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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庞沄:三个军人舅舅的传奇人生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1-14

  作者简历

作者在陕北


庞沄,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附中初68届毕业生。1969年到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1975年困退回京。1978年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留校任教,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副教授。主编《守望记忆》《延川插队往事》等图书,也是二十集电视剧《回首黄土地》的策划及责任编辑。


原题

三个军人舅舅的

传奇人生

 



作者 :庞沄


一直想写三个舅舅的故事,他们都曾经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一员,而且他们的经历都太过传奇或太过坎坷。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他们在人生道路十字路口或主动或被动的不同选择,给他们后来的生命历程带来巨大反差。由于本想去台旅游时再核实一些细节,有些内容也心里没底似乎不好把控,当然也有理工男每每码字就发怵的因素,故迟迟没有动笔。记得今天(11月7日)应该是老舅诞辰100周年,索性就把老一辈人曾经讲述的一些情况先写出来吧……

还是得先说一下姥爷一家的大背景。我母亲老家就是密云县石匣兵马营村(原村址已在密云水库下)人,早年我的姥爷第一个走出农村去东北讨生活,在洋行干事相当于买办,后又开了布厂,从老家又带出几个兄弟。姥姥生了10个孩子,母亲最小,1923年生于哈尔滨。


姥姥的10个孩子中我只见过照片中的7个,其实母亲也只见过7个,因为作为老幺的母亲出生之前就去世了3个,其中长子已经19岁却因病不治去世最令人痛惜。由于长子之后姥姥连着生的三个全是女孩(排行第二的大姨比母亲大了近20岁),所以长子的去世对姥爷是很大的打击。因此1917年出生排行第五的大舅就成了姥爷的宠儿。

在接着生了二舅后,又夭折了两个女孩,故随后(1921年)生的老舅和母亲在照片中比其他舅舅和姨都矮了一大截。后排右起为老舅何靖治、二舅何宏治、大舅何舜治、大姨何美德、二姨何美慧(后自己改名何静芳)、三姨何美贤、母亲何美懿。

姥爷家在北京东城地安门东板桥街织染局胡同5号(上面为凭记忆画的示意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后,拆了姥爷在哈尔滨郊区的织布厂盖机场,姥爷携全家从东北迁到天津。后又将置办的房产留給结婚了的大姨何美德和三姨何美贤(二姨远嫁上海),迁回北京购买了织染局胡同这个三进院式老宅。第一进院五十年代初已经归公,第二进院有个二三层的小楼,开始租给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成了公私合租房,再后来运动了连租金也没有了。

这两个院我都没进去过,但可以从姥爷的三进院上到小洋楼上的阳台和亭子,我出生后就住在三进院的里院,不到两岁搬到父亲工作的清华园,每到周末经常随母亲去城里看姥姥。记得每年秋天二舅都要带我到二层楼顶亭子里用长竹杆打院中大枣树上的枣。十年内乱,何家人被扫地出门,后来第三进院的亭子被拆,院里又盖了两排平房,住进了十好几家。

1985年落实台属政策,两条路,一条是自己去收房或去收那十几家房租,政府不管。另一条路是把房子卖给政府,政府可以分配公租房解决台属居住困难。我们需要住房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和那素不相识的十几家人打交道,只好选择交公。那三进院的老宅计为11间瓦房(二进院的产权也没人管)交了公,最后折了6000多元。

为了给大舅和母亲下一代的我们解决住房困难,分配了三套二居室公租房,每月交房租。直到几年后公租房可以购买,我们又花了几万元将公租房买断。

二姨、二舅和母亲在姥爷正房前留影


母亲、姐姐和我在三进院中亭子前。背后可见二层楼顶小亭子和三层小楼


下面言归正传,聊聊三位舅舅的故事。

既然是纪念老舅诞辰100周年,还是先从老舅何靖治聊起。从小没见过老舅,因为他在台湾。记得最早知道老舅是从母亲的相册里,一身戎装的老舅一手扶靠着矮柜一手插腰很潇洒地站着,小时候的印象就是那身美式军装太帅了!可惜那张照片在内乱中被母亲烧掉了。从此我知道了在台湾有个当空军的舅舅,也知道了他和母亲的关系最好,甚至上中学了俩人还睡在里院厢房的一个床上!(见老宅透视图)那里也成了我出生后住的房屋。

