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向党交心”的前因后果
作者：张刃
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
许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对此后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却知之甚少。二者有什么关联?其前因后果如何?笔者保存有先父张高峰(原《大公报》记者)1958年6月“向党交心”原始记录六份，真实地反映了那次运动对“交心者”心灵的触及和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无情。联系到此前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浩劫，或可大致勾勒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将父亲的“交代”公之于众，似有自曝“家丑”之嫌。但我认为，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通的，或者说，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个案也是历史，而且更接近真实。为了让后人了解和认识真实的历史，我想我有责任就自己所知，对这份“交心”记录做一番解读，既为昭示后人，也想告慰故人，想必父亲在天有灵，是不会怪罪于我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引述材料为主线，略加附注，尽量少做评价，以保持“原汁原味”;引述材料均来自“文革”后统战部门退还我父亲的记录原件;此外，考虑到由于诸多原因，对记录所涉及的、目前不便定评的某些当事人，姑隐姓名。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恢复历史原貌。
张高峰 1988年在天津家中
一
1958年，反右派运动余波未平，全国又展开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
“向党交心”是整风与反右的继续，因此，首先要“交”整风(后来转为“反右”)期间的思想、行为。父亲时任《大公报》记者，其时他已经为之服务了19年。他“向党交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几位“著名大右派”的关系——
在整风之前，储安平想拉我到光明日报去工作，虽然当时我告诉他目前我没有理由提出离开大公报，等以后再说，但心中暗暗自喜：“还有人看得起我。”整风初期，储发表了“党天下”的谬论，其中大部分引起我的共鸣，于是在保定写了一封信给他，恭维他有胆量有见识，支持他的反党谬论，骨子里是想跟他拉紧一把，如果在大公报有一天不可为时，我就去光明日报。
在北京，有时见到浦熙修，她常约我便中给文汇报写稿。整风之初，我在保定根据曲艺界鸣放的发言，写成两稿寄给徐铸成，并附一信。两稿都是污蔑党的政策的，后来未发表。给徐的信说，读过你的“拆墙”经验，大公报也有墙，正在拆。我支持了他排挤党员副总编辑的反党行为。目的也是准备自己的后路，如果在大公报不可为时，我还能去文汇报。
这两件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反党的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向右派靠拢而想背弃党的领导，希望钻进一个没有党的领导的“新闻天地”去工作。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我就察觉自己犯下严重反党错误，心头很沉重。但起初，还以为是个人自私自利的思想支配的结果，后来再深思，又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才认识到是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的反映。当右派乌云乱滚时，我必然要发出共鸣。幸亏反右斗争很快开始，党指出那是敌我矛盾，我才醒悟而没有堕入右派泥塘。
父亲与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储安平主办《观察》杂志时，父亲是其特约记者;浦熙修在重庆《新民报》时，与在《大公报》的父亲又是跑时政新闻的同行;徐铸成则先后担任《大公报》桂林版、上海版编辑主任，与父亲为同事。他们之间是朋友，意气相投，自然有比较私密的关系。
但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朋友都成了右派，而且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他在整风中赞成他们的言论，并且通信呼应，当然毫无疑问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即使他不主动“交代”，也是隐瞒不住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交心”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灵魂”了。
二
事实上，在“整风”“鸣放”期间，父亲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行为是摇摆的。
一方面，经过了解放后“三反五反”、审查干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他清楚地认识到了“政治斗争”与“组织手段”的“威力”，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了，因此，当报社“××、×××等人搜集大家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要写一篇记者控诉的大文章，登在报上”时，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说，“他们要我提供材料，我说这样的文章写不得，刊出后必然被国民党利用，××等批评我保守，其实是我胆小，但我仍然不提供材料，也不坚持反对。”他们“明明是进攻党，我却在一旁明哲保身，这是立场问题。”
这里所说的“大文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报》一版的那篇题为《阻挠、限制、刁难、歧视——本报记者申诉采访中的一些遭遇》的综述，文章虽未署名，却是综合了十几位记者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其内容无非是记者到某单位去采访碰了钉子，或者到某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闭门羹等等，意图也无非是吁请有关部门注意克服缺点，以利工作。但由于批评了党政机关，特别是被境外媒体转载、摘登，“为敌人所利用”，因而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参与其事者大都被划为右派。
父亲之所以“侥幸漏网”，并非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与他思想深处对政治斗争的恐惧心理有关，这不能不说也是那些年“教育”的结果。但他还是承认了自己对此事“不坚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在另一方面，他心里还是有话要说的——
“在报社鸣放时，我说过许多错话，污蔑了党和党的同志。我说，‘解放后，许多党员领导同志的工资像火车头带着跑一样。如果低一点，而责任重，更会受群众的崇敬。’这话的重点是前两句。我说，××做领导时态度专横跋扈，长期不改，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天他去当×部副部长，真叫人担心。如果把他排在落后群众的队伍里倒还合适。心想，党这是怎么教育党员的?因而认为报社党组织原则性、政治性不强。”(这里所指那位“专横跋扈”的“左派”领导，也没能躲过“文革”“左派”的“批判”而死于非命。)
“我还说过，报社使用某同志，不像是培养做记者，倒像是培养做调查员，事先从领导方面了解一件事，然后派人下去调查、核对，就写成文章。后面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算不了记者的本事，如果没有线索时，记者怎么办呢?”
