在彻底打破现有体制之后如何建立新体制。启蒙哲学家们高估了理性的能力，低估了现实的复杂[1]255。针对本章，我的问题主要有：（1）为何法国大革命前实施的积极政策导致了与预想相反的结果？例如，法国天主教会意图缓和社会矛盾，结果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样，尽管路易十六实施了开放自由的政策（自由与开明、讨好知识分子、争取民心），但大革命依然爆发。（2）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什么？（3）法国绝对君权下的政教关系如何？（4）“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来源是什么？本篇主要讨论法国大革命前伏尔泰与卢梭之争的根本原因。伏尔泰和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法国启蒙运动领袖，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出生于巴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曾流亡英国、普鲁士，后定居于日内瓦，晚年返回法国。伏尔泰多言多产，但其成果多为小说、诗歌和戏剧。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卢梭出生于日内瓦，年轻时到法国，自学成才。他曾流亡英国，一生颠沛流离。卢梭著作不多，但学术造诣极高【卢梭的名著有《论文学与科学》（1750）、《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儿：或，有关教育》（1762）、《忏悔录》（1788）等】。伏尔泰比卢梭年长18岁，但两人相识之后，却一同成为法国“百科全书派”【法语 Encyclopédistes，是指18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过程中形成的以狄德罗为核心的学术团体。《百科全书》主编为狄德罗，副主编为达朗贝尔。在编纂《百科全书》之前，狄德罗已经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作家结成学术圈子，主要成员有孟德斯鸠、魁奈、杜尔哥、伏尔泰、卢梭、布丰、孔狄亚克、达朗贝尔、马布利、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人物】成员。他们曾并肩作战，但最后还是落入文人相轻的窠臼，从学术和政治观点上的针锋相对发展到恶语相向的人身攻击。伏尔泰和卢梭生前争论不止，几乎恩断义绝。不过，两人逝世后先后被请进了法国巴黎的先贤祠，棺木近在咫尺。伏尔泰与卢梭的思路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教育学上的区别都有明显表现。但从文化基因理论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伏尔泰与卢梭思路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二组文化基因“个人”【个人有“个人特性”的意识，倾向存异】和“人人”【人人有“人类共性”的意识，倾向求同】。伏尔泰倾向于英国经验主义，强调个人；而卢梭倾向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强调人人。1725—1727年，伏尔泰寄居英国，这三年的流亡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完全被英式经验主义洗脑，从英国返回法国后，走上了崇英贬法的道路。伏尔泰在政治上对法国政府阳奉阴违；在学术上，对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冷嘲热讽，对洛克、休谟、牛顿等英国学者极尽吹捧；在戏剧创作上，他推崇莎士比亚。伏尔泰在哲学上没有其独立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几乎都在不遗余力地推销洛克和牛顿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观点。伏尔泰以洛克的论点去批评笛卡尔的理性，特别是天赋理念；伏尔泰同意洛克，认为追求个人享乐是与生俱来的。有关人性，他认为笛卡尔写的是小说，洛克写的是历史，因为洛克解释了人文精神发展（development
of human spirit）的起源和过程。他以牛顿的力学去批评笛卡尔的物理，认为笛卡尔把物理看作一种几何，因此未能真正解释物体的运动[1]238。伏尔泰总结他对笛卡尔和牛顿的看法，说前者是梦人（dreamer），后者是智者（sage）；前者写的是一篇论文（essay），后者写的是一篇杰作（masterpiece）[1]239。卢梭属于浪漫主义和感性主义，他的思路更倾向于笛卡尔[1]251，多表现于他的著作之中。卢梭在他的第一本哲学著作《论文学与科学》（1750）中提出自然哲学：他认为外在的科学和艺术扭曲了人类的天性，强调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人性本善，自由平等。卢梭在他的第二本哲学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批评了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理念，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自然的不平等，是先天的；而另外一种是伦理和政治的不平等，是后天的，而私有制正是这些后天不平等的起源。卢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当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人人自由平等，没有压迫和奴役；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出现了贫富分化。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国家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讨论了国家的起源——人民用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国家权力的最终源头是“共同意志”。在思维上，卢梭的观点很接近笛卡尔提出的人类共有的天赋理念；在心态上，卢梭也与笛卡尔的乐观、浪漫相似；在情操上，卢梭则很像笛卡尔的慷慨[1]250。总而言之，伏尔泰与卢梭思路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第二组文化基因“个人”和“人人”的倾向。但他们两人的贡献巨大，正如路易十六所言，共同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并且引导了法国大革命，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法国近现代自由与民主并重的政治传统。[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卢梭（Jean-Jacg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国思想家。卢梭身处的年代正是法国政治思想方兴未艾、混乱而需要更替的时期，卢梭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使他成为当时政治思想的启蒙者，他的政治哲学名著《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1762）是西方历史中最具影响的政治经典。
