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 | 邵学新​：两个人的半生邂逅，三十年间五度同窗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邵学新，祖籍广东四会，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先后在武汉13中、19中、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及江汉大学任教。2008年退休。

原题

两个人三十年间

五度同窗的故事

作者：邵学新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时每刻、每年每月都在演绎着“有缘”或“无缘”的故事。

两位朋友住处近在咫尺，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后来他俩的女儿留学到美国两个不同的城市。奇怪的是多年后的某天，两位父亲竟然在纽约某条大道上不期而遇。                     

一位男子少年时曾暗恋隔壁老王家的闺女。50年后男子竟然听到其妹无意说起当年这位姑娘竟也是很喜欢他的。

正是，有缘万里也能相遇，无缘毗邻难成眷属。

本文的两位主人翁张杉与李实，三十多年间曾先后五度同窗，半生邂逅。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缘分”。

1950年代初，张杉和李实就在汉口同一家幼儿园。因为不同级，那时张杉不认识李实。但是李实却认识张杉。

在幼儿园的家长和学生的联谊集会上，张杉总是代表小朋友上台发言致辞。他眉清目秀、镇定大方、口齿清晰，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博得同学们的敬佩和家长们的羡慕。

李实每次开完会回到家里，照例要受到妈妈的鞭策：“你看人家张杉，你要多向他学学……”不过有一次他还听到妈妈说：“张杉真可怜，听说他妈妈得了脑癌，可能不久于人世。”李实后来问妈妈，“不久于人世”是什么意思？

张杉和李实先后进入汉口T小学。1959年，张杉读六年级，李实读五年级。这一年由于武汉市教育局在T小学等几个小学搞五年一贯制的试点改制，所以当年李实与张杉一起毕了业升入不同的初中。

假如没有这个试点改制，也就没有后来两个人之间的一系列故事了。

初中时，李实有一个街坊邻居陈小武约李实晚上出去骑自行车玩。对于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李实正是一个过“车瘾”的好机会。

两人推着自行车来到汉口合作路文化俱乐部的门外，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陈小武一边迎上去一边对李实说：“这是我的同学张杉，他也来骑车的。”

久违了，张杉。李实心里给对方打了个招呼。以前，李实总是仰望着台上的张杉。今晚他平视着后者，除了比幼儿园时的张杉要大几号，鼻梁上的一副无框眼镜更加增添了几分“小大人”的矜持之气，（当时的初中生很少戴眼镜）。 

1962年，张杉和李实同时考取了武汉一所重点高中。并且分到一个班，张杉担任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

张杉的父亲解放前在国军担任过军医，据说后来又成了“摘帽右派”。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张杉的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八零年代，一次张杉对李实高兴地说，他的父亲的成分已经由“伪军官”落实为“起义军官”。此是后话。

在初中班主任眼里，张杉是一个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敏锐的政治“悟”性的学生。初中生里的第一批团员，学校团委照例要找到各个班主任推荐，张杉被班主任推荐发展为共青团员。和其他被推荐的学生都是“红二代”或家庭出身起码是“清白”的学生相比，可想而知班主任还是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张杉在班主任心中的分量和他对张杉的器重。

张杉在高中给李实留下一件印象挺深刻的事情。

有一天，张杉约李实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谈事情。届时李实却在教室没找到他，问其他同学都说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于是李实从三楼开始一间一间空教室地找。（那时的中学生一般下午课外活动除少数在教室做作业，大部分都到操场去参加体育活动去了。）

果然，在一间空教室里找到张杉，他好像正看着什么。李实走到跟前顺眼一瞥，课桌上一本小册子《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建议》。里面有的段落还用钢笔勾画出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大论战硝烟滚滚。老大首先以“公开信”挑起事端、以势压人。老二唯我独左，沉着应战，九珠连环炮，横扫千军如捲席。毛式斗争哲学的论战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实至今只记得讥讽赫鲁晓夫下台的千古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张杉则是虔诚地、逐字逐句地学习领会“九评”，吸取其政治营养。全国成千上万的中学生，有几个人像他这样俨然一个“国际共运”的传人，自觉地“学而时习之”？由此可见张杉的政治“悟性”与包括李实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学生比较，实在是天壤之别。

