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平，吉林人，1951年生。长春市第30中学67届初中生，1968年下乡插队到吉林省德惠县边岗公社，1973年被推荐到吉林省辽源煤矿学校学习，1975年毕业后在吉林省煤田地质102勘探队工作，1978年考入长春邮电学院，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考取国家教委公派赴法访问学者。曾在法国电力公司、三亚凤凰机场、中兴通讯公司、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公司等企业工作10年。2021年在广东白云学院教师岗位上退休。
原题
作者：陈建平
2022年是新三届的77级和78级毕业40周年，许多毕业生撰文回忆自己的高考经历，我读了一篇又一篇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人生故事，一次又一次的分享作者激动与荣耀的心情，也多次重温了自己那段通过努力获取成功的快乐。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作为已届古稀的老三届人我高度认同这句出自小说《创业史》的名言。回顾人生历程，这紧要处的几步，往往又因为遇到了某位贵人而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我是老三届67届初二的学生，记得1966年6月文革停课时，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内容大部分已经结束，但是尚未进行期末复习和考试，所以我们在中学学习的确切时间是不完整的2年。记得当时数学课正在学对数，由于作业中错误较多，老师发了脾气，他把厚厚的一摞作业摔到讲台上，然后对作业中的问题进行讲解。物理课那学期印象最深的是一道浮力计算的难题：根据冰山在水面下的体积，求出冰山在水面上的体积。
语文课本是由若干篇叙事文、散文、诗歌和文言文组成的，印象较深的一首诗歌是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那充满遐想的诗句：“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仍旧魅力十足。有一篇文言文《飞事亲至孝》中那句“....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名句言犹在耳。古诗《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一经提醒仍能朗朗上口。
我已经记不起政治教材都有哪些内容了，但是那个年代政治课本里还能有什么？！我记得政治课讲得最多的就是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趁老帅们都在，要早打，要大打。我曾经天真的问老师：“既然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是好的，那一旦发生战争这些好人不也都死了么？”老师回答：“战争本来就是人类的自相残杀”。
Китай наша великая родина.（中国是我们的伟大祖国）Пекин столица нашей родины.（北京是我们祖国的首都）Коммуна – наш дом.（公社是我们的家）化学课要到初三才开，而我们的班号永远停留在了2年4班，要想升入3年4班只有来世了！
作者陈剑在本公众号发表的《命运多舛老三届，特殊年代特殊产物》文章中对66、67、68初中三届的描述：“...文革十年，失去学习机会最多的是这一群体。高中同学，或多或少上了高中，也读了几年；在他们之后的小学同学，还有机会升初中，高中。....”这个结论是比较精准和公正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41人中，老三届的高中生有2人，老三届的初中生只有我1人，老三届下面的学生即文革期间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对应的出生年份是1953年-1957年）有13人。
记得1978年高考前有过一个考试大纲并给出了复习范围，我在初中学过的知识在这个范围内占比很小，根本就进不了高考的门槛，那我又是如何考上的呢？因素很多，缺少了任何一个应该都不会成功。有些因素是必然的，有些因素是偶然的，按照这些因素的时间顺序我进行了一下梳理，感叹它们的巧妙组合成就了我，我有点信命了。
第一个因素就是我手里有一套完整的数理化好教材，这源于文革开始时我有一个正在吉林师大附中（现东北师大附中）读高三的哥哥。最近在网上看到全国高中排名，东北师大附中名列前10。我哥哥不但学习好，他对学过的课本保护的极好，从初一到高三，他学过的所有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平面几何，解析几何，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俄语，生物.....，每本书都包了书皮，书上没有任何涂涂抹抹和乱写乱画，边角没有磨损、卷边和折痕，棱角分明，齐齐整整，按年代和学期有序摆放在书柜里。
