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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丨高泰东：老师们墓前流淌着沉重的无边往事
作者33岁大学毕业时留影
高泰东，江苏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后种田、修筑青藏线等；1977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员，“感动泰州”十大人物、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走近全球茶花王》《1966年我们读高三》（莫砺锋作序）等，省作协会员。
我为母校
陈校长、李主任扫墓
作者：高泰东
引言
清明，是节气，杏花笑春风；清明，是节日，生者思故人。
我的老家在苏中里下河地区，家家先人走了，都是土葬，死后一年“圆坟”，就是拢起一座圆锥形的土坟墓。宋范成大形象地写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红楼梦》秦可卿送葬时先到铁槛寺，后到馒头庵，或许就是应着这句诗。
“添坟”是下河人在清明时节的祭祀活动，方法是清除坟上枯草藤蔓，用黏稠的河泥浇抹土坟。因此，虽在小学课本就知道“扫墓”一词，直到2019年以来，为母校溱潼中学已故陈万庆（1929—2002）校长、李节之（1922—2014）教导主任扫墓时，才得以践行。他们的墓都在安泰园，这个园因为有胡静之先生的墓而闻名遐迩。放眼整个陵园，墓碑排排，庄严壮观，哦，这不就是停泊在港湾不再出发的一张张人生风帆么？
总是难忘陈校长
来到陈校长墓前，说一声“陈校长，学生高泰东看您来了”。除了尊敬，打一声招呼是怕陈校长“吓着”，因为1967年陈校长曾遭受学生造反派的多次“毒打”，要不是被转移，陈校长就会和北京卞校长一样的结局。因为在这之前，我们51岁的语文老师王献廷就是被学生活活打死后抛尸入湖，被造反派定论为“畏罪自杀”的。
扫墓是扫和擦，扫出对逝者的思念，擦亮了逝者的人生。
我告诉陈校长，我们编著的大型纪实文学《1966年我们读高三》正式出版了，其中一篇《总是难忘陈校长》就是缅怀您的，社会反响很好。思绪不由得回到从前。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校长（当年37岁）成了阶级敌人，他戴着两顶“乌黑的帽子”，一顶是“走资派”（全称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顶是“假党员”。
据我的同班同学曹家和回忆，1967年春的一天晚上，他与花圣旺同学在传达室对面的房子里，突然，已是“走资派”的陈万庆校长闯进来，他的后面跟着一个造反派学生（我班同学L，已故）。陈校长对曹说，曹家和，请你评评理，他（指那个造反派学生）让我给毛主席请罪，我说，我们两人一齐请罪，他不答应。你说，哪个有理？当时，曹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气，就对陈校长说，你就向毛主席鞠个躬好了。听曹这么一说，陈校长就向东墙上的毛泽东主席像鞠了一躬，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个造反派学生，瞪了曹一眼，因为是同学，倒也没有跟曹发作。
据另一个同班同学张顺益（“文革”初期被全校师生投票选举为“溱潼中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代行校长之职）回忆，1967年6月的一天，他在厕所里遇见陈校长。陈校长对他说：“顺益啊，我身体不好，要到上海看病。”
张说：“官不限病人，你去吧，不过你要到县里请假。”
陈说：“我去请过假了，局里要我向造反派也要请假。”
张说：“我知道了，你去吧。”张笑言，就这一回自己居然也当了造反派（当年很荣光）。
1962年陈校长（33岁）在初中毕业典礼讲话
过了两三天，工友储宝福赶来对张说：“张主任，不得了，陈校长被打惨了，他们用钉儿钉在木板上，而后用带钉的木板抽陈校长的屁股，打得鲜血直淌。还把陈校长翻过身来，脸朝上，有学生站在双人床上，往陈校长腹部跳，刚过两下，陈校长就不动了。他们看到出了人命，拔腿就跑，也不管陈校长‘走资派’不‘走资派’了。虽然人被折磨伤了，但还被他们看管着，准备改日再斗。”
