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宣 | 新华社总社2022年校招启动，欢迎复合型专业背景毕业生报考！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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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面向2022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考总社工作人员，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2.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无参加非法组织或活动及其他不良记录。

3.202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含两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

4.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相符。

5.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6.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和新华社有关规定。

7.服从驻外工作安排。

8.符合国家和新华社关于亲属回避的相关政策规定。

9.已报考新华社2022年校园招聘“绿色通道”的毕业生仍可继续报考此次公布岗位。

注：报考英文岗位的毕业生须取得英语专业四级证书或大学英语六级成绩达到520分以上，报考其他岗位的毕业生大学英语六级成绩一般应达到425分以上，报考技术研发、视觉设计、动画编辑岗位的毕业生英语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岗位需求

此次招聘涵盖新华社总社采编、技术、营销、行政、财务等各类岗位，专业类别包括新闻学类、中文类、外文类、政治学类、法律类、经济类、管理类、财会类、电子与信息类、计算机类、理工类、文学艺术类、编辑学类、教育学类等。欢迎具有复合型专业背景的非新闻类专业毕业生报考！

具体岗位：

三、报名程序

应聘者登录新华社招聘系统（网址：http://job.xinhua-news.cn）报名，点击“新华社总社2022年校园招聘”查询岗位需求，填写报名信息。

报名时间为2021年11月12日至2021年11月30日。

网上报名按以下程序进行：

1.岗位需求查询

考生可在2021年11月12日至11月30日期间登录招聘系统，使用手机号码注册后，查询浏览岗位需求信息。

用户名和密码是报名、下载打印准考证等事项的重要依据，请务必牢记。

2.填写报名信息

请按照提示填写报名信息、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电子照片后确认提交，填写信息应当真实、准确，报名材料一旦提交，各项信息及报考岗位均无法更改，请确保基本信息、教育经历、家庭成员、应届生信息等填写完备，以免造成信息不实。

凡提供虚假报名信息或应聘者条件不符合招聘要求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应聘资格。

四、笔试及考点安排

1.确认笔试资格

考生请于2021年12月3日9:00以后登录新华社招聘系统查询本人是否通过初选进入笔试。如收到通知并确认参加笔试，在12月5日24:00前通过招聘报名系统回复“是”或“否”（切勿回复其他内容或通过其他渠道回复，否则系统无法识别）。

2.网上打印准考证及报名表

确认具有笔试资格后，请于2021年12月8日9:00至12月9日24:00期间，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新华社招聘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及报名表。

考生笔试时须携带身份证、学生证、准考证、英语成绩证明以及所在院系盖章的报名表、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单。请考生务必带齐黑色签字笔、2B涂卡铅笔，外语考生可以携带2本以内纸质版字典。

3.笔试时间及考点安排

笔试时间初步定于12月11日（周六），在新华社总社（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57号）和国内各分社举行，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以招聘系统和短信通知为准。

五、其他事项

笔试合格者将参加后续面试和考察环节，新华社招聘的面试和考察环节分为专业面试、综合面试、心理测试、实践考察、体检、外调等步骤。若有关岗位未有足量合格人选，则取消相应岗位本次剩余的招聘计划。

新华社招聘工作不提供考前培训及参考书目，不提供关于考试题型及范围的咨询。若咨询其他有关招聘的问题，请发送邮件至[e-mail]，技术支持请通过邮件联系[e-mail]。

新华社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全面的培训和锻炼机会、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关招聘信息请关注新华社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新华网。

新华社人事局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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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时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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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话 | 地缘化出版：太平洋书店出版活动及其特征探究

原创林英出版与印刷

题目 | 地缘化出版：太平洋书店出版活动及其特征探究

来源 | 《出版与印刷》2021年第4期

作者 | 林英

作者单位 |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1.00.051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林英. 地缘化出版：太平洋书店出版活动及其特征探究[J]. 出版与印刷, 2021(4): 97-103.

摘要 | 文章利用一手史料对太平洋书店的出版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其出版活动的展开具有以地缘为主导的特征。太平洋书店主人张秉文籍贯为湖南，其作者资源及其他出版资源的获得都呈现出鲜明的湖南色彩。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究太平洋书店与湖南文化资源建立关联的机制，并剖析这种关联得以形成的多重因素。

关键词 | 太平洋书店；地缘；张秉文；近现代出版；湖南文化资源

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统计，旧上海的书店、出版社的创办人和负责经营管理人中，湖南籍者共9人^[1]，数量并不算多。其中，湖南浏阳人张秉文创办的太平洋书店，是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家出版机构。太平洋书店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约于1938年停业，前后经营十二载，以出版社会科学著作为主要方向，出版了不少颇具影响的书籍。如《中山丛书》是最早问世的孙中山全集，深受读者和市场欢迎，随后太平洋书店还推出了《增补特种中山丛书》；《船山遗书》是现存已刻印遗书中种数最多的版本，湖南省博物馆陈列有该书；《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等系列书籍的影响也较大；此外，太平洋书店注重以丛书的形式抢占市场，先后推出“社会问题丛书”“建设文库”“国际问题丛书”“世界学会政治丛书”“现代百科文献”等。

