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谈晚清外交：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郭嵩焘（1818年4月11日-1891年7月18日）

晚清著名外交家郭嵩焘，曾用12个字归纳晚清外交：

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走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不惧被骂成“汉奸”

郭嵩焘生于1818年4月11日，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二十多岁的郭嵩焘正好在杭州，亲眼目睹了大清被英军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击败，对英国人一番研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人很优秀、很文明，很值得中国好好学习！

而此时其他士大夫还认为那是一帮禽兽般的蛮夷，甚至林则徐也认为英国人的腿都不能打弯。

随后，郭嵩焘终于通过科考步入了仕途。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却风起云涌开始了，郭嵩焘四处动员，劝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出山，创办湘军。自己也时而带兵打仗，时而筹集粮饷。他受曾国藩之托到江浙一带筹饷，来到上海，再次零距离接触了外国人。

那时的上海在郭嵩焘眼中是前所未见的“世外桃源”。英国人已在这定居多年，道路是“雄敞可观“，洋房高大明亮，当他来到雄伟而不失温馨的法使馆和英使馆内，看的是四周围干净的玻璃窗棂，感受的却是近代西方文明，他感叹地说：“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

接触到的外国人，他也由衷地感觉舒服。英国领事一见到他，先脱帽致意，然后握手问好。一位姓Smith的年轻人会说汉语，带他参观了舰艇，详细讲解，全程微笑，举止优雅。

他从未见过这么有礼貌的人，与使馆内服役的“大声喧哗、状貌狞异、气焰嚣张“的中国人，形成了对比。

郭嵩焘还喝了葡萄酒，觉得“酒味甘浓“；吃了黄油面包，觉得“甜腻可口“。这一圈下来，他不仅看到外国的坚船利炮，还看到了职分有别，秩序井然，更看到了背后的人文教养。总之一个字，赞赞赞！

这与当时其他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鄙视外国人，更不愿意了解外国人，说他们是野兽蛮夷。

郭嵩焘这样外国人点赞打call，无疑是逆天，会被臭骂成汉奸。

他的弟弟就说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 李鸿章说他“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他自己也说，“别人都不敢谈洋务，而我偏要谈，即便全天下的人讥讽我，谩骂我，我仍然要谈。因为中国要走向对外开放，这是历史所趋！”（至于谤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逊，鄙人之谈如故）

▌和平且成功地解决中外争端，他在中国是第一人

1860年，郭嵩焘被调往中央，受到咸丰皇帝器重，成为天子重臣。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郭嵩焘被派去和僧格林沁一起协防天津。僧格林沁是蒙古贵族，也是一名悍将，对待来犯的英法联军，僧的绝技就是一个“杀“字。

但郭嵩焘不同意。他认为英法已不是过去抢东西的蛮夷了，他们来华的目的是通商，所以中国也应该通过谈判，与西方建立商贸关系，发展经济。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郭嵩焘的观点与僧王的相矛盾，再加上郭清正廉洁，不在军营中贪污腐败、拉帮结派，受到上下的反感和排挤。

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读书种地了。

两年后，经李鸿章邀请，郭嵩焘再次出任苏松粮储道，第二年出任署理广东巡抚，就是代理广东省长，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在广东人处理对外关系时，郭嵩焘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引用国际法，将逃亡香港的太平军首领从英国的控制下引渡回来。他还照会英国当局截留被拐骗到海外的中国人，阻止了英国人擅自在海南开矿。

援引国际法，和平且成功地解决中外争端，他在中国是第一人。用谈判代替战争，和平处理外交事务，是他的对外方针。

▌跳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看到更深一层的东西

1875年，发生了马嘉理案事件。英国要求派大员去英国赔礼道歉，并派驻公使。朝廷想到了懂洋务的郭嵩焘。那时去英国出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会被骂成汉奸。

他的家乡人做出了更偏激的行为，焚烧了郭嵩焘修建的上林寺，还扬言要砸烂郭嵩焘的家。

年已60岁的郭嵩焘奔赴两万里来到了英国。到英国之后，他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运转，他参加议会的辩论，观看歌剧演出，还让自己夫人在家里开party邀请各界名流，甚至尝试学习英文。

他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完全按照国际法处理外交事宜，得到了英国上下的一致好评。

更加难得的是，他跳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坚船和利炮——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郭嵩焘在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英国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

郭嵩焘拿着小本本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了《使西纪程》，拿到国内出版。一经问世，全国哗然，郭嵩焘又一次被骂成汉奸。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在明目张胆地夸英国。从鸦片战争到此时，三十年过去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接受不了这种事实，沉迷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

副使刘锡鸿趁机拉拢国内保守派一起弹劾郭嵩焘:

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他认为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

其一是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时，竟然起立，有失堂堂天朝的脸面；

其一是去音乐厅，仿效洋人拿音乐单，有失体统。

终于郭嵩焘主动辞官回乡，再也未出山。

他虽然对社会悲观，但对自己还是充满了自信，临死前写了一首诗说“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还是坚信自己还是领先于时代，后人定会了解。

1891年，郭嵩焘在长沙逝世，享年73岁。

好友李鸿章上书朝廷，请为他立传，并赐谥号。朝廷说：

“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回首大清的溃败，正是应了郭嵩焘的那十二个字：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在中国历史上，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实在太少了。他这样的人，即使出现，也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众人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累伤痕。历史其实联系着偶然的人事，并不是一个纯粹宿命的过程，也只有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我们才会去反思历史，去发现历史的复杂与诡异，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透过一段走向世界的挫折之路，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郭嵩焘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本书情感浓郁、剖析深刻，读此书犹如进行一次漫漫的跋涉旅程，有时欣喜，有时窒息。强烈推进对近代史、对中国命运有兴趣的读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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