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批评|| 王尧：关于牛煜：表格之外的评语

关于牛煜：表格之外的评语

文/王尧

优秀学生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好像是2016年9月，我应于文秀教授邀请，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座。我讲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大题目，持续时间比较长。学生提问讨论阶段也比较长，其中有一位文弱的高个男生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在我回答之后，他也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在他的提问和陈述中感受到了他潜在的学术素质，以为是可以造就之才。当时的氛围非常好，我说：你如果报考苏州大学硕士生，我可以创造硕博连读的机会。他问：老师，是真的吗？我说：肯定不是假广告。大概一个多月后，这位叫牛煜的学生，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硕士生推免资格。牛煜联系我，问我申请苏大的程序。几个月后面试，牛煜给我的同事留下深刻印象，刘祥安教授说：王尧兄，牛煜可以造就。几年过去了，硕博连读的牛煜也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了。前些日子谈到牛煜的博士论文，刘祥安教授又说起当初我和他选择牛煜是对的。

我自己兴趣广泛，在指导学生中并不拘泥具体的知识点，但我强调在广泛的阅读中要聚焦问题与方法，要在不同的问题域融会贯通。我从来没有向牛煜提供一份完整的读书单，都是在平时的交流中提到哪些书是必须要读的，哪些书翻翻即可。牛煜有时也向我推荐他觉得重要的新书。他读书的范围比较广，没有刻意将自己限制在现当代文学的范围内。进入硕士阶段以来牛煜就不间断地阅读西方的理论著作，而读的过程比较细致，也比较系统。从他平时跟我的交流和他论文写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他应该对法国的理论和西马的批评实践比较着迷。这与我要求学生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的主张吻合。牛煜对这些理论的着迷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他本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性质和体制建设有自己个人的一些见解。

如果只读理论不读作品，文学的趣味和历史的、美学的判断也很难养成。在这一点上，牛煜读书的路子是正确的。牛煜的文学“口味”也比较杂，除了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周氏兄弟、沈从文、张爱玲、废名、王安忆、莫言、阎连科等人比较喜爱之外，对外国的一些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卡夫卡、穆齐尔等作家也深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他感兴趣的是这些作家在面对相近的“智性氛围”时，是如何创造出各各不同又都极富洞见的“形式”的。我们在聊天中常常谈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很多外国作家是我们共同喜爱的，比如奈保尔、奥兹。我时常觉得，一个文学院的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硕博士，在谈到文学时能够“眼睛发亮”是很宝贵的。牛煜在放松的状态中说自己的想法时，眼睛发亮。我时常感受到他的星星点点的激动乃至狂喜，这是一个学生成长蜕变中长出的新芽。

就文学批评而言，牛煜似乎对杰姆逊（国内也有译作詹明信的）、伊格尔顿、萨义德等人的文学批评比较青睐，这些立足文学文本和社会内容辩证关系的批评路径与他本人思考的面向比较契合。在日常的一些学术交流中，他屡屡跟我表达对于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评点和赏析倾向的“不满足”。在他看来，单纯从文本本身出发的文学评点很容易划向自恋式的“把玩”的窠臼；一个文本——当然是就学术研究而言——真正的重要性不单单在于其本身空泛的“审美”价值，更在于作家对于萨义德意义上的“世界”的想象方式。从这个方面来看，也就能够理解他对于韩少功、格非、王安忆，乃至近些年新涌现出的优秀的小说家如林棹、孙一圣等作家非常重视的原因了。从他的分析文字中，能够很明显看出他对这些作家的把握，一方面建立在基本的审美价值的判定之上；另一方面，他从这些作家的文本中看出了已经为我们所习焉不察的“社会无意识”，只有通过作家的形式营构，这些潜隐在“冰山之下”的“无意识”内容才能真正地“浮出历史地表”。