太平洋书店值得关注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加强近现代中小出版机构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唯有如此才能深刻把握住近现代出版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也是纠偏当下近现代出版史研究中存在“后见之明”、结果预设、刻板印象等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2]；二是太平洋书店的出版活动有其显著的特征，其出版工作表现出鲜明的地缘性特征，而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出版与地缘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这值得展开研究与思考。

一、以地缘为主导：太平洋书店出版活动的鲜明特征

1.湖南籍编著者：张秉文由印刷业向出版业拓展的重要支撑

在创办太平洋书店之前，张秉文先开办了太平洋印刷公司。据汪原放回忆，1918年，《新青年》拟采用新式标点和分段编排等方法来出版刊物，然而此方法操作工艺复杂，各印业公司均予拒绝，最后，“标点符号的铜模，是陈子寿翁和太平洋印刷所张秉文先生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的”^[3]33，由此可知张秉文的太平洋印刷公司于《新青年》以新面貌面世的创举中不无贡献。

正如商务印书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由印刷业向出版业拓展，张秉文亦有心往出版业进军。早期张秉文以太平洋印刷公司的名义试水出版业，出版有《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一书，还代为发行了《实业之中国》。这些零星的出版发行活动背后，关联的人物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湖南，《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的作者刘彦、《实业之中国》的主编邓峙冰都为湖南人。1926年，张秉文正式创办太平洋书店，以《中山丛书》为标志性出版物进入出版市场，该书的编者王祺为湖南衡阳人，题写书名者是湖南籍军政人物谭延闿。有《中山丛书》这样一部重磅书籍打头，太平洋书店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版了孙中山的多种著作，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中山演讲集》《中山手札墨迹》《三民主义撮要》等，太平洋书店因此得以迅速跻身出版市场。综上可知，无论是试水出版业，还是正式进军出版业，张秉文的初始出版资源主要得益于其湖南籍同乡。换言之，湖南籍作者的支持成就了张秉文从印刷业向出版业的拓展。

 2.湖南籍著译者：太平洋书店最重要的作者群体

学界对中小书局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之一在于前人积累的成果少，资料不易得。近年来，不少报纸已启动数字化处理，《申报》等都已建立相应的全文数据库，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成为中小书局研究的一个利好趋势。近现代出版机构在出版新书时，往往会在报纸上刊登书讯广告，因此，一家出版机构的基本出书情况可借由报纸广告来大体把握。通过对《申报》上的太平洋书店书籍广告进行整理，并辅以读秀、CADAL、瀚文民国书库等数据库上的查证补充，据不完全统计，太平洋书店共出书146种，其中，作者信息不详者13种，太平洋书店自编书籍11种，太平洋书店向外获取书稿者共122种。在这122种书籍中，作者为湖南籍者共70种，占比接近六成。

如果说地缘是一种具有可伸缩性的建构，其范围可大可小，小的仅限于一个县甚至一个村，大的可扩至一个省甚至两三个省，那么太平洋书店的一个重要作者——文公直（文砥），江西萍乡人，虽非湖南籍人士，亦可视为同乡。江西萍乡与湖南浏阳接壤，两地有着很深的乡情及地缘认同，文公直在太平洋书店出版多种书籍，同乡认同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中山丛书》的作者孙文虽非湖南籍人士，但编者王祺为湖南衡阳人，此书及太平洋书店出版的若干孙文的单行本，其书稿来源都与王祺大有关系。如此算来，太平洋书店与地缘有关的书稿占比实际接近七成。

太平洋书店不仅书稿主要为湖南籍作者的作品，而且其重要作者亦大多来自湖南。笔者对在太平洋书店出版书籍2种及以上的作者进行统计，发现总共19人，其中14人来自湖南。（见表1）可见，湖南籍著译者构成了太平洋书店最重要的作者队伍。