不仅有海外关系,甚至还是"蒋匪"的空军将领,在十年内乱期间虽然让我们一家也惶惶度日,但感觉并没受过什么冲击,顶多不能当红卫兵、参军政审也过不去。相对来说还是父亲挂着"黑帮"的牌子在楼前楼后拔草更让我们抬不起头来。直到1975年,宣布最后一批特赦了国民党"敌特"分子后我才明白原因。那天母亲半开玩笑地说:"我揭发的那个特务不会来找我吧……"

原来,北平易手之前母亲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那时母亲是北大妇产医院的医师,老舅驻扎在南苑机场,时常开吉普接母亲和她的朋友去家里开舞会,这成了母亲迟迟未能正式入党的障碍。有人说母亲是资产阶级小姐、吉普女郎,得长期考验。1949年解放军和平进驻北平,老舅被困城里家中,而且家中还临时被派住了一名解放军团级干部!母亲一边劝老舅去军管处交出枪支进行登记,一边告诫我姥姥看着老舅别让他乱跑。特别是母亲听姥姥说有人来家找过老舅以后更是提高了警惕,叮嘱姥姥千万别再让任何外人与老舅来往。没想到老舅竟然还是在共军眼皮底下跑了,而且还到了台湾!知道这个结果还是因为那个联系过老舅的人来家里报的平安,我母亲回家从姥姥那了解情况后立刻就把那人检举投入监狱了。

所有这一切经历在母亲的档案里都有,她也因表现好入了党,院系大调整她还当了北医科研处处长(正好5个党员每个处一个处长)。文革中因为再也没什么更多的内容可近一步交待的,从而未受到台湾老舅的太大牵连。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两岸亲属开始有了通信。

1986年,母亲和老舅终于在分别37年后如约在香港重逢了,母亲见面就请求老舅原谅自己告发报平安的特务的不近人情,而老舅则是更在意自己出逃对亲人的影响,别后两岸跌宕起伏的时局变化和历史变迁,让兄妹二人百感交集。

1990年,近70岁的老舅重返大陆,在京亲友都赶来看望。二排左一母亲何美懿,左二穿花格衣服的是老舅何靖治,前排左一舅妈吴文英,左二大舅何舜治


又过了几年,随着大陆改革开放,老舅索性在北京东直门买了房,了却落叶归根的心愿。在与老舅的聊天中,我也终于了解到老舅堪称传奇的经历。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三个舅舅为参加抗战先后弃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老舅报名上了空军,并成为最后一批赴美受训的空军飞行员,然而当他受训回国之时日本刚刚投降。内战期间解放军没有空军,所以国民党空军有绝对制空权。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飞行员死于空难,老舅讲过他们宿舍几个人的事情。

有一次轰炸太原,天气不好,队长有事让同宿舍一个飞行员代其作为长机,老舅作为僚机去执行任务,那个同事心里不愿意却也不得不去。快到太原时云雾太大什么也看不见,长机与僚机也失联了,老舅单飞回基地后,才知长机尚未归来。过了一会儿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老舅在机场边的宿舍眼看着飞机落地后弹起,再落地后爆炸起火。老舅开着吉普车冲向机场,但飞机己解体并被大火吞噬……

类似的事故还有几起,飞行员们各个心有余悸。后来转场到了北平南苑机场,老舅身边的两个人已先后出事故去世,似乎下一个就是自己。那时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不时会有炮火袭击南苑机场,居然在一天晚上老舅回城带夫人(以下称前舅妈)看剧时,一颗炮弹就落在老舅铺位上!老舅说自己真是老天爷保佑。

