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蒋蓉：蹉跎15载的五叔，都是《红楼梦》惹的祸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只因在拆除“红楼梦”

广告时说了几句话

作者：蒋蓉

一. 迈入社会

我的五叔叫蒋明远，他是我父亲最小的一个弟弟，十多岁来到我们家，在我们家长大。

我的五叔，1963年

1963年之后，贯彻阶级路线已在向“唯成分论”演变，有资料说，到1964年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作为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子女，我的五叔有幸在1963年大学毕业了。

大学期间，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是那个年代人们最深刻的记忆，尽管缺吃少穿，五叔学习依然非常刻苦努力，专业课程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最为突出的是理论力学，100分。任教的老师还特别强调，蒋明远的试卷几无瑕疵，找不出扣分点。

以这样的拔尖成绩，五叔是完全够格留校任教的。但当年，留校的几个同学都根红苗正成绩平平，能否胜任教学不在考虑范围。

当时的社会风气还算良好，毕业分配临近，学生们也都平静，托人情、找关系、开后门的腐败还未能蔚然成风。

那时毕业分配口号是：

1、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奔向那里；

2、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3、坚决服从分配，做党的驯服工具。

除了少数几个留校名额，其余大部分毕业生如何分配，并未公布。系里召开的毕业分配大会上，书记作报告只讲了大原则：“哪里来哪里去”，同时兼顾个人志愿。

五叔离开老家之后，户口一直在我们家，属于重庆市。他的原籍中江县属于绵阳专区。像他这类毕业生究竟算哪里来的，没有明确的说法。

五叔从小跟着兄长，而我父亲家长作风极甚，对五叔和对我们一样随意打骂，这让五叔产生了很强的寄人篱下感，早点离开是他从小学就有的愿望。或因此他内心更认同原籍是自己的家，所以，填志愿的时候，五叔甚至没想到自己的户口在重庆，把“哪里来哪里去”的“哪里”定位为老家绵阳专区。待到尘埃落定，他果然分配在绵阳。

大学毕业，后排左一是我五叔

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生活了十余年的城市，五叔一行毕业生乘坐当时的水运小火轮，从北碚区顺嘉陵江到市区蔡元坝火车站。烈日当空，船舱内热浪滚滚，船舷外江风悠悠。五叔作为领队，无暇欣赏沿途风景。他一路繁忙：换车、托运行李、清点人数等。舟车劳顿，直到第三天上午才抵达绵阳专区教育局，毕业生们住在招待所等待，由专区分配到县，再由县分配到学校。

等待的日子也十分煎熬。绵阳地区，包括平原边缘的山区，山区和平原相比，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教学水平、学生生源、生活条件都不在一个维度。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

五叔被直接分配到了遂宁中学。

遂宁中学是当时绵阳地区最好两所中学中之一，人事关系直属绵阳专区，校长刘显华在这里看了五叔的档案，优先选择了这位优等生。

遂宁中学紧靠渠河，占地不到七十亩，面积较小。校舍的名称都很响亮，具有革命时代的显著特征：教学楼叫卓娅楼，办公楼叫雷锋楼，教师的宿舍楼叫红专楼，学生宿舍叫继光楼，校门口附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解放前的教会学校涪江女中），一幢名智育馆，另一幢名德育馆。校舍中间是一个操场，跑道不足400米。学校规模虽不大，但在省内也算名校。

我五叔被安排任教高一两个班的立体几何，每周12节课。在教学上，他很快暂露头角，深得学生喜爱。原本不喜欢当众说话的五叔，开始感受到做教师的喜悦，开始热爱这个职业。工作刚刚走上轨道，正在迸发的教学热情突然被切断了，学校指派他参加上宁公社四清工作队，为期三个月。

上宁公社离县城约七里路。因班车很少，五叔背起铺盖卷步行去公社报到。

工作队员先在公社开会学习一天，传达有关四清工作的中央和省的文件，弄清“四清与四不清”的界线；工作方法是依靠贫下中农，狠抓阶级斗争；目的是帮助干部下楼洗澡、轻装上阵，让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通过运动转变为四清干部，最后要处置的，只是极少数四不清干部。

第二天，队员们就分别下到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工作。

五叔分配在十一大队一个叫梁家沟的生产队，住在一户贫农家。这家有叔侄三人，叔叔五十多岁，结不起婚；两个孩子的父母在“困难时期”双双亡故。他们住的是土坯墙草房，家徒四壁，无一件像样的用具，孩子大人衣衫褴褛，一日三餐吃的是能数清米粒的红苕稀饭和泡萝卜。

