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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高泰东:两个“老高三”的命运沉浮:人生不仅靠努力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高泰东,江苏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后种田、修筑青藏线等;1977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员,“感动泰州”十大人物、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走近全球茶花王》《1966年我们读高三》等,省作协会员。
原题
两个“老高三”的命运沉浮:
人生不仅靠努力
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高三,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一生大致经历饥饿、寒冷、失望、惊喜、苦干、安享等阶段,如今衣食无忧地活着,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没有失败。然而,世俗的眼光往往粗略地看两项:能力发挥的顺逆,退休待遇的高低,甚至只看后一项,以此评说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我们这个高三班,参加了1960、1963年两次升学考试。1963年招生指标压缩,下河18个公社(镇)只招收一个高中班50名,班上还有外县3人。经过“小升初”“初升高”两次挑选,从上小学算起,录取高中比例是10:1(即10个小学生,只有一人能上高中),应该说,都是佼佼者。经1966年毕业时的高考废停、1977年冬的高考恢复,我的两位高三同学,在“自我努力、命运抉择、社会体制”等诸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出现了迥然不同和意想不到的命运,恰好可以留给世人一些启迪。
四排右4王金融、右1沈尔顺,四排左3背心衣作者高泰东
01
清华大学的“种子选手”
王金融1946年生,家住溱潼古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他父亲在乡下商店工作,全家靠父亲的微薄收入不能支撑,他母亲就挑起“杂货担儿”下乡。他的大哥假期时常陪母亲一起去,遇到风雨回不来,就借宿睡在农户的锅门口。除此之外,他大哥还下乡打短工,干些掼把等苦力活挣点钱。1957年他大哥考上师范学院,为的就是吃饭不要钱。
1959年他48岁的母亲又饿又病撒手人寰,家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1959—1961的3年,粮食尤其紧张,但凭着“城镇户口”的定量和减量供应,他们在家的兄弟虽然饥饿,但还是活了下来。好在1961年大哥毕业有了工资,贫困的家庭终于接到了“力”。接着,1962年他二哥也考取了师范学院,读的与大哥一样也是数学系。
因为母亲不在,为了更好地挑起家庭重担,远在扬州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的大哥主动调回溱潼工作,后来成为全县数学的第一块“牌子”。当王金融1963年考取高中时,大哥就成了他的数学老师。王金融的学习成绩很好,相比之下,仿佛女大十八变,初中比小学好,高中又比初中好。高二时,他被选成了班上的学习委员,高三毕业时,他的成绩更是如赛道上的选手,远远跑在前面,成了学校推荐报考清华大学的9个“种子选手”之一。
世事难料,高考废除,他报考大学放飞的理想就像放飞的断线纸鸢无影无踪。1968年11月,他被插队。体力单薄的他,实在不能应付沉重的农活,以致后来,只要下田,他就如惊弓之鸟,恐惧不已。滞留家中四五年时间,只作些家务,别的无所事事。他大哥找了镇上领导,自1973年起,他就在镇政府写写东西。这样下去好像也不是个事儿,还是找人,1975年,30岁的他进入纺机厂当学徒工,而同班徐同学因独子未插队,在这个厂已经是响当当的业务主管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经人介绍,他与棉纺厂的一位女工住到同一屋檐下。
蹉跎岁月,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31岁超过规定年龄,眼巴巴地又一次被堵在考场大门之外。想想真是难受:1966年全部堵在门外,1977年同是一个班,别人能进,他却不能进。生不逢时,感叹唏嘘。
次年,高考对“老三届”放宽年龄,他喜出望外,心间堵塞的怨气全部呼出,而放飞没有踪影12年的纸鸢又飘扬在眼前!他赶紧报了名。拿着准考证春风满面跨入家门。谁知,他的妻子好像与准考证有深仇大恨,一把抢过去,三下五除二,准考证化着纷飞的白蛾子。
事后有人说他妻子做事过激,其实,这是一个善良街坊女人的正常反应,她深爱着丈夫,她宁可过安稳的穷日子,也不想丈夫飞黄腾达,她是怕他飞走啊!