张说：“如果这样长期下去，陈校长恐怕性命难保。你与姜志荣（学校总账会计，转业军人）商量，赶快设法将陈万庆救走。”
两天后的晚上，造反派又开始斗陈校长，储宝福立即报告姜志荣，姜志荣一听就说，“我来安排”。过了约半小时，从湖滨大队（学校后大河北）那边撑来十只小船，每只船上5个农民劳力，上岸后振臂高呼：“打倒走资派陈万庆！反对保皇，保皇有罪！”边喊边冲，直到理化实验室，搭住被斗的陈校长就走。造反派的人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陈万庆就不见了。由于来者声势大，造反派学生不敢追赶：不能只准自己革命，不许人家革命，弄得不好，自己反而成了保皇派。陈校长被救后，住在湖滨大队一个看风车的棚子里，有一个老农陪伴。这个风车棚位置实在妙，它四周有两条小河环绕，不用船根本无法走到，同时离村庄又远，真是与世隔绝。
不料第三天，看风车的老农来找储宝福说，你们那个人屁股上都淌脓了，而且生了蛆，非要找医生看不可，我负不了这个责！次日傍晚，蔬菜大队的菜农以去东台（现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卖冬瓜为名，将陈校长安置在船舱底，下面架空，上面用冬瓜盖好，连夜出发。第二天中饭前，瓜船就到了东台县轮船码头。姜志荣已买好去上海的海轮船票，守候在那里。待陈校长被搀扶从瓜船上了客船，“呜——呜 ——呜——”汽笛三声鸣叫，海轮离开码头启航，姜志荣和菜农们露出胜利的微笑。谁能想到，和平年代，一位中学校长要通过如此秘密转移，才保住了一条人命。
其实陈校长是位令我们崇敬的好校长。
1960～1966年我们念中学，难忘的是饥饿，但学校每天的“两稀一干”从未断过，那时的陈校长该是怎样强打着笑脸求人啊！吃菜基本自给，陈校长“分田到班”，把能种的地都用来种菜，印象深的是冬瓜和腌菜。从1962年起，陈校长主张把一大片玉米地改种大豆，于是从这一年冬季起，我们中午的咸菜汤里就有了雪白的若浮若沉的营养品——豆腐块。陈校长的改种理由有二：一是种玉米往往只收“青棒头”分给职工，学生吃不到；二是种大豆不苦田（豆科作物有根瘤菌）。陈校长还让工友养猪，期中和期末考试后，我们就能吃上肉。要不是在学校，谁能吃到肉？！
当年全县有三所“完中”（既有初中，又有高中），分别是姜堰中学、张甸中学、溱潼中学。陈校长是老革命，1957年不足30岁任县文教局局长时服从调动，到条件最差的溱潼中学任校长。县里规划在镇西面湖中的荒滩上建一所完中新校址。“白手起家，劳动建校”，陈校长提出8字方针。他先是趟着水，带领师生就地取土，硬是在水里垒起了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堤坝——五四长堤，把荒滩和古镇连接起来。接着，拦水保土，平整土地，制砖烧窑，奠基建校。绿水碧波绕校园私语，红墙黛瓦坐树间思索。几年时间，溱潼中学奇迹般地凸现在昔日湖心。1962年，县委调陈校长到县里任局长，但新校长较长时间未报到，陈校长心急如焚，要求仍回学校工作而获准。
陈校长爱护人才，看人所长，用人所长。他曾多次感慨：李节之主任抓教学，有水平，有点子，有成效；李一尘主任抓总务，勤勤恳恳，一丝不苟；某某老师语文水平高；某某老师数学教得好；某某老师物理熟透了……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清华大学毕业的熊光植、章丽丽从新疆调来，把受到省长嘉奖的王献廷从泰兴调回，又招来顾治寰、孙永年等名师。左步中老师大学刚毕业，就被调配到高三当班主任。事过许多年，左老师仍无限感慨：陈校长当年思想开拓，那么重视人，敢于把我放到重要岗位，真是了不起！徐熙老师是外地人，一件小事让他铭记在心：一次他请假回家，下午又忙于上课，陈校长特地让人赶到镇上给他买了当天晚上的轮船票。教数学的王金泉老师回忆：陈校长调至卫生部门，掌握了针灸技术后，多次为他扎针，疗效很好。陈校长病重期间，已定居北京的熊光植老师专程来姜堰看望他。陈校长逝世后，熊老师给他夫人徐根弟打电话，先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最后说：“我多么幸福，陈校长逝世前，我见了他一面。”