表1  太平洋书店出书2种及以上的湖南籍作者

3.湖南地区的出版资源：可供挖掘与调用的多方力量

太平洋书店对湖南地区出版资源的充分挖掘，突出体现于1933年重校铅印的大部头书籍《船山遗书》（全书70种，385卷，订成80册八函，定价64元）。首先，该书的底本均来自湖南地区的发现与支持，《重刊船山遗书记略》中有明白记录：“本书编辑依据新化邓显鹤刻本（清道光二十二年刊于长沙）；湘乡曾氏国藩刻本（清同治四年刊于金陵）；浏阳刘氏（艮生）补刻本（自清光绪十九年迄民国六年间，随得随刻，先后刊于长沙）；及长沙、湘潭、衡阳坊间各散刻本，并船山先生手稿之获见者，参订综合集其大成。”^[4]64其次，太平洋书店充分借用家乡的力量来推动《船山遗书》出版一事。该书于1930年3月开排，1933年11月全部竣工，由陈铭枢、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何键、冯玉祥、覃振、张人杰、周震麟、鲁涤平、陈嘉祐、章士钊、陈调元、何思元、仇鳌、张开琏、唐有壬、周佛海、曹伯闻、宋鹤庚、刘承烈、曹典球、周鳌山、黄士衡、刘岳峙、曾继梧、李剑农、罗介夫、王祺、张秉文等30人发起重刊。这30人中，20位是湖南籍人士，其中何键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还为《船山遗书》撰写序言。何键在序言中述及“适太平洋书店以重印《船山遗书》，发起海上，虑事繁费重，不敢举行，乃由湖南省政府佽金二万余元，计预约七百部”^[5]，可知太平洋书店出版《船山遗书》，还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资金支持，湖南省政府订购的700部作为基础，为《船山遗书》提供了发行上的基本保障。此外，该书的校勘审核工作多由湖南籍人士予以支持完成，“浏阳李英候任总校勘，浏阳张吉吾、平江李蕴平分任辑校。名册卷编定之后，付印之前，又由李春煦、邓峙冰、文砥三人复加审核”^[6]440。除文砥来自与湖南浏阳接壤的江西萍乡，其余五人均来自湖南。

太平洋书店铅印本的《船山遗书》出版后不久，即于1935年再版，两次的印数都不少，据称，“近年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长沙等古籍书店库存的铅印本《船山遗书》，早已购买一空了。而曾刻本《船山遗书》反而停滞不销，仅北京中国书店一家就库存数十部之多”^[4]66，可知其销路颇旺。充分借用湖南地区相关资源出版的这套大体量、高码洋、销路广的《船山遗书》，对太平洋书店的经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支撑。

二、地缘的借用：出版机构与作者的共同需要

1.出版机构的发展需求

出版业务的展开立足于对出版资源的选择、开发与利用，也就是说，获取优质的出版资源是出版工作的起点。因此，书稿的获得、作者队伍的建立是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出版界甚至有“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一说。而出版机构要获得足够、优质的作者资源，需要充分调用自身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在文化生产领域，学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依凭，在今天的组稿工作和作者队伍建设中，充分利用学缘纽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近现代中国，尽管高等教育已有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不高，因此学缘关系尚难成为当时作者资源建设的主要凭仗。根据联系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关系可分为4个方面，即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7]。逐一分析可知，血缘关系的人员数量有限，亲属中能成为作者的情况更是少见；就业缘关系而言，出版机构多与印刷、发行机构等进行业务来往，与作者的业务关系发展较为有限；趣缘群体是因兴趣相同而形成的群体，以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能因共同的兴趣而汇集为作者资源的亦在少数；而就地缘关系而言，地方上往往不乏宿学耆宿、学者文人，地缘认同又是十分亲切而深刻的连接桥梁，因此，地缘关系相对而言是当时影响力最为广泛、便利性较高的一种社会关系。自然，地缘关系为当时的中小书店所普遍借用，如亚东图书馆，其发展及成绩与其主人汪孟邹善于充分调用家乡安徽的文化资源有重要关系，安徽籍的胡适和陈独秀号称亚东图书馆的两块金字招牌。从太平洋书店从事书业的情况来看，其依托地缘纽带展开出版工作之举亦颇具代表性。

2.作者的出书需求

事实上，不仅是张秉文需要充分调动来自家乡的优质资源为出版所用，家乡的文人学者亦十分看重和仰赖太平洋书店这一出版平台。在近现代书业中心上海开办出版机构的湖南籍人士本就不多，而且机构规模都比较小，维持时间也比较短。如湖南长沙人杨笃生1903年创办新湖南社，1905年该社被清政府查禁；湖南革命青年在上海创办的天问周刊社1921年2月创刊，7月即停刊；由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创办的群益书社，早先的规模和影响都相对较大，但此时也已式微。换言之，太平洋书店是当时湖南籍人士在上海创办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出版机构之一。

