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陈建平：知青集体户，每年上县城照一张“全家福”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建平，吉林省人，1951年生，长春市第30中学67届初中生；1968年下乡插队到吉林省德惠县边岗公社；1973年被推荐到吉林省辽源煤矿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吉林省煤田地质102勘探队工作；1978年考入长春邮电学院，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考取国家公派赴法访问学者；曾在法国电力公司，三亚凤凰机场，中兴通讯公司，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公司等企业工作10年；2021年在广东白云学院教师岗位上退休。

原题

我们生产队

和我们集体户

作者 ：陈建平

知青一代正在颐养天年阶段，回顾人生历程，当年的上山下乡是其中最刻骨铭心，最难忘怀的一段！

1968年9月18日，我下乡插队到吉林省德惠县边岗公社金星大队东边岗东生产队。

德惠县位于松辽平原的腹地，在中长线上长春北100多公里处，是全国十大产粮县之一；边岗公社位于德惠县城的东北部且紧邻县城，下辖十几个生产大队；金星大队下辖21个生产小队。

广袤的德惠大地一马平川，放眼望去，相隔几里地就会有一个村落，当地人将村叫做“屯子”，东边岗屯向西北距公社5里地，向西南距县城18里地，三地之间恰好是一个三角形。

记得那几年冬天送公粮时，天刚蒙蒙亮我就跟在装满粮食的马车后面一直跑到县城，不是马车满载了不能上人，也不是锻炼身体，而是如果我坐在车上，就会被冻僵！

东边岗屯有70多户人家，分为东队和西队；东队有30几户人家，陈姓是队里最大的家族，此外还有苏姓、华姓、于姓等小家族；政治队长陈队长50多岁，生产队长苏队长40多岁，副业队长于队长30多岁，全队有男劳力50多人，妇女（女劳力，当地人都这么叫）20多人；大部分社员都识字，少部分社员具有初中或以上文化，由于地处哈尔滨、长春2个省会城市之间，社员们的人文知识普遍比较丰富，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在文化上并不占优势。

邻村的人提起东边岗都会竖起大拇指说：“能干”！其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我们生产队除了耕种先前分得的土地之外，又去十几里外的饮马河畔开垦了好几片被称之为“甸子”（湿地）的荒地，这样人均耕地就比其它生产队多了不少，收获自然也多一些，生活也就富足了一些，但付出的辛苦要比其它生产队多很多。

我很快就搞懂了“上甸子”的意思，就是去新开垦的地里干活；由于距离屯子远中午无法回家吃饭，要由人将饭送到地头，每当出工上甸子各家的主妇都会尽量做好吃的饭菜。

我多次担当送饭的工作，上午10点半钟我在屯中央的大道上喊：“包饭啦”，于是各家各户就纷纷将饭菜放倒我的挑子里，有几个大婶和大嫂一个劲的夸我嗓门豁亮（这一点后来被历届学生认同）；而地里干活的人们，临近晌午时分也都在翘首盼望我的身影，地头午餐就是对他们劳动一天最大的犒劳了！

第二个被邻村夸为能干的原因是我们队积极发展副业，其中最盈利的是一个小粮食加工厂：有4台磨面机和2台磨米机，方圆百里的人们赶着大车到我们队来加工粮食，机器24小时运转，生产队的院子里停满了大车，队部的火炕上躺满了排队等待的人，机器轰轰作响好似印钞机，给生产队带来了不可小觑的收入。

你可能会问，其它地方的农民为什么自己不安装磨米、磨面机？须知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粮食加工设备是由县里相关部门掌控的并非花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生产队搞到了6台机器建了个小加工厂，在那个年代这是有风险的，保不齐被人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那可不是好玩的！果然后来这件事就被上边派来的工作组盯上了，加工厂被迫关闭，于队长也被吉普车带到公社去交代问题。

生产队的政治情况是：全队30几户都是中农和上中农，只有一户徐姓贫农，有人背地里称他为“擎天柱”，因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这一户贫农，生产队会很尴尬。

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我发现队里并不存在阶级斗争，因为成份比较单一，没有斗争对象，社员们对“窝里斗”也没兴趣；而唯一的这位老贫农与其他社员相处和睦，没有什么矛盾，也没有表现出优越感；虽然某些人家之间有些恩恩怨怨，但不存在仇恨。我想那些年龄稍长的社员肯定经历过土改，他们比我们更清楚阶级成分是如何划分的。

其实，努力使中产阶级成为多数，走共同富裕之路，这也是党和政府今天追求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安定！总之，我从这些农民身上看到的是淳朴、善良、诚实、厚道，他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尊重。