陈校长爱生如子。1962届王锡武回忆，因生计困难，初二辍学，陈校长登门动员，帮助减免学费，提高助学金，让他读完了高中。高考前体检，发现肺部有阴影，可能没有高考资格。陈校长知道后，帮他增加营养。一个月后复查时，一位副校长给他开了“复查介绍信”，陈校长看后说，不要写“复查”，就写“检查”。当拿到“正常”结果从暗室出来时，王锡武感到阳光从来没有那么明媚。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报“专科”，希望早点出来减轻家庭负担。陈校长和李主任知道后，根据他的情况，动员他报考清华。校领导的信任和鼓舞，让他充满信心，终于考进清华园。在北京读书期间，陈校长还给他写信，除询问困难外，更多的是教导他爱党、爱祖国、爱人民，认真学习，以便日后报效祖国。这一年，因为经济困难，全国招生从原来的20万一下子降到9.7万。溱潼中学60余人参加高考，33人被录取，其中一半上了“名牌”。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专门向学校发来贺电，这在全国农村中学实属罕见。
老年陈万庆校长与夫人徐根弟
1964届校友程文年回忆，1957年秋，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失去工作，他被迫停学。陈校长知道后，除批准助学金，还找他谈自信、自强和理想，使他暗下决心，不辜负陈校长的关心和期望。通过努力，他的成绩从最初的榜上无名到跃居榜首，学校让他年年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直到高中毕业。因为家庭问题，他只想报考一般大学。李主任对他说：“你的情况，陈校长和我一起研究过，你各科成绩都不错，而且很稳定，这一点我们放心。关于政审问题，我们会向上反映，与招生办沟通。我们希望你报清华，人生能有几回搏？要敢于拼一拼。”后来他知道，为了他的事，陈校长让李主任几次去县里，还特地上了省城。程文年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在那阶级斗争为主的特定年代，陈校长和李主任为一个有问题家庭的子女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他们的无私和爱心，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当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他家时，他捧在手中，想到陈校长、李主任，泪流满面。
陈校长敢于直言。曾在县团委任职的王正兰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各中学上报了一批学生辅导员，其中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会议通过时，许多人都怕犯“立场”错误，造成长时间沉默。最后还是陈校长站起来说，党的政策重在表现，我们应该尊重各校党组织意见。一次，溱潼公社党委主要领导决定学校停课支农，征求陈校长（时任公社党委委员）意见，他说，现在上面有文件不允许停课，我只能表示不同意，搞得两位主要领导很不高兴，也弄得他夫人徐根弟（时任公社副社长，后任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很尴尬。
“文革”中，陈校长遭到一些学生的批斗，受了“凌辱”，吃了“大苦”。几年后，对前来调查“造反派”的人，他总是说，学生懂得什么，他们有什么责任？不仅如此，他还帮助“斗”过他的学生安排工作。
其它诸如他父亲去世时，学校工会补助他50元（当时不是小数字），别人代领给他，他退给工会说，留着补助更困难的同志；工作调动，他都是将公物点清归还，从不马虎等等。
2002年，陈校长逝世时，他的同事、部下和学生从四面八方奔向姜堰，为敬爱的陈校长送行。往事一桩桩涌上心头，许多人泣不成声。
常常想起李主任
走去李节之主任墓，同样轻轻地扫和擦，告诉李主任，大型纪实文学《1966年我们读高三》里有一篇是《常常想起李主任》。
