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为什么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赵树凯，1959年11月生，山东莱西人，山东大学文学学士，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办公室秘书、助理研究员，1990年8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河北省涿鹿县委副书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访问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合作研究员。
题记：本文题目，我称为“麦克法夸尔之问”。多年前，在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麦克法夸尔教授第一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是一次寻常的闲谈，但是，这个问题激发了我的新思考和写作欲望。2013年夏，我开始写散忆纪登奎系列，秋天，麦克法夸尔到访北京，我们又有讨论，那时我已经有了本文初稿。2016年9月，我又到哈佛，开始与裴宜理教授一学年的合作研究，与麦克法夸尔教授又有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帮助我理解文革中的纪登奎，对完成本文有重要启发。这些讨论使我强烈感到，麦克法夸尔作为有从政经历的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特别是文革中的高层政治，确实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洞察力。因此，在本文发表时，我首先要感谢麦克法夸尔教授。当然，本文内容都由作者本人负责。
正当盛年的纪登奎
作者：赵树凯
当年，九号院里多有议论，纪登奎曾经被毛泽东考虑为接班人。但是，我在与纪登奎相处的日子里，从未直接问及此事。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纪登奎本人最为敏感的话题，如果问了会让他难堪。而且，我也知道，问了也白问，他不会回答我，起码不会直接回答我。现在，借助纪登奎当年漫无边际的闲谈，也许可以有所参悟。
说毛泽东曾经考虑纪登奎作为接班人，普通人也是可以设想的。在毛泽东执掌中国政局的最后七年，纪登奎一直在毛泽东“御前行走”，受毛泽东之托主管中共的组织人事等高层要津，也管理农业等民生大计。其时，纪登奎正当盛年，地方主政经验丰富，在结构畸形、人数有限的高层领导集团成员中十分抢眼。因此，毛泽东考虑接班人选，纪登奎自然会进入视线。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毛泽东执政最后七年，纪登奎的政治地位上升并不显著。标志性事件是一系列的。1973年秋天中共十大召开，九大时与纪登奎同时进入政治局、排名在纪登奎之后的军人李德生，成为党中央常委、副主席；九大时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显现了接班人的明显态势；九大时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也进入中央常委。这三个人都超越纪登奎走在了毛泽东接班人前列。
在李德生去职、王洪文暴露出不堪重任后，邓小平于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复出，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可以说又出现了新的接班态势。此时，在毛泽东接班人的序列里，纪登奎的位置并未提高。1976年初，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接班人序列人选出现了新变数，似乎纪登奎也出现了新可能。但是，政治位势在纪登奎之后的华国锋后来者上，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接班人。
这里的问题是，纪登奎在中央高层地位如此显要，但是，为什么在毛泽东接班人安排上一直没有走到前边，或者说没有机会独领风骚？
在我看来，毛泽东没有选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也许是因为对纪登奎太了解。连续多年，纪登奎直接为毛泽东直接办事，经常在毛泽东身边出入。应该说，毛泽东对纪登奎的直接了解，显著多于其他几位曾经考虑接班的年轻领导人。也许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发现纪登奎并不适合作为接班人。
那么，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究竟是能力问题，抑或信任问题？一般而言，从能力和资历来看，就当时相同年龄段的中央领导人来说，纪登奎比李德生、王洪文、华国锋等都有明显优势。因此，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应该不是能力问题。
那么，主要是什么问题？我的猜想是，主要是信任问题，即毛泽东对于纪登奎没有足够的信任。纪登奎为什么没有能够得到毛泽东更多信任？纪登奎从来没有直接谈及过。但是，从他的言谈话语间，也许可以找寻出蛛丝马迹。
纪登奎在城楼上
一、在接班人行列中
从1969年春进入政治局，到1976年春天华国锋被明确接班人，纪登奎在毛泽东接班人行列中的位置并未发生重要改变。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毛泽东直接说到要把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最早是在1970年秋天。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个时候，在高层领导人的年轻一代中，大概毛泽东最为欣赏的是李德生和纪登奎。
