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明，生于1957年6月，童年挨饿，少年失学，随父母下放。1976年12月入伍，曾任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编辑、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处长。2002年退役，任职中国联通沈阳市分公司高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史研究。
作者：赵东明
甜秀是她微信里用的名字，她的全名叫鄢秀君，是我的小学同学，班里的文艺委员。她长得好看，就是那种一看就晃眼睛的好看，以至于我从来不敢在她的面前直视她。只是时不时在远处她注意不到的地方瞄上两眼。而且还要即刻收回目光，左右瞧瞧，是不是被人发现。
这样的事情过去五十多年了。现在说起，是因为前不久我老爸去世，她发来微信安慰我，勾起了我对过去一件事情的回忆。
那是1967年元旦那天，我们吉林市组织了一次有上百辆汽车的大游斗。全市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被拉去游街示众。
车队从我家门前经过。我们老早站在路边，看着逶迤驶来的浩荡车队，一直呼叫的大喇叭声由远及近。突然，车队抵近的时候，停了下来。我随着人流蜂拥上前。第一辆车上是省委书记赵林，我们呼喊着打倒赵林！第二辆车上是市委书记刘慈凯，我们呼喊着打倒刘慈凯！我一路看，一路喊。忽然前面传来＂打倒赵元龙！＂赵元龙是我爸。我寻声望去，浑身仿佛触电一样僵在那里。只见我爸站在车上靠左侧的位置上，低头垂眼，身边插着一块大牌子：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漏网大右派赵元龙。
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耳边传来一串串打倒的呼声。我怕我爸看见我，彼此难过，更怕有人发现我被指指点点。扭头朝家里狂奔。
晚上，我妈用酸菜煮肉片粉条，还给我爸烫了一杯酒。睡觉闭灯后，我听我爸我妈在黑暗中嘀嘀咕咕，我想着我明天怎么办？不上学，不行；上学，人家问我，我咋说？反复权衡之后，我决定，明天踩着点进学校，跟谁都不说话，下课不出去玩儿，放学就回家。
第二天在学校，刚开始都挺好。没有人提这事。到第二节课间操之后，一直担心的事情来了。
当时，我回到教室坐在座位上，低头想心事。忽然发觉门上面的玻璃窗户有半个脑袋一闪，随即门开了，闪进一个人来。我瞄了一眼，是我们邻院高我一个年级的同学。此刻，我的心抽成一团，恐惧摄住我的全身。我意识到他在靠近我，一边靠近一边问：昨天是不是你爸？你爸是不是当权派？随着他的靠近和逼问，我的头越来越低，最后以至于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可那个小子不肯罢休，最后竟蹲在我面前，拧着脖子，脸朝天，脸对脸地看着我低垂的脸⋯⋯当时，我只恨这教室的天棚为什么不塌下来，让我飞出去；这地面为什么不裂个口子让我掉下去⋯⋯
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门口那个方向炸响：你是谁？哪个班的？你干啥？当权派咋地？当权派还有无产阶级当权派呢？你干啥？你想咋地？！这声音就像一挂小鞭一样，中间没有停顿。那个小子触电一样弹跳起来，惶惶逃了出去……＂以后别到我们班乱窜！＂
我听出来了，那是她的声音。我一直不敢直视的她，居然在这个时候救我于水火，解我于倒悬⋯⋯我低着头，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在脚面，浸进鞋面的帆布里；滴落在地面，渗进铺地的红砖里……
我们班的同学和老师在一起
她就是这个故事里所讲的甜秀
这里有三幅照片。第一幅是我们小学五年级的毕业照。全班也是全学年就我们十三个学生。第二幅是我们班的张树荣，第一排最右边的那个。她是富农张子利的女儿。这里我要说说她爸张子利。张子利是我们大队唯一的一个富农分子。因为是唯一，所以成了阶级斗争的稀缺资源，一来运动，就拿他说事。就是抓住偷生产队庄稼的、搞破鞋的，都要把他抓来一起批斗。我印象深的是批判他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说的是一次生产队分窝瓜，南方人叫南瓜。他主动说，把那些没有人要的烂的、摔破的分给他，好的就不要了。这样贫下中农们多多少少多分了一些。不成想，张子利把破瓜、烂瓜拿回去，把能吃的削下来吃了，然后在烂瓜瓤子里洗出不少窝瓜仔，凉干后卖到供销社，得了一笔钱。这事在批斗大会上被揭发出来了。那天，张子利被打得满地打滚，他媳妇也就是富农婆也是满地打滚护着他，谁拽也不起来。整的一身一脸一头灰土，脸上掺着口水鼻涕眼泪，一道一道的。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拎来一桶水，朝她倒地的地方泼下去。很快她们两口子就成了泥人。散会后，两口子搀着往家走，外面的寒风一吹，身上的泥水冻成了冰甲，走路咔咔响⋯⋯而我们却唱起了＂天上布满星，水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夜的确是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第三幅是我。那个时候，我的阶级觉悟很高，对阶级敌人恨之入骨。特别对张子利，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富农，再差一格就是地主了。如果他是地主，不知道要糟蹋多少喜儿（那时还不知道糟蹋是咋回事）。所以我对富农的女儿张树荣始终以鄙视。现在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平时也不拿正眼瞧她。那天，我们几个也不知道怎么就绕到了她家的房后院子里。几棵李子树、海棠树结满了果实。如果换一个人家，我们不敢有任何非份之想。可是一听说是张子利家的，不由分说，三下两下就窜了上去，一边吃，一边往兜里揣，还嘻嘻哈哈互相打着玩儿。正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张树荣出现了。她站在我们五七步远的地方，正面朝着我们，不看我们，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她的出现，一扫我们欢愉的心情。沉寂了片刻，我们朝着她喊，让她滚！她不滚，还是正面朝着我们站着，不说话，不看我们。随即，我们一边嚷着让她滚，一边摘下李子、海棠果朝她扔去。她仍然是正面朝着我们站着，不说话，也不看我们，任凭李子、海棠果砸在她的身上。终于，一颗李子砸在她的脸上，只见她的嘴唇一抖，即刻紧紧抿住，转过身去，仍然站在那里不动⋯⋯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想有什么不好。只是后来我和我妈唠起在农村那些人和事的时候，讲到了张子利，想起了张树荣，觉得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心里暗自自责，愧疚不已。三十年后，我回到了那个小山村，见到了老师同学大叔大爷大娘大婶们。因为我心里装着张树荣这块心病，就打听张树荣。我的一个同学说，她们家都搬了，她嫁到外地了。我问她怎么样。他们说她挺好的。我说，你们谁要是见到她，替我捎个话，我向她道歉，接着我讲了我前面讲的那个事。一年以后，有同学传话来了。看到张树荣了，你说的话告诉她了。她说：他呀，他在哪呐？他说那干哈呀？他不说，我都不记得了。那就是小孩子淘气，算啥呀！再看到他，就说，心里要有老同学，就过来玩来，都来。我认为她是真诚的。没有一丝阶级仇恨的意思。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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