出生于小乡镇，成长生活于大城市的五叔，为眼前的赤贫感到震惊。每月，除了交给户主老梁定额的粮票，五叔还特意多交一些伙食费，给这个家庭一点绵薄的帮助，有时回学校拿东西，就顺便把当月定量的肉买回去，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三个月，五叔风来雨往每日穿梭于乡间小道，走访贫下中农家庭，听取他们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意见，和社员们同劳动，还收集各种生产数据，回公社开会时汇报。

那些日子，他常常失眠，屋后猪圈里的几头小猪可能也因吃不饱，不是哼哼就是尖叫。苦难是别人的苦难，煎熬的却是五叔的心。作为一个黑五类子女，他当然不敢细思深想，只求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如何能让这些穷人摆脱贫困，过上城里人那样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不懂，也不可能懂。

三个月后，四清工作结束，效果怎样五叔一无所知。生产队没有任何变化，哪些干部是四不清干部？哪些干部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都不知道。1964年1月，参加公社总结会后，五叔带着不少疑问回到了学校。

回校后因临近期末，没有上课任务。五叔利用这个空档，准备下学期的课程。新学期开学，依然教授两个班的立体几何，一切按部就班，工作也还顺利。似乎，日子可以就这么四平八稳过下去了。

1963年西师、川师、南师分到遂宁中学青年教师与刘显华校长合影，前排中为刘校长、右一是我五叔

二. 因言获罪

4月底，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五叔悲剧人生的导火索，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拐点。

教师宿舍红专楼下，是总务处的办公室，办公室外的路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告栏，学校用来发布各种公告通知，时不时也发一些文化信息，如电影广告宣传画之类。这条路过往的师生员工很多，路过广告栏都会驻足观看有些什么信息。

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广告栏前围了很多人，五叔原本不爱凑热闹，那天却是鬼使神差，路过的时候居然停下来凑 了上去。教务主任徐光榕正在指挥后勤人员，把广告牌上《红楼梦》电影广告画撕掉。有人询问为什么？徐说，学校不宜张贴这种广告，对学生影响不好。徐布置任务后即离开。现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见状，五叔插言道：《红楼梦》五一就要公映了，电影都看得，高中语文课本也有选段作教材，能有啥不好影响？不应该撕掉。

事后，当时在场的三个高三学生，把事件的过程和议论写成一封信，反映到遂宁县文化局，表达了他们对学校某领导拆除广告的不满。文化局把信件转回学校，要求学校妥善处理。徐光榕听说过我五叔的“高论”，结合起来一分析，就把五叔分析成了幕后主使。其后，徐某每每见到我五叔，都有意摆出视而不见的傲慢，让五叔难堪。那三个写信的学生当年高考悉数落榜，大学梦碎，锦绣前程毁于一信。

我五叔为此付出的代价，滞后一步。

期末考试后，五叔的教学效果凸显，学校通知他下期担任高二两个班的解折几何教学。整整一个暑假他哪都没去，在宿舍里把教材上的习题全都做了一遍，备了教案，比上课还累。不是五叔能力不够底气不足，而是他不容自己在工作上有半点瑕疵。

没想到开学前几天，党支部书记独远琼约他谈话。五叔不是党员，连共青团的大门争取了数年也没跨进去，他有自知之明，不敢在“政治进步”上有任何奢望。书记突然约谈，令他惶惶。

独书记并未开门见山，她作了一个小小的铺垫：“你功底厚，教学效果也不错，可以独当一面。”五叔刚想松一口气，书记谈话的重点内容就传进了他耳朵：“我们重点学校也有支援兄弟学校的责任。”

书记说得隐晦，五叔却不愚钝，听出书记的弦外之音其实是下“逐客令”。参加工作不久的五叔，已经在教学上暂露头角，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被支援”。但五叔毕竟年轻，还一贯心高气傲，他没有向书记服软，口气还硬邦邦的，质问：“是不是要调我走！”

独书记不疾不徐，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递过来。五叔一看，调令、户籍、粮油关系全在里面，调令上赫然写着蒋明远调往拦江中学——那是遂宁县最边远一个乡镇的乡村初级中学。明摆着的，他被发配了！

