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历史、现实与未来——陈晓晨研究员访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全球治理和中国全球利益的扩展,太平洋岛国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那么,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目前现状如何,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前景如何？国外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对中国有何启示和借鉴？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主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岛国研究分会副会长陈晓晨。陈晓晨还兼任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高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治理与太平洋岛国研究,主持多个国家部委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课题,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等,著有《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等。
本文转载自：国际政治研究微信公众号
一、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背景与整体概况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对国内学界而言,太平洋岛国似乎还显得比较陌生,您能做一些简单介绍吗？
陈晓晨(以下简称陈)：对国内学界来说,太平洋岛国(又称“南太平洋岛国”“南太岛国”等,可简称“南太”)及其构成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又可称“南太平洋地区”)仍然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中国学界总体上对它了解还比较少。因此,首先要对这个研究对象有个大体认识。太平洋岛国地区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偏”——这是一个全部由岛国组成、地缘上偏远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社会演进独特,迄今为止,还远远谈不上充分了解,有不少问题领域的知识甚至可以说还是空白。
第二,“小”——这是个由小国组成的地区。太平洋岛国陆地面积仅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0.4%,总人口更是仅占全球的0.15%。“小而遥远”导致很多问题,包括国家实力有限、治理能力弱、国际博弈能力差等,还导致太平洋岛国研究(又称“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也可以简称“南太研究”)不容易受到重视。但是,“小”却并不等同于“简单”,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小而复杂”的地区,需要全面细致研究。
第三,“新”——这是全世界最晚被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地区。太平洋岛国虽国小民寡,但在联合国也是“一国一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是给这些岛国带来巨大的“海洋红利”。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原则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共同塑造了今日的太平洋岛国地区。
王：国外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状况如何？
陈：目前,国外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主要力量还是西方,特别是欧、美、日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统称“澳新”)。即使对西方学界来说,南太平洋岛屿也是直到晚近才进入研究视野——在西方学术已经形成体系的时候,这个地区还保留有大量原始社会及其传统。在此背景下,人类学成为早期研究南太平洋岛屿的重要学科——至今仍然是整个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史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田野研究与融入式观察是重要研究方法,孕育了《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人的成长》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等一批人类学经典著作,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等人类学家。这些都是南太平洋岛屿人民对人类知识的重大贡献。这种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是西方学界太平洋岛国研究持续到今天的总体基调,留下丰厚的学术史积淀。
1947年,南太平洋委员会(SPC)成立,宣告现代意义上的南太平洋地区形成,也可以被视为西方现代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起始。结合科学网(WOS)数据库,辅以引文空间软件(CiteSpace)的研究数据分析,可以将由此至今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侧重人文和社会科学)笼统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早期起步时期(1947—1970年)。这段时期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刚刚起步,尚未形成规模。在数据上,表现为以“南太平洋”或“太平洋岛屿”为题名(下同)的社会科学成果数量很少,而且并非每年都有。在非常有限的成果中,关于人口与公共卫生的研究最多,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方学界的学术兴趣重点,另一方面也折射了西方国家维持殖民统治或推动有序自治的政治需要。这一时期出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密歇根大学教授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等人类学学者和《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分层》《献给祖先的猪》等人类学名著,反映出社会科学领域当时在经历由“点”到“面”的趋势。在地区政治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是长期从事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屿领地工作的澳大利亚外交官托马斯·弗莱(Thomas Fry),他在《澳大利亚观察》(Australian Outlook)创刊号首篇文章介绍了南太平洋委员会。当然,这还不是系统性的学术研究。
第二阶段：稳步上升阶段(1971—1990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南太平洋岛屿独立建国,整个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南太平洋论坛(SPF)成立；美苏冷战逐渐扩展到这个地区；纷纷独立后的太平洋岛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太平洋岛国研究稳步发展,在数据上体现为从1971年以后每年都有成果发表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研究内容上,有关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等领域的研究明显上升,与美国有关的研究更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研究主题之一。人类学依然发挥着基础学科作用,但更多结合了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代表作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约翰·康奈尔(John Connell)的《侨汇与农村发展：南太平洋的移民、依赖与不平等》。在地区政治领域,出现了最早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副教授理查德·赫尔(Richard Her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格里高利·弗莱(Gregory Fry)分别基于其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研究。40多年来,两位学者一直活跃在太平洋岛国研究界,笔耕不辍,代表着这个领域的顶尖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末期,一大批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地缘政治成为重要研究主题,而且美国学者或美国智库驱动的研究激增,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期对太平洋岛国重视程度上升。国际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共同体初步建立。