后来张杉转学到另一所高中读书去了。

1965年，史上最严酷的“一边倒”的高考来临。

什么叫“一边倒”？

现在十七、十八岁的准备高考的莘莘学子及他们的父辈。其中大多数人都不见得了解他们的祖父辈当年经历的“一边倒”的高考的心酸史、“胡杨”泪。（见孟晓云的报告文学《胡杨泪》）

从“八届十中全会”的1962年开始，“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语）。科学文化教育战线首当其冲。

最明显的结果，是每年的高考的录取。唯成分论的“不宜录取”的“棒杀”，滥觞于“地、富、反、坏、右”和“杀、关、管”的子女。然后1963、1964大棒横扫的范围越来越广。1965年达到登峰造极。“棒杀”又增加到什么“摘帽右派”“前政权的官吏、职员”“前军队的军官、士兵”“各类历史问题人员”“不法资本家”“港台关系”“海外关系”“下落不明人员”……总而言之只要沾上一点“黑色” ，统统都在“棒杀”之列。

据说还有一个内部“规矩”，对“三师”（教师、医师、工程师）的子女也要控制录取。其荒唐的逻辑是你们在解放前受到了高等教育，现在你们的子女该靠边站站，该让我们“自家的娃”多些机会上大学（“自家的娃”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邓力群，此系借用）。恐怕这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另一层内涵

如今名满天下的易中天当年就是武汉65届高考落榜生，去了新疆。大概因为其父是财经学院的教授。无独有偶，李实的两个同学王同学与梁同学当年高考落榜，也是去了新疆。其父亲分别是中南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与武汉电信总局的总工程师，李实的另一个同学文同学（其父也是工程师）的坎坷经历（见《一个数学天才的"分形"人生》）更是令人唏嘘。

总而言之，父辈在旧社会读书太多，成了“原罪”，“父罪子还”。现在由子女来“偿还”吧。

1965年，李实兄妹分别高中和初中毕业。李实至今还记得50多年前，其妹对其母说的一段话：“早晓得哥哥上不了大学，我就不该报普高，报个中专或技校算了。”谁说年少不识愁滋味？一个15~16岁的小姑娘也许不清楚什么是“父罪子还”的含义，但是她已忧心忡忡预感到自己命运的前景：哥哥的今天就是她的明天。

很多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家庭出身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炕有多深，把第一志愿填为“清华”“北大”“武大”“华工”…… 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的档案里老早就盖上了“不宜录取”或者“ 降格录取”的印戳。

洞察世事入微，政治“悟”性超乎常人的张杉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傻乎乎地填这些名校。他自有他的“填志愿攻略”。

他审时度势：尽管学习成绩不比别人差，政治表现可圈可点，但是自己的家庭出身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避开重点名校，避开理工科热门专业。把第一志愿填为一所不入流的农科学校——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他这是放下身段卑微地表示；“即使我上大学，也要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

“一边倒”的高考政策还是给了张杉一记耳光：不宜录取。他虽做足功课，还是没有资格上大学！

高考发榜后，去“师训班”的名单不久也公布了。但没有张杉的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武汉市招收应届毕业生。市政府的机关报《武汉晚报》某日的第三版豋载了署名“张杉”的文章：“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其言凿凿，其志笃笃。

现实开了个玩笑，张杉这时接到“师训班”第二批录取通知书。一边是沉甸甸的誓言承诺，一边是薄薄的一张纸片。孰轻孰重？考验着一个共青团员的选择。

在S师范学校的一间临时改为学生宿舍的教室里，放着十几张高低床，里面暂时住着“师训班”的第二批录取的男生。

夜已深，熄灯铃也响过。但这间临时寝室的灯没有熄，互不相识的人都没入睡。他们虽在各自的蚊帐里，却互相倾诉、发泄对那个“一边倒”的高考的怨气。愤懑声、委屈声、叹息声此起彼伏，仿佛鸦雀打翻了窝。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同学们，该睡觉了，你们谈话的情绪不大对头。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两分钟后熄灯。”