翻看近现代报刊上随处可见的出版时评，即能深刻体会到普通作者出书之难：“出版家为点缀门面计，有时也不能不收几部比较正式的稿子，可是他们收稿的标准不是作品的好坏，而是送作品者的情面的大小。许多无名作家常常愤说：你的著作，只要经过名流博士介绍吹嘘，哪怕是糟粕臭屎，定会帮你出版；否则，饶你是鲜花丽草，总只求得一个不睬。这话似乎太过火，但与事实相去实在并不甚远。”^[8]普通作者出书难的这一现象，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其回忆录《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中给出了出版方角度的间接回应。汪原放指出，亚东图书馆的书稿收与不收、要与不要，由其主人汪孟邹决定，而汪孟邹“只相信他所相信的几个熟人，只要是他们介绍来的，总是收、买”^[3]152。平心而论，这种局面的发生与出版经营中存在较大风险有关，一旦选稿不慎，不仅可能颗粒无收，而且前期的大量投入亦化为乌有，因此对于资本短少的中小书局而言，不得不尤为审慎。而经名流介绍和背书的作品，之于出版方意味着多了一层把关，名家举荐具有权威人士审稿的意义，其背后基于社会网络所建立的信任关系亦有助于达成交易。普通的作者要获得相应的推荐，与出版者要获得相应的出版资源一样，地缘往往是重要依凭，而有地缘关联的出版机构也相对更易建立连接。太平洋书店的重要作者陈子展曾在其回忆文章《我的读书经验》中写道：“第二年夏天我写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由左舜生先生介绍在中华书局出版，舜生又介绍我为太平洋书店写《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这就是我靠写文字骗饭吃的开端了。”^[9]湖南籍的陈子展在同乡左舜生的介绍下，得以在中华书局出版著作，并与湖南人张秉文创办的太平洋书店取得联系，此后其著作多在太平洋书店出版。

同时，出版《船山遗书》这种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征的大部头书籍，无论从情感意义、价值认同，还是从出版人所能调动的资源的角度出发，湖南籍人士所主持的出版机构无疑都是最佳选择。何键在《船山遗书》的序言中写道，“予又欲增刊以扬先生之光辉；军事倥偬，未遑也”^[6]439，可以说正是因为湖南籍人士创办的太平洋书店，何键增刊《船山遗书》这一出版愿望才能得以落实。因此，对地缘的借用并非近现代出版机构的单向性需求，也是近现代知识分子获得媒介支持和出版平台助力的重要依凭。

三、地缘资源被充分借用的原因

在召集出版资源方面，尽管地缘关系较具影响力与便利性，但出版者要对其进行充分借用，需要把握好自身所处的文化位置，尤其需要注重与家乡文化资源的关联和对地缘关系的重视与维护等。太平洋书店主人张秉文能够充分调动湖南地区的文化资源以从事出版业，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湖南近代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保障。近代湖南绅士的地缘分布存在“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并且主要集中在长沙周围：从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到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再到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构成了3个大规模的人才圈，若以每个人才圈首领或领袖各自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等县市为圆心分别作圆，在这3个圆圈总覆盖的县市范围内有逾百位名人，占同期全省名人的一大半。^[10]也就是说，湖南籍的人才具有高度集中、互相关联的特征，这为来自浏阳文化圈，且与长沙、湘乡文化圈在地理上极为靠近的张秉文，最大化利用湖南的文化资源以事出版提供了可能与便利。上文对太平洋书店作者群体的梳理显示，其湖南籍重要作者主要来自浏阳、长沙以及其他邻近州县，足可印证这一观点。

其次，张秉文的个人履历为其充分调用地缘资源提供了可能。张秉文（1881—1964），清末秀才。24岁考进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习一年，被选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与彭一湖（湖南岳阳人）、周鲠生（湖南长沙人）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宋教仁任报社社长，张秉文任经理。报社被查封后，张秉文再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1917年回国返湘，旋接孙中山通知去上海，1919年2—5月南北和谈期间，任会议秘书之一，此一时段张秉文与李剑农（湖南邵阳人）等办有《太平洋》杂志。张元济1919年6月17日日记“应酬”一栏中记有：“梦翁出名约聂汤谷，湖南人，久大精盐公司派往日本探访制造情形者。又太平洋主任李剑农，湖南宝庆（今湖南邵阳市）人，住恺自迩路二五一号。又太平洋庶务张秉文，湖南浏阳人，住民厚南里九三四号。”^[11]可知张秉文此时充任《太平洋》杂志的庶务。由张秉文的人生履历可知，他与不少有影响力的湖南籍文化人士有交往与合作，这是其能充分调用湖南文化资源的重要原因之一。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模式时提出了场域（field）这一重要概念：“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12]如果把湖南籍文化圈看作一个场域的话，张秉文在其中的位置及其所在位置的权力（或资本），使其得以调用相关的文化资源以从事出版业。同时，太平洋书店创办后不久即聘请湖南籍的李剑农任编译主任，这意味着太平洋书店能够进一步叠加使用李剑农所能召唤的湖南文化资源。