第三阶段：调整阶段(1991—2008年)。冷战结束后,域外大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兴趣衰退,西方大国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投入有所减少,这直接体现在成果数量呈震荡走势,增速有所下滑,如2001年的期刊文章数量尚不及1990年。国家治理、全球化等成为这一时期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突出主题。在地区政治领域,地区安全合作成为一大主题,尤其是在“911”事件和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之后。2003年,澳大利亚领导的旨在通过干涉恢复所罗门群岛正常秩序的地区援助所罗门群岛特派团(RAMSI)成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地区政治议题,得到广泛研究。
第四阶段：快速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全球治理的新问题尤其是2008年肇始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给太平洋岛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促使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出现新变化。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研究也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数据上体现为2009年以来成果数量激增。在研究内容上,气候变化及相关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最“热”的研究主题。在研究类型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愈发紧密结合,在数据上体现为“政策”作为关键词的比例显著提升。在地区政治领域,弗莱和赫尔仍然代表了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学者崛起,包括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乔安妮·沃莉丝(Joanne Wallis)、新西兰梅西大学高级讲师安娜·波尔斯(Anna Powles)等。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澳新学者还是逐渐崛起的太平洋岛国本土学者,都更加注重太平洋岛国自身的主体性。目前,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是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四个最主要的国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下设东西方中心)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是最具影响力的四所高校。这是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目前的情况。
日本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自成体系,是澳新美英以外重要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大国。1945年以前日本的南太研究主要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战后,日本的南太研究逐渐恢复。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研究明显增多。1979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指示下,一个以日本权威智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ERC)董事长大来佐武郎为首、由政府官员和学者共同组成的智囊团“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组建起来,次年完成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报告,提出对环太平洋地区面向21世纪的一系列外交战略构想,地理范围主要是今天的亚太地区,但也涉及一些太平洋岛国。同年,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出版《南太平洋的现实与国际合作》报告。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NII)数据库收录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成果数量达到顶峰。进入21世纪后,成果数量有所下滑,但仍保持着较高水平。日本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海洋研究实力强,包括渔业与海洋生物学、海底矿产、海洋法等领域,近年来在海洋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续进行研究。此外,日本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界在对外经济援助研究上非常下功夫,在方法上注重实证研究。各个时期的代表学者有长期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工作的松崎孝雄(Matsuzaki Takao)、上智大学教授矶崎博(Isozaki Hiroji)、惠泉女学园大学教授上村英明(Uemura Hidea ki)、日本安全保障危机管理学会主任研究员和田大树(Wada Daiju)、大阪学院大学教授小林泉(Kobayashi Izumi)等。
王：西方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有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陈：通过进行研究文献与学术史回顾,并辅以数据分析,可以将西方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经验概括为：基础研究先行、注重田野调查、政策需求推动、多个领域交叉、学术智库兼备、传承积累持续。具体包括：
第一,西方学界尤其是澳新美英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整体倾向是学科领域交叉多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能够维持平衡,但在时间轴上,自然科学先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先于应用研究、学术研究先于政策研究。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从起步阶段就注重田野调查,获取“当地知识”。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西方中心主义”也大量存在,削弱了这种传统。但“立足南太”多少可以抑制“西方中心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尽管有时候这也导致一些研究走向了经验主义。
第三,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发表数量与太平洋岛国本身的变化过,政策需求对地区研究的推动并不仅仅体现在政策研究,而是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综合上。
第四,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主题既有延续性,又有时代性。例如,人口与健康是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的重点领域,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是整个地区进入“后殖民时代”以来的重点。而热点问题如21世纪初的地区安全问题及当代的气候变化问题,都与这些基础性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形成交叉研究领域。
第五,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类别既有学术研究,也有智库研究,二者协同并进。美国和日本智库在因应具体问题、制定整体战略和推动学术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西方学者既有扎实的历史积累,又能跟踪最新的热点问题,既有学术能力,又有政策敏锐度,政策界、外交界与学术界之间也有“旋转门”和较为畅通的交流渠道。
