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李星》

   李星是我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同事，还曾在报社同一部门——副刊部共事，相识整整40载。我感觉李星是一位热爱生活、头脑聪明、做事麻利、乐于助人、颇有个性的好记者、好同事。作为一名女记者，她的执着、洒脱、坚韧等品质胜过很多男记者，是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李星似乎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辉煌壮举，和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平凡和普通，但她的平凡普通中却闪烁着一种顽强的精神和毅力，这是与她接触时间长的人对其形成的基本印象。

   记得1981年春天，我调到了经济日报，当时还叫《中国财贸报》，社址在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全报社总共才50多人，在后院的一栋三层小楼的一层办公，年轻人不到10位。李星是位有个性、有特点的女记者。她长得清秀，个头不高，留着短发，显得干练，走起路来总是大步流星，风风火火的。我刚到报社的那个月，有本杂志恰巧发表了我一篇文章。那时的报社书报刊资料室就在院子内一间用纤维板搭起的临时简易房子里，我到资料室想找来看一看。我刚进资料室坐下，正在翻阅杂志的一位女孩就起身走过来，对我说：“你是新来的吧？”我刚答应“是”，想问她姓名，她却先自我介绍说：“我叫李星，是群工部的。”然后，她便将手中一本已经翻开的杂志递给我看，大大咧咧的问：“这是你写的吧？一定有不少稿费吧？”我笑笑说：“我也是刚看到，还没收到稿费呢，所以也不知道多少……”李星就是这么快人快语的性格，直爽得有啥说啥，让人觉得这是一位很容易与人相识相处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她却没有丝毫所谓的“红二代”架子，待人随和、诚恳、率真。另外，顺便补充一句题外话，若干年之后，就是这个简易资料室里走出一位正部级领导干部，在此不表。

    李星自己没有孩子，但她对小孩子很是喜欢。记得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我上班带他到单位。李星看见了，赶紧拿来一些好吃的哄他吃，还找来很多小玩具让他玩，也不知她是从哪里搞来的，其中还有一盒漂亮精致的艺术蜡烛，儿子看到便爱不释手，直到三十多年之后还记得这事。李星见有的玩具沾了些灰尘，专门又洗又擦，搞干净了之后才交给我儿子，小孩子和李星玩得很开心，在她的办公室里始终乐呵呵的，笑声朗朗，该下班了，他还不愿意出来，因为还没玩够。此后，儿子有时候想起来就问我，什么时候再带他到我单位玩。我问他，你去我们单位干什么？他幼稚地答：“我找李星阿姨玩！”后来我把小孩子的话告诉李星。她说：“你就带他来玩吧，我又从家里带了些好玩的好吃的东西，给他留着呢……”

    上图为中直工委副书记赵凯（右）和经济日报总编辑庹震（左）在2006年春节前夕到李星同志家中慰问。吕献忠摄影

    经济日报的女记者不少，会吸烟者寥寥，李星偶尔吸烟，但她从不在大庭广众场合，而仅限于在自己办公室吸，因为她知道有人不喜欢香烟味道。她掐着烟的姿势和弹烟灰的样子透着一种与众不同。她做事干脆利索，性子也很耿直坦率。记得有一次某家地方报纸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称当地彩票管理部门给学校摊派彩票，让学生必须买一定数额的彩票，我便据此写了篇评论《切莫将彩票摊派给学生》，李星当即安排在她负责编辑的专刊上。评论刊发的当天上午，彩票管理部门的一位同志就打电话到报社，找到版面责任编辑李星，声称他们对彩票销售管理严格，文章批评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存在。李星找到刊登读者来信的那张地方报纸，告诉对方摊派之事是在哪个地方哪所学校什么时间发生的，然后她掸了一下烟灰，又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还是尽快调查处理这个问题吧，不要一出现问题就先推三阻四，你们应该先查找自己的责任，解决问题……”此后，对方再没回电话。

