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官邸今何在

民国遗珍，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官邸今何在？

文/桑宜川 加拿大

前些年，老川大校园里，靠近锦江边一个不起眼的旮旯角落，尚有一排年久失修，几近坍塌的低矮青砖瓦房，里面堆满了建筑垃圾，窗棂被淫雨浸蚀严重，大多没有玻璃，窗口被层板钉死，屋顶漏雨，屋里长青苔，屋檐下蜘蛛网遍布，入夜后那里没有灯火，黑乎乎的一片死寂，只有野猫出没，颇有点像《一双绣花鞋》里闹鬼的楼宇，无人问津，古朴中带着苍凉。如今在人心浮燥的校园里，已很少有人知晓她的过往历史了，她就是民国时期历任老校长的寓所，同时也是南渡北归的大先生下榻之处，其间的人文故事实在是太丰富，可歌可泣。

1949年以后，作为新生体制内的校级领导和著名前辈学者住房得以延续，“文革”开始以后中落式微，老住户逐渐都走了，随之成了校园里被彻底遗忘的角落。我每年有机会回国省亲问学，都会约上在校园里一起长大的发小们，有如发小刘晓烈教授，张世洵教授，历史文化学院的刘世龙教授，徐遥教授，学报社科版主编原祖杰教授，原主管教学的副校长龙伟教授等诸君多次前往探幽，校园“考古”半日游。每次我走到那里，久久站立在她的面前，那些永远让人感怀的民国学者风雅故事就会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感觉又是一次庄严而又神圣的历史文化洗礼，先贤故居，高山仰止，因为她承载了太多的民国沧桑，太多的校园往事。

记得当年龙伟兄还在任上时，亦有感于此，在我辈几位学友的撺掇下，写了“修缮提案”，作为“奏折”斗胆呈交校务会议讨论，结果是“奏折”颇受待见，居然一次性通过了决议，考虑到这处房产的历史文化内涵如此厚重，校方将拨出专款，修旧如旧，作为校园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重点保护，随后还将辟为四川大学校史陈列馆。如今看来当年的校务会一班人还有尚未泯灭的良知及对历史的尊重，懂得这一“文物”的份量与珍贵，失之不可复得，可圈可点。这一“喜讯”传来，我们还相约望江河边的小馆子，额手称庆，举杯共贺，仿佛自家后院的一棵濒临枯死的树被不经意间救活了似的由衷欣慰，虽说当下物欲至上社会里，这样的一种人文历史情怀早已不受年轻人青睐，匪夷所思，与太古里的奢靡小资情调相差太大，或许显得太过于“穷酸”或“迂腐”，但我辈依然敝帚自珍。

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官邸存世的年代，若从1937年算起，至2018年下半年被挖掘机，推土机彻底摧毁，夷为平地，时间跨度逾80年，经历过抗战岁月里的日机大轰炸，国共时期的战火硝烟，兵燹涂炭，1949年以后历次运动的整肃，岁月沧桑的磨砺而幸免于难，曾是老校园给我们留下的仅存几处历史遗珍之一，其文化价值不可估量。饮水思源，可以说若没有她，没有曾经寓居其中的十几任大学校长，副校长和著名前辈先生们，以及他们所传承的大学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四川大学，绝非妄语，只可惜如今她已荡然无存，无处觅芳踪。犹如一位知书达理的民国大先生，她的睿智达观，她的娴雅端庄，留在了许多知道她，熟悉她，怀念她的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记忆里，永远鲜活，因为她是现代中国大学教育与人文历史在四川的缩影与见证。（上图：国立四川大学前身，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大门）

回望历史，1932年，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国立四川大学正式命名，是当时中国国内13所国立大学之一，并经蜀中名宿张澜推荐，行政院任命王兆荣先生为第一任校长，当年的校本部设在清代成都皇城里面，也就是今日天府广场北面的四川省展览馆地界上，到了1935年，第二校长任鸿隽先生受教育部直接委派，入川接掌校印，甫抵不久，发现皇城内的规模窄小，已不适合一所现代大学的发展，于是开始寻访新址办学，很快便相中了望江楼河畔的这片风水河滩地。在其短短二年的任期内，完成了初期的迁校工程。虽说抗战时期的1939年，日机轰炸成都，不断骚扰校园环境，校本部在黄季陆校长执掌下又迁往峨眉山避难，时间不长，校园里的建筑工程仍在时断时续地推进，因为当时的读书人相信，终有一天还会回来的。那个年代，那一带尚是荒郊乡野，复望开去，沟渠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林盘人家坐落在仟陌农田之间，一派古朴静谧的川西平原风光。（上图：1935-1937年间，国立四川大学校门旧影）

如今查阅档案，尚可窥见当年老川大校园的原始设计图，第一期建筑工程已经颇具规模，除了围绕荷花池周围错落有致的一圈教学楼馆之外，在靠近锦江河边及望江楼竹林一带还建造了可容纳教职工和男女学生住宿的一大片低矮房舍，分别以“园”或“村”或“院”命名，其中包括本文述及的铮园，即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官邸群落。最初是几排灰砖青瓦的平房，古朴典雅，间隔有序，其间种植了不少低矮的常年草本植物，冬去春来，常青常绿，从不因岁月的更迭而消遁。

当年从御河皇城校本部迁移至此，需要大兴土木，费用巨大，省督军政府慨然补助川大工程经费66万银元，预拨11万银元，余下的陆续补给，当年是一笔很大的款项。有了土地与经费的支持，在任鸿隽先生主持下，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同时破土动工。这三座建筑，特别是图书馆，成为了上世纪40年代新川大的象征，同时也建立了这座铮园官邸及其它教职工宿舍。据文献记载，其间先后住过的有任鸿隽、张颐、程天放、黄季陆，在此期间，黄先生还曾搬迁至华西坝的一处寓所，但教务繁忙时就干脆居住川大校长官邸里。五十年代以后，继有北京任命的校长谢文炳、周太玄、彭迪先、戴伯行等教育家。其中也有入住最为长久（1950s-1980s）的许祺之常务副校长和丁耿林书记，向楚，徐中舒，缪钺等前辈学者。可以说，这座大宅院里的主人跨越了两个时代，几乎囊括了老四川大学的主要校级教育家和全国著名学者。（上图：国立四川大学前身，四川通省大学堂办公印章之一）

