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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 夏玉和:没上过学的妈妈, 是我们人生路上第一盏灯

夏玉和 新三届 2022-06-26


作者简历
夏玉和


夏玉和,1958年出生。1975年下放到湖南省益阳县槐奇岭公社,1978年春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外语科学习,1985年秋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2016年夏退休。


原题

没有上过学的妈妈,

是我们人生路上的第一盏灯




作者:夏玉和



90岁的妈妈
 
2020年的这个时节,妈妈随爸爸去了。她自己没遭大罪,连让四个儿女病房陪床、送病号饭的机会都没有给。妈妈实现了她临终时“不想磨人“的愿望,那么突然,决绝,利索地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等我赶回老家,妈妈已经安详地躺在医院太平间。由于疫情,只有在老家的子孙侄甥向她做了最后告别。我们不能按照当地的习俗,通知各位亲朋好友,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来为她送行。一辈子喜欢热闹的妈妈,走的时候太冷清了。

爸爸去世后三年,我每年写一篇纪念文字。动笔之前之后和期间都很难,心中的忧伤无法排遣。2019年写完了后,我对自己说,先停一停吧。

没有想到的是,我现在又拿起了笔,也只能用文字来陪伴妈妈了。回忆和她一起度过的日子,从小到大,写她从未缺席过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有儿时的玩伴对我说,你考上大学,还读了研究生,这跟你爸爸是搞教育的有很大关系。的确,爸爸对我们几个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特别是他的求学经历,对我是有示范作用的。

但是,爸爸常年一人在外。从我记事起,他总是被各种政治运动所裹挟,无法脱身。社教四清,批“三家村“,“文革”黑帮学习班,”五七“干校,农村公社,修”三线“铁路。到后来“官复原职”,回到城里,又被抽到农村搞什么”三分之一“。

所以,妈妈才是真正负责我们日常生活和教育的人。是妈妈培养了我们基本的价值观,夯实了我们人生道路的基础。
 
01

以往填写那些五花八门的表格,有一栏是“文化程度“。填妈妈时,这一栏怎么填,经常让我为难。

妈妈从未进过学堂门,这是事实。但妈妈肯定不是文盲。她教育我们的时候,说话总是一套一套的。她不仅认字,毛笔字还写得工整好看。学珠算时,我被那些口诀弄得晕头转向,是妈妈帮着我打成了“666”,见子打子把1-9打成9-1,一口气从1加到100不出错。

爸爸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妈妈上过一年左右的私塾。但妈妈告诉我,她读过好几年的“夜学”。

妈妈的爸爸,就是我的外公,一生务农,但粗通文墨。为了让儿子们将来更好地持家立业,外公专门请来先生,教他们认字写字。当年的乡村,只有男儿有书读。但外公想,女儿要是不认字,出嫁了连钱都不认得,日子会很不好过。于是,他便让妈妈和姨娘(妈妈的姐姐)跟着舅舅们一起上学。

我的外公
 
外公名下无田无地,主要靠租种财主家的田,给财主家养鸭子为生。白天,外公请的长工教舅舅们干田里的活,还有雇的师傅教他们放鸭子。晚上,先生便会上门,来教他们读书。由于上课的时间在晚上,所以叫做”夜学“,算是一种晚间“私塾”。

舅舅们学几年,妈妈和姨娘便跟着学了几年。读的书就是《三字经》《朱子家训》《增广贤文》《诗经》等这类流传民间、耳熟能详的经典和通俗读本。这些读本分男书和女书。男书的内容大多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而女书则与三从四德等女子行为规范有关。

不过,妈妈说,先生教完《四字女经》后,就没再教女书了。不知是这位先生自己没读过其他的女书,还是图省事,让男子女子读同样的书。我的猜测是,妈妈不喜欢女书的内容,很可能选择性地忘掉了念过的其它女书。

两年前,我在老家,跟妈妈聊起了这段读“夜书“的经历。我问她读过哪些书,她已讲不出几个书名。但她马上脱口而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磕巴都没打,还说,这是男书里的。她面露羞愧之色,说,老了,后面还有好多都记不起来了。