第六,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几十年时间里不断积累,西方研究界形成一批长时间扎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顶尖学者,产生了像弗莱和赫尔这样的公认的学术权威。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在继承已有知识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方法与视角,推动了学术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学术共同体不断扩大并延续下去。这些经验可以成为当前建设太平洋岛国地区国别研究的“他山之石”。
当然,中国学界与西方尤其是澳新美英学界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出发点有根本不同,因此研究路径也自然不尽相同。而且,西方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尚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经验研究有余、解释分析不足；还原主义有余、结构分析不足；西方视角有余、客观公正不足等。有理由相信,新兴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既可以从西方学界汲取经验,也有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西方学界不足。
二、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王：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是如何兴起的？
陈：太平洋岛国研究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与西方相比,成规模、系统性的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整个20世纪,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成果很少,而且以知识介绍为主,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队伍,更谈不上形成学术共同体。当然,在零星的研究中,还是可以发现一点规律：这些研究受太平洋岛国所在地区形势及其与中国的关联度驱动。
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屿的研究第一次集中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步步侵华的同时,与西方列强围绕南太平洋岛屿的争夺趋向白热化,引起了胡道维、马存坤和王宗武等人的注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对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形势非常关注,也对南太平洋岛屿的地理、历史、人文、国际局势等开展了一定研究。当时的研究围绕时局而起,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逐渐告一段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联系很少,相关研究也几乎不可见。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南太平洋岛屿纷纷独立建国,特别是随着它们独立后开始与中国建交,研究需求开始出现。引介翻译和概述介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形式。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苏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冷战加剧、南太平洋岛屿的独立进程与法国在南太平洋岛屿及相关水域的核试验等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分析色彩较强的文章,例如《初析美苏在南太平洋的新角逐》等,可以被视为新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学术研究的初创代表作之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今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组织研究力量跟踪分析这一地区的形势,代表学者如万树玉、周戎等。
冷战结束后,太平洋岛国所在地区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在1989年成为南太平洋论坛的对话伙伴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进一步加深。这一时期出版了更多介绍性书籍,开始涵盖宗教文化等领域。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机构。
当然,整个20世纪的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都非常零散初步。究其原因,恐怕是太平洋岛国与中国距离(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遥远,关联总体不大,研究动力不足。仅有的几个时间节点,如美日争夺南太平洋岛屿、美苏在南太平洋的冷战等,都是对中国利益产生冲击的重大事件,反过来说明20世纪国内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些冲击的反应。当这些冲击消失之后,南太平洋自身的潮起潮落就与中国没有太大关联了,相关研究也就基本告一段落,缺乏持续研究与传承。这使得站在21世纪门槛上的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面临“先天不足”的问题,甚至可以近似地视为“零基础”。
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进展如何？
陈：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开始真正起步,逐渐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这20年时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奠基阶段和起步发展阶段。这表明,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尽管研究基础不足、起步低,但发展势头迅猛,呈现出逐段加速发展的态势。从研究成果、研究力量与学术共同体建设三个维度去考察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进展：
(一)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萌芽阶段(2000—2006年)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是21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领域建设的萌芽阶段,学术研究成果初显,专门研究人员初现,学术共同体也开始酝酿。在研究成果方面,著作数量开始增多,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汪诗明、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王艳芬的《太平洋英联邦国家：处在现代化的边缘》是第一本规范性强的学术专著。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华完成了国内第一本以南太平洋岛屿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
在研究力量方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05年成立南太平洋研究中心,这是继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全国第二家设置太平洋岛国专门研究机构的科研单位。学术共同体开始酝酿,但由于研究人员非常少,还远远谈不上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而更多是在“亚太研究”“太平洋研究”等范畴下开展研究活动。
(二)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奠基阶段(2006—2014)
2006年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召开,标志着“走出去”战略扩展到太平洋岛国,中国—太平洋岛国(下称“中太”)合作开始提速。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学者眼中渐渐显得不再那么“遥远”,越来越进入研究视野。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研究成果稳步增长,研究力量逐渐扩大,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
