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钱冠连先生：“开始时读他的书，落脚时做我自己的事”

应用语言学研习与区域国别学

2024-09-2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思飞学术 Author 钱冠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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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钱冠连先生：“开始时读他的书，落脚时做我自己的事”

沉痛哀悼

钱冠连，湖北仙桃人，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外语系，1989年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0年受聘为该校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现代外语》副主编，现任《语言哲学研究》主编。著有《美学语言学》《语言全息论》《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后语言哲学之路》等。

著名语言学家钱冠连先生于2024年8月27日04:27逝世，享年86岁。先生是我国外语界西方语言哲学的先驱，为国内外语言学界和语言哲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曾倾力推动外教社“西方语言哲学经典原著系列”丛书的出版，并为丛书撰写雄文《论语言哲学的基本元素》（代总序），后又在我社出版《后语言哲学之路》一书。

（《后语言哲学之路》，钱冠连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本篇推送特节选先生收录于《后语言哲学之路》的经典文章《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以缅怀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思想和可贵的创新精神。钱冠连先生千古！

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

文 | 钱冠连

总体说来，虽然西方语言哲学和语言分析原本有一层天然密切的关系，但它与语言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互惠往来与对话还是不多，也不够深刻。从西语哲中有意识地吸收营养，以创造出结合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的理论形态与新的研究风格，确实是一件立即要做的事了。特别是在当今某些语言学分支（如语用学）的研究陷入困境、无重大理论突破之际，挖掘西方语言哲学的营养与智慧，必将拓宽语言学研究视野，给语言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使语言研究不断深入，给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带来新的转机。这里尤其要吸取吕叔湘（1986a）批评过的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现象：“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跟着转”，一跟三四十年，别人变我们变，别人不变我们不变，就像我们自己的脑袋是“白茫茫一片”，在外国理论面前，完全得了“跟着转，不自立”的失语症。每一个学科都这样覆辙重蹈，岂不是一个永恒的悲剧?当下，西方语言哲学开始在外语界引起注意并普及，从一开始就以历史教训为警，从一开始就尝试一条新的路子，一反“跟着转，不自立”之道，采取“虚心学，且自立”这样边引进边创造的路子：开始时读他的书，落脚时做我自己的事。这就是本文的立意。

这个路子的大致设想是：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而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样的研究如果做得好，坚持得久，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或可叫做“后-分析的语言哲学”，简称“后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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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后-分析的语言哲学”的三个方面的涵义是：

（1）我们继承与发掘分析哲学中的营养与智慧；

（2）我们在中国文化、哲学与汉语的语境中虽然不时提起西哲的千年老题（“存在”和“世界”），但不是将它的老问题翻出来再炒作一遍，也不落入在老的理论帽子下加上新的汉语语料这个窠白，而是节外生新枝；

（3）我们的新枝（新的理论发现）落实在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所有领域内。因此，它不是西方哲学的分支，也不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分支，而是从西语哲种种“问题”[如“全等陈述”（identity statements）、“空名”（empty names）、“说谎者悖论”（the liar paradox）等等]中引出来的一切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跨学科的新的理论发现。简言之，它不是一门新学科（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学科的理论框架），而是以“问题”（某一理论）为中心的新理论发现。

西方哲学中也有与我们这里概括出来的“后-分析语言哲学”（英文试用post-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相似的说法。但是，它的涵义是特指Putnam、Dummett、Kripke这些人发展、修改与补充了西方上一代人如Frege、Moore、Russell的观点，但仍然遵守了语言分析的路数。显然，这样的涵义与我们在中国文化、哲学与汉语的语境中酝酿起来的包含上述三个方面涵义的“后语言哲学”不是一回事。

本研究的定位基本如上述：不专注于现代语言学的某一个学科（因为西语哲初衷就不是为了解决语言学问题），而是与Being（存在）、the world（世界）相关的跨语言学科的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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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研究的总体框架，基本上可用“节外生新枝”一言以蔽之。对它的解释是，以西语哲原理论为营养与引发剂，解决与外部（物理）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语言问题。这样的新枝，不是执意地创立新的语言学科门类，因此不可能给出像一个学科那样的理论框架，而是发现各种新的交叉性理论，最终的理论创造成果以一个一个的“问题”（某一理论）为中心，比如以下问题：西语哲为何可以是现代语言研究的营养钵，工具性语言系统，感觉经验的不可说，中国古代哲学有无纯语言理性思维，程式性言语事件的哲学探究，语言使用中的递归现象的哲学研究，语言哲学产生新的修辞观问题，等等等等。我们预期，这样的交又性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无穷尽的系统。正因为这样，这个课题没有学科意义上的章节之分，只有“问题”之分，形成系列论文。这正如当初的分析哲学也没有独特的主题与理论框架，只有一个一个的问题（围绕西哲的千年老题）研究一样。

