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李光程：挑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名片
本文作者
李光程，1956年出生于武汉。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77级前当过两年半知青和一年工人。本科毕业后继续在复旦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生，师从刘放桐教授。1985年至1988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198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哲学系作访问学者，并获得M.Phil.哲学硕士。1993年至今，在全球顶级航运经纪公司英国豪罗宾逊（Howe Robinson Group)供职，任集团董事兼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原题
在哲学的废墟中
探索前行的哲学系77级
一九七八年二月底我们进入了复旦哲学系。文革后的中国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哲学界也不例外。老一辈的哲学工作者在荒废了十年后重新披挂上阵，在非常有限的理论储备和图书资料中临时编辑教材，面对着我们这批文革后第一批高考进来的正规大学生。那时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拨乱反正，从过去三十年的各种极左哲学庸俗哲学中走出来。作为刚刚入门的哲学新生，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
三十年斗争哲学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中国哲学界都干了些什么？我曾在图书馆里将一九五五年到进校时的十来年（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七年停刊）的《哲学研究》杂志翻过一遍。除了极少数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外，这十几年的所谓哲学只是在充当着政治的奴仆，为历次政治运动作宣传论证，做大批判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年后，配合社会主义改造，老教授们个个作自我批判，批判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一九五四年开始批胡适，进而批判实用主义。一九五五年一月文艺界批判胡风，哲学界也闻风而动，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随后批判梁漱溟。一九五八年配合大跃进，哲学界的某些权威们也发表文章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辩证又唯物。一九六四年八月，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十一月，又批判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
至于文革十年，这种斗争哲学更是发展到了顶峰。文革中的批孔运动，将整个中国哲学史整成了儒法斗争史。西方哲学史都被庸俗化为唯物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必须打着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旗号才能进行。
所以可以想象，在这种政治气候中能独善其身，埋头进行有独立思考的哲学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李达等人充其量也只是斯大林教科书的改写者和毛泽东两论的解说者。在他们的构造下，中国的正统哲学体系只是斯大林教科书和毛泽东两论再加阶级斗争理论。
纵观几十年来哲学界的争论的问题，无非是哲学有几个对子，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内因作用大还是外因作用大，真理有无阶级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此等等，无聊又浅薄。
所有的争论都是在互引马恩原著，然后宣称自己符合马恩原意。哲学的多样性，原创性品格在三十年间几乎全被遗忘。更不用说文革中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杀猪这类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杰作比比皆是，将哲学彻底沦为庸俗哲学和反智活动的代名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个重要的，又被误用了的命题
我们就是在这样近乎废墟的哲学环境中进入哲学系的。我们期盼有一种突破。这一天没有等多久。
一九七八年五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破了多年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教条主义，推动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的讨论，与其说是个哲学讨论，不如说是借哲学搞政治的运动。尽管当时哲学界上下一起写文章，可实在讲来所有观点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的理论探讨的意味，只是在检查各自的政治态度而已。只要赞同了这个命题，过去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某些教条，比如毛泽东的某些最高指示也可以用被实践证明不合时宜等等，不必照办。这对于当时被各种禁区包围而寸步难行的党的领导层来说，无疑相当于松了紧箍咒。一时间学术界充分享受了一种思想解放之乐。
这场讨论后的某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这个如此重要的，有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居然是一个有着语义混淆的，或者说语言的误用的命题。我这里不妨证明一下。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样我们可以说实践是检验谬误的标准，因为检验任何理论或命题，永远有真或假两种可能的结果。这样我们得接受“实践是检验谬误的唯一标准”这一提法。这听上去有点怪，但逻辑上无懈可击。
其次，如果我们把它改成“实践是检验真假的唯一标准”，这“标准”一词仍有问题。因为标准通常是指尺度或定义。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说检验真理的尺度；说“真理的标准”是说真理的可接受的定义。实践显然不是一个定义，因为真的定义是和事实相符或者其他种种说法，真理的定义是被事实证明为正确的道理或命题；实践也显然不是一个尺度，而是一个步骤或过程。即是说，要检验一个命题的真伪，必须通过一个实际的检验步骤或实践过程。
以沸水为例。沸水的标准是一百度。怎么知道沸水到一百度就沸腾？这就要靠加热（实践）这个步骤。加热只是个实践过程，并非标准或尺度，不是说一加热就必有沸腾，因为加热水可开也可不开。实践不是尺度本身，而是一个步骤。所以严格讲，这个命题应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和谬误的唯一步骤”。这种改动并未使实践的重要性减低，也并非反对原来这个命题想表达的意思，而是使人们想说的和他们写下的保持一致。
言归正传。这个误用了的命题所带来的震荡是前所未有的。理论界首先打破的禁忌是关于文革的讨论。一九七八年夏，中文系七七级的卢新华发表了《伤痕》，引发了对文革的痛苦的反思。因为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正统的说法还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对的，一切错误都是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四人帮是万恶之源。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大浩劫，人们只敢私下议论，不敢公开评说。
在宿舍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文革为什么会发动起来？四人帮到底是不是文革的罪魁祸首？官方当时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文革的发动是有群众基础的：一是学生们狂热的领袖崇拜，二是群众对十七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官僚主义特权和极左路线的痛恨。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积累起来的问题都推到刘邓等人身上，运动的火一点即燃。
因此，对文革的深刻反省，会触及到对十七年来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文革反思并没有朝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而是停留在对老干部的平反昭雪的层面。平反完了就再成禁区了。这是后话，按住不表。
不管怎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肯定了真理标准的讨论，随后是平反冤假错案，让思想解放成了主旋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七七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不甘落后，投身到这场思想解放的大潮之中。