再次，地缘纽带的维护、地缘认同的培养也有助于资源的获取。家乡认同生发于对出生地的认同，这种情感的维系和强化离不开坚持不懈的精心呵护。如果缺乏有影响力的精英团体去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声誉，那么在形成有效的群体认同感方面将有所缺失。对于当时湖南籍的有识之士而言，太平洋书店是一个非正式的聚集之地，具有浓厚的家乡氛围，甚至有“湖南会馆”之称。^[13]太平洋书店对于同乡情谊的重视及其作为聚会场所的场地优势，不仅有效地增强了旅沪湖南籍知识分子的同乡感情与地缘观念，也为太平洋书店带来了相应的出版资源。

四、结语

地缘认同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同乡会担负起了动员同乡人的责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太平洋书店鲜明的地缘特征，反映出即便是在先进的文化生产领域，地缘因素亦占据重要地位。

在近现代中国，“同乡情感被认为是与拯救中国所需的民族主义、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东西”^[14]，其实际范围不仅涵盖了家乡的省籍观念，而且涵盖了更广阔的大都市意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深深关切。因此，近现代知识分子及整个社会充分发展他们的同乡认同，地缘认同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近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地缘并不是人们建立社会联系时引发认同的唯一途径，但是其规模、构成、合法性及其重要功能决定了它们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是极其实用和流行的。太平洋书店注重对地缘纽带的充分借用并大受裨益，可谓是当时社会文化心理与现实状况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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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联保. 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3：13.

[2]黄林. 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去熟悉化问题[J]. 现代出版, 2019(5): 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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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祥运, 刘杰. 社会学概论[M]. 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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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元济, 张元济日记(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590.

[12]布尔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33-134.

[13]湖南省浏阳市地方志编委会. 浏阳县志[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4：891.

[14]顾德曼. 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 1853—1937[M]. 宋钻友, 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164.

Title : Geographical Publishing: A Probe into the Publishing Activ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cific Bookstore

Author : LIN Ying

Author Affiliation :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 The article uses the first-hand historical data to sort out the publishing situation of Pacific Bookstore, and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ts publishing activities is characterized by geography. The owner of Pacific Bookstore is ZHANG Bingwen, whose native place is Hunan. The acquisition of author resources and other publishing resources shows a distinctive Hunan color.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cific Bookstore and Hunan'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analyzes the multiple factors that have formed this association.

Keywords : Pacific Bookstore, geography, ZHANG Bingwen, modern publishing industry, Hunan's cultural resources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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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民 |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学劳作

原创王惠民  来源：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学劳作（节选）

王惠民 | 文

作者简介

王惠民，1993年生，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与实践理论、政治哲学。

摘   要：本文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劳动。未来，尚未具备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依然不会脱离马克思定义的机器范畴。但是人工智能时代意味着机器大工业的最高阶段，它预示了资本主义的终结与共产主义的到来。为了考察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问题，文章总结了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实践与劳动理论，并从行为结构的角度定义劳动是以行为对象的善为目的的活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会消失，摆脱了异化劳动的人们将从事合目的且合规律的自由劳动，本文称之为“美学劳作”。

关键词:人工智能；劳动；马克思；共产主义；美学劳作

一、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自阿兰·图灵(A.Turing)于1950年提出“图灵测试”以来，人工智能已经从科学家的实验室走入了寻常百姓的家中，成为与全人类的生活和命运紧密相关的世界性议题。出于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关于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的规划在近年来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率先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人工智能在新阶段的发展设立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此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相继出台了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可见，继互联网引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尽管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承认，学界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限度却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乐观的”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必将突破“奇点”，成为拥有自我意识却远超人类能力的“超人工智能”，并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比如，“奇点理论”的提出者库兹韦尔(Ｒ.Kurzweil)曾经预测，只需等到2029年，人工智能就将达到人类大脑的水平，并在此后成为超人工智能。(cf.Kurzweil，p.28)科学家霍金也曾警告人们，如果不事先考虑清楚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人类将不再有机会补救人工智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参见霍金，第164页)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人工智能的智力水平很高，但是距离拥有意识还差得很远，并且以目前的发展方式很难取得决定性的突破。美国哲学教授德雷福斯(H.Dreyfus)通过引述海德格尔对“全域”与“世界”的区分，证明将人类活动的语境还原为离散元素的人工智能研究路径是注定会失败的;除非再造一个人类，否则人工智能无论如何不可能获得意识。(参见德雷福斯，第349页)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则指出，意识的要害在于反思能力，但是意识的反思需要将自身映射为对象;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已经证明了即便是纯理性的数学系统也没办法做到完全的自我映射，混杂着非理性要素的人类意识更不可能被充分反思，因此通过还原人类意识来创造人工智能是行不通的。(参见赵汀阳，第52页)