妈妈读的《增广贤文》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网图

 
我在1965至1975年间完成了中小学教育,是一个近似文盲的“文革”生。高中毕业时,接触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诗也就是“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后来还学会了“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样的诗句。直到77级的大学汉语课上,我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唐诗宋词。听到92岁高龄的妈妈背出当姑娘时学的《诗经》句子,我真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02

其实,小时候,我就常常感叹于妈妈能说会道,妙语连珠的本事。但是,我不晓得其中的原因。妈妈曾提到,解放后,她在常德市参加过扫盲班。“文革”结束后,妈妈才说出她小时候上“夜学“的事儿。

妈妈只字不提上过“夜学“,更不敢说念过什么书。因为她清楚,外公请长工雇短工,供着教书先生,土改时侥幸没被划成地主,全靠是一个“无产者”的硬气。而且,她牢记的那些至理名言早已经被批判为封建糟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尽管如此,她仍然把从“夜学“里所学,用到了对我们的管教之中。

我家在湖南益阳行署的家属区“山上“住了五年多。西坡是郊区大队的地,大片桃树林下,种着麦子和红薯。东坡属于行署,没种庄稼,但之前农民种的茶叶和桃树还在。我们一日三餐虽有饭吃,但油水少,容易饿,家里也没有条件补充点零食和水果。桃子成熟,挂满枝头时,我们肚子里的馋虫就蠢蠢欲动。每到这个时候,妈妈都会交代,马瘦毛长,人穷但志不能短。无论桃子是生产队的还是行署的,都是公家的,不许摘。

我上学要经过郊区生产队的一片桃林。熟透了的桃子,压弯了树枝,伸手可及。要不摘来吃,都觉得对不住长得如此娇艳的果子。所以,此时此刻,妈妈的话早被我抛到了脑后。我会顺手摘下一个桃子,放进书包里,到学校洗了再吃。(不是我讲究,而是我要吃了没洗的桃子,那些细毛毛会让我从里到外难受得不行。)

我摘桃子和捡桃子时,大概是这个样子

 
一天,我在东坡捡了一个桃子。山上公共水龙头正好停水,我便拿回了家。妈妈看见了,非常生气。我告诉她,不是摘的,地上捡的。妈妈说,怎么就你捡了,我怎么捡不到?你要不往桃树下看,跑到桃树下,捡得到吗?不要“无理狡三分“。不是你的东西,你拿了,就是偷。

她狠狠地给我吃了几下 “楠竹丫子炒肉“(益阳父母修理小孩的办法。把竹子枝条扎成一小把,抽打犯错的孩子。只伤皮肉,不伤筋骨。但会在皮肤上抽出血印子,很痛),还一边警告我:小来偷针,大来偷金。偷金的结果是什么,晓不晓得?坐牢!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偷了针还会偷金,但为了将来不偷金,不坐牢,后来穿过桃林,地上掉了再多的桃子,西坡地里农民漏挖的红薯再大,我也不会去碰一下。妈妈早说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不想留下一个“贼古子(方言,小偷)”的名声。

“文革”浪潮汹涌澎湃时,学校就只上半天课了。这半天课也就学学《毛主席语录》,唱唱革命歌曲而已。对刚上小学的弟弟雷坨来说,去学校是玩,不去学校也只是玩。在哪儿都是玩,还不如想去哪儿玩就上哪儿玩。于是,他早上按时离开家,有时候半路上就拐了弯,约上小伙伴去玩自己的了。

一天上午,妈妈在家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雷坨,我看见你了,快点出来!“雷坨大白天在玩”官兵抓强盗“呢。妈妈很惊讶,这小家伙不是上学去了吗?于是出门查看。

中饭时,妈妈开始盘问,雷坨不承认。但妈妈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随后跟他摆事实,听见有人叫他,看见他就在对面山坡的油茶林里,等等。事实确凿,不容抵赖,雷坨只好低头认错。妈妈愤愤地训道,这才上了几天学,教室里的板凳还没坐热,就开始逃学,真是“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
 