如今官修的校史，认定四川大学肇始于晚清1896年6月18日，由四川总督鹿传霖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其倡导学习“西文西艺”，“分课华文、西文、算学”，成为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每年校庆也就从这一年算起。若历史再往前推，还可看到几家书院的影子。例如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锦江书院，清嘉庆六年(1801）兴办的芙蓉书院，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尊经书院等。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从广东入川的新任总督岑春煊奉旨宣布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等读书场所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改称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其间几易其名，先后还有四川师范高等学校，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等称谓，不断合并与嬗变，旧瓶装新酒。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大调整，抹去了“国立”二字，更名“四川大学”，90年代初又曾一度改名四川联合大学，先后纳入成都科技大学（原成都工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原四川医学院），最后恢复原名，延续至今。

晚清时期的四川中西学堂虽为四川总督鹿传霖创办，但他聘请了何维棣作为首任校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如今被认为是四川大学首任校长。他的任期不长，只有年余，从1896年至1897年。巴蜀文献记载，何维棣（1856-1913）曾任《皖政辑要》总纂，后任四川印刷局总办。他出身于湖南道州何氏世家，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何绍基嫡孙。其后担任过“校长”一职的还有王荣懋（1897－1898），谷绮龄（1899－1900），李尚昆（1901），蔡德耀（1902），袁凯（1902），胡峻（1902－1909），周翔（1909－1912），骆成骧（1912－1916），周翔（1916－1918），杨若笠（1918－1919），贺孝齐（1919－1922），吴玉章（1922－1924），付振烈（1924－1925），蔡锡保（1925－1926），尔后的国立成都大学首任校长张澜（1926－1931），西充人，大名鼎鼎，坊间称他为张表老，辛亥时期的闻人，民国后期的民盟中央主席，1949年因统战需要，应招进京，官拜首任国家副主席，参加过“开国大典”，享受过副国级的高官厚禄，不过好景不长，1955年病逝。如今他也被认为是川大的老校长，作为一个华美篇章，写进了四川大学校史。（上图：清代光绪皇帝钦点状元，今日四川大学前身，四川高等学校校长骆成骧）

其后接任的是王兆荣（1932-1935），任鸿隽（1935-1937），随后继任校长一职的还有张颐（1937－1938），程天放（1938－1943），黄季陆（1943－1949），谢文炳（1950－1952），周太玄（1952－1953），彭迪先（1953－1958），戴伯行（1958－1962），温建平（1962－1977），康乃尔（1978－1981），柯召（1981－1984），鄢国森（1984－1989），林理彬（1989－1994），陈君楷（1994－1997），卢铁城（1997－2003），限于篇幅，后来者从略。本文辑录于此，因为他们的人生故事乃是近现代四川人文历史的一部分，应被世人铭记而不遗忘，不被尘封。任鸿隽先生在任期内主持迁校，顺利完成，功莫大焉。他留下的铮园旧事，倡导的四川大学精神，将是本文的叙事，就教与方家。（上图：四川大学老校长张澜（左）与吴玉章（右））

国立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王兆荣（任期1932-1935）乃四川秀山人氏，他的资历很老，曾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1915年他远赴东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法系，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是同时代的闻人，先生在东京参与发起组织“丙辰学社”，并刊行《学艺杂志》，思以学术强国。回国后创办《救国日报》并任社长，这份报纸1920年秋停刊。同年底先生应聘任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1923年春，先生任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31年春，马君武任中国公学校长，请王兆荣任总务长。抗战结束，光华大学将成都分部移赠地方，易名为私立成华大学。董事会聘王兆荣为校长。1949年后在胡耀邦主政川北行署时期，先生还担任过三台川北大学文商院院长、教授兼代校长，与胡耀邦有过不少交集，还有旧影存世。如今四川师范大学的校史就是从川北大学嬗变而来的。由此可见，王先生是一位妥妥的民国教育大家，应是名至实归的称谓，没有半点浮夸。

除了民国教育大家的身份外，王先生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1950年后，历任川北行政区各界代表会代表、川北行署参事、川北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川北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北分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四川省科学普及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以及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一、二、三届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上世纪十年文革浩劫初期，受到运动冲击，1968年3月10日，先生在成都病逝，享年81岁。

悠悠岁月，如歌如泣。国立四川大学第二任校长是任鸿隽先生（任期1935-1937）。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与胞弟任鸿年追随孙中山，并先后担任过孙先生秘书，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西安事变爆发的1935年，他受命来到成都，执掌四川大学，倡导科技救国的教育理念，革新校政，形成了五大“道”：造成“国士”的育人之道、注重效率的管理之道、面向“应用”的服务之道、“汇通内外”的开放之道、“三位一体”的和谐之道，是民国教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依然不过时，犹如洪钟大吕，掷地有声。任鸿隽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诗经·大雅· 荡》有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上图：任鸿隽先生的早期旧影，民国学者兼教育家的那种精气神儿，如今再也见不到了。）

任鸿隽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始人之一，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也是妥妥的教育大家。同时他也是科学家，一生撰着的科学论文、专著和译着等身，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 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任鸿隽先生在四川大学的任期时间不长，就曾短期居住在这座饱经风霜的（右图）灰砖青瓦平房里，度过了足可以光耀四川大学百年史册的岁月。

话说回来，任鸿隽先生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前，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基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学术基金组织，主要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干事长是“中基会”的执行领袖，也是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任先生说，假如生当“承平之世”，能够作为一基金会的领导者，“目击所办之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以自慰于余年”。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命运忽然入于惊涛骇浪之中而莫之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任先生考虑到“内地鄙塞之乡，其有待于吾人之努力，必且较大都市之文化事业十百倍之。” 因此，他毅然辞去了这一职务，前往成都。

四川大学虽然是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中成立较早的一所，但是由于四川政局不宁，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学校的经费和教学环境都得不到保障，甚至一度连校址都差点被地方军阀卖掉；加之交通不便，文化风气趋于“守旧”，与其他的国立大学比较，显得相对落后。抱着救国之志来当川大校长的任鸿隽目睹这一局面，提出了“国立化”和“现代化”的两项目标。所谓“国立化”，即把原有的“国立二字真实化”，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他说：“四川不能说是四川大学的四川，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因此，“我们要以全国为我们的目标，无论人才的造就，学术上的探讨，但应与全国要有关系”。其次，学校如要对国家做出真正的贡献，就必须“现代化”。“四川大学要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他成为现代化的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学术进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急起直追才对”。他常勉励学生：“诸位自己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由此大学精神尽显，足可彪炳百年校史。（上图：1920年8月22日，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同学加挚友胡适先生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合影。）