“读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心想说得对，今天人与人之间确实不怎么亲，而且隔阂很多。”
可以说，既“小心翼翼”，又“蠢蠢欲动”，更“左右摇摆”，便是父亲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真实表现。
三
那么，随着整风变成了反右，他对右派是否就有了正确的认识了呢?没有。他“交心”说——
“储安平戴上右派的帽子，我觉得这人不过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很不严肃地用‘大和尚、小和尚’的字眼，如今自己烧身，看不见他骨子里的反动本质。有几个教授，我过去认识，他们成为右派时，我想，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欲望太多，说了一些错话。”
“储安平拉我去光明日报，先是通过×××找我。当储拉我时，我向他说明我与大公报的关系和目前无理由提出离职，××在旁就指责我这是一种旧的感情。反右时，大家贴大字报质问他的目的何在，而我没有贴。心想，我何必乘人之危呢?这种旧的观点颇为庸俗，不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反右斗争大局已定，右派的“下场”尽人皆知，父亲在“向党交心”时仍能如此直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流露念旧情怀，真是天真得近乎愚钝。
“北大民主墙上乌云乱翻，不少右派学生在作怪。可是我想，学生们都很年轻、纯洁，今天怎么反起党来?于是我怀疑社会主义教育在一部分学生中落空了，党应该对他们负责任。”
“鸣放时，报上大量刊载知识分子的发言，当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目的，只是有些事物，根据自己九年来采访生活所见所闻，认为他们言过其实。后来反右，党指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觉得那不过是‘秀才造反’，事情不会有那么严重。报社乌云乱翻时，我同样看不出右派的目的，但却觉得报社党的处境陷于被动了。又看到个别党团员同志的大字报，气味也反常态，怀疑报社党的组织是否涣散了?又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言行也反常态，反而不如许多群众的情绪正常，心想党这回上了他们的当了，今后对群众应该有个重新估价吧！”
“××、×××成为右派，他们哪里来的反党胆量?还不是党多年对他们宠用的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
如此坦言某些“右派”原本是受党“宠用”的“积极分子”，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在对反右运动评价中，这或许尚属比较另类的观点。未知史家是否有人做过研究?