    李星是一位敢想敢说、不会遮遮掩掩的人。记得三十多年前，北京发生了一场风波，风波之中有一封由1013位记者联合签字的信，据说因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而惹了点麻烦。后来，按图索骥不难找到签名者，这些签了名字的人要认真分析原因，提高思想认识。我也为此作过几次检查，记得最后一次念完了检查稿，李星第一个发言，说：“我觉得，你们当初签名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让事情尽快平息，大家好好工作，一心一意搞‘四化’，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我觉得你刚才的认识挺深刻的，这事情差不多就该了结了吧……”这事情的发展果然应验了李星的话，真的就此了结了。

   李星对工作认真，责任心强，交给她做的事情，无论是出差、采访、组版、编稿，甚至是一些杂事，她从没有推辞过，她曾经说过，喜欢当记者，干着有意思。李星性格很坚强，她平时很少请事假或病假，即使有个头疼脑热的情况，也不愿和别人讲，悄悄地硬扛过去，尽量来上班。因为我们部门的记者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要是不来上班，别人就要替她完成那份工作。记得1995年10月，我出差到哈尔滨采访报道第三届亚洲冬运会的筹备情况，李星应该在我出差的第二天到昆明采访全国民族运动会，我出差回来后却得知李星因病住院了。原来，她近一段时间以来总感觉有些低烧，始终没当回事。出差前一天便想到医院去拿点药，出差时带着，以解燃眉之急。那时经济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办公区，距协和医院一路之隔。她到医院拿药时，碰到了一位认真负责的医生，询问得很详细，然后就建议她体检几个项目，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明天去昆明采访的飞机票都买了，待采访回来再体检。医生却固执地坚持让她先体检，如果身体没大问题再出差。她终于拗不过医生。医生看到检查结果后，当即安排她住院。并告诉她，患的是肾衰竭，需要立即透析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星不得不住院，这时距她40周岁生日还有几个月。李星患病后，开始每周透析一次，不透析的日子仍然坚持来上班，我们大家劝她休息，她却说：“我透析完了就跟没病的人一样，头脑比你们还清醒呢！再说我待在家里也闷得慌，还是上班好！”大家常常关心地询问她身体恢复的情况，以及透析的过程如何。大家不理解，平时看上去她身体好好的，怎么竟突然患上了肾衰竭呢？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她认真地告诉我们医生对她讲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道理：她的肾功能衰竭情况至少于五年前就开始了，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发展过程。绝大部分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最初体检时医生技术水平高，而且态度认真负责的话，就会从体检结果的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及早进行治疗，患者如果自己遵守医嘱，开始用药物控制、并重视饮食起居和生活方式及作息规律的调节，就会将肾脏衰竭的速度大大减缓甚至停滞，完全可以延长至20年或3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可能衰竭到必须透析的程度，但现在发现时已经晚了，只能靠透析缓解病情了。此外还有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换肾，但排队换肾至少得等20年，因为咱们国家的肾源太缺乏了……

    李星有时候也向我们讲一些听到、看到的医学新知识，以及一些保健常识。记得她讲到一位正在与她一同透析的患者情况，这是一位人到中年的农民企业家，小时候正赶上生活困难时期，他母亲养了几只鸡，下的蛋舍不得吃，以换几个零钱补贴家用。这位农民企业家当时年少不懂事，因为肚子饿，有一天偷偷从鸡窝里拿了两个刚下的鸡蛋煮着吃了。他母亲发现后严厉呵斥，还臭揍了他一顿，以后他再也不敢偷吃鸡蛋了。但他心里暗下决心，梦想着将来有了钱，每天吃五个鸡蛋弥补今生的缺憾。若干年后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位年轻力壮的农民有志者事竟成，终于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农民企业家，他开始真的实践每天吃5个鸡蛋的梦想。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年多后这位农民企业家竟患上了肾衰竭，不得不靠透析延续生命。医生认为，鸡蛋所含的营养成分全面且丰富，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会增加肾脏负担，使尿素氮升高，长此以往，就有可能患病。这位农民企业家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后悔莫及。类似的故事不少，其中的道理还真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每回李星介绍一些病友的情况后，都不忘补充一句，活着就要好好生活，用科学方法保重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