任鸿隽先生极重师资建设。他说，“在现今学校林立的时代，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大概在社会上是有定评的。而说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即无异于说某种功课有某某著名学者在那里担任教课”。因此，“妙选教授”成为他实现“两化”目标的重要内容。他利用自己的交往，从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延聘到了不少学界知名人士。如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杨宗翰、原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曾省、原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刘大杰、原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所长钱崇澍、原国立中央大学园艺系主任毛宗良、原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桂质柏、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丁山、原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王琎、原清华大学体育指导黄中孚以及中国第一个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原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颐等，到国立四川大学任教。（下图为1935年任鸿隽先生任四川大学校长时与夫人，民国第一位国产女教授陈衡哲在老川大校园里合影。）

在四川大学时期，任鸿隽先生曾指出，“大学学生，重在求得研究学问门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掌握“关系各科之基本学科”。为此，他规定一二年级学生应“注重英文及基本科学之复习”，到了三四年级，再求专业化。为了使学生厚植基础，学校规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学院三年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任鸿隽注意到，当时学校的教学过于“注重讲义”。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考试时学生把讲义誊录到试卷上。他强调这不符合学生“主动”的观念。对此，他提出“渐渐的废除讲义制而代以参考书或概要制”，这样“至少使学生得自己寻一点材料或一些书籍来完成他们的讲义，而不至死守一部讲章”。其次，他指出，学生的“课程太多”，这样不利于学术的进步。为此，他减少了上课时数，以使教授与学生都能“有多的时间去讨论与研究”。

正当任鸿隽致力于川大革新事业时，他的夫人、作家和历史学家、其时正在川大教授西洋史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川行琐记》的文章，批评了四川的一些社会现象。对任氏改革不满的四川地方军政势力为此大做文章，使任鸿隽备感压力，在1937年夏辞职而去。

任鸿隽在川大校长任上虽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正如胡适在他辞职后所说：“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事实上，此后川大得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完整的一所大学”，为国家民族培养出万千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确实得力于任鸿隽为学校树立的基本目标，我以为这就是四川大学的精神所在。

国立四川大学第三任校长张颐（任期1937－1938）也是大名鼎鼎的民国学者，四川叙永人，那里曾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分校，笔者曾写过长文钩沉那段历史。张颐故居在叙永马岭镇下辖的一处村落，前些年我专程前往寻访过，据说如今那里的经济状况依然很差，村里连马路也没通，需要步行才能到达。其实四川出产的许多名人故居都差不多，就连邓小平祖上所居住的广安乡下村落早年也是一样，若不是上世纪90年代大力开发旅游，仍然一贫如洗。张颐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贫困环境里。庆幸的是，他没有输在起跑线上，1907年，张颐在永宁中学求学期间受业师熏陶加入同盟会，后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其间与谢持，熊克武等蜀中“舵爷”共组“乙辛学社”，随之成为同盟会核心同人。1911年投入四川保路爱国斗争，辛亥革命后在蜀军政府及四川省民政长公署任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人生历程。

1913年，张颐远渡重洋，赴美国入密歇根大学，获文学学士、教育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入英国牛津大学，再获哲学博士学位，是现代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获得者。1921年赴德国入埃尔朗根大学研究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后赴法国、意大利考察，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1924年张颐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与胡适，傅斯年等学者交往甚笃。1926年应陈嘉庚之聘任厦门大学副校长。1929年返回北京大学任哲学系主任。后就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特聘教授，1935年再度赴美考察一年。1936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37年6月继任鸿隽之后代理校长。1939年任抗战时期迁往四川嘉定（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返回北京大学任教授。1948年底回川。解放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及文史馆研究员。1957年返北大任教，指导研究生，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那个年代，张颐先生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专门研究西洋古典哲学的先驱，著有《黑氏伦理研究》、《黑格尔与宗教》、《圣路易哲学运动》等。其论著促进了中国哲学界对黑格尔学说，乃至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与他同时代的还有四川金堂人贺麟先生，也是研究黑格尔哲学专家，建立了“新心学”哲学体系，是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行笔于此，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书笈里珍藏的原版戴季陶的《日本论》和周作人的《论日本》，这二本日本研究的专著，对日本社会与国民性诠释的深度，至今都没有后世学人超越。当年张颐先生的黑格尔研究，代表了现代中国对西方文论认知的精神纬度与深度，无出其右，堪称一代学术大师。

国立四川大学第四任校长程天放（任期1938－1943），也是民国时期不得了的人物，浙江杭州人氏，幼读家塾。他成长的年代，正是现代中国风起云涌的时期。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也剪掉了辫子。1916年夏，从家乡的心远中学毕业，至上海投考复旦公学，大学时参与复旦学报的编辑，还在复旦同学发起的夜校教课。1917年7月，张勋复辟，程和刘芦隐、孙镜亚几个同学在上海发起中华全国学生救亡会。1918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程也去听讲。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至上海，与潘公展、何世桢、何葆仁等为上海学生运动主干，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程天放代表复旦参加评议部并任副评议长。后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代表和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的总编辑。上海学生联合会改选，当选会长。1920年6月，江西省举行公费留学生考试，来不及参加复旦大学毕业考试，便赴南昌应考，后又到北京参加复试。11月7日，赴美留学，28日，到达旧金山后便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参观，后因公费不足以供应入读哈佛等名校，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哲学系。1921年4月，转学至威斯康星州的里朋学院，秋，和何葆仁一同转学至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政治学系。1922年春，由邵元冲和刘芦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学士毕业后进入本校政治研究所。1923年6月，获硕士学位，江西省公费中断，于是经邵元冲接受到《醒狮日报》任总编辑兼加拿大东部支部长。9月，入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4]1924年11月，由赖景湖接任总编职务，专心准备论文。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加拿大党部改选，为了弥合加东和加西党员关系，到温哥华处理党务。1926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由此可见，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位不甘寂寞的热血青年。