第一,研究成果稳步增长。王华的博士论文于2008年出版。2009年,徐秀军完成博士论文《地区主义与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构建》,这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太平洋岛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此后于2013年出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韩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江林编著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列国志》系列第一本关于太平洋岛国的,可以说去除了中国系统观察世界视角中的一个盲点。此外,与太平洋岛国有一定相关度的著作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吴安其的《南岛语分类研究》和苏州大学教授王宇博的《移植与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路》等。这一阶段的专门研究型论文稳步增长,显示出研究专业水平更高,也说明期刊编辑部对太平洋岛国研究文章更加重视,尤其是《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1期刊发了太平洋岛国研究专辑。
第二,研究力量逐渐扩大。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更多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机构建立。2010年,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更名为南亚东南亚大洋洲研究所,翟崑任所长,下设南太平洋研究室。2011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培育区域和国别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的通知》,给太平洋岛国研究带来一股强劲的发展动力。2012年5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建立,主要研究范围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岛国,喻常森为主要负责人。同年9月,聊城大学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成立(后更名为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是国内首家专门以太平洋岛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陈德正为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大洋洲研究培育基地也开展了活动,刘树森为主要负责人。一些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此时也将研究范围更多扩展到太平洋岛国。在上述这些研究机构与学者的带动下,到2014年前后,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界初步形成了20—30人的研究队伍,其中骨干力量大约8—10人。
第三,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2014年4月,全国首届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在聊城大学召开,包括驻外使节、专家学者在内等各界人士80多人与会,提交会议的论文30余篇。虽然这一阶段尚未形成密切的学术合作,但学术交流已经在开展,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
(三)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全球,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开始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太平洋岛国。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外交、贸易、投资、旅游、人文交流(包括高等教育交流)等往来联系与南南合作越来越密切,太平洋岛国与中国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近。另外,太平洋岛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性日渐提升,其独特价值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从2015年3月起,南太平洋方向正式被纳入“一带一路”主要方向之一。“一带一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是整个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由“冷”转“热”的外部背景。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复杂环境,中国和太平洋岛国之间仍存在“了解赤字”“信任赤字”,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不过,由此断定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是“政策驱动”就以偏概全了。学界的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学术兴趣不断拓展是太平洋岛国研究发展壮大的内在持久推力。随着中国学者对地区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入,对近邻东南亚、南亚及远至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广泛,全球视野日渐拓宽,太平洋岛国自然也吸引一些中国学者投入其中。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进入起步和迅速发展的新阶段,研究成果丰硕,数量迅速增加,成果形式多样,研究力量初具规模,学术共同体也初步形成。
第一,研究成果丰硕。首先,近几年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数量迅速增加。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梁甲瑞的《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域外国家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战略研究》、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石莹丽的《萨摩亚的历史与现实》和陈晓晨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是这个领域最新的学术专著。喻常森编著的《国际社会对太平洋岛国援助的比较研究》、主编的《地区主义在南太平洋》(英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钱乘旦总主编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也涉及太平洋岛国。此外,还有一些知识介绍型或政策建言型图书。除上述专著外,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博士论文还有姜芸的《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和张程锦的《中国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等。硕士论文数量大幅度增长,其中一些质量上乘。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等高校对大洋洲留学生的培养更是给国内高校的硕士论文带来了更多本土视角。论文数量大幅度增长,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其次,成果形式逐渐多样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新列国志太平洋岛国诸卷》已涵盖全部14个太平洋岛国,发挥了“资料库”的功能。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编撰的《大洋洲发展报告》蓝皮书系列已经成为连续跟踪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权威报告。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编撰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集刊目前已出版四辑,成为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汇聚地。