03

妈妈除了活学活用“夜书”的内容,还尽力做到与时俱进。

1969年年底,爸爸出了牛棚,被派遣到洞庭湖腹地的一个公社。走之前,爸妈决定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棕色的真皮套,用三节2号电池,样子蛮好看。我忘了是什么牌子,但记得花了爸爸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有了这台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及时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紧跟革命形势,在政治上不落后于别人。

从此,《新闻和报纸摘要》是我们每天必听的节目。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有重要广播的通知,常常是半夜,妈妈都会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准时收听。听完后,妈妈还会允许我们去学校,参加各种庆祝游行活动。

多年后,爸爸很是看不惯雷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生活习惯。妈妈也苦口婆心地跟他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但雷坨反驳道,中央首长都是晚睡晚起。你们看,那首有名的诗不都在歌颂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吗?还有,那会儿毛主席总是在半夜里发出他的最新指示。

随着我们的长大,认的字也越来越多。可家里除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外加几本《十万个为什么》,别无其它书籍。于是,妈妈从极为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订了一份《湖南日报》和《解放军文艺》。这样,除了听收音机,我们每天都有新东西可以读了。妈妈觉得,看报纸能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认更多的字。而《解放军文艺》里有小说,散文和诗歌,看了可以帮我们写好作文。

我肯定看过这一期

 

每当《湖南日报》转载“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妈妈就会大声地念给我们听。我家的这种政治学习,常常会吸引我们的贫下中农房东和社员邻居们。他们会进屋来,或者站在打开的窗外,听一个被赶出行署机关的走资派老婆传达党的声音,宣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妈妈心里,紧跟革命形势,也许会让这个已经被打入另册的家庭日子过得顺一些,轻松一些。她害怕我们在学校说错话,做错事,成为批斗的目标。唯有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党中央走,才可能有出头之日。

在学校,平平的班长被撤了,我被骂成富农崽子。邻居中有些政治觉悟高的社员也觉得,我家从机关搬到郊区,即使不是逃亡地主,也至少是逃亡走资派,是漏网的阶级敌人。所以,对我们很不友好。

面对这种情况,妈妈就会用收音机和报纸上的话来开导我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重在政治表现。你们的嗲嗲(爷爷)是富农,可你们不是呀,你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们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妈妈还举了一个特有说服力的例子,顿时让我们感到轻松许多:毛主席家也是富农,他还成了伟大领袖,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呢!

妈妈还教我们,别人要只是喊一喊,你们就当没听见。如果指着你们的鼻子骂,你们就把我的这些话跟他们讲一遍,以理服人嘛。老话讲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要怕,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其实妈妈有所不知,她对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革命彻底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对于革命群众来说,只有造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的反,才是硬道理。
 
04

平平上高二时,政治空气有些松动。还有消息说,以后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也要文化考试了。她的同学中开始私下传阅原来受到批判的文学作品,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等等。平平经常把书带回家,争分夺秒地看,因为后面有同学在等着呢。

平平看时,我便跟她挤在一起看。她在学校已经开始看,我只能跟着她从半道儿上开始看。她看得快,我看得慢。她翻页了,我还有大半页没看完。所以,经常我只看了半本的书,就被平平还给了同学。

家里只有一间房,一盏电灯。妈妈定下了规矩,每天必须按时睡觉。于是,熄灯后,我俩只能趴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

平平和我
 
最大的问题来自还在上小学的雷坨。他也要看这些书。平平觉得这都是些大毒草,我俩的年龄已经够大,可以拒腐蚀了。可雷坨太小,会中毒的。于是,她坚决不让雷坨看。雷坨看不着书,就向妈妈告状。我俩打手电筒在被窝看书的事,也被他捅给了妈妈。

对妈妈来说,只要看书就是好事。一个人如果喜欢读书,就不会变坏,就会讲道理,有规矩,就会有出息。所以,她根本不问平平拿回家的是毒草还是香花,只要是书,就可以看。妈妈跟平平说,什么你跟和和不会中毒,只有雷坨会中毒,你这是信口开河,乱讲。只有不看书的人才会变坏,你什么时候看到过爱看书的坏人?我是怎么对你们的?不管什么东西,三个人都有份。你拿了书回来,那就三个人都可以看。雷坨是比你们两个小,小就更应该多读书。你要不给他看,以后就莫拿书回家。