“节外生新枝”的模式的具体展示是：出发点→落脚点→新的理论问题（不是原来的老问题加上汉语语料，甚至也不是给老问题找到了新的出路）。仅举两例。

第一例：当年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塔尔斯基在给出真（理）之形式定义（a formal definition of truth）时，为了避免语义悖论（如“说谎者”悖论），提出了区分工具性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对策（Tarski 1944）。现在，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一个新的方向：论证出一个宏观的工具性语言系统，深刻地阐明社会的发展、人的言语行为与人与人之间的解释关系。

第二例：当年西语哲中曾有过著名的“呈现方式”（Frege 1952）、“摹状语”（Russell 1956b）和“使一物出场”（Heidegger 1982a/1982b）等等的研究。当今，中国的修辞学界正在试图从老的修辞思路中“突围”，这一情况启发我们生出一个全新的方向是：修辞可以看成是一种哲学活动——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呈现方式、描述属性与使一物出场时，必涉及修辞活动。这个猜想的启示是：第一，凡有认知活动并且要说话的时候，都有修辞活动；第二，人类最普遍的生存方式（使用语言）——形而下，居然和形而上的思考（哲学活动）掺和在一起；第三，人的行为、语言行为与修辞是掺和在一起的。我们生活在修辞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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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法论而分，归纳可以出新，演绎也可以出新。

为了符合西语哲在中国寻找出一种可能有效的发展之路，研究方法可以考虑是：

第一，思辨性的研究：（西）语言哲学的来路是哲学，因此本研究也是思辨性的研究。它高度依赖辩证逻辑，也依赖形式逻辑（推理）。另一方面，本课题也可以运用猜想，等待证伪。猜想与证伪在产出重大理论上有突出的功能。

第二，本课题是人文社科之内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它能借用一切人文社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第三，正因为是跨学科性质，而与语言研究结合的方面是那样的广阔，其中也可能有实证性的调查研究，这一部分必须结合语言事实，不排除调查与实证。

在以上“节外生新枝”的模式阐述的两例中，除了第三项（实证与调查）以外，思辨与一切适合于人文社科的方法大致上都用到了。

要按这种新的思路研究，我们必须做好如下的调研计划：

第一，找出尽可能多的西语哲文献资料；

第二，本课题的成果最终要落实到现代语言研究上，因此，除了实证性质明显的音位学与语音学以外，要调查与思考的第一组对象是：传统的语法、句法、语义学、词汇学（与词典学）、修辞、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心理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教学（外语教学）、中国哲学（等等）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要调查与思考的第二组对象是：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与问题——此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努力解决，对已经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视角与思路。这个过程体现了节外生新枝模式。

第三，方法论方面的知识准备要尽量充分。

对于这样新的思路来说，必须突破的重点是：

（1）如何将语言问题和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以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后语言哲学”（如果我们做得好，做得持久的话）;

（2）从西语哲种种“问题”出发，引申出以现代语言研究为基础的、跨学科的新理论“问题”来。简言之，以老问题引出新问题。

与此相关的难点：第一个方面，我们凭什么选择出西语哲中的某一个问题做出发点？我们又凭什么把这个选择出来的问题，落实到现代语言研究的某一个问题上去，即何以为落脚点？尤其是，我们凭什么有把握说我们将二者嫁接以后可以生出一种跨学科的、有理据的新理论问题来？第二个方面，这样嫁接出来的交叉性理论几乎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的嫁接要求我们的知识储备必须非常充分，这迫使我们时时更新知识，下结论时不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种困难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办法与路径倒是明确的，可是我们不能保证做出来的成果是有理据的新理论。这里起作用的东西是智慧。可是智慧正是我们最需要、最缺乏的东西。但我们应该有尽可能多的有志于此的学者来争取得到这种最需要、最缺乏的东西。在任何学术活动中，个人的智慧是重要的，但个人的智慧永远是不够的。

“后语言哲学”的三个涵义，简言之，一是吸取西语哲的营养，二是不炒作它的老问题，三是产生以新的“问题”为中心的新理论。

这样的路子，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唯一的可行的路子。如果它是正确可行的，要真正形成气候，毫无疑问地需要一切有志于西语哲的学者的智慧与长久的努力。

（摘自《后语言哲学之路》，第206—213页，有删节。）

钱冠连先生不仅在学术领域成就卓越，他崇高的品德也为学人所津津乐道，他曾说过，“活得干净远比活得辉煌更有意义”。

篇尾附上钱冠连先生与《后语言哲学之路》所属丛书“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主编徐真华教授的赠诗（来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网），与诸位共勉。

人生功课

——赠徐真华教授

钱冠连

学问不过五六成，

人际规则仅两分。

枯枝出墙多几处，

校内知音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