当然，父亲同样坦白地检讨了自己——
“从这些思想、观点来分析，我都是站在党的对立面看问题，别人痛斥右派而保护党，我是原谅右派而责备党。表面看，我好像在一旁客观地看问题，实际非常主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因而在感情上自然地就原谅右派。这种反动立场和感情在我身上很严重，不改变，必然与党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事实上几年来就是如此，始终没有把我和党的关系摆正，我跟党的关系是讲个人利益的，某些事如我心意时，我很满意党，很拥护党;不如意时，就一肚子牢骚，又不敢发泄，于是压抑着精神工作，所以几年来我的工作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与党的关系不正常，对党的许多号召和重大的政治运动，我多是采取随大流的办法，不是积极响应，不是在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而是像作客一样随着走。所以多年来我在政治上不见开展，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没有得到彻底清洗，因而在整风中我犯下严重错误。我的问题是改造立场、改造观点，端正与党的关系。”
以上这段记录，是原件中最长的(其他大多是一两句话一段)，可以视为总结性“交心”。他以“个人利益”作为处理与党的关系的结点，应该说确实“触及灵魂”了。至少，在我所见的类似资料中是属于“深刻”的。父亲为什么如此坦诚?且看下文。
四
如果说，父亲“交代”与右派的关系、检讨自己的“错误”完全是被迫的，也不尽然。那时，尽管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已经让许多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心有余悸，但他们对新中国、对共产党依然保有程度不同的信赖，希望“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步伐”。这从父亲“交心”材料中对自己思想深处的挖掘和坦诚公开，以及无情地自我批判，可以看得出来。
他“交心”说:“我的生活动力是什么?思索一下，是个人名利。当年，我选定做记者，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名利双收，又自由自在。追求名利，自由自在，大概就是我的人生观。”如此解剖自己，近乎残酷，可谓“诛心之论”。事实上，父亲选择记者职业的初衷，首先在于他希望借助媒体这个社会公器发表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见解(新闻事实是客观的，判断选择是主观的)，其次才是追求“自由”与“名利”。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追求，可以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只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没有谁还敢奢谈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只能承认个人追求的“罪孽”。
他还说，“交心不能没有思想斗争，揭疮疤不能不疼，心想，忍受短暂痛苦，今后能愉快工作，生活几十年，这是大利当前，万万放弃不得。”应该说，“短暂痛苦”、“大利当前”的考虑，都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他确实希望“能愉快工作，生活几十年”(尽管是奢望)。因此，他这样“挖掘”自己思想深处的“根源”——
“我总觉得党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心中常埋怨党对我直接教育少、责备多，所以我政治自卑感很重。”“在政治上自认没有什么希望，如果能从下游争到中下游就很满意，争上游那是奢望。”
“我知道党知道我有思想问题，可是没有党的同志找我正式谈谈，我怀疑党是否认为我思想顽固，不可救药。”
“既然把我看成政治上落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索性随大流走。如果积极去参加，也会被党看成是假象。”
“整风前，对党有些意见。整风时，听说党找许多同志个别谈话，但始终没用找我，心中很不愉快，越发相信党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右派在报社乌云乱翻时，许多话不从政治角度去看，就从事实来说，都是不公正的。我虽然不同意，可也不去用力反驳，心想，驳半天也无用，我又不是党在政治上依靠的对象，党也不会认为我是在维护党的利益，还是听之任之吧。”“在报社，我有人微言轻之感，有些意见，自认为还是正确的，但不被重视。”
“我觉得一个人在政治上无希望，一切就无希望。在任何事物面前他都应该退让。我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最近特别明显。”
因为这种“被隔阂”的心理，当他看到储安平、徐铸成等老朋友的言论后“一拍即合”，形成“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同时也成了他内心时常想到“如果在大公报不可为”时便准备“跳槽”的重要原因。
“在生活中，感到谈工作的同志很多，谈心的朋友太少，心中很闷。我平日爱说爱笑，有些话被人误解或断章取义，弄成个人的错误，因而感到说话难，故极力避免多说话。”
“与人相处，你尊敬我，我一定尊敬你，你看不起我，咱们就少往来或不往来。我对党也像对个人一样，心想，党既然在政治上看不起我，那就保持业务上的往来好了。假如在业务上也被看不起，最好把我安排到比较机械些的工作岗位，只要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永不违背，这样就有来无往，落得干净省心。”
当年，父亲在《大公报》人中绰号“一圈”，指他爱说爱笑，说经历、讲掌故，常常引来众人围绕。他后来的缄默、消沉，可以从上述“交心”中找到答案了。