从此以后,我家晚上会出现这样的情景:25瓦昏黄的电灯下,平平坐在竹桌子的角上,我和雷坨各坐一边,共看一本书。
 
05

我家“山上”小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爸妈当初买这两张地图的目的——如上面印的八个大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地图特意贴得有点高,这样就不太容易损坏。可我们都太小,够不着,更看不清楚。为了方便我们看,爸妈特地挪开原来放在那个位置的一对木头沙发和茶几,换成一张竹床。这样,我们就可以蹲或者跪在竹床上看地图了。

 
贴好地图,爸爸又离开家,参加运动去了。妈妈成了督促我们看地图的人。

刚开始,我们不觉得地图有什么看头。老师说过,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可这个地球的图,不管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平的,哪儿有球呀。还有那么多弯弯曲曲的线条,那么多花花绿绿的颜色,那么多大小不一的圈圈。妈妈也不懂,“夜学”里没教过。不过,她说,你们的爸爸买来了,肯定就是有用的。这样吧,你们找找看,上面有些什么地方,有益阳吗?

我们在地图上找到了益阳,指给她看。然后,她说,再找一下安乡在哪里。找到益阳已经让我们有点兴奋,找安乡就更有积极性了,那是我们的老家啊。

就这样,平平,我,还有雷坨,开始在中国地图上找听说过的地名。黄力妈妈家的长沙,邻居奶奶家的武汉,三三爸妈家的湘潭,郭丽姥娘家的信阳。当然,祖国的心脏北京很快被我们定位,只是觉得这心脏长得有点偏。还有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主席的老家韶山。

给我印象最深的地名是陕西的宝鸡。“宝鸡”和益阳话“跟傻子一样(达宝几一样)”里的“傻子”发音相近“。我非常得意,找到了一个跟傻子同名的地方。还觉得很搞笑,居然有地方取这么个名字。

妈妈经常坐在一边,一边纳鞋底,或者补衣服,一边看着我们三个小脑袋挤在一起,手眼并用地在地图上忙乎。

妈妈说,你们可以一个人说出一个地名,让其他两个把那个地方找出来。从此以后,找地名成了我们三个人的游戏,谁找到的地名多,谁就赢了。后来,像小娅,筱芳,还有三伢几,博伢子这些小伙伴来家里,也被拉来一起找,几乎每次我都会让人找“宝几”,玩得不亦乐乎。

家里有一本《南方来信》。于是,我就开始跨出国门,闯荡世界,去找越南。找到越南,就把印度支那的柬埔寨,老挝全部搞定。接着找的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下一站要去找古巴,还有美丽的哈瓦那,尽管那里没有我的家。


世界地图上的地名除了难记,还有许多东西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刚果(金)和刚果(布)是怎么回事?一个叫金,一个叫布,都姓刚果吗?找古巴的路上,我发现三个圭亚那在一起,后面也都带着括号,分别写着法,英,荷,什么意思?妈妈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平平和雷坨也不知道。爸爸回到家,我又忘了问。上大学后,我才自己解开这些谜团。

爸爸妈妈没有料到,在那个“读书无用“导致无书可读的年代,这两张地图无形中为童年的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上大学之前,我连长沙都没有去过。但是,我已经无数次神游五湖四海,跨越五大洲四大洋。我还怀揣着这样的理想,终有一天,我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后来,大学老师讲课时,会用英语提到许多外国地名,我总是很快就能说出对应的中文名字。班上一位大我好几岁,见多识广的上海同学很是惊讶,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国家的名字的?
 
爸爸90岁寿辰日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艰难探索”中,妈妈受到爸爸的牵连,丢了工作。但是,我们四姊妹因此有了妈妈不离左右的陪伴。真是应了妈妈讲过的那句老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有了妈妈,我们几乎没有过饥一餐,饱一顿的时候。虽然住在茅草房,土坯房,但那都是有妈妈温暖的家。

最为难得的是,面对肆虐横行的无知无畏,无法无天,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妈妈,以她对文字、书籍和知识极其朴素的敬畏,影响了我们,塑造了我们。这大概也是爸爸妈妈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缘,却能相敬如宾,和睦相守到生命尽头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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