    1996年7月，经济日报搬到了菜市口南面的白纸坊东街2号，新社址距李星家远多了。那时菜市口往南是一大片低矮的小平房，菜市口南大街还没有打通，她这时候每周要透析两次，来上班就要从菜市口下公交车，然后穿行于这些纵横交错的小胡同之间，路过谭嗣同故居、过街楼，大约走两站地才能到报社，但李星不顾大家劝说，仍然坚持来上班。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下班，她带着我们穿行于小胡同之中，非常熟悉地七拐八拐，就从菜市口电影院旁边的小胡同中走出来了。她自豪地说：“这条道儿是距离公交站最近的，是我走了很多冤枉道儿后才摸索出来的……”可以看出，即使她患病后，精神上仍然很乐观开朗。

    李星刚患病的时候，大家的工资收入普遍较低，生活上还得靠报社发放的奖金作为补贴。曾经担任过副刊部主任、此时已是分管副刊部的报社副总编辑李洪波曾经专门找我嘱咐说，你们部门在评发奖金时要适当考虑李星的特殊情况，钱不在多少，但能体现出报社大家庭的一种人文关怀，对她恢复健康也有好处……我将这个意思向部门里几位资深记者说了，大家都说应该这样，毕竟大家一起共事多年，何况李星患病后还是尽量坚持上班，已经很不容易，换了别人可能精神早就垮了，或者躺倒不干了。我想起有首歌唱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李星知道了这种情况，很感动，曾经数次婉拒奖金，但最后大家还是把她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并且和她讲，还是要多注意休息，不透析的日子也不必一定来上班，过一段时间来报社看一看就行了。后来有一次，李星带着她母亲——一位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来报社，又专门到副刊部，李星向母亲一一介绍副刊部的诸位编辑记者，她的母亲向我们每个人鞠躬，感谢我们对李星的关心和照顾，此情此景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平时，李星表面上依然嘻嘻哈哈，与以前没患病时的状态没有什么两样，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心理负担还是很重的。有时我发现她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发呆，凝视着窗外远处的风景，若有所思的样子一言不发。我抽空便过去与她聊几句，劝她多注意休息，不要太累，版面上的事情做完了就早点回家，以免让年迈的父母牵挂。她点点头，有时眼眶微微发红，或者轻轻地吐出一句：“是要好好地活着，我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听了这话，我的心里一阵一阵的发紧，感到很难受，却又爱莫能助。

    若干年之后，我调离了经济日报，接替我工作的同志依然对李星同志照顾有加。因为我家楼上楼下都住着报社的同事，他们时常告诉我关于李星康复的一些情况，听说一度控制得不错，人的精神状态也挺好。再后来，我也从另一个渠道了解到李星的情况，因为我在副刊部时曾经的搭档潘凯雄先生调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社长，逢年过节要代表组织去慰问单位的老干部，这些老干部中包括李星的已经离休的老父亲。潘凯雄在慰问李星父亲的同时，也顺便看望了李星，带去了我们的问候。每逢原副刊部的几位老同事小聚，潘凯雄也把李星的近况反馈给我们。有一次我提出，能否随凯雄同往李星家探望。何东宪马上说，你还是让潘社长代替你问候吧，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去，你要一去该给李星造成精神压力了，她会觉得，该来的人来了，轻易不来的人也突然来了，一定以为自己身体不行了呢……虽然这似乎是玩笑话，但却有一定道理，因此我后来一直未再到李星家去过，如今想起，甚为遗憾。

    今年的两会闭幕后，我请了一周假到南方走一走，歇一歇。第二天突然接到了经济日报原副社长李洪波发来的一条微信，告诉我，李星去世了，家属通知报社时，其后事已经办完。我顿时感到有点怅然若失，虽然这个噩耗来得并不是特别突然，因为她毕竟患病多年，但这样的消息仍然让我心里很难受，五味杂陈，难以言说。逝者已矣，对她来讲，未必不是一种解脱，因为在天堂里没有痛苦，愿她一路走好，如果有来生，再来当记者！

    这些天来，我不时回想起当年副刊部同仁之间互相帮助、团结合作、热热闹闹、开心和谐一起共事的情景，便有感而发写下这些记忆犹新的往事，以寄托哀思。同时衷心祝愿其他所有生者，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工作，认认真真地保重身体，快快乐乐地享受人生赐予我们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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