在全国范围内，西单民主墙在那时达到了顶峰。各种民间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探索》《北京之春》《民主之声》等刊物都在全国颇有影响。民办的文学刊物，如《今天》，也在那时出现，推出了北岛，芒克，顾城等一大批影响巨大的诗人。当时我班的景晓东手上有两本，我们都竞相传阅。
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杂志，全国第一份大学生自办刊物，也在这一时期问世。这是一本只有两期的短命刊物，主编是景晓东。在感受到思想解放的势头被新的意识形态动向所压制，景晓东和我商量，让我在创刊号上写一篇讨论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职能问题的文章，强调国家的主要职能是实行民主而非专政。回想起来，这是一篇极其浅显幼稚的文章，但是在我们的理论素养还相当欠缺的当时，我们表达的是一种态度。新闻系的徐同学也撰文谈新闻自由和新闻改革。不出所料，在出了两期之后，杂志被迫停刊。
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总是感慨万千。那是一个探险的时代，每天都有新的禁区被打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段时间是建国以来最有生气，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一个时期。我们的大学头两年基本都是在激情和探索中度过的。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那些年我们在系资料室里最爱读的刊物之一就是《未定稿》。这个刊物顾名思义，就是发表一些有争议性质的文章。一九八零年的一天，在《未定稿》里，我和李文彦、庄国雄、王雷泉、侯大为等几个同学读到了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高尔泰的此文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哲学天地。我们奔走相告，向其他同学推荐此文。
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一九八零年花了一个暑假，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长文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遗憾的是此文没有发表，否则我也会是国内最早讨论此问题的学生之一（侯大为同学在学术月刊一九八一年发表了异化的产生发展和克服的长文）。
从反思文革到关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渡。文革中的各种暴行，都是反人道主义的，都是极端的，典型的异化现象。在思想解放之后，必然会遇到如何突破理论界传统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一个最佳突破口。这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走过的路。资料室里另一个我最爱的刊物《哲学译丛》里翻译了大量他们的论文。可以说，在哲学界解放思想的路上，我们是在学着他们的步子走的。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引起连锁反应，是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受到过列宁斯大林崇尚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大搞阶级斗争之苦。尤其是，苏联的一九三十年代大清洗，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对人的摧残，超过战争带来的灾难。因此，摆在这些国家理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有一个更温和更人道一点的马克思主义呢？
一九三二年发现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被西方学者看成是新发现的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于是围绕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
中国由于那时正在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加上十年文革的影响，除个别外国哲学研究者外，整个哲学界几乎对此一无所知。结果就是，苏联理论界和官方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到一九六十年代后期已经达到相当明智的结论，这些非但没有被中国同行和官方借鉴，反而成了斥责其为修正主义的证据。这不难想象为什么中国哲学界和官方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达到过一个开放明智的程度。
毕竟，经过思想解放的理论界还是接过了这场讨论。严格说来，当年中国的这场讨论在理论上毫无建树，差不多一切观点都能从别国别人那里找到出处。有些学者，比如张奎良以讨论这一问题出名，但查其文章，几乎是苏联保守哲学家们的翻版，有些几乎是一字不漏地照抄。我在写我的那篇论文时几乎读遍我所能见到的中外文献，对他的抄袭印象极深。
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这个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要远超其理论意义。所有尽管没有在理论上翻出新花样，还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我当时不解的是，如果不需要提出独到的见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连选择一个稍稍合理一点的结论的敏感都没有？现在看来，这并不奇怪：要极左分子改变立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是，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传统或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理论。成熟后的马克思抛弃了异化理论。换言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是正统。这种观点以北大的黄楠森为代表。反对的意见以王若水，高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前后一致地坚持着，尽管异化一词用得少了。这亦说明马克思将异化理论现实化了，找到了消除异化的途径。
第二个是，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黄楠森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王若水后来的文汇报雄文《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认为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没有抛弃人道主义；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有无异化？几乎所有的保守学者都否认社会主义有异化现象。相反的意见认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社会主义都有异化现象。从理论上讲，马克思认为异化是阶级社会的一个现象：人成为非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会有从非人到人的复归。
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一文，是中国学术界最早，也最直接用异化理论来批判中国的僵死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现实的作品。它并没有学究气地讨论什么是异化，而是联系文革说明中国的现实就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如权力的异化，领袖的异化，国家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人民的异化等等。这是非常准确的定位。高尔泰的这篇文章，我相信是一个经历了最痛苦的人生之后对中国社会的反省。作为艺术家，美学家的高尔泰是中国少有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者。
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最后导致了一场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今天看来，这场讨论的夭折是十分可惜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可以说是打开三十年中国问题的钥匙。从人的问题出发，可以反省中国三十年的历史，检查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症结所在。一旦在马克思学说中确立人的地位，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不能提出人的尊严，自由，人权等等？
历史没有如果。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原载作者微博“光-老顽童”，本号获许可推送
复旦新三届专题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