寝室里顿时鸦雀无声。何方神圣如此锋芒不露，绵里藏针地怼人？

此时，却另有一个人在蚊帐里大吃一惊：“说话者不是张杉么？怎么他没去新疆？”

此人也是第二批录取“师训班”的李实，他默默地对张杉说：“张杉啊张杉，你自己也被“烤”得遍体鳞伤，何必在此责难和你一样的沦落人，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师训班”是武汉市教育局办的一年制大专班，专门为武汉市各个中学培养初中教师。

一年的时间能够学到什么？数学班开了4门课：政治、代数、几何、珠算。

学业不重，免费伙食却好得不得了，按当时高等师范院校的伙食标准：13.5元/月。

S师范学校是一个很奇怪的学校。它除了师训班的12个班（语文、数学各6个班），另外还有6个幼儿师范班（中专）和6个高三毕业班。

幼师班伙食也是免费，标准10元/月，高三则是自带伙食费。

“幼师”的女孩子绝大部分是工农后代，高三学生中除了一般老百姓的子弟，还有一些“革干”、“革军”子弟（因为省厅局机关和武汉军区驻地都离该校不远）。

在他们眼里，来自高考落榜者的“师训班”无疑是收留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各类残渣余孽的孝子贤孙之大本营。

巨大的阶级鸿沟，天差地别的伙食标准。搁谁谁的心理都不会平衡。所以在S师范学校，“师训班”被很多人看不顺眼，恨得牙痒痒。李实记得在这里无意碰到曾经的初中同学张允，他因为初一留了一级，所以当时正好在这里读高三。五年没见面的老同学没有惺惺相惜，工人阶级的后代张允板着面孔“训”了李实一顿。

张、李二人分在不同的班，所以平常来往不多。“文革”初期，张杉加入了学生中的一个造反派组织，而且成为其中一个“头头”。李实很奇怪，按照张杉的一贯的价值“取向”，他不会如此啊。

1967年底，“师训班”的学生毕业分配。张杉与李实分别去了E和S两所中学。

几年后，曾经从E中学下放到农村的吴老师上调到S中学，李实听说他来自E中学，便问他认不认识张杉。谁知吴一听到张杉二字，刚刚还滔滔不绝的谈话突然打住，接着干脆拂袖而去。

后来李实与张杉谈起此事，张杉淡淡一笑：“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是他的专案组的负责人，把他整得够厉害的。他当然对我不感冒。”

正当张杉在“工宣队”面前大红大紫，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整特整有“问题”的同事时。E中学“工宣队”接到上面一个电话，要他们马上把该校的张杉送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

这个“班”可不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它是专门揪造反派的“坏头头”去交代问题的。

原来当初在S师范学校，张杉参加的那个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另一个头头参与了社会上的一些“打砸抢”活动。他在“学习班”交代问题，“逼、供、信”之下，把张杉也“咬”出来了。好在经过几个月的审查，证明张杉没有参加“打砸抢”，是清白的。

但是张杉终于大彻大悟了，政治不好玩，更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玩的。还是老老实实做个教书匠吧。

 如果说1978年“高考”的恢复，对老三届的学生而言，是对“停课闹革命”的一次否定。那么对65届落榜生而言则是否定之否定。

在那个难忘的1978年，每一个相隔13年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的65届落榜生。都有一个或喜或悲的故事。不用文字记下来实在可惜。

故事一

冯同学是李实的“师训班”的同学，他参加了77级的高考，正巧，他考场的监考老师是曾经“师训班”的王同学。第二天的数学考试，冯只考了一半多一点时间就交卷了。

王问：“时间还多着哩，不检查一下？”冯答：“检查什么，这个100分往哪里跑？” 冯后来考取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