1927年11月2日，程天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国民政府参事。1929年春，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兼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32年3月26日，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5年6月28日，经陈果夫和朱家骅推荐，国民政府特任程天放为驻德全权大使。1938年8月，辞任驻德大使，10月，返回重庆。12月13日，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于3月6日就任。1939年9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1943年，因张道藩调任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提名程天放继任国立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1945年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9月，作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宪章制定会议中国代表之一，和胡适、罗家伦、李书华、赵元任等一同出席。1946年3月，回到重庆主持政校迁回南京的工作。8月，辞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行宪后，膺选江西省第一区立法委员，旋兼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并赴欧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1949年底随民国政府迁往台湾，1950年升任教育部部长。

程天放存世的著述有《中苏关系史》，《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程天放早年回忆录》，《使德回忆录-正中书局》，《欧亚归途-正中书局》等。如果我们抛开以政治先入为主的偏见，应该公平地说，他不仅是担任过多所大学校长的杰出民国教育家，同时也是著书立说的学问家，政治家，外交家，是那个时代的民国俊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1967年初，他在台北感到身体不适，赴美就医，12月29日，病况突变，遽殒于纽约，享寿69岁。身后藏书万卷，悉数捐赠国家。（上图：《陈天放早年回忆录》，由笔者的文友，台湾出版界大佬蔡登山先生主编，蔡先生称赞他为教育改革家，参见封面。）

国立四川大学第五任校长黄季陆（任期1943－1949），是“国立”名称下的最后一任校长，关于他的是非功过，传闻也不少。他与第三任校长张颐出生地相同，也是四川叙永人。少年时代受民主革命影响，在成都强国高等小学读书，组织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并选为会长，参加请愿、讲演活动。后赴上海、北京、 槟榔屿等地求学，并参与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按照今天的话语，叫做“热血青年”或是含有贬义的“愤青”。他毕业于复旦公学。1918年赴日本，入庆应大学。后转赴美国，入威斯灵大学学政治。旋入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3年赴加拿大，入都朗杜大学，任《醒华日报》主笔。同年归国。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 《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孙中山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副委员长、广东大学法政系主任。

1927年初返川，黄季陆任成都大学教授，因坚持西山会议派立场，被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辑。1928年任广东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 《国民日报》社长，并任中山大学教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代表大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五届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西安事变后，他在香港通电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抗战期间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第四副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兼宣传处长，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四川大学校长等职。在川大任职期间，把川大由峨眉迁回成都，多方筹集资金，扩建校舍，增添设施，延聘名师，增设院系，扩大办学规模，使川大成为多院系的综合大学，建树甚巨，功莫大焉。

1949年底乘飞机去香港，后赴台湾。赴台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协助陈诚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筹办台湾地方自治，颇多建树。1958年任“考选部长”。1960年黄季陆转任“教育部长”。在四川大学的百年历史上，唯有他与程天放二人的官做得最大，都担任过“教育部长”，可见老川大在当年13所国立大学里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季陆于1965年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8年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1970年受聘“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著有《对俄外交问题》、《民主典例与民主宪政》等，是那个年代的国家民族栋梁之才。如同1949年底去了台湾的胡适，傅斯年，于右任等一大批民国知识分子，人各有志，无可厚非，大师风范，永远彪炳华夏史册。如果不走，最终也逃不过历次运动的整肃与清算，人生宿命就是如此。如今若不以“红色胜利者”的口吻来嘲讽和贬抑他们，揭开尘封的历史篇章，还原历史真相，应是值得待见的为人为文之道。

悠悠岁月，往事并不如烟。还记得国立四川大学建立之初，采用的校训为北宋大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冯友兰先生称其为“横渠四句”。如今正宗的读书人读来依然心潮澎湃，豪情万丈，永不过时，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绝唱。

作为观照，如今的校训不知为何已改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学精神已经断代。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国内大学采用这八个字作为“校训”的已逾300所学校之多，如此大量重复撞衫，不知有何新意？那些民国大学校长，学术大师，教育家们，大多均为历史文化名人，本应超越党派意识，视为四川大学的荣耀与骄傲。只要对川大的发展有贡献，就应得到理应的尊重，不然的话，这所大学的百年传统从哪里去传承？她的大学精神何在？（上图：1937年国立四川大学文科楼）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著名教授学者云集四川，例如朱光潜，曹聚仁，罗忠恕，陈寅恪，吴宓等一大批相继受聘到校任教，不胜枚举。大后方的国立四川大学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不断发展，成为“全国独善的最高学府”和“西南培养人才的总枢纽”。198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访问川大并发表演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四川大学确实起了保持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作用。”可谓言之凿凿，掷地有声。2011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曾到访川大，他在演讲中说：“能够来到四川大学演讲深感荣幸。四川大学有着许多杰出校友，如朱德、巴金等，他们为中国许多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虽然拜登引用了不少红色的官场套话，但仍彰显出四川大学百年办学历史的深厚底蕴，可圈可点。

在国立四川大学历史上，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的故事值得一说，因为他当年应张颐校长之邀，到校后就住在铮园校长官邸的一处套房里。朱先生乃安徽桐城人氏，1923年，朱先生从香港大学毕业，应聘上海的中国公学中学部，担任英语教师。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女生叫奚今吾，四川南充人，引起了朱先生的留意，因为她的英文考试成绩突出，课堂上每每“发音准确，语词流利”，于是渐渐产生了好感，常与她单独相处。1925年夏天，他通过了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的考试，即将出国留学，经此一别，远隔着浩淼无际的大海，他与奚今吾终归是有缘无分了。出国之前，他将一张为出国而照的标准照郑重地托人送给了自己的红颜知己。（上图:1925年，朱光潜赴英国留学前赠奚今吾的照片)

照片上的朱光潜西装革履，秀气俊雅，镜片下的眸子充满对即将留洋的期盼，同时也暗含了几多惆怅。他用毛笔在照片上题写了赠词：“乙旦夏将有英伦之遊，造像赠令吾以为永念。光潜。”1928年，奚今吾赴法，在巴黎大学读数学。远离了家庭的藩篱，二人终于走到一起，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将近60年的岁月。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思一生相望的千古绝唱，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代旷世恋歌，李约瑟与鲁桂珍的执子之手，谢晋与徐大雯的红袖添香，，任鸿隽与陈衡哲的琴瑟和韵，不胜枚举，如今那样的缱绻人文故事不会再有了，他们只属于民国，只有民国的疏松土壤才会孵化出来这样情怀的人物。（上图：1933年，朱光潜和夫人奚金吾摄于伦敦）