五叔愤怒、不服，可他是个知识分子，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以他的孤傲秉性，更不会卑躬屈膝以自辱的方式求饶。学校方面没有给他任何了解真相和解释申辩的机会，即便给了，最后的结局还是鸡蛋碰石头。五叔只能强压着悲愤和怒火，他站起来冷冷地说：“没关系，我卷铺盖就走。”

独书记想缓和一下气氛，说：“老蒋，你不用急，过两天有一个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要传达，你可听完报告再去报到。”

“不必了，”五叔转身离开。回到寝室，才终于忍不住委屈和哀伤，痛哭了一场。

教研组的教师都感到不可思议，私底下忿忿不平，但无人站出来公开说句公道话，毕竟鸡蛋碰石头的事，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保是首要的考虑。

1964年9月上旬，五叔离开了遂宁中学，乘坐一辆替代客车的货运卡车，前往偏远的拦江区。当时的公路都是砂石路面，乘客们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车尾尘土飞扬。历经近三个小时的折腾，才到达拦江区。

拦江区是乐至县、蓬溪县，三县交界之地，从前匪患严重。小场镇紧靠琼江，只有沿江一条街道。学校校舍分布在公路旁的小山上，规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学校生活用水靠水井，照明靠煤油灯，和周边农村没有区别，恶劣的生活条件超出了五叔的预期。几年后学校扩建，买了一台发电机，但故障频发，只能勉强供晚自习使用。晚自习后，校内的校舍和校外的山野一起，陷在浓厚无边的黑暗之中。

连同五叔在内，一共有三个数学教师。五叔是本科毕业刚刚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另外两位都已中年偏上，学历也只是大学专科。学校安排五叔上初二两个班的课，这样的教学任务对于他，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工作轻松工资一分不少，但五叔内心的绝望之墙却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在这样一所学校待下去，未来一眼就望到头了，混口饭吃而已。曾经那样的努力学习，难道仅仅是为了如今混口饭吃？还没结婚成家，还没生儿育女……不敢想了。

每天晩饭后，苦闷的五叔，搬一把藤椅坐在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遥望山下的公路和公路旁的小河沟，以及更远处的农田和山坡，目光茫然，没有风景可供他欣赏，目光所及也没有诗和远方。一怀愁绪满心凌乱的五叔，常常这样空空茫茫地坐到上晚自习，才前往教室完成他当日最后的工作。同事们都认为五叔清高不合群。这个因一时兴起多了句嘴的蒋老师，哪里还敢轻易“合群”？哪里还敢轻易吐露心中怨苦。

这一年，那所乡村中学里孤傲不群的五叔，在教学上异峰突起，呈现出鹤立鸡群的态势。他的教学能力让校长赵顺才刮目相看，校长给予了我五叔充分的信任，每次外出开会、出差，总是让他代为主持工作。校长的重用，显然越出了当时“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子女设置的天花板，不少根红苗正的教师公开表示不满，为五叔后来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1966年，最先遭遇风暴袭击的是教育部门，即便在最偏远的乡村也不例外。五叔所在学校，首当其冲的自然也是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当权派赵校长等。五叔作为普通教师，和其他教师一样被大字报覆盖。彼时，运动风起云涌矛头指向变化很快，普通教师们遭受“批判的武器”打击不过是一阵怪风，飞沙走石之后，他们就像刮到墙角的一堆废弃物，被遗忘了，除了不上课，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期间，五叔和别的普通教师一起，搭上了大串联的顺风车，出去游了一圈。之后，五叔结婚生女，生活虽然动荡，却也磕磕绊绊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清贫之中也不乏草民渺小的幸福，毕竟有家了。

三. 风雨如磐

到了1970年，学校的领导班子早已瘫痪。按照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五叔所在的乡村学校，由贫宣队进驻并掌管大权。贫宣队的负责人叫韩成思，文革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临近寒假，有家在外地的老师请假提前离校，五叔依样画葫芦也去请假。

韩成思却给了五叔一个当头棒：不行！还没有放假。

五叔不服：某人请假你不是同意了吗？

韩回复：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现在不同意了！他眼睛乜斜露着不可一世的傲慢。

五叔一听，倔脾气上来了，也可能对这个无知识无教养的“贫宣队”心存蔑视，他不管不顾地顶撞：你不准假我也要走。

韩成思耍痞：嘿！我不管了，我管不了，我也走！

话赶话到了这个份上，五叔负气：你走啊！你就说是我赶你走的！

五叔头也没回走出了贫宣队办公室，离开了学校，带着挥之不去的浓厚心理阴影，去达县五婶那里探亲了。

一语成谶。后来，这句话果然成了地主子女驱逐贫宣队的现行反革命铁证。五叔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也差点亡。