故事二

陈同学是李实的高中同学，物理科代表。1965年高考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结果因为其父1957年划为“右派”。他落榜了。

陈同学后来去了新疆石河子，先是当农工，后来当了农场子弟中学老师。1978年恢复高考，去新疆的武汉65届毕业生纷纷报名。结果被上面统统拦截下来。陈的报名表阴差阳错地被塞到他任教的那个学校的学生报名表中（系别人无意所为）而成为漏网之鱼。

于是他侥幸地参加了78级高考。结果考取了新疆大学物理系，据说他是那年全疆物理考试唯一的满分。

故事三

隋同学与何同学均是李实的高中不同班的同学，他们也参加了78级高考。而且三个人正好在同一个考场。但隋何二人后来还是被教育局拦截下来。

隋不服这口气，通过“自考”硬是拿下本科文凭。

何同学则后来成为一所重点高中的特级教师。

故事四

前述的梁同学去新疆后分配到新疆八一造纸厂当工人，“文.革”后期调回武汉，后来参加78级高考，并考上了湖北轻工业学院造纸专业。王同学和文同学则分别赴美国和法国读博士，并分别获得博士学位。

故事五

李实听到冯同学考取华师后，开始还不动心。他心想，和一些17、18岁的小孩做同学，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其母和妻都认为他应该去试一试，母亲说：“这也是你自己给自己落实一次政策。”但是78级的高考条件比77级要严苛多了，首先教师职业的人只能报考师范专业（在那个时代教师是一个“人嫌其‘臭’、避之若浼”的职业）；其次非老三届的必须不超过30岁。第二条显然是针对65届毕业生。

李实是1947年生人，按上叙规定没资格报名。于是他把户口上的出生年份改成1948年。找到负责去“招办”报名的人事干事李老师。李老师翻开户口本一看就说：“你怎么把出生年份改了。你的档案在我这里，档案上的年龄你怎么改？”李实无语，听候发落。批评归批评，李老师还是给他报了名。（也许是想看李的笑话：都过了13年了，你当年学的东西不老早还给了你的老师？）

另外，李实的同事满老师，那年正好借调到“区招办”。当“区招办”调查65届毕业生参加高考的情况时，有人问满老师：“听说你们学校有一个叫李实的老师是65届高中毕业生，这次也参加了高考。”满老师反问：“我怎么不知道？”对方讨了个没趣，也就放弃了“擒拿”李实。

李实至今都感激李、满二位同事关键时刻没有落井下石而是鼎力相助。

故事六

张杉上大学的路要稍微曲折一点。他也把出生年份改成1948年。当初，高考分数公布后，张杉打电话给李实，两人互报了分数。并且约定录取后互相知会一下。

是年9月李实录取了Z师范学院数学系。当了11年的老师，又回到学校当学生，李实心里有点爽。竟然忘记知会张。

转眼到了“大一”上学期的期末，他突然接到张杉的一封信。首先说李实录取了怎么没知会他，其次说他没有录取，正和一批“大龄高分”的考生在“省招办”上访讨说法，估计后者将以“扩招”形式解决他们的问题。

终于，张杉与李实第五次成为同学。

转眼到了1982年“大四”，Z师范学院数学系78级学生都在准备毕业论文。说起毕业论文，理科肯定难于文科，在理科中数学论文的难度不说是最难的也是最难之一。

正当其他同学想破脑壳、费尽心机撰写论文时，张杉却将一叠足足有几十页的论文交到辅导员手里。

张杉在上大学前的12年当中学数学老师期间，一直在自学前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教育学》和其他教育学方面的专著。更重要的是他还结合自己的数学教学实践，写了读书笔记。从而成为十几年后毕业论文的绝好素材。