五
政治上的隔阂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作上的障碍，父亲“交心”说——
“整风中犯了严重错误，没有被划成右派，万分感谢党的宽大，但也背上沉重的包袱，生怕再犯政治性的错误。可是一月间写了一篇未见报的通讯，立场、观点都错误了，心中惶恐万分，从此以后，专门写些顺大流的稿子，纯属动态的报道，可用也可不用，但保险，不容易发生立场、观点的错误。”
“顺大流”、“纯动态”的稿子当然没有“风险”。查阅1957年前后父亲在《大公报》发表的署名报道，确实多见“立场”、“观点”都很“正确”的内容，如《要跟祖国一道前进——记北京东四区工商业者家属学习的收获》、《力争自食其力——天津独流镇工商业者参加长期劳动改造自己》、《跟右派分子算一笔粮食账》、《万箭齐发——记陕西及西安财贸系统职工“双反”热潮》等等。这与他在旧大公报时期揭露丑恶、抨击时弊的报道(如《豫灾实录》、《崩落中的沈阳》、《东北的悲剧》、《哭四平》、《干枯东北》、《东北的脓包》、《烂污东北》、《五万青年渡难关》、《我们要活命》等)形成了巨大反差，写作风格也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
更有甚者，他“交心”说:“三月间，在西安写一有关双反的报道，双反之上打了引号。投邮后惶惶不安，怕又是一个政治性错误，连夜查人民日报，发现双反也打了引号，这才放心。”以如此诚惶诚恐的心态写稿子，其质量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父亲也曾从长远考虑过自己的“前途，他说——
“右派中有许多学者、专家照样斗、整及撤职，少了他们社会主义毫不逊色。心想，过去几年自己还以为业务上有两手，说话、做事还敢调调皮，狂妄自大，今后无论如何可不能那样。大公报少了我也毫不逊色。为了保全自己，可要老老实实地工作。”
“看到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分驻各地采访，报社的红专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感到自己悲哀，今后该如何是好?心里真是闷得慌。”
“我发觉党在业务上还信任我，在政治上不够信任，所以为了保持党对我的信任，我很重视业务，希望不要落到中、下水平。”
“自己很珍爱(记者)这个岗位，感到是一种荣誉，很想把工作做好，但没有信心，恐怕从记者队伍中掉出去，那就个人大势去矣。”
上述记录，不能不说处处透露出父亲内心的悲凉。
“交心”话题并不局限于整风、反右，还有如下记录——
“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上海解放后，大公报原名不动。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是否天津的做法激进了一些?”
1949年《大公报》津、沪两馆不同的命运，反映了当时对如何处置民营报纸问题尚无确定方针，待王芸生(《大公报》前社长)北上“投降”，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方案。父亲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公报》人的疑惑。
“有一个时期报上某青年记者的稿子很多，我觉得有些既冗长又没有独到见解，心想，要是我写那样文章一定不刊用。”
这番话既是对业务工作的意见，也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失落。
“苏联展览馆落成时，一再宣传镏金顶，超过市内最高建筑北海白塔，心想这是灭自己威风。”
上世纪50年代，对苏联的态度等同于对新中国政权的态度。父亲的“交心”，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民族心理。
“大兵团成立，发表我被安排在天津。当时，我在西安，顺便给××写信说，‘不久我们又要并肩作战了。’信写好后，一想用‘并肩’两字不妥，大公报上××印在我前头，必然是他领导我，‘并肩’两字不是要与领导平起平坐吗?如果引起××同志的误会，以后相处就困难了。想了半天，又改为‘携手作战’，这样也许不至于引起误会。”
这里所谓的“大兵团”，是指当时《大公报》部署记者分驻各地，以“作战”方式报道“大跃进”运动，其用词也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氛围。父亲的这段“交心”，用“战战兢兢”来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或许没有几个人注意到，1958年4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发出的关于号召全盟展开“向党交心”运动的通知中，有“以上办法对右派分子同样适用”的字样。结果，同年夏季反右“补课”，又“补划”了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大多都是掉进了“向党交心”的陷阱。
父亲是“幸运”的，没有被“补划”右派，但在“交心”后的第二年，1959年初便下放到密云水库去参加劳动和“锻炼”了。尽管他希望凭着业务上的努力，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新闻工作，但是，1959年开始的“拔白旗”和“反右倾”运动，使知识分子中的业务突出者几乎注定成为“白旗”而被“拔掉”。
1961年初，他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被“清理”的命运，下放到黑龙江省偏远的安达(今天的大庆)去做商业工作，而且是他从未接触过、也根本不了解的会计业务。从此，他彻底离开了《大公报》，结束了他22年的记者生涯。
5年后，“文革”爆发，曾经在大陆存续了64年的《大公报》也彻底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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