抗日战争前夕，张颐就任国立四川大学代理校长，甫一上任，他便给远在北京的老友朱光潜发出邀约，请他来成都执掌川大文学院院长一职。为进一步说服朱光潜来川大，张颐还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及文学院院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请他们放行朱光潜，支持他这个校友的工作。信中说“弟在此倘以无人相助塌台，亦非北大之荣事也。”得到邀请函，朱光潜起初并没有起心赴蜀，然而当时发生的几个事件凑在一起，仿佛注定了他去成都的宿命。

那时节，正当他犹豫之际，日寇已兵临北平，北大面临解散，看到张颐信中诚恳的言辞，他便下定了决心，而且，妻子奚今吾为蜀人，其父还是四川有名的士绅，为家庭考虑，去成都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此外，还有两件事情也使得他正好与成都结缘。彼时，张颐是在川大闹过一阵剧烈风潮之后仓促接任的，而北大决定南迁云南昆明时，朱光潜已答应了张颐的邀约。朱光潜研究者王攸欣便感慨说：“如果战争没有发生，朱光潜恐怕不会离开北平和北京大学，如果四川大学晚一些时候发生变故，朱光潜也许会随校迁至昆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37年，国立川大校长张颐给予朱光潜罕见的倚重，除了聘请他担任文学院院长，还任命他担任了“除体育委员会、仪器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以外的学校13个委员会的委员及出版委员会主席委员、图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立四川大学学报》主编”， 甚至史学系主任一职也让他兼任。而对于史学，作为美学家的朱光潜其实并不擅长，这些职位加起来相当于一位主管副校长的工作量。

得到如此器重，朱光潜自是不敢怠慢，他上任之后便立即着手充实文学院的师资，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与学术圈中的人脉，先后聘请了几位颇有实力的教师。史学家徐中舒、心理学家叶麐、文学家卞之琳以及罗念生、顾绶昌等名家即是在此期间应聘到川大的，其中不少人就寓居在铮园校长官邸。那时，四川大学被誉为是全国唯一的一所保存完整的国立大学，而同城的华西协合大学也汇集了一批流亡的知名学者，例如陈寅恪，罗忠恕，任中敏，龙晦等大家。这些学者不乏同时在两校授课的，一时间，川大与华大成为当年中国文化教育的重镇，与避难內迁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嘉定（乐山）的武汉大学，李庄的上海同济大学，重庆的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三台的东北大学，叙永的西南联大分校等共同创造了异常繁荣的四川学术文化氛围，可谓空前绝后，实力绝不亚于位于如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的三校合并之西南联大，后者的名气主要源于这几十年来的宣传推广所致。（上图：四川大学名教授缪钺先生）

在这样的氛围中，朱光潜登台授课，他讲授的是19世纪英文诗选。校长张颐的儿子张文达那时从北平流亡回川，就读于川大外文系。几十年之后，他评论朱光潜当年讲课的情形说：“朱先生学贯中西，教学经验丰富，在教学方法上，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精心备课，无一赘言，使我们听之入神，获益匪浅。” 在这样的境遇中，第一次担任行政领导的朱光潜也一定充满了信心，怀揣着一展才华的愿望。他在全校大会上发表演说，谈到四川大学在战争期间的办学优势，希望学生们珍惜这种条件，不辜负国家培养人才的宗旨，他还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对于中国大学教育，要做长久的计划，极力培养中国文化的生命与元气，中国是不会遽然灭亡的，落实到每一个同学身上，就是要培养强健的体格和健全的人格”。然而，朱光潜“要做长久计划”的思想，却在一年之后破灭了。（上图左起：1981年，铮园老住户，四川大学名教授缪钺先生与叶嘉莹教授，金启华教授在成都杜甫草堂出席杜甫学会会议合影）

1938年岁末，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任命原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这一任命没有任何先兆，代理校长张颐尚在按部就班地主持着川大的运作，在报上闻听此讯，顿感茫然而突兀。作为校长的有力副手，又受到知遇之恩的朱光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当即拔剑相助，迅速联络众多教授，展开了一系列拒程行动，成为这次风潮的领袖。

对朱光潜而言，担任武大教务长一职或许并非他的初衷。当年他开川大时，其实原本有另一条路在等着他。这条路不是通往乐山。大约在1938年秋天，朱光潜曾向卞之琳、何其芳、沙汀等左翼文人谈起过自己打算去延安的想法，当时在延安的周扬表示欢迎他，并给朱光潜写了一封信函。但是这封信却来晚了，信件寄到成都时，朱光潜已到了乐山武汉大学执教。后来信函转到了乐山。这些发生在老川大铮园的民国人文故事实在太多，限于篇幅，谨此举偶。

当年铮园老住户里还有蒙文通（1894-1968年）先生，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上古史专家，同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也有专长，师承欧阳竟无先生，在佛学上也有精深的见地。蒙先生早慧，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入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的博览群书使蒙文通受益匪浅，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上图：四川大学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

1918年蒙文通从四川存古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盐亭以办私塾为生，从事经史研究，长达三年之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一场新兴的文化革命。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干将与吴宓、章士钊等学衡派（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流派）发生激烈论战。在这场争论中蒙文通难以取舍，便辞去重庆府联中和重庆省立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职务，“游学于吴越之间，访学于各大经史家门下，与章太炎论古今之流变，与欧阳竟无论佛典之影响”。在长期的游学过程中，蒙文通仍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却悟及佛学在中国思想中的深层的潜意识影响，蒙文通便停留在欧阳竟无所办的“支那内学院”内，潜心研究佛学，从1923年到1927年，长达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与汤用彤、能十力、吕澂等朝夕相处，互相争论，虽各论不一，相异甚大，甚至针锋相对者亦有之，但这对蒙文通佛学研究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经史文学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学堂便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说》，笔触深入旧史与六经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别进而解开以后学者在二者上争论的症结。蒙文通独特的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之后，蒙文通又相继撰述《近二十年汉学之平议》、《经学抉源》、《天问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理》等专论，成为了一代史学大师。