王金融真冷静,一边说不考就不考,一边像特工一样,去找已调到县文教局工作的大哥。大哥找到同一院落的“招生办”说明情况,得到同情后补办了准考证,号码安排在最后一个考场。并特地关照,在外不要讲,免得节外生枝。
因为有纺机厂的经历,他就把“华东纺织工学院”作为第一志愿, “华纺”在上海,是中国纺织院校中理工结合、规模最大、专业设置齐全的纺织大学。1985年更名中国纺织大学,1999年更名东华大学。王金融以高分如愿以偿,妻子忙着缝补洗刷,为丈夫收拾行李,送夫远行求学,一时成为古镇佳话。
4年大学对于应届生而言不算啥,而对于早就过了求学年龄,年过而立的他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诅咒、报怨、跺脚,于事无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两个字:坚持。因为“人才断档”,1982年夏毕业分配时很是吃香,他被分配到盐城市纺织工业局。盐城是江苏最大的棉区,常年植棉300万亩以上,盐城的纺织工业全省第一。他所在的单位有行政、事业两种编制,他是技术人员,进入事业编制序列。
王金融(右)大串联在北京(1966年,20岁)
去企业调查,一个厂有几千工人,进入车间,满眼织机,气势磅礴,经纬穿梭,目不暇接。现代化的大生产再也不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小作坊了。那种壮观的场景不由得让他心潮澎湃,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衣被天下”的胸怀。多次调研后,他觉得在纺织工业局,自己的专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要到生产第一线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他主动从机关下到企业。
在企业,他确实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从纺织机械的引进、调试,到维修、保养,他成了厂里离不开的“骨干”。从普通工人到厂长,人人对他尊敬有加,他觉得自己活出了价值。就这样干了四五年,终因夫妻分居、小孩培养,他有了回泰州老家的想法。
泰州的纺织企业虽不能与盐城比,但华泰纱厂也是如雷贯耳的大企业。20世纪80年代末,他写信联系,并提出让妻子一起进厂工作的要求,对方马上作出令他满意的答复,原来厂长也是“华纺”毕业生。这样,他就进入了泰州华泰纱厂,被任命为技术科科长,妻子也从小镇溱潼的棉织厂同时进入,小家在泰州城里安顿下来。
又是世事难料,没几年的功夫,华泰纱厂改制,他虽然仍是科长,但工厂成了私人的,厂长变成“董事长”,是“老板”,他成了“雇佣工”,心里不是滋味。在这期间,他还曾被派遣至靖江分厂,任技术副厂长。
“心里不是滋味”是意识形态,是“形而上”,糊涂一点就罢了,谁知,家庭变故正悄无声息地向他袭来。妻子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竟然是绝症!妻子才50多岁啊!望着平日辛劳的妻子,他心如刀绞,昔日的那点事儿早已烟消云散。这样一来,除了工作,洗衣做饭、小孩上学、医院送饭等等都落到他一人肩上,他整天像一只陀螺在快速地旋转着。捱了二三年,待“送走”妻子后,工厂倒闭的更大窘境出现在他的面前。
为了生计,他去过许多地方打工,甚至去了湖南的常德、衡阳。工厂都是老板的,对他很器重,让他抓生产。这时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和他大胡子的画像,这个就是马克思。他深深知道,人家用他,是因为从他身上可以得到“剩余价值”。为此,每一天,他都必须打起精神,尽心竭力。直到乡愁泛滥、腿脚不灵,他才不得不背起行囊返回故乡。
回首人生,怀着实业报国的情怀,他走出了“下企业”的一步,哪晓得这一步的实质就是在“挑战体制”,想回头已经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越走越远。奔波辛劳不说,退休后,收入很低。
王金融的人生似乎“不顺”,其实也不是什么不顺,在生产第一线他应用先进技术,解决生产难题、经纬穿梭入画来,为纺织工业的进步发挥了突出作用,算是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因为世俗价值观对他的不公,让他患上了时轻时重的“自闭症”。
如果说高中同学的前两次聚会,他因工作丢不开,不能参加,确实可以理解,而高中毕业50周年聚会,他年过70也不参加,只能说明他不愿与同学交流。尽管如此,这也是他的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应非议。班上同学从企业退休的十多人,个个都蛮开心的,相信王金融同学会想开的。
02
人生不仅靠努力