那时，学校并未恢复正常，教师不上课，在学校只是参加各种政治学习。五叔回校后，一直未见韩成思的身影。某个晚上，全区召开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和居民大会，区委书记肖仕良讲话，矛头直指五叔：有些人不服从贫宣队领导，这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反改造。

虽未点名，却把请假事件定了性。如五雷轰顶，五叔怔住了，想起几年前曾因言获罪被发配，内心只剩下惶恐。

其实，私下对贫宣队有看法的教师不少，他们也议论纷纷：蒋老师不过说了一句话而已，哪个用武力威胁他了？赶他走了？上级“革委会”派来的，哪个敢赶哦！明摆着就是贫宣队和“造反派”要整人的计谋嘛。

这些议论让五叔感到慰藉，公道毕竟还在人心。可是，无权无势的普通老师也就只能私下发几句议论，不能为五叔摆脱困境提供任何帮助。

同宿舍的青年物理教师宋星藻，悄悄对五叔说：蒋老师，你还是要想办法弥补。

五叔，一个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一个被发配的黑五类子女，能有什么办法？思来想去，五叔唯一的办法是放下自尊放低身段，去请韩某回来。

韩某所属生产队在靠近乐至县的高山上，步行了20多里盘山小道，五叔见到韩，自泼脏水向他认错，违心奉承恳请他回校领导抓革命促生产。

韩哼哼哈哈打官腔，说知道了，并不表态。五叔无功而返。

一周过去了，不见韩某返校。五叔只得再次以负荆请罪的姿态，二度前去请他，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以求减轻罪名。韩非官场老手，但整治五叔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无师自通。他依然不表态，只说我有安排。五叔就陷入了尴尬境地，再次无奈而返。

几天后韩回校了。韩回校本是必然，他必须要坐稳贫宣队的位置，日后才能跃出农门（贫宣队退出舞台后，韩被安排在拦江屠宰场当临时工）。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要侮辱和威逼敢于顶撞他的五叔；此外，他还和本校造反派早有谋划，要把当年受走资派重用的教学尖子蒋明远打成反革命，可能的话，开除他的公职。

1970年代中期，饱经磨难的五叔来我们家（前排右一）

时值“一打三反”运动正在全面铺开。县城举办的全县小学教师“一打三反”学习班传来消息，拦江小学一位女教师跳井自杀，定性为“畏罪自杀”。各种自杀、自杀未遂，自残、自疯的消息纷纷扬扬，令人胆寒，谁都害怕某一天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砸到了自己头上。

学校里很多会议已经不让五叔参加。大约4月或5月，全县举办中等以上各类学校“一打三反”学习班，以学校为单位安排住宿，自带行装，地点在四川省农机校。拦江中学男女教师各住一间教室，学习和小型批斗会也在里面举行。

当地驻军“支左”的一个连职干部郑修龙任学习班的总领导。在开班仪式上，郑修龙开宗明义：“阶级敌人忘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遂宁中学教师何念强（西师数学系62级的高材生，出身于根红苗正的工人家庭），长期认真学习领袖著作，在领袖的书籍空白处写了很多心得和批注，不知哪里出了错，被抓出来定为修正主义分子，作为全县的反动典型捆绑在卡车上，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游街示众，还多次陪杀场。这个榜样令所有学习班成员心惊肉跳。

军代表郑修龙的号令发出后，各个学校纷纷响应，拦江中学揭发五叔的大字报和侮辱人格的漫画多了起来。最初个把月是把他监控起来，不让外出，不能写信，不准见外人，命令他写交代，在小范围内反复交代罪行接受批判。

一个普通的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人人避之不及。各种揭发批判纷纷涌出，他的罪行已经罄竹难书。

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出身反动，胆敢和伟大领袖唱反调，反对贫下中农领导教育革命，公然驱赶贫宣队出校门。

还有一连串莫须有的离奇罪名：

一，学校因文革不上课了，几个教师凑在一起打扑克牌，五叔不打牌，在一旁听别人的收音机。调台的时候，无意间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五叔当然知道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赶紧关掉了收音机。批斗时，被定性为“收听敌台”；