行笔于此，需要特别提及向楚先生，他是1949年底，国共政权易帜时期的关键人物。校长黄季陆随蒋介石接人的飞机去了台湾，一瞬间给校园里留下真空，校长缺席，经由老川大教授团推选，向先生出任代理校长。在其任上，将他整个川大交给了进入校园的中共军代表曹振之，戴伯行，鲁光，杨明甫一行。史料记载：曹振之军代表在接管川大时曾说：“向楚先生都七十多岁了，对待工作事无巨细，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事必亲躬，将四川大学完整无损交给政府，令人动容。”这一段故事鲜为人知，应该还原，留存史册。上世纪80年代初（1982-1983），曹振之担任过成都科技大学（成都工学院前身）校长。当年，向楚先生和缪钺先生二位史学家二家人同住铮园的一个院子，至1956年调离川大，去了省文史馆任副馆长，举家搬出铮园，搬至新南门龙江路老川大28号宿舍居住。如今看来，他离开川大的主要原因是年事已高，新生政权迫切需要新的红色人物来管理这所蜀中第一学府。

回望历史，向楚先生的资历很深，早在1906年就参加中国同盟会。1909年，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向楚随之到该校任教监（即教务长）。1910年，中国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机关设于重庆府中学堂内，杨庶堪负责整体工作，张培爵负责武器运输，向楚、陶闿负责文字宣传。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底，在中国同盟会领导下，重庆宣布独立，并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向楚任蜀军政府秘书院院长。后来，出任四川军政府秘书厅厅长。1917年，孙中山邀杨庶堪、向楚来到广东，任命杨庶堪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秘书长，向楚为秘书，孙中山还书赠向楚“蔚为儒宗”四个大字。1918年，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省长，向楚为四川省政务厅厅长。后来，向楚曾经代理四川省省长。（上图：右一为向楚，与同仁们旧影）

1924年，向楚应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邀请，出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兼主任。1927年至1931年，向楚任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并一度代理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其间，向楚支持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所学校合并。1931年，三校合并而成的国立四川大学成立。1931年后，向楚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在国立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向楚主要研究音韵学、训诂学、诗古文辞等等，学生有姜亮夫、陶亮生、殷孟伦、杨允奎、罗念生等高足。1926年、1936年，向楚先后两次获聘为《巴县志》总纂。1949年新政建立后，向楚任曾短期担任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兼中文系教授、川西文教厅文物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曾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1961年11月，向楚无疾而终，享寿84岁。向楚先生的一生值得大写一笔。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向楚先生嫡孙向在松兄委托另一位发小吴克贤兄转来其回忆令祖父的文字，谨此辑录如下：“第一，我祖父在川蜀军政府任秘书院院长的时候，刘伯承时任革命军团长，与祖父深交，故其母80岁寿词和其父碑文均由祖父撰写。第二，祖父任教育厅长时，省主席刘文辉书信一封向厅长，请把国立成都大学，成都高师，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於是祖父将三校合并后到川大任教担任中文糸教授，文学院长之职。第三，国共合作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在重庆。当时杨尚昆的两个儿子很小才几岁，考虑安全因素，将他的小孩儿送到我们家里，两党领袖对向楚的地位和声誊是认可的，由我祖父的侄女向子静，即我父亲的堂姐抚养，她的老公叫傅建木，是西北军住川的最高军事长官。两年后，邓颖超派人来把他们接走。同时还带走了我的姑妈和她的一对儿女，姑父巳病故。第四，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的时候，陈毅亲自书信一封，叫刘邓大军进川保护蜀老，第一个就是祖父。第五，吴玉章解放前是川大的校长，解放后任人民大学的校长。他当时叫我祖父到人大去教书，因年事巳高，祖父推荐谢吴量馆员 (陈毅之舅舅) 到人大教书，两年后调任中央文史馆任馆长。”作为向楚先生后人的口述，这一段文字真实又珍贵，当为信史。

史料记载，谢文炳是新政建立后的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任期1950-1952），彼时校名已经抹去了“国立”二字，橘淮为枳，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他是湖北汉川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英文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诗亡》、《一代知识分子》，中篇小说《匹夫》、《史密斯太太的中国客房》，《留美笔记》等。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几个版本的书页里都有记述他的文字，乃是入史的人物。新政选中了他的主要原因似乎并不深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教育背景的民国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中共党员，与中共同路的人那时很少，属于凤毛麟角。（上图：谢文炳校长旧影）

周太玄（任期1952－1953）早年就读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石室中学），1911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1916年毕业后在《民信报》任编辑、翻译。后又赴北京，任职于《京华日报》、《中华新报》、中华通讯社。1918年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创办《旅欧周刊》并任主编。此后又同李立三、赵世炎创办了《华工周刊》（后改名《华工旬刊》）。1921年出任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书记。同年考入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博物学，1924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后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事细胞学与腔肠动物的研究。

1930年周太玄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曾任国立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1934年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出任特约研究员。1940年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1943年回到川大，并当选教授会主席。1946年起，先后受聘为上海《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顾问，并曾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记得多年前细读过川籍作家李劼人的回忆录，里面记述了他与周太玄一道在法国留学的岁月，不过没有看到记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及文人巴金等留法勤工俭学学子的片言只语，或许留法期间彼此没有直接的来往和交集。

那时的留法学生分为二大类型，一类是官费或自费，出国后进入大学埋头读书，脚踏实地攻读学位的，回国后多在教育，政治，外交，金融，实业等行业为国家服务，后来个个都是位高权重的栋梁之材。另一类是“勤工俭学”留学生，与大学的各种学位课程基本上无缘，仅在“语言学校”混过，兼做临工，主要精力花在秘密结社，发传单，闹学潮，常与当地政府作对，抗议示威，这类人群回国后继续“闹革命”，不期终成大气候，坐了江山。（上图：周太玄校长旧影）

那年月，周太玄的官做得已不算小，上世纪50年代初，他还出任过邓小平，贺龙主持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下属的文教委员会委员。在担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之后，还短期调任重庆大学校长。1953年进京，调往中国科学院，历任编译局副局长、局长。同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4年出任中国科学出版社首任社长、总编辑。1955年起兼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现代中国的读书人，能有此造化，读书人就算是功成名就了。（上图：1921年周太玄与王耀群在法国的结婚照）

彭迪先（任期1953－1958）乃四川眉山人氏。早年留学日本，1938年回国后，历任西北联大、武汉大学教授，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民盟西康省支部筹委会主任委员等，参与策动刘文辉起义。1951年，出任成华大学校长，1952年领导筹建四川财经学院，次年调任四川大学校长。1979年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1983年改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务之余，热心学术和教育事业，担任四川省金融学会、四川省外国经济学说史学会、四川省中国经济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