李德生和纪登奎都是1969年4月九大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52岁，纪登奎46岁。文革开始时，两人职务都不高，李德生是解放军第12军军长，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据说，毛泽东对于李德生的最初欣赏，是来自李德生在“文革”初期军队支持左派中的表现，即他比较好地平衡了文革中的各派实力，稳住了安徽局势。至于更深层原因，则不得而知。
但是，李德生很快就失去毛泽东信任，并于1975年1月4日给毛泽东写信请辞副主席和常委。毛泽东同意了李德生同志辞职，并指示此事只在党内口头传达，不要写在全会公报上。1月8日，十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李德生的辞职。至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李德生作为接班人的设想宣告结束。
1973年9月中共“十大”，是文革中期一次非常重要的权力分配。根据毛泽东的安排，纪登奎成为会议筹备负责人，直接领导了十大的筹备组织工作；次年，毛泽东又指定纪登奎负责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纪登奎当时分管中央组织部。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很受毛泽东信任倚重的。但是，从“毛泽东接班人”的最高参照看，纪登奎在十大上收获并不大，具体表现为职务提升不显著。
在十大上，纪登奎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正式委员，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而李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王洪文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张春桥也成为政治局常委。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考虑，在纪登奎身上并没有体现。
为什么纪登奎在“十大”上职务提升有限？确切答案无从考证。大致来说，从毛泽东最初谈话提到纪登奎可以作为接班人，到另一次谈话表露出迟疑，说纪登奎作为接班人“还要再看一段”，期间大约一年左右。据河南省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访谈资料，毛泽东对于纪登奎作接班人发生迟疑，是在一次与河南省领导人谈话中流露的。
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在武昌东湖宾馆与河南领导人谈话时，特别问道：“有人对我说，纪登奎在河南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怎么样啊?”有个河南领导人回答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现很好。要说犯错误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河南支持造反派搞“反复旧”，跟山东的王效禹一样，有“反复旧”那种思想倾向。”
毛泽东听后，当场说道：“纪登奎这个人接班，今后还要再看一段”。由此可说，此时的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信任已发生一定程度动摇。
纪登奎与邓颖超、王洪文、姚文元等观看文艺演出
从毛泽东这番话可见，毛泽东有另外渠道了解纪登奎在河南“文革”中的表现，并对纪登奎有所不满。这位河南省负责人的回答，看起来是为纪登奎做了开脱，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佐证了纪登奎在河南有类似王效禹的问题。
王效禹是文革前的山东青岛市副市长，“文革”初期成为山东造反组织负责人，一度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即山东省最高领导人。中共“九大”上，王效禹成为中央委员，但是很快即被关押。王效禹在山东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具体过程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是，王效禹提出“文革”成果已经被所谓“守旧”力量侵占，或者说文革中夺权运动还不够彻底，需要再来一次造反夺权。
至于说纪登奎在河南有类似王效禹在山东的问题，以本人对于河南文革初期的了解，则毫无所知。后来，这位参加毛泽东谈话的河南领导人被打成林彪死党，关押审查了很长时间。有一些人认为，这是纪登奎利用当时主管林彪专案的机会，打击报复这个人。
我个人认为，虽然从河南角度看，纪登奎被认为有类似山东王效禹的问题，而王效禹是最早被毛泽东整肃的造反上台的省级领导人，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决定性地影响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信任。因为，“文革”历时十年，河南阶段不仅短暂，而且属于局部，对于毛泽东来说，观察判断纪登奎，应该主要是依据他在中央工作的表现。这段工作不仅时间长，而且属于政治全局。具体说，应该是在中央工作期间，毛泽东通过对纪登奎的考察，发现了一些不能令他满意的地方，才决定放弃让纪登奎作为接班人的考虑。
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华国锋后来居上的转折性事件是，1976年初，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此时，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一位之多，排名在邓小平之后有张春桥、纪登奎、李先念等。邓小平再次被贬后，纪登奎、李先念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毛泽东指定一位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