二，五叔之前写信购买过纯白信封，在批斗中被指是对毛主席语录恨之入骨；

三，停课前，五叔曾是初67级一个班的班主任。该班学生演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五叔担任指挥。轮唱的时候他对学生说：“我左手打了‘毛主席的战士’这句，左边唱；右手打了，右边唱。”被批斗：他左手打毛主席，右手还打毛主席，这还了得？竟敢打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

条条都是死罪！五叔成了罪不可赦的现行反革命！不能分辨，只能认罪。

可是，在学校范围内，五叔无论怎么交代也过不了关。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帽子一层层压下来。韩贫宣伙同学校几个造反派头目，用尽洪荒之力，坚持要把五叔推到片区或更大范围的2000人学习班，去批斗！材料报上去了，迟迟不见批复，缘由未知。

8月学习班结束了，我五叔没能被搞成全县批斗典型。韩某等不肯善罢甘休，把他押回拦江继续批斗。因为被监控隔离，几个月没有家人的消息，回校后五叔给五婶写信，但石沉大海。他已预感，自己到了家破的边缘。

9月，复课闹革命师生返校。开学后的第一场批斗会由韩成思等策划实施。韩一声号令：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揪出来！几个刚刚返校的学生就把五叔架到主席台前，按下头挂上黑牌子，有人对着五叔踢了两脚，让他站在一张长条櫈上。

眼前，熟悉的师生黑压压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自尊心极强的五叔无地自容。

韩成思声嘶力竭：“反革命分子蒋明远坦白交待！”

有学生从后面上来狠狠踢了几脚，五叔一下从条凳跌落下来，几个学生拥上来一顿推搡，他晃晃悠悠重新站上条凳。韩宣布批斗开始。造反派的师生鱼贯上台揭发批判。五叔的脑子一片空白，他的耳朵嗡嗡乱响，那些义愤填膺的批判言辞，那些冲破云霄的口号，一句也没听见。两个小时的批斗如同两个世纪一样漫长。最后一句“滚下去”，他总算听见了，还没来得及下来，就被学生架着拖了出去。

教职工批斗，全校师生批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字报、漫画、大标语在校内遮天蔽日，拦江街上，区委对面小学教师宿舍的墙上，批斗专栏连续办了3期，反复陈列五叔的反革命罪状。公判大会上，五叔被拉去陪公审、陪杀场。韩某等人，极尽能事“搅得周天寒彻”。

拦江镇十天赶场3次，因三县交界人货流量大，赶场天异常热闹。五叔常常被押着在街上游斗，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的牌子，有学生敲锣开路，小孩们跟在后面欢呼雀跃，四邻八乡的乡民指指戳戳如同看猴戏。到了选定的位置，迫他站在条凳上坦白交待。此时的五叔，已经无所谓颜面，自污成了家常便饭，他举着喇叭大声背诵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罪行，一遍又一遍……

听众多是乡民，他们好奇，对五叔批判自己的内容似懂非懂，个个点头称赞：这个老师讲得好嘞！

除了批斗、游街和写交待，更多的是体力上的惩罚。学校请人维修校舍，五叔被派去打杂，搬运灰浆一类最髒最重的活，都是他干。到了饭点，因为从头到脚全是灰浆，太髒了，他等老师们吃完了才去。厨房里的邓师傅，总是悄悄给他多打一点饭菜，倔强的五叔，热泪盈眶。

四. 活下去……

伟大领袖"五七指示"发表后，拦江中学在离校12里外开荒建了农场。农场有地近百亩，还建了猪舍，建了宿舍和食堂，一次可供两个班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劳动。

农场用的肥料来自学校的厕所，学校规定，参加劳动的师生一天挑一趟（约六十斤左右），就算完成任务。五叔作为劳动改造对象，一天至少挑两趟，粪桶是最大的，一挑百斤上下。五叔只穿一条短裤，一双破解放鞋，光着膀子挑大粪，晒掉几层皮，全身黝黑，以前那个文静清高的白面书生，脱胎换骨了。他顽强地扛着，没有屈服。

1971年2月放寒假，教师们纷纷离校回家与亲人团聚过春节了，五叔不能离校，又让他顶替教师食堂的师傅，给留校的员工做饭，包括一直积极组织鼓动批斗他的造反派唐振义全家。五叔咬着牙边学边干，当了一个月的厨子。做完别人家的团年饭，五叔回到宿舍，孤零零躺在冷冰冰的床上，开始思念杳无音信的家人，眼泪如同开闸的洪水……无边的黑夜，无声的痛哭……