彭先生的研究涵盖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领域。主要著作有：《战时的日本经济》、《实用经济学大纲》、《新货币学讲话》、《经济思想史》（第一册）、《世界经济史纲》、《货币信用论大纲》、《我的回忆与思考》，译著有（日）波多野鼎《现代经济学论》、《马克斯未发表遗稿〈资本生产物的商品〉》，可谓著作等身。由此看来，彭先生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实说到底，五十年代的大学校长们，他们的意识深处浸润过传统文化基因，保存着浓浓的家国情怀，秉承的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儒家文化，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那些万丈豪情如今已是稀缺资源，鲜有存世了。

戴伯行（任期1958－1962）是1949年底接管川大的中共军代表之一，河南新县人氏，是川大校长群体里的“老革命”，官方称誉他是“教育管理专家”。他的资历确实很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任抗大2、7分校教务处主任，西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1949年后历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副校长，四川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代校长。据说上世纪50至60年代，川大校领导都是一正一副，时有变动，比如1957年的校级班子是校长温建平、副校长许琦之、书记丁耿林、副书记焦锦玉，不像如今书记、校长几十个，很少有人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上图：1940年代西北军大教育长戴伯行与小战士合影。下图：1954年7月颁发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证书，落款分别是彭迪先，戴伯行，谢文炳，刘绍禹四位主政。）

为老川大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的校长还有温建平（任期 1962－1977）和康乃尔（任期1978－1981）。他们引领学校度过了十年文革浩劫，终于迎来了恢复高考，走进学校大门的77级，78级，79级，80级，81级同学，那是百废待兴的国家，整个华夏民族走向改革开放，最为振奋人心的一段黄金岁月，校园里有发奋读书，为华夏民族重新崛起，立志为国家奉献青春的万千学子，那种在冬日的路灯下围灯取暖读书，熄灯后被窝里手执手电筒夜读的场景，那种由先贤前辈倡导的大学精神延续与传承，如今已是天方夜谭，再也看不到了。

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发生人祸引起的自然灾害的那几年，我尚年幼，常陪着祖父母去铮园，拜望时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的许琦之爷爷，他曾是1954－1956年间成都工学院第一任院长，后调整到川大主管人文社科。祖父与他不仅有着山西山东老乡的交情，抗战时期随北方各大学避乱南迁，更有国共两个时期患难与共的学人情谊。每次去那里，记得门厅不大，不到10平方米，家具什物都十分简单，那年月校长家里的物质生活也十分匮乏，但爽朗的笑声却不绝而耳，在浓浓的北方口音对话中，许奶奶还特地给我这个小孙子蒸红糖白面的三角型山东包子吃，俗称“糖三角”，回家时嘱我带上几个，以便作为翌日上学时的午饭，那时是稀罕之物。至今，那刚出笼的红糖包子味道，甘之如饴，仿佛仍贴烫舌尖，恍然如昨。（上图：四川大学许琦之副校长）

笔者的老川大发小吴克贤兄是一位古道热肠的挚友，他通过微信群发出征集老川大旧影的告示，相应者不少，纷纷传来了家里珍藏的老一辈教育家照片及注释。作为口述历史，他们不仅是见证人，更是亲历者，居住者，点点滴滴，娓娓道来，还原真相，就是信史，谨此辑录几张，与大家分享。（下图：徐亮工，川大名教授徐中舒先生之孙，久久凝视着已颓败的铮园2号旧居，那里曾是他陪伴爷爷徐中舒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该图片由周建林提供）

众所周知，徐中舒（1898-1991）先生乃是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安徽怀宁人氏，与陈独秀为乡党。1925年，他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九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下图：四川大学历史系名教授，甲骨文研究专家徐中舒先生）

徐先生一生可谓成果卓著、著作等身。应该说，按照钱穆先生的标准，徐先生不能算作一位通才，但是优秀史学家的标准不止一种，在先秦史、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方面徐先生确实一位了不得的人物。这里姑且引用王晓清先生在《学者的师承与家派》中关于徐中舒学记的结语做一评述：“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祖，作为王国维亲炙弟子，徐中舒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成就学术声名的徐中舒在民国时期成果叠出，在共和国时期也是硕果累累。1980年，中国史学会在北京重建，82岁的徐中舒以很高的得票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在97岁的人生旅程里，徐中舒的《先秦史论稿》、《论巴蜀文化》、《甲骨文字典》等著作为中国历史学的科学体系化刻写了不朽的碑铭。”由此可见，徐中舒先生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为人治事上都可谓是“人中之杰”。

行笔于此，想起了在老川大的前辈学者群体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的女学者，石璞先生。她出生于成都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于1930年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编入清华五级。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是响当当的外语系前辈学者。（上图：石璞先生晚年旧影）

石璞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四川省委常委、民盟成都市副主任委员兼任民盟四川大学主委；1954年当选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起任四川省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并曾任四川省妇联委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石璞教授曾任四川省文联理事、省作协理事，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名誉理事，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第三届名誉会长，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育研究会顾问石璞教授学通中外，在中西文学研究方面均有造诣，尤以西方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见长，有多篇论文发表、多种译著和专著出版，其学术成就为《世界妇女名人录》、《世界学者名人录》、《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等收录。石璞教授多才多艺，在昆曲、美术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她长期从事欧美文学及西方文论的研究与教学，撰写的《欧美文学史》、《西方文论史纲》等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

石璞先生在川任教50余年，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都成为了国内外知名学者。石璞先生于2008年5月20日病逝，享年101岁。记得那一年，我刚好回国问学，在成都还去参加了她的送别追思会。她是老川大外语系资历最老的前辈，受到师生门徒的尊敬与爱戴。（上图：石璞先生和女儿李郊与川大老同事合影，左二为敦煌学学者任中敏先生。如今李郊是川大外语学院教授，承接母业。李郊的姐姐李都是成都七中历史教师，已退休。该图片及注释由发小吴克贤兄提供。）