相比而言，以“弱人工智能”为背景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意义。它不需要以尚未确定的假想为前提，而是直面已然出现的难题和挑战。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的赋能冲击了原有的生产方式，未来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形态?如果人工智能替代了人类从事的工作，未来人们是否还有事可做?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当代研究人工智能与就业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使原有的人类就业形势发生深刻的改变，并对社会的分配结构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尽管有关自动化生产替代人类劳动的担忧从两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但是真正使失业问题变得严峻的历史时刻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与以往科学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变革不同，人工智能在劳动替代方面能力有余，在提供新的工作岗位方面效用不足。

首先，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替代并非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大规模替代。有学者曾对美国702个具体职业的可被计算机化的概率进行测算，最终得出高达47%的总的工作岗位有被替代的风险。(cf.Frey＆Osborne，p.38)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却没有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那样为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量和生产力的提高，而是仅仅作为一种“平庸的”科技创新(so-so technology)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这就使得人工智能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却并没有与之匹配地增加全社会的就业岗位需求。(cf.Acemoglu＆Ｒestrepo，p.10)

在此基础上，由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如果没有政府的合理规划和有效控制，社会将很可能走向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分化局面。因为采用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超大型企业，将会运用算法等手段有效地阻断信息和技术向全社会渗透的分享通路，成长型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将无力再通过学习和追赶来与之竞争。(参见蔡昉，第13页)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并非普惠性的生产力跃迁，更多的是资本家用以挤出劳动者并占有更为牢固的社会地位的先进手段。因此，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的思考终归要回到资源分配的问题上来，而分配问题又不单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所能解决的。(cf.Autor，p.28)

分配问题促使我们走出经济学和科学的领域，更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与哲学的维度来对未来社会进行研判。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和远见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当代性和未来性。马克思曾对机器工业时代的特征与前景做出过细致的考察，并在其中发现了资本主义走向衰亡、共产主义孕育而生的现实物质条件。虽然“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时代尚没有被提出，但是马克思笔下机器的定义，依然适用于弱人工智能的规定。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首先不同于手工业时代的工具，进而又不同于拥有自主意识的人。机器与工具的差别在于，使用工具的人仍然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机器机构”却使得人与劳动对象变为了间接的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2页)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必然会达到能够生产自身的水平，并在工作中由自行运转的动力所推动，马克思称之为机器的最后形态，即“自动机器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4页)。但是机器的自动化绝不意味着机器拥有意识，离开了人的机器不过是无用的资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67页)随着机器的演变，社会生产的劳动对象已经从物质对象转变为数字对象和服务对象。但是未拥有自主意识的弱人工智能显然还没有脱离自动机器的范畴，因为只有意识的觉醒能够为机器带来新的突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会为资本家创造短暂的优势。然而，利用机器对工人进行剥削是机器的异化使用，其恶果终究会反作用于资本家，使资本主义自我挫败的内在本性被充分暴露。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自身的增殖，但是在机器工业时代，购买机器会导致预付资本中的不变资本份额增加，可变资本的占比就会随之降低。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意味着工厂雇佣的工人人数在成比例地下降，即便每个工人的剩余价值劳动在增加，但是单人剩余价值率的上升终究抵不过裁员带来的剩余价值量的减少。因此，单位预付资本创造的总的剩余价值量(也就是资本的利润率)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小。并且由于工人劳动的简单化、可替代化与被剥削程度的日益加深，资本家制造了工人的大量剩余与极度贫困。这些过剩的劳动人口不会产生需求旺盛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将遭遇严重的生产过剩。最终，生产走向停滞，资本的利润率趋近于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85页)。

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与市场大幅萎缩使资本的增殖难以为继，甚至当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被断绝，生产力的发展也将“引起革命”(同上，第293页)。“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6页)，资本家证明了自己“没有能力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同上，第817页)。

在作为新的生产力的机器面前，传统的“资本家－工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合时宜，因为资本家私人占有已经无法容纳生产的全民化和社会化。只有当“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同上)，生产方式才不再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阻碍。并且，与机器生产相比，原始的财富获取手段早已显得微不足道。“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6页)而“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同上，第197页)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体系与科学发展的真正意义是“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同上)

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广泛的社会交往以及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自动机器体系带给人们的真实好处，这三点刚好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当先进的生产资料被社会共同占有，共产主义社会则不仅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化程度更高、生产效率更大的人工智能时代，作为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发达阶段，显然将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接近共产主义社会。届时，人们将摆脱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了的劳动，而去从事真正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由的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活动依然会是劳动，甚至“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正如机器原本是为了创造更多自由时间，劳动的先天意图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异化劳动更为人们所熟悉，人们却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页)。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的历史时刻，对劳动本义的考察是尤为重要的理论准备工作。