该中心还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大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线下和线上资料库,部分缓解了资料困难的问题。重大课题、基金项目、智库报告、媒体评论、研究产品与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成果共同构成了新形势下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多层次成果体系。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总结梳理研究成果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历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都成为对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进展的“盘点”。2014年4月,时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等学者在第一届论坛上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进行综述。2016年9月的第二届论坛上,汪诗明再次进行综述并前瞻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感慨“二十年甚至十年前,国内学术界恐怕连对岛国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念头都没有”。在2018年8月的第三届论坛上,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建峰、王桂玉提交的研究报告中谈到,相关研究论文从2013年的29篇增至2014年的64篇,此后数年保持上升趋势。而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和研究动向,已经到了再次“盘点”的时候。这从侧面说明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第二,研究力量初具规模。在这一阶段,已有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发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福建农林大学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等专门研究机构先后成立。国内的澳大利亚研究机构和大洋洲研究机构也更多将研究范围延伸到太平洋岛国。同时,更多并非专门以太平洋岛国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机构也加强了对太平洋岛国的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与国际交流,包括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等高校学术平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国内智库。还有一些企业和社会机构以服务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做了一些太平洋岛国研究。聊城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苏州科技大学成为这个领域教学培养最集中的几所高校。部分机构业已成为集教学、科研、智库和国际交流功能于一体的学术交流中心。太平洋岛国研究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形成50—60人左右的研究队伍,其中骨干力量约有20—30人。
第三,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2014年至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已经举办了三届(其中,第三届论坛首次在太平洋岛国举行),中国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举办了两届,成为汇聚国内学界、提供交流平台的机制。学术交流不断加强,跨机构的研究合作也有所进展。中国亚太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学会组织一直大力支持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发展,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岛国研究分会的建立更是标志着学术共同体建设的组织化、机制化。借助微信群等社交工具,这个领域的学者保持着日常交流互动。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开始产生,学界开始通过媒体、公开讲座、视频直播等形式帮助社会更好地了解太平洋岛国。国际交往也开始扩大,中太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显著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当地语言是地区研究的基础,这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中长期是个空白,但近两年也已有学生学成归来。2019年11月,聊城大学成立“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研究中心,重点研究对象是太平洋岛国及加勒比地区语言。2020年2月起,北京邮电大学开设毛利语线上课程,开了国内高校太平洋岛国非通用语教学先河。这些都说明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正在加紧补语言短板,未来可期。
总之,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是一个新领域,起点低但发展快。中太关系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研究共同进步,学术研究自身的发展逻辑特别是“人”的因素起到内在持久作用。
目前,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快速发展,并且研究领域初步成型,但在看到这一研究领域的迅速成长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学界的差距。另外,与国内其他地区研究比较而言,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起步晚于国内对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研究。例如,以东南亚地区研究为例,冷战结束是很重要的一道分水岭,此后对该地区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中亚研究更是如此。对非洲研究来说,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重要节点。对拉美研究来说,2004年和2008年是两个节点。而对太平洋岛国研究来说,这个节点是2014年,也就是最近几年才真正进入发展“快车道”。因此,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国内的地区研究中仍属于一个新领域,总体上还没有结束“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当然,我个人更倾向把这种状况称为“八仙过海”,处于积极探索尝试阶段。
三、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王：目前,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有哪些特点？
陈：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较为集中在几个重点研究议题；二是研究路径上多学科并进、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共同发展、方法与视角多样。研究议题的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中太关系研究。在目前的国内太平洋岛国人文与社科研究中,这是最集中的研究主题。近年来,“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太关系研究主题的重中之重。例如,2019年以“一带一路”为主题或相关的文章占已刊发文章的多数。其中,半数左右是关于中太共建“一带一路”的整体分析,也有部分文章深入到具体问题领域,如贸易、投资、发展援助、蓝色经济、旅游合作、体育合作、深海采矿合作、海洋治理合作、三方合作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中太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是非公开的课题与咨询服务等。