第二个因素是这些书一定要被完好的保存下来。在那个读书无用盛行的年代，我母亲坚信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的。破四旧时，我们家被抄家2次，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查找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书籍是他们重点搜索的对象，主要有我父亲学过和教过的教材及参考书，好在我父亲是学工科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工程技术类的，尽管这其中有十几本英文原版书，红卫兵们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有几十本小说，虽然这些小说已经被批为大毒草，但这些毒草几乎家家都有，并非我家奇货可居。所以我家的书籍大都保留下来了，免遭焚毁或收缴，最重要的是我哥哥的一整套教材完好无损。最终红卫兵们只是将我父亲的中学和大学毕业证书搜走了，因为上面有一面青天白日旗和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父亲的大学毕业证书，照片被打了一个红色的×（已擦掉）其后的十几年间我家频繁的搬家，如何对待这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是关键，我母亲的态度决定了这些书籍的命运（我父亲长时间被关押在学习班）。1969年春我们家的住房被工人侵占，我母亲被冠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名头下放到农村，这些书籍装了满满的两麻袋也被带到了农村。由于生产队没有准备，一开始我母亲和两个弟弟就住在生产队队部，那是一间大屋子，在中间挂一个帘子将该屋一分为二，我们家住里面一半，外面一半生产队用来开会和政治学习。因为每天一大早社员们都到这里来集中然后队长派活，白天也是人来人往，实在不方便，几个月后生产队腾挪出一间小仓库给我家居住。这个小仓库是个厢房，面积十几平方米，只有1个朝西的小窗户，冬天像冰窖，即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母亲也一直带着这些书，直到一年后上边拨给木料盖了3间草房，这些书籍才有了落脚之处。1972年底我母亲回城，这两麻袋书又全部带了回来。试想从1966年6月这些书本开始睡大觉直到1977年10月几乎是一夜之间一书难求，洛阳纸贵，这期间我们家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几年后又从农村搬回城市，在农村搬了3次家，回城后又搬了3次家，如果没有对知识有用的执着信念，这些书早就被卖到废品收购站了。母亲在农村自己家的3间草房前。1971年摄
我们家兄弟4人，分别出生于1947年，1951年，1953年，1957年，50后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年龄段正好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然后又全部赶上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我和两个弟弟先后都考上了大学，这首先应该归功于母亲的坚持。而老高三的哥哥在下乡几年后被招为铁路装卸工，在劳动期间右手受伤导致不能写字而错失高考，成为他此生最大的遗憾。第三个因素是我从1973年即开始自学数理化课程，否则1978年仅凭高考前的几个月不可能突击完从初三到高三4个学年的内容。后悔没早一点开始学习的人比比皆是，难不成我有仙人指路？起因是这样的：当时我被生产队派往吉林省的小三线出民工，春节前放假回家，去看望我们生产队的于云贵，他是一名回乡知青且已于1972年被推荐到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在他的宿舍里与他和他的几位同学聊天，谈论了很多校园里的学习生活，此情此景使我感到了巨大的失落，由此萌生了重新开始学习的想法，对于干了几年农活的我，煞下心来回归书本竟然是由这次作客引起的，所以于云贵是我高考路上的第一位贵人。那时我家已从农村回到城市，暂时安顿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家里地方不够住，我带上我哥哥的数理化教材到一位住单身的刘老师房间借宿并开始自学，当然那时我意识不到正是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将发生变化。记得开始学习数学时sin( )和cos( )都不认识，既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读。三角函数是初三和高一的主要内容，也是后面许多数学内容的基础，好在教材叙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概念清晰，条理分明。后续还有排列组合、数列、复数等内容，一个一个的啃下来。平面几何有些费力，后续的立体几何更是横在前面的一座小山，虽说凭借教材的图形也建立起空间的概念，但证题却不得要领，只能自己抠哧。高三的解析几何要综合许多基础知识，更要熟记很多公式，由于只是一个人在闭门自学，没有师生间的互动和同学间的切磋，学的理论得不到及时印证，似懂非懂，但大部分内容都学了一遍。物理是从学习自由落体运动和加速度开始的，初三、高一主要是力学和牛顿三定律，高二是热学，高三是电学。