这里要推荐牛煜的两篇文章。林棹是近两年出现在我们的阅读和批评视野的一位优秀的青年作家。她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敏锐的语言感觉使其在一众同代作家中显得特别突出。牛煜的《“自我”的厚度与限度：林棹长篇小说论》，从题目就不难看出他的问题意识和核心关照点。一直以来牛煜就对当代文学（特别是九十年代以降）中“孱弱”的自我书写保持警惕。就像他在一篇批评文章中提到的，当下的许多八零后、九零后作家总是在不停地书写一类人物，也就是他所谓的“灰色的失败者”。这些“失败者”眼中的世界是“逼仄”的；个人不断膨胀乃至变成一种抽象的“功能符号”，“世界”也就随之被压缩成情绪和目光所及的狭小的一隅。对牛煜来说，林棹的重要性，就在于她明确而充满反讽的“自反意识”：正是意识到自己的“自恋”，自恋者才能获得从与“自我”相连一体的狭小世界分离出来的“契机”。同样地，牛煜也敏锐地看出了“自恋时代”历史书写的局限与“限度”——同时也是林棹在她的小说里明确表达出来的——“自恋的逻辑将历史的一切伦理价值倒转为无利害性的感官游戏。历史材料的范围最终也大不过植物的纹章脉络”。由此我们看出了牛煜对于当下历史书写的某种“异议”：从自己的“缺憾”出发的历史“招魂”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私”和“短视”的，文字的每一次澎湃，感官符号的每一次召唤和征用，都是对历史的“缺席”的不断重申。在这篇文章中，牛煜从《流溪》的一个微观“场景”切入，逐渐勾连出整部作品 “纵坐标”和“横坐标”的脉络；继而从自我书写推演出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历史书写的“厚度与限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篇评论文章中，牛煜特别指出了林棹小说的“叙事者”问题。在他的论述中，这个独语的叙事者最终被还原为具有历史内容的颇有意味的“形式对应”：从《流溪》出发，牛煜精炼地将林棹小说呈现出的美学品质概括为一种“独生女美学”。

 或许是有感于当代文学创作“历史感”的孱弱，牛煜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确定了现代文学的选题。“个人”在文本再现中的“单薄”使他萌发了钩沉“个人”话语谱系的想法，沈从文恰恰是当代文化中 “个人神话”的一个绝佳范例。应该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沈从文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当下文化语境的某种微妙折射。我知道研究沈从文的难度，但我鼓励他做出自己的沈从文研究。在《“转业之谜”的阐释潜力：对沈从文研究的反思》中，民国时“成问题”的作家沈从文在我们“重写文学史”理论氛围的关照下逐渐变成了“毫无疑义”的经典作家。牛煜在这篇文章中大致爬梳了沈从文文学的“经典化”之路。在行文中我们可以不时看到牛煜对于“经典化”的警惕和敏感，在他看来，“经典化”的反面就是毫无生机的“有机化”。凭借“沈从文转业之谜”的后视视角，牛煜发现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文本恰恰是“非有机”的，这种“有机幻象”被他概括为阅读现象学层面的“有机”。而立足于现象学层面的“有机”又无法解释沈从文在四十年代一步步陷入的“创作困境”。在牛煜的论述中，只有还原“文本生产动作”的批评才能使其显影。由此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和杰姆逊等人的“形式批评”对牛煜的方法论启迪。也就是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沈从文转业之谜”才能获得它本身具有的历史内容，或者用牛煜的话来说，“阐释潜力”。从另一方面来看，《“转业之谜”的阐释潜力：对沈从文研究的反思》也是一篇简短的沈从文研究述评。在这篇文章中，牛煜明确的问题意识使其没有盲目地迷信夏志清等学者关于沈从文的“经典论述”。他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凭借“沈从文转业之谜”的启发重新回顾了“沈研”领域诸多重要成果。这种对于研究成果的反思也是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历史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碍于篇幅的关系，文章中提出的许多论点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具体展开，这些基本论点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我在平时跟牛煜的交流中，不断提醒他不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即时的评论现场，历时的流变总是无情地带走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浮花浪蕊”；只有深入历史的逻辑中，才能看到那些浮在表面的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动量。牛煜在这些年的学习中，逐渐地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明确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着力点”。我常说要找到“自己的语言”，相信立足于“现场”和“历史场域”的牛煜，能够在这种潜隐但逐渐清晰的力量中找到自己的语言和路径。一个好的研究者也只有在自己的声音之中，才能看到历史某个维度的“真理”面向。我对牛煜怀有期待。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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