换句话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后，众多副总理不能群龙无首，需要毛泽东指定一位副总理来担任其他副总理的领导。最终，毛泽东指定由华国锋牵头负责。可以说，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负责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张春桥、纪登奎的接班预期就化为化为乌有。
那么，纪登奎在中央工作期间，为什么没有获得毛泽东作为接班人的最高信任？以本人从纪登奎晚年闲谈中猜想，毛泽东对于纪登奎有所不满，进而影响到不考虑关于他作为接班人，是基于他在中央领导层的表现。
这种表现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基于纪登奎在高层权力斗争中的表现，即毛泽东对纪登奎不尽满意的，是纪登奎在高层斗争中为毛泽东冲锋陷进表现欠佳。虽然在很多老干部看来，纪登奎当时办案整人相当卖力，得罪了很多人，但在毛泽东看来，还没有做到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另一个层面是，纪登奎在当时重大政策问题上的表现，具体说是，在农业政策的思想导向上，毛泽东对于纪登奎也是有所不满的，即纪登奎的思想倾向与毛泽东不完全合拍。或者说，纪登奎当时在理解和推行左倾的农村政策方面，在毛泽东看来还不够坚决彻底。简而言之，不论是在政治思想倾向，还是在高层斗争中的表现，毛泽东对纪登奎都是不够满意的。
纪登奎与华国锋、姚文元在十大主席台上
二 、在高层政治漩涡中
在文革后期的高层斗争中，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表现似乎越来越不满意。
中央高层作为政治集体，历来不是铁板一块，或者说，这个集体也可以按照政策倾向不同、权力组合不同划分为不同阵营。这些阵营的力量组合在不同条件下常常变动，具体说，某个人属于那个阵营虽然大致确定，但也是经常有所变化的，即在特定情况下不断出现阵营的重新组合。当然，这种重新组合一般都是临时性的。政坛阵营之间的斗争其实历来都存在，只是有时候清晰，有时候不那么清晰，有时候相互之间的纷争激烈些，有时候相互之间的纷争和缓些。
显然，“文革”期间这些阵营之间的冲突更直接明显。这种高层政坛的阵营现象，即便是一般人也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纪登奎作为身处高层政坛的中央领导人，自然更有常人无法企及的体察和理解。在与我的闲聊中，纪登奎甚少直接解剖讲解高层斗争的阵营现象，但是，他常常在漫不经心的谈话中勾勒了阵营格局的大致图谱，并在有意无意间总结自己的从政得失。
在纪登奎看来，从他进入中央领导层到毛泽东去世的七八年间，经历了三个巨大的政治漩涡。这三个政治漩涡，一个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一个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一个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这三个政治漩涡既有不同时间上的轮换更替，又有同一时间段里的交织纠缠。每一个政治漩涡都会把高层领导人的表现立场做出切分，即出现“站队”问题，或者是整体上即一系列事件上的站队，或者是某件事情处理中的站队。可以说，在这些政治漩涡中，深陷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回避阵营依归的问题。
在毛泽东与林彪所形成的政治漩涡中，具体说是在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中，从纪登奎的自我判断来看，不论是“9.13”之前，还是“9.13”之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应该是满意的。他初到中央时，对毛泽东发自内心地拥护和忠诚，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有一种强烈的报恩思想。
在处理林彪系统问题中，他可以说是一心一意追随毛泽东，一腔热血为毛泽东冲锋陷阵。一方面是他缺乏高层经验，政治手法上有些生硬，另一方面是他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无所顾忌，所以冲锋在前，得罪了不少人。不仅清查处理了为数众多的下层官员，也直接开罪了一些高层领导人。
纪登奎陪同华国锋总理出访欧洲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所形成的政治漩涡中，纪登奎的表现就有所不同。纪登奎进入中央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有合作一致，也有分歧冲突。处在这种复杂的漩涡中，又因为有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纪登奎处理事情就有了更多地权衡取舍，在一些情况下，纪登奎的态度向周恩来倾斜，很多情况下站在周恩来一边。
毛泽东对周恩来多有不满，江青等人屡屡指责批评周恩来。1972年以后“批林批孔”运动中，周恩来不断被批判打压，纪登奎也曾经被江青等人指责。虽然，在江青等人指责他的时候，毛泽东出面为纪登奎说话，解了纪登奎的困境。但是，纪登奎觉得，江青等人对于他的指责，实际上也蕴含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甚至背后有毛泽东的直接指使，是毛泽东在通过江青敲打他。