第二,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近年来,美国明显加大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投入,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上台后力推的“印太战略”都涉及太平洋岛国,而且针对中国的意图愈发明显,这引起国内学界高度关注。其中,梁甲瑞专门研究中美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博弈。澳大利亚作为长期以来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地位极为特殊的国家,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和其中的中国因素都是太平洋岛国研究绕不开的研究主题。国内学者关注澳大利亚对中太关系的认知,也试图考察澳太关系复杂性背后的政治逻辑与历史逻辑。另外,日本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也是中国学者非常重视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中太关系和地缘政治之间联系密切：中太合作加强被一些人视作太平洋岛国地缘政治升温的一个因素；而太平洋岛国地缘政治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反制措施则对中太关系发展产生了阻力。这是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太平洋岛国的逻辑出发点,也是政策界关注相关课题的现实需求所在。这些都导致了中太关系与地缘政治成为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学界关注度最集中的研究主题。
第三,太平洋岛国的历史与现代化进程研究。这一议题是汪诗明、王华等最早一批太平洋岛国研究者关注的议题。“边缘化”是汪诗明用以形容太平洋岛国现代化进程特点的准确概念。对殖民统治的历史考察能够探究岛国现代化独特路径的深层历史成因。近年来,汪诗明以自然保护、生活质量等重新定义“现代化”,用新视角审视太平洋岛国现代化进程。王华则更加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太平洋世界”的太平洋史研究。王华与费晟近期尤其关注太平洋环境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者开始“追本溯源”的历史研究。
第四,关涉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气候变化研究。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生存与安全威胁之一,这是太平洋岛国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的独特之处。因此,与其他地区研究相比,气候变化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2014年以来,国内学界也加强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涉及太平洋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与“气候外交”、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与灾害管理合作、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合作、气候融资问题、“气候难民”问题等。
第五,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研究。这是影响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内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长。2017年4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举办了“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工作坊,是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一次集中探讨。而且,国内学界研究力量的壮大恰逢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发生新变化,产生了一些能够跟上国际学术前沿乃至尝试与前沿展开对话的成果。在外延上,涉及地区海洋治理、地区气候与灾害管理合作等领域,学界开始研究发挥关键作用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瑙鲁协定》缔约国等地区组织,关注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关系,还将地区主义理论与太平洋岛国地区政治实践结合,乃至以太平洋岛国地区案例发展理论概念的初步尝试。
硕博士论文也可以反映研究主题的集中程度。在目前可见的46篇专门研究太平洋岛国的人文或社会科学类硕博士论文中,有15篇专门研究中太关系,13篇专门研究美日澳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其中有4篇研究中国与美日澳之间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总之,上述这些是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点研究议题,既有从研究对象的本体出发,也有从观察者的认识和需要出发,代表了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个地区的关注重点。
王：国内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路径呈现出什么特点？
陈：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在研究路径上的一个特点是多学科并进。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太平洋岛国研究是个新领域,从硕博士阶段就开始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学者不多。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来自其他学科,“出身”不同——有历史学出身,也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出身；有从澳大利亚研究或美国研究自然延伸到太平洋岛国研究,也有从旅游研究的角度切入,还有的从国家战略与政策需要出发进入这个领域。到新领域后,自然还带着各自学科领域乃至各自行当的习惯,因此,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学科并进、多种思考方式共存的特点。
对比美国地区研究起步阶段的经验教训,地区研究需要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世界史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一级学科通力协作。鉴于大多数太平洋岛国通用英语,目前,中国学界在学科背景结构上还较为齐全,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从研究类型上看,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包括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学术研究中也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本着不同目的的研究共同发展。从研究方法上看,可以明显看到史学方法的描述性研究、社会科学方法的解释性研究及综合方法的政策评估性研究的并存。更多研究可能并没有很强的方法论意识。从研究视角上看,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界存在理论视角、历史视角、现实视角、全球视角、本土视角和中国视角等多个视角。
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界还展开了一场关于“学理探究与经世致用”的非常有益的讨论。这是2017年4月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新型智库揭牌仪式及第五期学术工作坊的讨论主题,田肖红在《学理探究与经世致用：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文中做了详细记录。与会学者探讨了太平洋岛国研究对象、内容与研究路径的问题,有学者更强调基础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太平洋岛国研究要以人文为基础,认为目前的研究显得“急功近利”,也有学者认为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向现状研究转移,有的学者回顾了国际社会对特定问题的关注推动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学者特别强调作为中国的研究者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还必须从中国的角度看。我在讨论中提出了“六个结合”,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研究供给与研究需求结合、学理推断与问题导向结合、长期研究与短期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结合、部分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这场讨论的思辨性可能大于规范性,虽然并没有(也不大可能会)随之形成一条公认的研究路径,但是给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带来很多启发,促使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继续推进太平洋岛国研究,促进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走向繁荣。