记得老舅第一次回大陆时,我还问过他想不想去颐和园玩儿,老舅不想去,说当年驻防北平时他开着飞机以几个G的加速度俯冲下来看了多少遍!但老舅同意去长城玩儿,说那时不敢飞过去,诙谐地做着八字手势说:那边有这个(指八路,即解放军)。国民党空军的待遇相当高,那时姥爷姥姥及前舅妈等一家仅靠房租生活,除了当主治医的母亲常回家贴补一些,老舅每次回家也都带回大袋米面及生活用品。

随着北平战事临近,前舅妈也快生了,老舅本想飞机大修后带她一同飞离北平,可当老舅带前舅妈赶到南苑机场启动飞机时,却发现螺旋浆装反了(这也太奇葩了)!就在他们无奈返回北平城里的当天,前舅妈生下了她和老舅唯一的女儿。很快解放军就进入北平了,老舅也被困在了北平织染局胡同5号的家中。

那时,像老舅这样从美国受训回来的飞行员,也是国民党空军中的稀缺资源了。据老舅说,那时他的同学只剩下4个(其中一个还是后来台湾三军的总参谋长)。所以尽管北平已经易手,国民党还是派人潜到家里与老舅商讨出逃事宜。当时前舅妈刚生完孩子已经不可能一起走,有另一个军官计划和老舅两人一起潜逃,因前途渺茫且一路凶多吉少,俩人走前还特意请高人算了一卦,被告知只有一人能成功,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出发了。

临走前老舅和前舅妈定了三年之约,约定三年后老舅若还没回来,舅妈即可再嫁他人。老舅和另一位军官打扮成了学生模样先坐长途车到了天津,因为从天津去青岛要穿越国共占领区,对长途客车检查很严,老舅他们藏到邮件车里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还是出事了。在过解放军占领区边卡时,哨兵让车上人全部下来接收检查。老舅想到算卦结果,在去登记途中急中生智说要上厕所,趁哨兵不备居然混了出去!后辗转到青岛坐船抵达上海,最终撤到台湾,真是命大呀!而那位同行的军官后来再没有了消息。

老舅去台湾后,迫于时局的压力,前舅妈没能守住与老舅的约定,不到两年后改嫁他人。几年后30多岁的老舅也迎娶了20岁左右的现舅妈,舅妈是京城大户里的四小姐,家住南长街一号,号称马连良、梅兰芳演戏都会送票到府上。1949年北平易手前夕,舅妈全家携金银细软逃遁台湾。当年国民党刚退守台湾时,百姓(包括一般军人)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虽说我母亲老家祖上从未显贵,但老舅是空军军官收入颇丰,待遇好人又帅气,所以娶了舅妈也还算是满般配吧。

老舅与舅妈先后生了女儿露露和儿子永永,露露的大名叫何懿德,老舅特意取了母亲的懿字,露露与蓝天有缘成了华航的空姐。按照舅妈的说法,老舅太老实,不愿参与官场应酬,尽管为数不多的同学中有后来当了大官的,他宁可选择干点儿实事儿,去了一个专门培训台湾空军飞行员的基地当教官,可以说老舅是台湾飞行员祖师爷辈的人物。
 

老舅一家人在台北家中


从左至右为老舅、大姐、大姐的儿子、露露和我


老舅仁义,刚回到大陆就打听与前妻所生大女儿的情况。当老舅得知前妻在南方,而大女儿一家结婚后落户于山东荷泽时,马上决定去看望她,我和露露夫妇一路陪同。当年大姐曾下乡插队,当过赤脚医生,后来成为乡卫生院的妇产科大夫,姐夫已经去世,膝下有一个儿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差的。老舅不仅当时给大女儿留了钱,还叮嘱露露夫妇以后尽力帮助。几年以后露露夫妇和永永分别到大陆做生意,把大姐的双胞胎女儿也带了出来,这是后话。