想起1966年6月初的一天，李主任到我们高三班开会，讲解填写高考志愿表和参加高考的注意事项。因为讲解详细、爱心深切，至今不忘。印象深的有3点：一是赞扬我们这一届（就一个班）“学习成绩齐整”；二是前届有同学填报志愿时，把“浙江大学”错写成“淅江大学”；三是去泰州高考时，他会从箱底取出一年使用一次的大铜哨，反复讲了用于“集合”和“紧急集合”的长、短声。岂料，开会后没几天，“史无前例”爆发了，高考的大门被紧紧地关闭起来，52个同学的52个“大学梦”像52个断线的纸鸢飘得无影无踪。犹如一茬庄稼失收，李主任悲痛叹息！
同年6月20日，校园里出现的《揪出资产阶级教育家李节之》大字报，令全校师生非常吃惊。其后，揭发李主任“罪状”、批判李主任“流毒”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次我在看这些大字报时，一调头，李主任即在身边。我注意到，李主任的眼睛肿了，我的鼻子不禁一酸，叫了一声“李主任”就走开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自责：明明知道李主任“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一切为了我们好，却被打成了“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当时为什么不能安慰一下李主任，哪怕是只言片语。值得欣慰的是，当年我们高三班的绝大多数同学没有写李主任的大字报，仅有的几张，也是“应景文章”。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在私下遇到我们时，都要我们记住不要荒废学业。
1967年李主任遭到造反派多次批判、凌辱和殴打。据曹家和回忆，1967年春，他在溱潼街巷里走，听到区公所里有“嗷嗷”叫的呼救声，循声而入，见到李主任被好几个初中的学生殴打。曹以高三学生的身份喝住他们，他们便停下手来，呼啦啦跑了。曹让李主任快走，最好能逃出溱潼。李主任真是离开了溱潼，避免了后来更大的人生灾难。
李主任是个有故事的人。
他的专业是“地理学”，因“支那”有辱中国，于右任倡议改“印度支那半岛”为“中南半岛”。1951年他从半岛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出发，写信致人民教育出版社，建议用“中印半岛”名称更为妥贴。建议被采纳，并得到回信致谢。自此，“中印半岛”被标上地图册成为地理通用名称。
溱潼中学1958年在古镇西边湖心的芦苇滩新建校舍时，砖瓦木料不足，情急之下，他毅然拆了自家3间房屋，将全部材料无偿捐献给学校。
他抓学习很紧，一是考试多，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二是搞竞赛，开会总结，发奖状、奖品。因此，溱潼中学年年有学生进入清华、中科大、复旦、交大等名牌。因为成绩突出，当年作为农村中学的母校曾接省教育厅通知，晋升“省立中学”，后因“文革”爆发未果。
20世纪60—80年代，李主任与写过《多收了三五斗》的中国教育家叶圣陶是“忘年交”，多有请教、汇报、和诗的书信往来，并亲去叶府祝过寿。
李主任从心里关爱学生，特别是“弱势”学生。
1962届的王捷（女）曾在我的文章后留言：李主任对学生的爱是发自肺腑的，我就是深得李主任厚爱的学生之一。李主任深知那个年代出身只要沾上“地主”的边，再好的成绩也会名落孙山。是李主任建议我将出身“工商业兼地主”改为“资本家”才得以幸运地被北师大数学系录取。李主任还亲自跑到县团委为我争取到因为出身问题高中三年申请都未获批的共青团员资格！当时李主任兴奋地告诉我是“双喜临门”！没齿难忘师恩！常常想起李主任！
李主任与夫人翟静钻石婚留影，背景是李《钻石婚赠内》诗（2008）
1963届校友赵瘦梅，品学兼优，但因“家庭出身”不好，高考后便死心塌地回乡种田。8月的一天，已被太阳烤成黑脸黑皮的她意外收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高兴地返校报告，李主任不在。陈校长告诉她，是李主任在档案中实事求是地突出了她优秀的现实表现，以减轻因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李主任揣摩到“武大”在这方面能“网开一面”。听到这儿，赵瘦梅才恍然大悟，禁不住泪流满面。多少年后，李主任的七律《溱中校友赵君瘦梅自武汉来访》欢畅地吟诵：归来黄鹤几经秋，远逸梅香慰旧俦。今日科研盈硕果，当年高考数风流。青从蓝出青尤胜，老有新承老岂忧。后乐方为人世乐，开怀放眼瞩神州。李主任还揣摩到，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 “胆子大”，敢收成绩顶尖、出身不好的学生。于是他鼓励1964届校友程文年（全校第一名）报考清华，一举成功。