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社员们对几个出身不好的知青没有一丝一毫的歧视，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谁是“红五类”、“黑五类”，也不懂“可以教育好子女”的概念，他们注重的是每个人的人品！这很快就抚平了我心理上的创伤，特别是当招工我的政审不合格，我的家庭背景被社员们知晓，他们对我表示出同情和理解，使我永生难忘！

除了效益较好之外，我们队在全公社的口碑非常好，据说公社成立初期，全公社有4大台柱，我们生产队就占了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陈队长，号称“陈不顾己”，另一个是我们队的保管员，原金星大队长华队长，号称“华不顾家”。

生产队有这样的带头人，社员们是一心扑在生产上，起早贪黑的把庄稼伺弄好，大家过得富裕点。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勤劳农民，春天他们迎着风沙播种，夏天趟着露水锄地，秋天在月光下收割，在滴水成冰的寒冬里送粮、积肥，在那个大帮轰的年代，农民们比现在可辛苦多了！他们睏极了的时候居然能站着睡觉：将前额抵在锄杠上打盹；在地里干活时，只要打头的（生产组长）一宣布歇气儿（休息），即刻有人倒地就睡！

通过几年的劳动，我们学会了大部分的农活，同时也从这些农民身上学到了吃苦耐劳和勤俭朴素的作风，使我们能够直面接下来的人生！

接下来说一下集体户，我们户共有10名知青，男生4人女生6人，分别来自长春30中学初二的4个班级（即老三届中的1967届初中生），其中3人1950年出生，7人1951年出生，6人出自知识分子家庭，3人出自干部家庭（其中1人父亲为老红军），1人出自工人家庭，由于1男1女两名户长是1968年的8月31日来此踩点的，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户日，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要去县城照一张集体照。

下乡一周年纪念，后排右2为本人

我到农村时天气已经有点凉了，刚下乡没几天，队里一个叫姓于的小伙子结婚，大家都去看热闹，婚礼就在新郎家的院子里举行，我那天穿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件衣服，那是下乡前我妈妈新给我做的黑色灯芯绒上衣，里面是白衬衣，比较显眼，恰巧新郎还没有傧相（伴郎），于是司仪瞄上了我，他一把抓住我给我戴上一朵红花并把我拉到新郎旁边，哄骗我说：“你今天得戴一天，否则就对人家不好。”我信以为真，一整天都没敢摘下来，后来新郎、新娘每每见到我就开心地哈哈大笑，以为捡了个天大的便宜，直到若干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们，还在笑着说这件事。

除两名户长外，户里的其他同学都是在1968年9月份来的。请注意，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在1968年12月份发表的，而我们下乡插队是在此前的3个月。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下乡潮，那我们为什么自愿到农村来呢？

这就不得不说一下下乡前学校的情况：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学校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等已经被破坏殆尽，教室门窗玻璃全部被打碎，为了取暖很多课桌课椅被送进了炉膛，部分窗框和门也被当柴火烧了，学校几乎只剩下了一个砖混结构的房架子，冬天来临时只好用砖垒起来将窗户堵死以挡风避寒；学生分成两派，老师也分成两派，两派之间互相用大字报进行攻击、谩骂，虽然没有动枪炮，但是拳脚相加甚至动刀子还是有的，因此在学生之间，老师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老师与校领导之间存在对立、敌视甚至是终生未能化解的仇恨！学校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谁也管不了谁，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想坐下来继续学习是不可能了！

我仔细地回忆、总结了一下当时促使我作出下乡决定的几个动因：一是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号召的魅力所致；二是“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和“消除三大差别”的狂热；三是家庭出身不好，总想找机会表现自己很“革命”；四是对外部世界好奇心的驱使（我终生如此），当听说有同学要下乡插队时觉得很新鲜，就跟着报了名；其实当时自己并不了解农村，也没有仔细掂量“扎根”意味着什么？更不会想到要想再回到学校有那么难甚至终生再无可能！“什么东西只有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我们户的10人中后来有两人成为73级的大学生，两人成为78级的大学生。

农村方面的情况是：金星大队在文革前就已经接收了10名放弃了考大学自愿到农村插队的长春市第1高中学生，他们的事迹在当地影响很大，其中一位已是大队副书记，曾在《长春日报》撰文“不恋春城景色艳，乐在金星干百年”，因此农民们对知青下乡插队这件事情并不陌生，其中的一些生产队已经被确定将接收知青并已经建好了集体户的房舍以待，这其中就有我们生产队。