《社会契约》不是君王的法令，而是法律，是代表民众制定的法律。卢梭在《社会契约》中提出，“全体公民都有责任按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来为国效劳，每个公民也应当按照他们的贡献受到擢升和优待”。在卢梭看来，一个国家权力的最终源头是“共同意志”（the general will）。可以说，卢梭的“共同意志”思想直接引导了法国的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也体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确实是平等原则的第一次伟大实践，法国人民内心深处对不平等的仇恨，使得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一次大革命。
1791年9月3日，革命政权颁布了冠以《人权宣言》的宪法，从此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终于完全代替了封建等级特权的原则。卢梭提出的政治平等思想也得到了落实：“一切公民，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都得无差别地担任各种职位和职务”。随后，一些不靠出身、权贵，完全靠自己的奋斗和才能赢得群众信任的年轻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担当了重任。
在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 1805—1859）看来，法国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会革命，这场大革命扫荡了旧的封建制度，在法国建立起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体制，恢复重建了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值得赞扬的。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1856）一书中，托克维尔从法国政治社会结构演变这一角度去探讨革命的原因。托克维尔说：“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领我既不盲目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一个彻底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人，我不会轻易地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所以，大革命并未直接带来新的、较以往更为进步的社会制度，相反，无论革命进行得如何剧烈、进步观念怎样被标榜，这场革命在制度创新上的成就比人们预期的少得多。托克维尔对革命或者绝对皇权以及革命以后法国的政治动荡，都保持相对的距离。
在托克维尔看来，尽管法国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体制并恢复重建了地方自治制度，是值得赞扬的，但作为一个贵族的后裔，且亲属都被大革命送上了断头台，出身没落贵族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也表达了对于旧的社会结构（例如贵族制度）的赞赏与维护。他总结的其中一条真理就是，那些长久无法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就是那些贵族制度已经不存在的社会。他写道：“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大革命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向全世界传播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宪法的范本。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之一。从表面上看，法国大革命是要摧毁旧制度赖以存在的一切，比如封建王权、宗教、社会习俗。大革命以争取人权自由的崇高理想开始，过程中却采取了残酷的暴力手段。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本意是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但实际上“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了旧制度的大革命”[1]。托克维尔批评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革命者对理性的过度推崇与极度依赖，脱离了复杂的社会现实，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为了恢复秩序，他们又自然地接过旧制度留下的专制体系，自欺欺人地在这个专制体系上面加了一顶“民主”的帽子，以为这会带来理想中的平等与自由。法国革命提出的目标——自由、平等——是具有普世性的，超越了阶级和国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以倒向一种民主的专制，那就是多数人的暴政。通过分析中央行政集权制的运作过程及其后果，托克维尔揭示了法国大革命从追求自由走向再次奴役的根源：法国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伴随着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2]。法国大革命进一步铲除了权力中间团体，这加剧了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使得缺乏组织能力的孤立民众个体直接面对强大的中央行政集权，难以建立起平等的社会秩序，又何来自由。大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民主和平等观念深入人心；而大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在于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托克维尔理想的民主，是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自由，公民普遍享有并实践政治自由。但大革命之后，这样的社会并没有到来，法国反复颠簸于君主专制复辟与民众暴力革命之间。 [1]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 译. 商务印书馆, 1992.[2] 民主的两副面孔：托克维尔对美国和法国的观察[EB/OL]. (2019-07-26)[2020-06-1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76514.
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 宾洪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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