沈尔顺1947年生,是家里的唯一男儿,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父亲去世早,母亲含辛茹苦拉扯哺养他们,就像一只母鸟护着三只雏鸟。看到母亲的艰辛,他从小发愤念书。
他的母亲虽不能与孟母相提并论,却与多数人家不一样,在那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在家庭极其困苦雪上加霜的条件下,一直让他读书,并且不畏闲言碎语,回头想来,真是让人由衷地钦佩!读高中时,他的数学一直不错,本想考个大学,艰苦几年,出来工作后好好孝顺母亲。但因1966年高三毕业时高考停止,他的理想落空了,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运气不好。
1968年11月,他被下放插队,虽不想“滚一身泥巴”,但“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他插队的地方是高沙土,只出产麦子、玉米、山芋,当地农民喝麦糁粥,粥里加上山芋就是“天堂的日子”,捧着的碗大如盆。时间不要多长,沈尔顺肚子空了、大了,自然而然也捧起了大碗。他不会多少农活,就专干挑担的事,一天三顿都是麦糁儿粥,肚子感到饿,似乎跑路都不太稳。
在农村,因为他是高中生,也有不少人给他做媒,介绍对象,可是,他不敢接受,因为他不能养活别人,更不要说养活小孩了。在农村究竟吃了多少苦?他不想说。
7年后,随着政策的改变,他回到小镇上。俗语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家都要在街上进粮站、商店、工厂,纷纷找关系。他没有关系可找,被分配到比一般乡村还要偏僻的“麻风病医院”,外面人称“麻风医院”,或“十八号圩子”。听说,溱潼医院的大右派曹院长就被遣送在麻疯医院。
他到那儿报到一看,所谓麻风病医院,不像我们想象的医院,病轻的看了回家,病重的看了住院。这个医院的病人是固定的,长期住在那儿,吃喝拉撒,喜怒哀乐,实际上就是麻风病人被集中的地方。这些人传染性强,在这封闭的地方生活、治疗,不得与外界接触,也不能与家人接触。那些病人,各种各样,有断膀子的,有断腿的,有的嘴歪着,有的满脸焦皮,样子很难看。看到他们,真有点怕人,他的行李不敢往下放,身上马上也痒兮兮的。想走,可是还能去哪儿?他茫然不知所措。
沈尔顺(连云港,1996年,49岁)
他留了下来,在麻风医院做财务工作。麻风医院离溱潼镇太远了,回家真不方便,要是时间长了也得了麻风病,那更是糟糕。还有,拿的钱也不比镇上人多。有了这几条,怪不得,人家都不愿意到麻风病医院来。但是他说自己近30岁了,母亲老了要他养活,有一份工资,他就能过下去,他经不起折腾了。
1970年代麻风医院住着近2000个病人,由于国家的投入,药物的效果,治好的麻风病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成绩在全国出了名,甚至引来了联合国官员参观、考察、采访。
1977年高考恢复,他多么渴望上大学啊,他说复习复习也能考取。但是他不去想了,他说,自己一天不拿工资,母亲就一天不能生活。高考就像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晓得它好吃,但是他不敢动筷子。
到了1990年代,吃香得不得了的粮站撤了,供销商店被大商场取代了,许多工厂改制成了私营,原来争着留在镇上的知青,又一次遇到生计问题。还有高考恢复考上名牌大学后分配到工厂的,工资待遇也不高。而他所在的麻风医院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它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他个人则属于“国家事业编制人员”,旱涝保收,工资不断增长,母亲也因他的稳定收入,过着幸福的晚年,他这只“丑小鸭”竟然变成了“白天鹅”。
位于“十八号圩子”的医院,因病人锐减,只要少数人留守,他就被派遣到了县城皮肤病医院上班,在县城买了商品房,真正做到了安居乐业。这是“时间”带给他的福祉,要是在平常,不要说调往县城,你想从偏僻的“十八号圩子”调到溱潼镇上班也一定是如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他说,要说插队回城后,自己能力有多大,不是;动用了多少关系,不是;一心想干成多大的事业,也不是。相反,他被安排到一个所有人都不愿去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早被人看清有前途,那就没有他的位置了。
回城后的沈尔顺没有作出一点努力,也不考大学,却一直拿着不菲的报酬(会计师职称),完全靠的是运气,或者叫机遇。由此,让人悟到,人生不仅靠努力。
2008同学会,中排右5白发灰衣者沈尔顺,后排左4作者高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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