我本人也得到过李主任的关怀。1963年读高一，冬天到了，饥饿的我冻得瑟瑟发抖，老师的讲课仿佛也冻成了冰，入不了耳。歌曲唱：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家里贫困，我冻着、抖着，什么也不盼。想不到班主任孙永年老师去总务处为我借到一件新簇簇的棉袄，我迫不及待穿上身，那件棉袄又大又软，我冻僵的身体马上就“还阳”了。因为“冷”的人多，借到棉袄很难，我猛然想起，前两天，李主任在路上喊住我说：“高泰东，你就穿这点衣裳？”五十多年过去了，只要一想起，我就禁不住一次次热泪盈眶。
读母校校本教材《校友风采》（已出4册），教师高正东、徐惠生、徐扣官等，校友王锡武、徐家贵、程文年、丁毓贤、戚晴生、周桐淦等，均以亲身经历，深情回忆了李主任的所作所为和对自己人生的影响，李主任的这些“作为”集中体现了一个“爱”字：爱祖国、爱民族、爱学校、爱教师、爱学生。
退休教师高正东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李主任对学生充满爱和温暖。多少贫困得上不起学的学生，得到了他的帮助；多少出身不好、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受到他的荫庇。在那种物质极端匮乏、大讲阶级成分的年代，他这样做，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这其中蕴藏着的善良、良知和非凡的胆识，让人掬泪，让人动容。”
作者在李节之主任、翟静老师家里，扶手上是李老诗集《九十吟》（2014年5月）
李主任当了一辈子的“教导主任”，以致“李主任”仿佛成了他的“名”，这似乎是他官运的悲哀，实质恰恰是他事业的幸运。现在想想，李主任一生好像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抓教学”。“抓教学”是他的信条，他的追求，他的经典，是常绿在他心田的生命之树！农家子女被他抓出了出息，溱潼中学被他抓出了名望。因为“抓教学”，他获得过荣耀和尊重；因为“抓教学”，他受到过冲击和凌辱。李主任抓教学抓出了经验，抓出了哲理，抓出了酸甜苦辣咸的人生况味，从而抓出了境界。他的这种境界，好像没有什么，但只要一思索，便令人感慨，让人惊叹：既愿久坐沉思，又想起身低吟一首高古悲壮的小诗。
难忘2011年11月12日，“李节之先生九十华诞座谈会”在姜堰隆重举办，他的同事、学生济济一堂。李主任携老夫人翟静老师来了，没有号召，全体起立。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他们步履稳健，笑盈盈地绕场一周，与我们一一握手。待大家发言后，李主任朗诵了他的新作《九十吟》（6首），声如洪钟。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2013年，李主任准备出版他的诗集《伏枥吟》，听到消息后，我觉得“伏枥”不突出，建议他把书名改为其中的一首诗名“九十吟”，他思考后没有回绝，听王庆农老师说，“伏枥吟”是他酝酿多年的书名。2014年他的诗集出版，书名由“伏枥吟”改为“九十吟”。“老师听学生的”“从善如流”，李主任的品格令我感动，让我崇敬。闲暇时，我便拿出《九十吟》读一两首。他的诗有情，有义，有爱，有鞭挞，有人文，有哲理，有品格，有韵味，他掏出自己的心，用美的节律，美的语言，让人珍惜，让人善良。
（作者主编《1966年我们读高三》，需要者与高泰东联系，手机：1395117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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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玉和：我最亲最亲的邓老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