王：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陈：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在短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多的进展,总体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从当前形势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需求、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所应达到的理想状况,以及与国内其他地区研究的发展状况相比较而言,目前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一些学者对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不足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这些意见似乎集中在研究领域不平衡、基础研究不足的问题上。例如,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王作成、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孙雪岩认为,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重应用轻基础,重区域轻国别”。汪诗明认为,“基础研究是根基、源泉和动力,没有全面、细致和扎实的基础研究,其他类型的研究就如同水中月、镜中花”。刘建峰、王桂玉认为,“国内较为重视太平洋岛国的应用性研究工作,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议题获得普遍关注,但扎实的基础研究非常稀少。”这些意见都非常有道理,尤其是与前面谈到的西方太平洋岛国研究相比,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基础研究上着力确实远远不够。但除此以外,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还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规模仍然太小,重视程度不够。这是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存在的最根本问题。“学理探究与经世致用”的讨论是非常有益的,但目前的问题是“学”与“用”均不足,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努力提升。仍然从评估研究进展的三个维度衡量：目前研究成果积累还太少；研究人员、经费与各方面支持投入仍有限；学术共同体互动还只在起步阶段,太平洋岛国研究在整个学术界仍然处在较为边缘的地位。在研究成果积累方面,虽然近年来成果激增,但是历年总量积累还是太少,尤其是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横向比较下更为明显。例如,截至2020年2月底在中国知网上以“非洲”为题名或关键词搜索中文期刊文献录得26556条,以“拉美”或“拉丁美洲”搜索录得15816条,但以“南太平洋”或“太平洋岛国”搜索仅录得452条,相差两个数量级,且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或新闻报道类文献。没有量的积累,恐怕很难有质的飞跃。
在研究力量方面,目前国内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者有50—60人,研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但其实这些研究力量真正投入到研究一线的程度参差不齐,存在与本职教学与其他科研领域如何兼容的问题。相比之下,在澳新美英日等国都有不少以太平洋岛国为主要乃至唯一研究方向的学者,有的甚至是毕生研究太平洋岛国,这种研究投入程度是我们目前还达不到的。研究力量还意味着经费、发表和各方面的支持,这是非常现实的。近年来,经费来源、发表渠道和机制支持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各方面都逐渐认识到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要性,但距离稳定的、可持续的研究还有很大距离。在学术共同体方面,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初成,但存在重复研究现象,机制化的分工合作有所欠缺,这需要加强信息交流,促进分工合作。
第二,学术研究缺乏高度、深度与广度。学界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理论高度仍然欠缺。虽然徐秀军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理论研究,但从整体上看,如何在太平洋岛国这个独特性很强的研究对象上做出理论创新,从“就事论事”上升到“就理论事”和“就事论理”,仍然是中国学界的不足之处。此外,研究广度也需要进一步拓宽。不过,中国的太平洋岛国学界从起步阶段就具有多样性,这是后续良性发展的基础。
第三,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结合还不够充分。在现有研究中,尽管应用性研究成果占比高,但实际上能够对接政策需求、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优秀政策研究仍然非常缺乏。相比之下,西方太平洋岛国研究界业已形成学术研究与政策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不少学者本人既做学术研究,也提供政策建议。打通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兼具两种角色可能是太平洋岛国研究作为一个“小”领域、“小”圈子的自然现象,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研究路径。
第四,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尚缺乏足够实证研究、实地调研与坚实的一手资料和数据库支撑。现在赴太平洋岛国实地调研虽然比以前容易很多,但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如交通不便、审批繁杂、费用高昂、报销困难等。在研究资料方面,虽然已经建立起太平洋岛国研究智库平台,但这一建设刚刚起步,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研究任务的需求。
第五,课程设置、教材编撰和人才培养存在不足。目前,国内还没有开设专门针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课程,也没有相关教材,教学与科研尚未充分对接。虽然已有硕士毕业后继续深造、博士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个案,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人才培养体系,这使得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可持续性尚未从根本上建立起来。
第六,国际交流对话能力还较为欠缺,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严重不足。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学术话语权,使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相匹配,是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亟须着手的课题。
四、积极推进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王：您认为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有中有哪些值得丰富和发展的研究视角？
陈：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研究视角：
第一,本土视角：地区建构与主体性研究。太平洋岛国是一个独立构成的地区还是从属于大洋洲或者更大范围的地区,太平洋岛国研究与大洋洲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疑问的。这背后反映的是根本问题：到底应当把太平洋岛国地区看作一个地区主体,还是一个客体？这个地区主体性更强,还是从属性更强？这就需要从地区建构、地区认同与地区主体性的视角,回到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去重新认识太平洋岛国地区。这对当前较多的以大国博弈为视角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是一种补充。也只有从本土视角去理解太平洋岛国的主体性,才能真正从“认识南太”升华到“理解南太”。