另外,第一次回大陆探亲结束时,老舅特意给母亲留下一笔钱,他知道母亲的生活状况是最好的,但他信任母亲,全权委托母亲负责将这些钱在关键时接济何家的亲戚们,老舅深知自己的台湾军人身份会给亲人们在政治运动中带来许多不幸,这笔钱母亲一直到几年后老舅回大陆定居还没用完。

我和老舅、大姐在曲阜孔庙

老舅信命也信佛。我姥爷、姥姥一家信基督教(除了母亲是无神论的党员),特别几个姨更是虔诚的信徒,姥爷堂屋正中就挂着《最后的晚餐》油画像,卧房里还挂着个耶酥像。恐怕九死一生命运多舛使老舅相信佛祖也在保佑他吧。

1990年老舅第一次回大陆回织染局胡同5号老宅时,在二层小楼的亭子上留影


老舅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选择去了台湾,虽说躲过了大陆的政治运动甚至杀身之祸,但也不是只有传奇和光鲜亮丽,他也有深深的痛和无奈。除了最初妻子改嫁,父女几十年不得见面,老舅对姥爷姥姥的思念更是牵肠挂肚,担心自己的出走给家人带来不幸,更没能想到那一别竟成了永别……姥爷1953年就心脏病去世,姥姥糖尿病瘫在床上十几年,1966年文革初去世,临终也没见到老儿子一眼。不过这也算一幸事,否则随之而来的运动老太太一定会受到极大伤害。

老舅于41年后第一次回到大陆时,就住在母亲落实台属政策分的公租房。那时小区还有推车买豆汁的,我们从来不喝,可老舅和舅妈好这一口儿,尽管那豆汁远比不上昔日老北京胡同里的味道,但还是爱不择口,仿佛久违的豆汁能解浓浓的乡愁。老舅回到大陆最想看的就是当年的老宅和父母的坟茔,但当得知姥爷姥姥的坟早被夷平另作他用,连个烧香的地方都找不到时,不禁嘴里叨唠着"儿子未能尽孝啊!"老泪纵横。

我们陪着老舅回到织染局胡同5号老宅,看到原来花园般的小院拆了亭子又盖了一排房,只剩下很窄的小道通往里院,一个规整的四合院成了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老舅黯然神伤,不时用手帕拭泪。

好在进了里院没大变化,居然还有一位老租户事隔几十年认出了老何家最小的儿子,让老舅转悲为喜。老舅和母亲(也包括我)住的那间房正作为一对新人的婚房,不仅刚又彻底装修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原来那张老舅和母亲睡过的像独立小屋似的八步床竟然还在,而且这古香古色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八步床也油漆一新成了婚床!这时老舅脸上终于洋溢出了笑容,还给一对新人美好的祝福。

不过,老舅搬回北京后的十几年里再也没回过这个伤心之地。前几年,织染局胡同5号老宅已被彻底推平……

2002年11月,母亲与大舅(中)到东直门外老舅的新家去给老舅过81岁生日

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台胞回大陆做生意,1990年代末露露和儿子永永也先后来到大陆开公司。老舅也在北京东直门外买了房,在故土幸福地安度了晚年,2008年终老于北京家中。

同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的大舅何舜治和二舅何宏治的命运多舛,与逃到台湾的老舅迥然不同,甚至堪比天壤之别。二舅因精神出了问题始终未婚,一直与大舅一家相依为命,故在下面将两人的故事一并道来。

其实尽管大舅二舅都在北京,很久以来我对他们的身世根本不了解。1953年姥爷去世时我还小没有任何记忆,从1966年姥姥去世以后,直到老舅回到大陆,之间二十五六年,我就没有回过织染局5号老宅。