铮园的老住户，老川大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丁耿林的人生故事也值得大写。他是山东金乡人氏。1921年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他的红色资历也很悠长，算是“三八式老干部”，1937年就加入了革命队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动委会宣传部长。在纪念抗战一周年时他还创办了宣传抗日的油印小报《汾源怒吼》周刊。（下图：丁耿林旧影）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时，静乐地委特派丁耿林向静乐县委传达对付事变的紧急指示，他孤身一人绕道岚县，昼夜兼程，徒步四天，星夜赶到娄烦地区的三元村县委驻地，向县委书记李建平传达了地委紧急指示，顺利完成了任务。此后，静乐县大力开展四大动员，支援抗战，建设抗日根据地。就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丁耿林在静三区石寨子村患斑疹伤寒，生命垂危，地委通讯员、静乐籍的杜补宽等同志动员老乡用门板抬着丁耿林绕开敌人转送到堂尔上村后山林区老乡的简易小房子里，乡亲们使用多种土法救治丁耿林，使他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为此他终身感念，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深切地记叙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0年4月，丁耿林病愈后回到地委机关任地委秘书，同年7月任崞县县委宣传部长，不久因原县委书记吕赛调地委任宣传部长，新任县委书记刘杰因病不能到职，丁耿林代理县委书记。1942年至1943年6月丁耿林任六地委秘书、崞县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1945年任静宁县委书记兼游击七支队政委。1946年5月静宁县撤销，丁耿林第三次到崞县任县委书记兼20支队政委。1947年4月刘少奇、朱德同志由陕北经晋绥到晋察冀路过六地委驻地屯瓦村时，丁耿林当面聆听了刘少奇同志有关发动土地改革的报告。1949年6月，丁耿林随六地委机关集中在临汾晋绥党校一部学习，后随军南下入川，途中就被任命为川北临时省委（后改名为川北区党委）秘书处长，与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有诸多工作交集。1950年任南充地委委员、县委书记。1952年6月任达县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0月任达县地委书记。1955年任四川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直到离休。

（上图：2011年，周建林与妹妹在即将拆除的铮园3号旧居门口合影留念。其父丁耿林。按照当年的官场潜规则，高干子女多不随父姓。据周建林回忆说：“父亲是1955年4月下旬调任到川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5年下半年调到省高教局任局长。怀旧是我们共同的情结，每次回川大，我都要去看看昔日的旧居，我在那里生活了20年。”该图片由周建林提供）

如今，国内校园里的民国大先生宅邸不少得以幸存保留，作为历史文化遗珍，如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故居，一座诺大的院落已改造为北大退休教师活动中心，即保护了文物，又彰显了校园历史，何乐而不为，可圈可点，值得赞扬。其它许多老牌大学的校园里也保存了不少历史遗珍，比如清华大学校园里的新林院8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校园东北角的闻一多故居，南京大学校园里的赛珍珠故居等等，多年来一直受到海内外读书人的敬仰，参观者络绎不绝，每一所都是百年大学的历史文化积淀，毁了它们就再也不可能复制。（下图：1981年四川大学的几位老校长，老书记，外文系领导，知名教授和教师会见改革开放后川大迎来的第一批外教。）

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官邸，在抗战时期成都曾多次遭遇日寇空袭，没有被炸毁，国共内战时期没有被兵燹涂炭，文革浩劫时期的打砸抢烧都幸免于难，完好保存了下来，何处惹尘埃？却最后毁在了那些数祖忘典，毫无良知的“胡人”手里，实在令人痛惜，实在是不容宽恕的罪过，用自己的手把自家祖庙挖了，把百年文脉的源头掐断了，近年来老校园里的历史遗珍一个又一个遭遇厄运，差不多被毁完了，被阉割了，其中包括同样有着讲述不完人文故事的民国女生院，令人怀念，被改建得不伦不类，非驴亦非马，这样做不知有何快感？梁思成如果在世，不知他作何感想？不知他们如何面对前辈先贤学者们，大学校长们开创的百年校园历史？如何面对四川大学的万千学子，如何面对巴蜀第一学府的大学精神？

汉·孔融《论盛孝章书》云：“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校园人文的式微，其实是对历史和常识的无知，不知敬畏，欠缺起码的尊敬。在四川大学百年校史上，那一排校长官邸曾是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只要她还存在，四川大学的大学精神与传统就还在校园里，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寓所或宅邸，且已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居者有其屋”之民生意义，她是一种精神纬度，她是一种象征，她是一种图腾。（下图：二张图片由四川大学前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丁耿林之女周建林提供，是铮园被拆毁前留下的最后影像。）

笔者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文故事的校园氛围里长大成人，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她的文化熏陶，与她有着割舍不开的万千情愫，至今依然眷念着她，是因为对她的情感太过于深厚，那里的一草一木都难以割舍，难以忘怀。作为一介中国书生，去国万里，浪迹天涯，似乎感到天空更为湛蓝，空气更为清新，雪泥鸿爪，海天尽处的心田里充溢着流淌不完的情思，正是“江流几湾，云山几盘”，纵有秦关汉月，归心已随烟云散去。

如今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国内老牌大学的校长官邸都完好无损的保存了下来，矗立在校园里，供一代又一代学子瞻仰，吸取人文营养，她们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展现和延续，建筑乃是诉说历史的载体，历史的符号化表征，是无可替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观照，如今靠近锦江河边，在民国校长官邸原址上建起了一溜场馆群落，无论如何用大理石包装，打扮得如何豪华，富丽堂皇，都不能与被刻意拆毁的，青砖灰瓦的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官邸相提并论。那是一种仰望，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大学精神，永远留在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记忆里。如今铮园不在了，校长官邸不在了，校训被阉割了，四川大学的百年大学精神今何在？正所谓“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借此表达的仅是一种凄美的愿景，如今留给世人的是一声嗟叹，一声唏嘘，一声惋惜。

备注：本文标题及行文中采用“官邸”一词，取自英文单词Official之意，旨在与国际接轨，在海外大学校园里司空见惯，有校长专用“府邸”和“宅邸”之谓。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蒙四川大学发小吴克贤兄，刘晓烈兄，张世洵兄诸君时时勉励，古道热肠，代为联系，订正史实，虽海天相隔，不尽依依，却心有灵犀，文脉相通，刘晓烈兄还应笔者越洋电话之请求，特地前往实地拍摄了民国时期几届老校长旧居，在被拆毁之前是唯一尚存的校园珍贵文物，参见以下图片，惠寄来加拿大，为本文助兴，令我感佩，谨此一并鸣谢！

2022年7月10日初稿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图片：来源网络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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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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