到了3月某一天，召开了一个宽严大会，五叔被叫上戏台，宣布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不戴帽子，降一级工资，监督改造。此后，批斗停止了，他被送去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五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各种农活，还要养猪养鸡养鸭，体力支出超强，但再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批斗，清静了。

家人依然音信全无，这是劳改中的五叔最大的痛。五一节刚过，五叔正在河边担水浇菜地，一个来农场的老师叫，蒋明远来拿信。

五叔拿到手的，却不是他一年来盼星星盼月亮的家书，而是遂宁县人民法院寄来的传票——五婶的离婚起诉。山崩地裂、世界末日都不能譬喻五叔那时的绝望。

他们见面后，五婶说：你现在是暗管（管制人员），孩子就是反革命子女，这会影响她一生，希望你为孩子作想，我们离了为好。

五叔无话可说。分明是被人陷害，他自己清楚，可五婶知不知道、相不相信他是被陷害的？即便知道，又能怎样？莫非让孩子背个反革命子女的黑锅，过自己这种任人践踏的生活？

家，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撑，灰飞了。

从法院出来回到学校，再强撑着回农场，平时挑百斤大粪不用40分钟，那天一步一步挪了两个多小时。倒在床上两天两夜，水米未进，一无所有的五叔，垮了。

农场原有一个长年留守的校工张玉兴，见五叔两天没动静，过来看他。五叔称自己病了。

到第三天晚上，黑暗中，五叔像个影子无声无息来到平时洗脚的河边，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解脱，他纵身一跃。

五叔不会游泳，落水即下沉，呛了几口凉水，他突然清醒：这样走了，那是“畏罪自杀”！离婚是为了不让孩子背黑锅，这一死，反倒会给她加一个黑锅。活着自己难，死了让孩子难！熬吧！或许熬过去，还能看到春暖花开；“畏罪自杀”，就再也不会有冰消雪融的日子了！

幸好河边水不深，五叔清醒后胡乱扒了几下，脚踩到了底，手摸到了岸。他爬上来，湿漉漉地回到宿舍。张玉兴在菜园子里看见他，一脸疑惑。五叔解释说去洗澡了。张回应，你要保重，看远点。

第二排左七是我五叔

冬天，拦江初级中学准备试行戴帽高中，春季招生100名，两个班，学制两年。可是高中的数学却没有任课教师。文革几年也新调入了不少教师，但所有教师无人教过高中。这时，学校领导想起了五叔，他原来在遂中教高中，效果还很好。一纸通知到了农场。韩成思还在学校，但此时他已不能一手遮天。张校长找五叔谈话，希望他出来任课，一边上课一边改造。

五叔说，我是“反革命”，合适吗？

张回复，你先上课吧，新学生不知道的。

就这样，五叔接手了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文革前高中三年制，数学的代数、几何（立几、解几）三角等，分别由不同的教师任教，此时，两年制的教材还没出来，五叔不能光上课，他还得改编教材。数学老师中没有人敢任课，需要编教材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这一届学生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电，晚自习点煤油灯；教材由五叔编写，学生刻蜡纸油印。学生们都很刻苦，他们知道了蒋老师的底细，但他们依然尊重这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老师，喜欢上他的课，和苦难中的五叔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还保持了长久的联系。

1977年即将恢复高考，拦江中学的高三学子也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曙光。

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五叔主动做了两件事：

一是把文革前历年高考数学试题整理出来，并给出详尽的解答及解题方法，用墙报张贴，向学生传播，同时油印成册先后发给77届至79届的所有毕业生；

二是每周星期日上午，在教学楼与办公室之间的小广场上，针对毕业生开座讲，按专题讲授至少两小时。

100多名毕业班学生把小广场坐得满满的。五叔没有收一文钱，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更多的学生通过高考，走出去。

五叔在拦江中学任教的最后一个毕业班，当年高考，全县数学成绩第一名和第三名，均是该班学生；高考平均成绩和升学率也在全县名列前茅。一个乡镇戴帽中学出了这样的成绩，是遂宁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的五叔，从1964年9月发配到拦江，至1979年9月调回遂宁城区，整整十五年。十五年，因言获罪，批斗劳改，妻离子散，泣血饮泪……他活下来了。脚底还是那片大地，头顶还是那个苍穹，挥一挥手，告别无法告别的昨天，五叔人到中年，终于迎来了曾经期盼却不敢期待的新生活。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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