相对于数学，物理似乎容易一些，不那么抽象也没有那么多公式，只要理解了原理和定律，解题有规律可循，不至于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化学是从元素符号开始的，偶尔听到当时正在中学的弟弟背了几次化学元素的口诀：“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觉得挺押韵也挺顺口，于是便尝试着去认识并将这些元素符号背下来，就这样走入了化学世界，居然一路自学完从初三到高三的课程。那时难得有人问，好多人对这些知识也没有兴趣回答，有问题就问同住的刘老师，他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高中知识已经淡忘，有些问题还记得起来。由于手里握有一套完整的教材，虽然学的比较肤浅，但我对文革前高中每个学年乃至每个学期各科都学了哪些内容却了然于胸。我一边规划着学习进度，一边绊绊磕磕的向前爬行，自学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高。1973年4月份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并着手各个行业的整顿，社会上也风传推荐上大学也要进行文化考核的消息。五一后我接到三线工程停止的通知，于是将所有的教材装入一个小旅行袋回到农村。生产队的领导和社员们很支持我考大学，对我的出工比较宽松，我得以继续自学直至7月份去县里参加集中考试。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潮流运动，文化考核随即被取消。在基层的积极推荐下1973年10月我进入辽源煤矿学校学习。从生源上讲，上大学和上中专的学员没有什么区别，至于谁该上大学谁该上中专那可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那时我在农村已经呆了5年多，能有个读书机会就很满足了。我在煤校一共学习了22个月，去掉4个寒暑假和4次生产实习，共有十几个月的在校学习时间，其中分配给数理化的课时并不多，物理和化学只上了几次课，讲的都是些最基本的知识。数学课的内容相对较多且最后的微积分内容，已经超出了高中课程的范围。同班同学中没有老三届的高中生，只有几名老三届的初中生，其余都是老三届下面几个年级的学生。由于学生基础参差不齐加之没有期末考试，所以学习压力不大，全凭个人自觉，大部分同学偏重专业课学习。学习委员杨子荣同学（听名字就厉害）是首屈一指的好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霸。他的父亲是农村小学校长，受家庭熏陶，他的基础知识学的很扎实。他虽然与我同龄，但5岁就上学了，文革开始时已经学完了初三的课程，在煤校上数学课时他竟然能够指出教材中的几处错误（后经老师确认属实）。1978年他以371分的成绩考入兰州大学。有这样一个榜样在，班级学习氛围还是不错的。我由于一直没间断自学也跻身好学生行列，毕竟又回到了校园，有老师教授和指导，有同学交流和切磋，我自学的许多内容得到了巩固和提高，水平提升了一个台阶。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吉林省煤田地质102勘探队工作。
1974年实践教学期间拜谒吉林通化靖宇陵园，左为杨子荣同学，中间为本人，右为葛华同学
第四个因素是我碰到了高考路上第二位贵人，他让我及时知道了1978年的高考政策。1978年3月13日，单位派我回长春送一篇论文和岩石标本，刚到家不一会，对门黄子杰的同学隋龙来他家做客，他们是吉林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同学，恰巧黄家没人，我母亲就请他到我家来坐会儿，他看到墙上的全家福，认出我哥哥就是他高三的同学，于是与我聊开了。他是个消息灵通人士，说今年中央已经有精神继续允许老三届报考大学，这个消息令我亢奋。1977年高考时由于我在偏远山区，对政策不大了解，以为中专毕业生不可以再参加高考，就没有报考。这第二次机会我不应再错过了！当晚我即找出学过的数理化教材，觉得大部分内容还捡的起来，虽不敢说信心满满，但至少可以放手一搏，于是下决心开始复习，参加高考。我的准考证
第五个因素就是要有时间。这时已经3月中旬了，1978年的高考原定于6月份进行（后延期至7月20日），时间已经不多了。当时我所在的普查队正在长白山地区进行地质填图，普查队长孙福贵师傅给了我最大的支持：恰逢阜新煤矿学院的大学生来实习，于是他安排学生顶替了我的岗位，准许我回家复习直至高考结束。102地质队作为当地最大的事业单位，1977年有几名职工报名但是都没有考上；1978年又有十几名职工报考，领导和同事们是真心的希望我们能金榜题名也为单位增光，因此从报名到考试一路绿灯，这样我赢得了4个月的宝贵时间。孙福贵师傅是高考路上我的第三位贵人。普查队（前排）与阜新煤矿学院实习大学生（后排）在吉林通化著名的清沟地质剖面，前排左2为孙师傅，前排右1为本人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地质科书记，地质队副队长，本人，组织人事科长，地质队总工，地质科长，后排左3为孙师傅。照完这张照片后我就由“小陈”变为“老陈”了