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所形成的政治漩涡中，纪登奎的处境似乎更加复杂难堪。邓小平复出以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开始全面整顿。这种整顿可以说是对文革的直接否定，引发毛泽东强烈不满。这个时候，纪登奎在高层已经具有更多的权势和经验，也面临更多选择和困难。纪登奎处理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则表现为平衡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
初期，他基本上配合了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同时，也招致江青等人的尖锐指责，指责纪登奎跟随邓小平这个“走资派”，是向走资派投降的“投降派”。是毛泽东出面制止了江青等人对纪登奎的指责。从这个事情中，纪登奎既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也联想到江青的指责，有可能来自毛泽东。
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以后，纪登奎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他否定和指责邓小平的整顿，包括处理了一批追随邓小平的高级干部，如铁道部长万里就是他直接处理的。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万里等人对于纪登奎也是很不满意的。在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等人曾尖锐地指责纪登奎。
1983年9月，纪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写到：“铁路问题，是郑州，万里、建勋和我三人共同议定的处理意见，本来是正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批评‘郑（州）、兰（州）两局处理错了。破坏了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力。’我错误地照毛主席的指示，批评了万里同志。此事，我已多次做了检讨，我已向中央检讨三次了。向万里同志道歉。我应负主要责任。”
简单地说，纪登奎尴尬在于，他先是支持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引起毛泽东不满，后来毛泽东批邓，他又转而批邓，严厉处理了邓小平阵营干部，结果两边都开罪了。
文革后期，纪登奎不再那么义无反顾地为毛泽东冲锋陷阵，也许两种原因。一个原因是，纪登奎在政策思想倾向上是偏右的，内心倾向于邓小平的某些思路；一个原因是，纪登奎看到毛泽东来日不多，邓小平将要东山再起，也许要将自己与毛泽东做些切割。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这些游弋姿态，不会没有察觉。这也许正是后来毛泽东不选择纪登奎做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1975年9月7日纪登奎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罗马尼亚政府副总理维尔德茨，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三、在高层政策争执中
从政策主张来看，纪登奎当时与毛泽东的一些想法似乎不完全合拍。
关于纪登奎的思想倾向，是一个人们很少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思想倾向可以归结为“左”或“右”的问题。纵观纪登奎长期以来的工作和言论，从战争时期，到建国以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还有学大寨运动，工作中积极追随毛泽东。但是，从思想上来说，他的“左倾”不是思想深处的，更不是一贯的。
如同有党史研究者所说，纪登奎在各类政治运动中表现的特点是：“反左不肯落后，反右比反左更积极”。这一点如果同张春桥等人比较，纪登奎的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或者说，纪登奎的思想倾向上显然属于“左中偏右”。特别是，他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和阐述，显然不是毛泽东所能满意的。
文革前，他甚至说出“不要管什么主义，吃饱饭才是马列主义”；文革中他主管农业，对于毛泽东比较肯定的政策主张，如取消自留地、将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提升到生产大队等意见，他都明显有自己的保留意见，在领导农业部门的工作时经常表现出迟疑态度。
阅读纪登奎1970年代分管农业时期的讲话记录，一方面可以发现他的一些左倾言论。在北方农业工作期间之后，他反复强调“学大寨学什么，要学政治挂帅，学共产主义精神，学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这是第一条”；“抓农业要搞大批判，要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批判要批两头，一头批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也要批刘少奇、谭震林形左实右，瞎指挥和浮夸等”。
但是，在具体政策问题上，他表现得比较稳健，明显不同于陈永贵。陈永贵的政策主张，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关键性问题是生产大队核算问题，陈永贵主张快过渡，毛泽东批示赞成，认为核算层级“越高越接近共产主义”。但是，纪登奎有自己的另外一种看法，他在与农林部负责人谈话中说：“大队核算，要看条件，大家都愿意快点进入共产主义，但是要看条件。”