二、劳动的本义

略

三、共产主义美学劳作

基于行为结构的劳动规定拓展了劳动的理论视野，以行为客体为目的的劳动便不再遭受劳动对象具体形式的束缚。不论人工智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要人类还有设立目的的意志能力和指向客体的行动能力，劳动就不会消失。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符合人类本性的劳动究竟是怎样的形态。显然，共产主义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劳动，但是从劳动的直接对象入手似乎又难以区分两者的差别。既然已有的划分模型已经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我们就有必要跳出劳动对象的具体性状，通过“二阶目的”来对劳动进行区分。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考察劳动对象背后的更高目的，即劳动对象的最终效用究竟有哪些种类。

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人从事符合其时代经济条件的劳动。

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时代，这个阶段的劳动者天然地占有劳动资料，他同时身为独立的私有者和共同体成员。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们“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即交换价值———引者注)……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3页)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同上，第128页)

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阶段，相比于第一个阶段“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及其生产”为前提，狭小、孤立的生产为社会性的生产与普遍性的商品交换所代替。(参见同上，第155页)但交换价值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更大的消费，而是资本家与资本家在劳动支配权上的竞争。

第三个阶段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阶段，它的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经过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公共权力，“自由”的工人再次成为共同体中联合的个人，被资产阶级垄断的生产资料复归为属于每个人同时也属于全社会的共同财产。人们不再为资本家的利润被迫劳动，而是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从事积极的、创造性的自主劳动。

三种社会形态的背后，劳动的对象和目的也发生着隐秘的变化。第一阶段的劳动以使用价值为目的，劳动是为了劳动者的生存需要;第二阶段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劳动是为了使资本家占据竞争优势;第三阶段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它是人对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双重束缚的全面超越。笔者据此将三种社会形态下的劳动目的分别定义为生存价值、竞争价值与美学价值。与之相应，将三种劳动称为生存劳动、身份生产与美学劳作。

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描述为满足生存价值的生存劳动与追求竞争价值的身份生产，似乎不难理解。之所以将共产主义劳动称作美学劳作，是因为扬弃了自然必然和社会异化的共产主义劳动，与综合了真和善的美学创造涵义相通。

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先生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的劳动理论基础上，将“美”定义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指出“如果没有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即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引者注)，光是由自然必然性所统治的客观存在，这存在便与人类无干，不具有价值，不能有美”。(李泽厚，第463页)美是人的实践劳动创造的;反过来说，人的实践劳动也在创造着美。

然而，并非所有劳动都可以创造美。被迫从事的异化劳动注定不是美的，任性的胡作非为也不可能是美的。“美作为自由的形式，首先是指这种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和过程本身。它首先是能实现目的的客观物质性的现实活动，然后是这种现实的成果、产品或痕记。”(同上，第467页)换言之，共产主义美学劳作是建立在两方面规定的同时满足的前提之上:劳动对规律(真)的掌握是对生存价值的超越，劳动对自由(善)的彰显是对竞争价值的摒弃。前者确认了主体活动具有客观有效性，后者保证了对象在被创制过程中的主观目的性(人化)。正因为如此，美学劳作才具备了共产主义的特征:“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人的主观性(合目的性)与世界的客观性(合规律性)在美学劳作中的融合，创造了美的价值。这个美既体现在活动的产品，又显现于活动本身。在这里，传统的实践观与劳动观发生了融合，亚里士多德活动理论的内在悖论得到了解决。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得以同时在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出创作的美感:劳动的产品是美的事物，这是活动的劳动性面向;同时，劳动过程也充满了自由感和愉悦感，这是活动的实践性面向;最终，劳动这件事本身又成为了人的审美对象，这是劳动性与实践性在同一活动中的共同实现。于是，将活动本身作为对象去从事活动便是无可指摘的了，对象性目的并不会降低实践本身的崇高性。

美学劳作消除了亚里士多德活动理论的内在紧张，一个人因而完全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5页)这些活动不再是为了功利性的外在目的，也不是毫无目的地为了某种副词性原则，而是为了美学生活本身。它们从行为结构而言是对象性的劳动，但是在行为的过程之中也时刻显现着实践的善。

美学劳作的合目的性蕴含着社会性的规定。这意味着只要整个社会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阶段，其中的任何个人都无法从事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劳作，不论是古典时代的公民、封建时代的贵族，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大资本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戏称，有钱人应该把多余的精力用来从事哲学沉思。在此之前，柏拉图也曾将哲学家统治的城邦称为“美的城邦”(，city of beauty)。