印象中的姥姥因为糖尿病就一直瘫坐在床上,只记得有时大舅去院子里摘下一点儿不酸的奶葡萄,有时二舅带我去里院打两三层楼高树上的大枣,姥姥重男轻女特别偏爱我,总藏着好吃的点心等我来时给我吃。不到十岁的我清楚地记得从清华如何坐车再如何走到姥姥家,所以姥姥家曾是我觉得受委屈时想离家出走的避难所。

与大舅相比,接触更多的还是二舅,因为他不时会在月底的周末来清华(其实是粮食不够吃)。那时我不懂他有精神病,他时常说有人要害他,母亲总不耐烦地打断他,我心里还埋怨母亲对二舅不尊重。我从小就很同情他,觉得他很穷,干力气活儿吃不饱。每次在我们家吃了饭离开时,母亲总会给他钱和粮票。

还没上小学的我可怜二舅,不忍心他一人离去,总屁颠屁颠送他到汽车站(两站地的路程当时觉得很远)。二舅也特喜欢我,一米八几的他拉着我的小手,一路上总跟我嘀哩啫噜说两句外语,然后告诉什么意思,我啥也没记住。

到1966年后文革刚开始,我最后一次去看病危的姥姥,那时男孩子都爱穿军装,大舅给了我一身最早期的解放军军装,黄色的军装上镶嵌着平板的铜扣(我庞家堂哥也给过一件早期空军军装,铜扣上冲着八一及翅膀标志)。

姥姥去世后,很快文革升级,红卫兵砸烂公检法,清理阶级队伍的打砸抢开始了,父母也在单位接受审查自顾不暇,父亲也成了"黑帮",后来听说两个舅舅被赶出了老宅……


1975年我插队回来后,才又见到了二舅。二舅还是那么伟岸,但明显老了。那时苦力活儿干不动了,二舅就给一个单位看大门,永远还是吃不饱的感觉。


那时中美关系改善,突然发现二舅真像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长期的劳累和风餐露宿、生冷不顾、饥一顿饱一顿的困苦还是让看似很强壮的二舅倒下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二舅因胃癌去世,很可惜他没等到台湾老舅的回归……

1990年老舅第一次回大陆时,大姨三姨也已经去世,二姨特地从上海赶来母亲家与老弟弟见面。从右至左为老舅、大舅、二姨、母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政治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纠错改正。老舅回到大陆后,我对何家的历史才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与母亲和舅舅们的聊天,更加感受到个人命运往往只能随波逐流,很少能有自己把控的选择。

大舅曾是姥爷的宠儿,还被送去日本留学,不过没呆多久就回来了。母亲从小和几个舅舅一起上教会学校,她说大舅淘气贪玩儿,从小不爱读书,回国后索性于1939年至1941年上了黄埔军校,后又在炮校学习。毕业后一直在罗广文将军麾下驻守西南。1948年上半年,罗广文在四川重庆地区编成新22、新23、新24旅。同年秋,国民党军将这3个旅依次改编为第239师、241师、242师。并以此3个师为基础组建第108军,该军组成后,隶属第7编练司令部,罗广文为司令。大舅时任241师722团炮兵连连长。

二舅因为英文底子好,参军后在司令部担任美军翻译,二舅的精神出现问题就是在此期间。大舅说有两种因素,一是脾气太直得罪了上司被穿小鞋后郁郁寡欢,二是谈恋爱受挫。二舅后来病情严重从部队出走失去联系,还是大舅的部队路过西安火车站与二舅巧遇才将其带回家中。

大舅还曾救助过抗战期间逃到缅甸的二姨。那时二姨已和二姨夫分手,独自带孩子在国外艰难度日。大舅的炮兵连是机械化部队,在抵达昆明前托人通知了二姨前来相聚,后将二姨和孩子们带回了上海。乱世之中一家人总算一个没少都熬了过来,大舅功不可没。