成功总是会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Z师范学院作为全国老牌的师范学院，它培养的人才当然是人民教师。所以当张杉把自己多年来将教育学结合自己的数学教学实践写出来的读书笔记整理成为数学教学论文交到数学系，后者没有理由拒收。虽然他们收到其他学生的论文都是数学研究方面的。

但是数学系实在是无法判断这篇论文的质量高低。于是将论文转到教育系。

教育系的王教授曾经教过数学系的“教育学”的公共课。他受委托审阅这篇论文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再加上之前大三暑期时张杉借用E中学的场地在社会上搞了个儿童智商测试的活动。这件事被《武汉晚报》报道出来，消息传到Z师范学院，院领导又把这件事作为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实践的正面形象加以表扬。

在两件事情的叠加下，教育系把一个留校名额给了张杉。

张杉留校在教育系。恩师王教授向他提出两个选择，或者是跟着自己读研究生；或者是上讲台上课。

伯乐发现了千里马，现在伯乐欲把千里马培养得更加追风九天、驰骋万里。于情于理千里马哪有拒绝之理。而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读研究生应该是更高的追求。

但是张杉婉拒了，他要求去上课。也许他读书前前后后三十年，读怕了。也许他要寻求更大空间，去展示他的雄心潜能。而读研究生束缚性大、贻误时间。时不我待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计算机科学在我国高校才方兴未艾，除了一些重点大学，一般的高校尚处于初创阶段。

张杉李实他们大四时在上“逻辑代数”这门课的后面上了一个学期的电子计算机的课程。“计算机语言”仅仅学了个“Basic”语言。张杉和李实他们这一届对电子计算机知识可以说是“准一穷二白”。

张杉走上了教育系的讲台。其时，神州大地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亿万中国人正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迅跑。

五尺讲台再也盛不下张杉驿动的心。他要作出突破，就像他多年前一次一次作出不凡的“政治”上的突破（虽然总是因先天不足而中途夭折）。

驿动的心还需要冷静理性，他经过冷静的观察思考，终于发现了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青少年计算机的启蒙教育。

如前所叙，当年计算机科学教育即使在一般的大学里也还是初创时期。遑论那时的中小学校。

高等院校研究计算机科学的“大咖”们不屑于也没时间到中小学去普及计算机科学；而张杉所在的教育系的研究中小学教育的“学究”们又不懂计算机。

张杉抓住这个稍纵即逝、舍我其谁的机会。向教育系的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后者当然支持他的想法。于是他以Z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名义和电视台联手办了个“少年计算机知识ABC”的讲座，果然社会反应奇佳。

初战告捷，张杉即马上扩大战果。首先要办一个实体协会，通过协会把武汉市的各个中小学联系起来。在武汉的教育界打下自己的天地。

李实任教的学校接到一份邀请参加武汉市青少年计算机教育协会成立大会的通知。当时各个中学还没有计算机课程，李实一看是张杉主持的，心想一定要替老同学捧场，于是在征得领导的同意后兴致勃勃地赶到会场Z师范学院一附中。

在一附中的会场，李实却遭到张杉迎头一盆冷水：“你来这里干什么？”

李实当时就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是你发邀请函到各个中学的吗？我代表我学校来参加的啊！什么‘干什么’？”

张杉一时语塞，正好有人来找他，就借机离开了。

留下李实在原地楞了半天，本想来捧场老同学，没想到他不领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李实实在不愿将老同学的心理想得太阴暗。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月兄既不悦，洒家且去也！”李实扭头就走了。

也许张杉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有点过分，不久他打电话给李实。

“李实，我们协会准备出一套有关青少年学习电子计算机的丛书。其中有一本的书名拟为‘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与发展简史’。我想请你写，有没有兴趣？”

老同学既然找上门来，李实也就把上次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放下了。而且他考虑到写这种书也就是“剪刀+浆糊”的手艺，不费什么功夫，就一口答应了。

张杉似乎和他想到一处，说：“我这里有一张武汉图书馆的借书卡，一次可以借20本书，够你参考的。”