第二,比较视角：比较地区研究。比较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不妨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将太平洋岛国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除进一步认识其独特性外,也要考察其普遍性与共性。这有可能丰富我们的理论认知,反过来更好地解释太平洋岛国地区。
第三,全球视角：全球治理研究。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海洋治理、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属于全球治理范畴,与我们息息相关。太平洋岛国如何组织起来与其他行为体互动,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作用,也可以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第四,中国视角：共建“一带一路”研究。最后,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自然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与视角上。共建“一带一路”是当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大局,加强“一带一路”研究是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自然而然的重点方向。不过,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直接研究中太关系。对今后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来说,要把眼前的紧迫任务与长期的基础建设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共同为学术建设与政策需求服务。
王：您认为应采取哪些举措推进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需要,借鉴国外学界的经验,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加大投入力度,形成各方面支持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局面。除相关机构自有经费和国家社科基金等支持外,可以在保持研究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动员感兴趣的社会力量支持太平洋岛国研究。可以考虑加快《太平洋岛国研究》《大洋洲研究》等集刊的出版工作,提高专业化水平,尽早形成这个领域的专门期刊。
第二,形成研究合力,促进理论、历史与现实研究的结合,吸引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可以通过课题分包等方式汇聚不同机构、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者合作研究。已有研究机构可以在某些领域持续积累,形成自身特色,机构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加强信息交流,优化研究项目,减少重复研究的现象。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以目前我国在太平洋岛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为抓手,以现实问题带动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能够有的放矢,使智库研究提供的方案能够切实可行。可以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机构、智库、决策层与职能部门、地方政府、企业界与投资者之间的对接,鼓励政策研究者更多涉足太平洋岛国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也鼓励学术研究者更多了解实际需求。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参考日本“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建立跨界别、跨机构、跨学科的智囊团队,向决策者提供既有全局视野、又能脚踏实地的咨询建议。
第四,鼓励深入一线,太平洋岛国的孔子学院、援外项目、中资企业等可以成为中国学者赴太平洋岛国实地调研的“第一站”。希望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涉外行政与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至少对太平洋岛国这样的交通不便地区有所放宽。
第五,促进人才培养,条件好的高校可以尝试开设太平洋岛国研究课程。在单个高校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更多采用联合培养模式,与国内外高校和潜在用人单位更好对接。鼓励硕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乃至赴太平洋岛国调研。
第六,下力度、下决心支持国际交流,鼓励中国学者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对话。针对外界对我国对太平洋岛国外交较为集中的关注点,如“债务陷阱”“大而无用”“环境责任”等,可以组织跨机构、跨学科乃至跨国的专题攻关团队,以扎实的研究成果予以回应。
总之,对西方学界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经验要充分学习和借鉴,但也要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任务与出发点存在不同。因此,也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符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共同呵护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成长。
王：您对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未来有哪些期许？
陈：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国内学界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更加完整。我国的地区研究对这个最晚被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地区实现了初步覆盖。正如钱乘旦教授2016年在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上所说,“世界上每一块地方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都需要了解”。随着中国学者的全球视野不断拓展,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未来将更加广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前面谈到的,三四十年前,正是出于应对现实的政策需要,美国和日本学界对太平洋岛国加大了研究力度,并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80、90年代集中爆发。今天,“一带一路”南太平洋方向的推进,是否也会推动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大发展？从近几年发展势头及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多样性上看,似乎已经有了这样的潜力。不过,要想将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更上一层楼,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加大投入,把“盘子”和“蛋糕”做大。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就好像太平洋岛国的特色建筑“法雷”(fale),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从不同的“门”走进这个研究殿堂。期待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能够得到方方面面的更多支持,能吸引更多机构和学者结合各自优势和需求为这个学术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研究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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