1949年11月中旬,108军参加西南战役,担任重庆以南的南川、綦江一带的防守。在川东作战中,大舅所在的第241师722团率先在战场起义。其后,12月中旬,罗广文率该军在四川郫县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故大舅没能像老舅一样退守台湾,在历史洪流的裹胁中,他成为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一军警卫团山炮连连长。

1951年,大舅的山炮连携7门山炮承担北京五一国际劳动节施放礼炮任务,并在长辛店率部参加步炮联合演习。此时朝鲜战争已经打响大半年,大舅在赴沈阳炮兵学校接受苏联新式武器装备的培训后,随即升任为十一军32师机械化炮兵团团参谋。

1952年,十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大舅为16军32师军事教官。1953年春季志愿军为加强反登陆作战力量,第16军、第1军、第54军、第21军先后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入朝。朝鲜停战前后,大部分部队回国,第16军、第21军、第23军、第54军暂驻朝鲜执行维护停战协定实施任务,并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和老舅一样,大舅也从未讲过打仗的事情,也可能一直没在前线。唯一讲了一次与入朝作战有关的话题:还没打仗呢,美军飞机晚上空袭,照明弹打得如白天一样,一个炮兵连几乎炸光了,只好撤了下来。

朝鲜战争停战后,大舅属于善后部队,1954年才撤回国内。随即就被转业到地方了,1956年调回北京当了个小科员。1960年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发配到密云水库参加劳动,正是大饥荒年代,连饿带累全身浮肿病倒。1963年大舅病还没好,单位就强迫不到50岁的大舅退职了。单位领导还说:"要是国民党时期,你这情况早被开了!"

一直到了1983年,在大舅多次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诉材料后才落实了政策,给大舅发了起义证书,并由退职改为退休,生活才有了保障。在此期间,全家(还有姥姥二舅和两个孩子)只靠大舅妈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根本不够维持生计,大舅二舅不得不靠拉煤和扫大街挣钱。1975年以后,大舅总算在戏剧学院谋了个临时工,二舅也干不动苦力了只能看大门,直到1982年去世。

在那场十年浩劫中,我家虽然没受到三个国军舅舅所谓历史问题什么影响,可二舅和大舅一家却遭了很大的罪。因为两个舅舅参加过国军的历史问题,被红卫兵抄了家。

据我当时上小学的表妹回忆(她姥爷与我姥爷是堂兄弟,我也叫她母亲二姨,二姨一家住在织染局18号),抄家的人用皮带抽我舅舅,说在树下挖出了手枪,让交待是谁埋的。我分析应该不会是真的,因为若真有枪可是大事,母亲在单位也一定会牵连。不过也不是没可能,当年母亲让老舅去主管部门主动登记,并把枪上缴。没准儿老舅胆小或因要逃跑根本就没去也未可知。但老舅回大陆后,大舅从没向老舅提起过受其什么牵连。

大舅一家和二舅被驱出了老宅,迁到后局两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从此老宅被革命群众占领,院里又盖了平房成了大杂院,两个舅舅以拉煤扫大街为生。二舅精神有问题更受欺凌,胡同里的大小孩子常用石子砸他,刚上小学的小表妹很害怕,后来看远远看见舅舅就赶快躲起来怕被一起挨打。

搞学术研究的二姨夫那时日子也不好过,可看二舅独身一人可怜,常拉他到家中喝点小酒,两人还用英语聊天。二舅这一生太惨了,可以说基本上没过一天好日子就走了……

大舅(右)与老舅,看哥俩多高兴


大舅一辈子也是充满坎坷,由于所谓历史问题一再遭受不公待遇和迫害,为了孩子才有勇气熬过来,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才开始好起来,特别是有生之年见到了自己老弟弟,才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三个国军舅舅的不同经历和不同命运,只是千百万国军将士的一个小小侧影,国家的动荡直接将他们的生活轨迹改写成不同的篇章。所幸的是,三个舅舅没有在国共内战中自相残杀,恐怕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的。所以这些个人悲欢离合的历史也是人类史民族史的一部分,有必要记录下来,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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