第六个因素是一定要抓住重点，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全面复习是来不及的也不可取的。再者，我没有考场经验，也没有地方去进行模拟考试，重点搞偏了将一战败北。恰巧在此期间，我父亲去北京和西安两地出差，他为我带回了几套试题，这为我圈定重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复习前我对自己5门课程的掌握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对时间进行了分配：全力突击物理和化学，语文不复习，政治到临考前再背复习题，数学避免耗费过多精力，因为内容多，题型灵活多变，即便投入再多也难以把握，因此前4科总分力争接近甚至超过录取线，这样才能保证一旦数学失误不至于全线溃败。这也许是借鉴了“田忌赛马”的思路，最终成绩证明这个策略是完全对的。据此，语文我一天也没有复习过，因为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并非短期内冲刺就可以提高，而是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我没有学习过高中语文教材，但我对语文考试并不惧怕，我的底气主要源于两点，一是我读过很多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说岳全传》，前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叶尔绍夫兄弟》以及那些年伴随我们成长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暴风骤雨》《创业史》等，这些小说无疑都是文学上品，有几部我读过多遍，至今一些人物形象还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据说现在有些家长着力培养孩子广泛阅读课外书籍的兴趣，我赞同这种作法。二是我在农村时写过讲用稿，出三线民工时做过报道员，中专期间办过墙报，一直笔耕不辍，这些经历培养了我的写作能力。考试之前我没有写过也没有背过任何一篇作文，结果试卷没有作文，只有一篇对给定文章的“缩文”。我没有看过任何政治教材，因此不知道高中政治课都学了些什么。70年代初期上面号召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6本书，我利用在农村作护青员的间隙读完了这本书，该书批驳了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的错误观点，文风幽默，笔锋犀利。接下来我又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该书阐述了哲学三大定律，讲得很透彻，系统性、逻辑性强，文字简洁扼要。这2本书提高了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加之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全程和粉碎四人帮，对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辨别能力。当然为了应对政治考试几乎所有考生都一样，就是死记硬背一些符合当前形势的题目，与在校生相比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应该更深刻一些。最后的两位贵人出现在物理考场上，一位我认识的考生坐在我左后侧距我2张书桌的位置，当考试结束铃声响起全体起立退出考场。我由于没认真看试卷上的“答卷须知”，将一道题的答案写在试卷背面，交卷时按要求都是将考卷正面向下扣在桌子上，这位考生路过我时告诉我答在背面不算，于是我请求监考老师允许我将答案抄写到正面，考场共有两位男教师，一位老师回答：“就这么的吧！”另一位说：“你赶紧抄！”试想高考成绩的每一分都有成千上万人，如果少了这道题，不知命运将把我抛向何方？这位考生和允许我将答案抄写到正面的老师也是我的贵人。当年我的考场在县城梅河口镇，而我的工作单位和住地在海龙镇，两地距离20多公里，所以考完第一天我住在县城一家小旅店里。房间里有4张床，其他3人是鞍钢来此出差的职工，我准备睡觉时他们还在打扑克，我跟他们说明天还要考试，他们一听说我是考生，立马关灯睡觉。几十年来我多次感叹这件事，说明恢复高考深得人心，它一举扭转了读书无用的不良社会风气。
1977、1978年的高考政策对老三届的网开一面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同和补偿。许多文章都指出新三届的缺陷之一是童子功欠缺，也即先天不足，我应该属于这种情况。比如我在课堂上就出现过不认识学生名字中的某个字，我并不遮掩和回避这种尴尬，向学生坦言自己没上过高中。实际上我的后天也不足，试想一个30多岁的毕业生和一个20多岁的毕业生对人生的规划肯定不同，我们学校78级6名老三届学生毕业后的历程印证了这一点。命运注定了我们终生都要与比我们年青的人在一起拼搏，正因为如此，作为新三届中的老三届人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陈建平专列
共和国四大特殊群体，我占三个
知青集体户，
每年上县城照一张“全家福”
我经历的小三线工程，
无声无息中结束了
陈建平：尽责的护青员，
被罚社员气得跳着脚骂人
外语“英法联军“，一直陪伴我三十年
许建国：那些并不遥远的尘封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