当年的集体户，2005年摄

东边岗屯民风纯正，村民们绝不容许在他们村里出现异类和诸如偷鸡摸狗一类的糗事！建户伊始，生产队就委派陈队长和唯一的老贫农作我们的户长，另两位队长和民兵队长也非常关心集体户的建设，还有几个年轻人是我们户的常客，总之整个屯子的男女老少都在关心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些事情经常是他们闲聊的话题。

我们10个人也在努力适应、磨合，试想每个人的生活能力、卫生习惯、饮食偏好等肯定是不同的，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起，从来没做过饭现在却要做大锅饭，挑水、烧柴以及张罗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等时时需要我们打理，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但我们插队到这样好的生产队，遇到了诚心待我们的老乡，如果我们管不好自己的饮食起居，与社员们的生活方式不一致，我们就会被村民们说三道四，就会被看成另类，他们即便无法将我们赶走但我们也会被冷落，所以把集体户办好，这是我们10个人共同的心愿。

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华，天真无邪，听话、虚心、肯干，真心实意地向农民学习，逐渐地我们被村民们接受、喜欢，直到多年后，社员们还在说：“就是最初来的那拨人好！”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在生产队的主导下，我们集体户开过几次家长会：把自己的父母请到农村来，与社员们在一起见面、交流，象征性的干一点农活，品尝农家饭菜，走访社员家庭等等，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我们户后来被树立为样板户，公社在此召开了“知识青年工作经验现场交流会”。

集体户女同学与生产队姑娘们的青春留影

我们下乡之后，立即就开始“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了：每天凌晨3、4点钟爬起来跟社员一起出工，长这么大哪起过这么早？！生产组长的是通过敲一块悬挂起来的小铁板来通知上工的，我戏称这块铁为“小命钟”；当时正值秋收季节，而秋收一般都是从割谷子开镰，这活很累，仅1天我的右手就起了几个水泡，两只手也逐渐变得粗糙，弯曲一下十指都感到疼痛，下工后回到户里躺在炕上就不想动，再起身时身体的多个部位都疼痛，从来没干过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大家都在咬牙坚持，再坚持，从没有人旷工，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精神所产生的神奇力量！

下乡初期的一篇日记

身体的疲劳几乎到了极点，而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吃饭，我看了很多知青的回忆文章都谈到了“吃”的话题，置身全国产量大县，肚子可亏不着！

我们那里主要种植玉米、高粱、谷子、大豆，少部分小麦和水稻，这些也就是我们的主粮。日常吃的有玉米面锅贴，俗称“大饼子”或“干面子”，如果面发得好，贴时火候找得准，好吃胜过白面馒头！其次是小米捞饭，由于小米做干饭不好做也不好吃，所以不能像做大米饭那样做法，要先烧一大锅开水，然后将小米放入，再次开锅后找准时机用笊篱将其捞出，锅内剩余米汤淘净，重新加水将捞出的小米蒸熟，这种“捞饭”松软可口非常养胃！还有就是黄米面做的粘豆包，一般在劳动量大的季节吃，因为它抗饿；至于高粱嘛，我们将其多磨一遍，红高粱就变成了白高粱米也挺好吃；麦子最多可以磨十几籮（次），而第2籮和第3籮磨出来的就是精粉，这可是上品，那时在城里还吃不到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学会了做大锅饭，同学之间开始比谁贴的大饼子更好吃，粘豆包怎样包才有咬头，到后来我做的小米捞饭喷喷香，自打离开农村后再也没有吃过这么香的小米饭！自己做饭使我们尝到了甜头而且享用终生，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自己做饭，大家在网上传了那么多养生之道，我认为只有自己会做饭才能吃出营养来。

最后要说的是收入问题了！很多知青文章都聊到了此事，我第一年是9月份来的，到年终（春节前）分配时挣了800工分，分值是2角1分钱，收入160多元，我用115元买了当时的一个“大件”：一块“首都”牌手表；我在农村的第5年挣了500多元，我一直存到1984年我结婚时用它买了一套家具，这套家具用到现在并将陪伴我终生，因为它凝聚了我太多的念想。

前面已经叙述，我们生产队由于开垦了一些湿地和建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而比其它的生产队效益好一些，但我们的加盟并没有增加粮食的总产量和副业的规模，我们得到了锻炼但生产队的总收入并没有增加而是多了10个劳动力，就是说我们的到来分了社员们的一杯羹！社员们当然也心知肚明，但我从未听到他们抱怨过，说明这些农民们心胸是豁达的！响应领袖的号召也是没有二话的！50多年后我这样评价他们，作为他们对我“再教育”的回报！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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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