张杉最后强调：“我就一个要求，这本书的署名，第一作者必须是我，你是第二作者！”

就这么一本“天下文章一大抄”、毫无原创意义的书，还要争个“第一”作者。李实心想：算了，兄弟不陪你玩了。

他对张杉说：“哎呀，我忘记了最近学校还有很多事，可能没时间写。不好意思。”一推了之。

若干年后，李实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一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要发表自主独立完成的且学术水准较高的论文，面临一个“规则”。其博导总是直接或间接要求署名为“第一作者”。据说这样于公对学校的排名有增加砝码之利，于私对博导今后评级甚至报评院士有利。

这样看来，当年的张杉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事情总是那么凑巧，两年以后张李二人在汉口中山大道不期而遇。

寒暄之后李实问起张杉，教授评上了没有。

提起这个问题，张杉的气就不打一处出：“太气人了，我这两年光书就出了21本，还是没有评上。”

李实嘴里安慰他不要着急，说总有一天会评上的。心里却想：“评教授职称，著作或者论文可是硬指标。21本著作怎么还评不上？不就是这21本书的第一作者的那个“第一”有问题吗？”

原来想借李实之手而没有成为“第一作者”，后来成功充当了多本著作的“第一作者”。反而成为张杉评教授的软肋。评委们用脚投了他的票。

从昔日威权政治时代的辩护士、实践者、“国际共运”的忠实传人，“华丽”转身到如今市场经济年代“名利场”的精明的追逐者。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困扰着张杉。这个问题不解决，评教授还真是一个问题。

张杉心里也明白自己不是计算机科学的科班出身，即使出再多计算机科学的书也顶多只能是“第一”作者。唬得住外行，唬不住内行。必须改弦更张在学术上另有实质性的建树，才能评上教授。

对于教育学他接触的时间虽然长一点，但也仅仅是业余水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科班训练。（真后悔，当初应该读王教授的研究生。）

在苦恼之余，张杉没有气馁。他决心寻找新的突破口。还是两个关键词，“教育学”“计算机”。

既然两头不搭，那么就来个化劣势为优势，两头都搭。

在教育学的这个百年老店里再开一个“边缘学科”专柜。推出一个老瓶装新酒。用教育学的理论来研究新兴学科计算机科学的教学和教育的规律。好像还没有人搞。这是一座金矿，岂止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张杉看准了研究目标。

梅香来自苦寒，做学问必须耐得寂寞、坐得冷板凳。撇开那些办协会、搞讲座、叫人捉刀代笔的追名逐利的浮华尘世，张杉回归当年研究教育学的初心。

经过数年在“名”和“利”的纠缠和折腾后，张杉迅速纠错。回到正确的轨道。

应该说这种“纠错”和“转型”的能力是张杉与生俱来的而别人欠缺的特质所决定的。

当年热衷于政治而累累碰壁，转型到做“教书匠”潜心于教育学的研究。从而多年后为他的终生职业奠定了基础。

这一次也一样。在接下来的十数年里，张杉游走于计算机与教育学的“边缘地带”。

他在计算机教材教法、实用计算机教育学、高等职业教育等等领域的课程教学与研究作出了深入研究。

他前后主持编写有关专著和教材多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各级多项奖项。为Z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争足了面子。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张杉如愿以偿地成为教授了。

世上有一类人，他们没有权贵的背景、没有经商殖货的天赋、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

不管是威权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总有驾驭水势、风势、浪势的能力，是为“弄潮儿”。不是有一句话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呛口水，被风吹得迷失去方向。但是逆风逆水奈何弄潮儿的应变能力？扬长避短，借势而为。危机，危机。化“危险”成“机会”，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看家本领。

也许成功总是属于那些看似“投机”，而实则是“投势”的弄潮儿？

张杉李实们已经过了古稀的年龄。该是退出历史舞台了，时代自有后来人。且看他们演绎他们自己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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