在人民公社办社队企业问题上，他的想法也比较慎重，提出：“大队可以办企业，但要看怎么办，是平调，还是自力”。明显地，纪登奎不赞成人民公社内部的“一平二调”。“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基本工作机制。纪登奎不赞成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建设思路有不同想法。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文革中农业部的干部一般都认为纪登奎的政策思想比较务实，不是很左。但这也许正是毛泽东所不满意的。
1970年6月，纪登奎分管农林部不久，与农林部负责人谈话：“大队核算要慎重。昔阳县大小队、小大队的核算，陈永贵的管理水平，就问题不大了。如果生产力不够，就不是普遍搞的时候。有些大队合并以后，大家收入都有增加，而不是抽肥补瘦、挖肉补脸。政治条件有了以外，还要有经济基础。”
随后，纪登奎在另一次会议上强调：“自留地等，一般不要动。不要把60条吹掉，允许一点自留地，可以解决户养猪饲料问题。有些地方自留地采取统一耕作，按平均产量分配给社员，这办法也可以，不可以一点也不给。如果完全取消自留地，对养猪、养鸡很不利。我去过陕西，问农民吃不上猪肉的原因，其一就是取消了自留地。养猪要两条腿，公养和私养。”
显然，纪登奎的这些主张，和毛泽东赞赏的政策主张不完全吻合。毛泽东当时支持的主张是，人民公社尽快从生产队核算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砍资本主义尾巴连自留地也取消。对于纪登奎的思想特点，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也不会满意。
纪登奎与陈永贵在山西昔阳县大寨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后来安排陈永贵担任副总理，也参与分管农业，是否是基于对纪登奎的政策倾向不满意。陈永贵一系列政策主张，频频得到毛泽东赞赏。目前看到的一些资料表明，在当时高层一些场合中，纪登奎对陈永贵的政策主张多有微词，甚至否定，有时几乎是不加掩饰的。在晚年，纪登奎在闲聊中，谈到陈永贵当时的一些主张和观点，更直接表示出不以为然甚至轻蔑。
原农林部有关会议记录还记载，1978年10月14日，农林部传达10月13日纪登奎听取农林部工作汇报时的谈话。纪登奎说：“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安徽出现了产量责任制。文章的倾向是优越性很大，农林部可以去调查”。在新华社记者关于凤阳马湖公社的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材料上，纪登奎批示：“这就是包产到组，有些可以参考”。
纪登奎还提到，广东出现了包产到人的，主要是甘蔗，据说产量提高两三倍。纪登奎说，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连续两年大旱，但有的地方减产，有的地方增产，这说明一种措施不行，并要求农林部派员前往安徽调查。包产到组是包产到户的起步，正是从包产到组开始，农民才进而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农村经济政策并未放宽，但是，纪登奎看到安徽出现了包产到组，广东甘蔗出现包产到人，并没有大惊失色，如临大敌，而是相当淡然。虽然没有表露出肯定，但也没有直接反对，而是要求农林部派员调查，并流露出，包产到组也是增产措施之一。
纪登奎的这种表现，与三中全会后任副总理的王任重得知包产到组后的强烈反对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有农口老干部说，纪登奎对农村情况相当了解，担任地委书记时也搞过包产到户，所以，当时对于包产到组的出现并不吃惊，甚至有一种理解。
于光远曾经在一篇文章说：“纪登奎对于毛泽东的那套东西比较熟悉”；还有一位老干部曾对我说：“纪登奎的最大特点就是善解人意，这个“人意”就是毛泽东之意。”但是，说“熟悉”也好，说“善解”也好，只能说领会得比较清楚，但是这种“领会”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
比较而言，张春桥和华国锋，对于毛泽东的政策思想则表现出了更高忠诚。张春桥似乎从思想深处认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华国锋后来执行毛泽东的既定政策相当坚定执着。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张春桥顽固地遵奉毛泽东晚年政策思想，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说明毛泽东并没有看错人。
从我与纪登奎的直接接触来看，纪登奎虽然是个好读书的人，但是，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等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执着和偏爱，相反，他谈思想理论问题，倒是更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他的这种思想倾向，也许是毛泽东所不能放心的。
纪登奎最终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是一个历史之谜。任何猜想和分析，都难免沦为无稽之谈。但是，这仍然不妨碍我们在观察这段政治情景时，展开一定的想象。高层政治斗争虽然深不可测，但并非毫无规律可循。具体说，高层政坛上选择盟友或者接班人的考量因素，虽然复杂迷离，但是大致而言，总是要围绕个人能力、忠诚程度、思想倾向等因素来衡量取舍。
就毛泽东对纪登奎的使用来说，当他发现纪登奎的政治忠诚有时候有所动摇、政策主张有时候有所差异，放弃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纪登奎（左2）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
赵树凯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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