古希腊奴隶制社会中的哲学沉思算是美学劳作吗?显然，它具有美学劳作的雏形，但是它依然是一个不彻底的、被扭曲了的自由活动，与真正的美学劳作相去甚远。其中的区别源于亚里士多德为沉思划定的边界:首先，从事者一定是具备外在的善的有闲阶级;其次，这项活动不能以任何外在对象为目的。这些条件看似为活动的崇高性奠定基础，实际却是在将思考的空间人为地狭隘化，让思想为自身设立局限。这种局限性的体现之一，便是前文提到的对于劳动的贬低。一种非普遍的思考方式难以称得上是美的，因而，亚里士多德的沉思活动还不能算得上是美学劳作。

这就说明，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在各个方面都同时实现“无边界”的要求:在社会阶级上无边界，也就是取消一切阶级的划分;在行为活动上无边界，劳动与实践具有等同的高贵性;在思想对象上无边界，不论是观念论生产的绝对概念，还是现实中的具体问题，都应当成为思想覆盖的对象。正是在这样一种完全无边界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当然，这一切都需要以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为现实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工智能时代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美学劳作仍然不是玩乐，而是认真的劳作。两者的差别既是目的性的，也是结构性的。

从目的角度而言，玩乐追求的是快感而不是存在。如果有某种方式可以绕过行为而得到快感，玩乐的人甚至不需要行为活动作为其载体和基础。甚至当极端的快感与存在发生冲突时，即便牺牲存在也在所不惜。与之不同，劳动的目的则是行动者确证自身的存在。尽管在美学劳作的过程中也有快乐的体验，但是这种快乐只是为了让存在更好地展现自身的本意，即善在，而非忽略或否定存在本身。因此在美学劳作中，快乐是附属于存在而得以成立的，在玩乐中却恰好相反。

从结构角度来看，玩乐作为一项行为并不顾及行为的结果和客体，只在乎行为本身在过程中的感受性体验。这就使其与以行为的副词为目的的实践是同构的，因而也就与实践活动一样成为了残缺不全的行为。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深刻的问题可以通过玩乐来解决，也没有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产品是通过玩乐来创造的。玩乐无法负责任地承担和建立起任何可持续的生活和存在，至多只是局部地、暂时地以既定的存在为前提进行挥霍和消耗。相比而言，美学劳作则是生产性的活动，是完整地包含了行为的副词善和客体善的活动。它可帮助存在者实现自身的最优存在，尽管未必总是轻松的。因此，玩乐与美学劳作有着显著的差别。正如马克思曾警告的那样:“劳动不可能向傅里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3页)

在人工智能得到普及的共产主义社会，美学劳作将彻底消除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的竞争性局面，资本主义时代的关于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替代的担忧成了无稽之谈。如前所述，机器(人工智能)的采用本身并不会加深对工人的剥削和替代，是机器和劳动的资本主义异化导致了工人工作日的延长和失业。因此，未来的人工智能只会对异化劳动的岗位造成威胁，这刚好迫使人类早日摆脱异化劳动。对于美学劳作，人工智能不仅没有替代效应，反而会有助益的功效。比如说，当人工智能战胜了人类的围棋冠军，受到冲击的只是作为资本产业的围棋职业联赛，围棋的乐趣依然保留在人们对弈时的体验之中，甚至会因为功利心态的摆脱而变得更为纯粹。当棋手对于获胜的竞争目的褪去之后，围棋本身的美感反而会被凸显出来。人们不再为了一场胜局去下棋，而是为了一场“美局”，这毋宁说是一种更高的棋艺境界。更不用说，当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处理得到合理的安排和利用，人类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当每一位学生的个人条件和学习情况都可以被人工智能精准地采集和精确地分析时，教师再也不会因为能力的局限而忽略学生的不同特征。如此一来，学生的才华将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短板也将得到及时的辅导和规避。人人都可以在成长的过程中，获得足够多的关注和机会，实现自身的全面和最大化发展。

如今，人工智能在棋类、知识问答等竞技中已经显示出对人类的绝对竞争优势。这一方面说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之快，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人类一直在做机器的事情，而忘记了本该属于人的活动方式。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让自己变成机器，因为异化劳动和社会竞争已经无利可图。只有从思想和行动上摆脱以往一切时代的局限和束缚，人类才能在美学劳作中真正成为自在自为的自由存在者。

四、结语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在农业生产的传统社会，生产劳动被自动机器完全代劳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机器挤走人类工作的烦恼，以及由之而来的对劳动概念本身的反思。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以及人类劳动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目前人类已经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潜力。毫无疑问，只要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力为社会所有、为民生所用、为人民所享，人类将早日进入一切人得以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彼时，超越了自然必然性、扬弃了社会异化的人们，将会在美学劳作中“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复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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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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