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 | 夏玉和：​我最亲最亲的邓老师

作者简历

夏玉和夏玉和，湖南人。当过知青，77级上大学，后到北京读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最亲最亲的邓老师

作者：夏玉和

邓炎昌（Frank Tang，1923-2020），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1948年6月毕业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1948年9月至1951年6月在燕京大学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1952年4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之后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和北京26中任教。1956年被调至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1957年6月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任英语系副主任。

20世纪70年代末，邓炎昌参与创建北外美国学专业，并担任美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了《现代美国社会与文化》《语言与文化》等书。1980年代，曾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并参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审题工作, 同时被人民教育出版社聘为中学英语教材顾问。1989年移居美国，曾在夏威夷大学美国研究系任教。1998年退休后，继续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顾问，审阅中学英语教材，同时不断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努力工作。

邓炎昌教授，2007年

邓炎昌（Frank Tang）是我的老师。这么说有几层含义：一是邓老师是北京外语学院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的创始人。我入校时，他是专业负责人，还教我的课，理应称老师。第二，北外英语系研究生，三年学制，头两年选修不同老师的课程。只有第三年写论文时，才会指定导师。所以，学生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接触最多，而邓老师就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第三，我从研二起，就给邓老师当助手，得以近距离地聆听教诲。所以，邓老师是我的亲老师，最亲最亲的老师。

我是邓老师的学生

1985年秋，我考入北外英语系的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专业。邓老师后来告诉我，你的考分在所有考生中名列第二。你面试完一出教室，我和杨立民老师就决定，这个考生，收了。理由是，一个外地非北外考生，基本靠自学，能达到如此水平，说明很有潜力。于是，我得到了邓老师的认可，成了他的学生。

邓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入校成绩还不错，而放松对我的要求。为了让我们三个非北外本科毕业生系统地了解美国，邓老师要求我们旁听他给英语系高年级本科生讲授的“当代美国社会”课程。

邓老师管理学生很有办法：给学生自由，但绝不放任自流。我们可以不参加课堂讨论和期末考试，但他会时不时地抽查课堂笔记。这样，我们有没有去听课，听课是不是用心，便一清二楚。想逃课，课上开小差都难。一次，我缺了一次课，事先向邓老师作了说明。检查完我的笔记之后，邓老师留言：请把X月X日的笔记补上。

一次突击笔记抽查后，邓老师给了我这样的分数和评语。

“你记的笔记很好，说明你的理解和条理性都不错。你的学习方法好，这是研究生应具备的重要特质。邓炎昌“

后来我自己也带研究生，课堂上要求学生登台发言，课下功夫便一目了然。安排本科生课下看电影，交上来的观后感作业，我每篇逐字逐句地读。偶尔有人自作聪明抄袭，或从网上找篇影评交差，我便一抓一个准。于是，我在中外学生中都留下了“厉害”的名声。其实，我跟谁学的，现在就很清楚，我是得了邓老师的真传。

入校第一学期，邓老师开的“美国社会问题”课程，给了我社会学研究的启蒙。他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就是发现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探索这些问题的成因。他在介绍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时说，做社会学研究不是做命题作文，不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更不是为现行的政策提供其合理性的理论支持。这些话今天听起来是常识，可在当时，对于长期受固化教育的我，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邓老师总是鼓励自由表达，不对学生的观点进行对与错的评判，而是带着他的睿智，他的幽默，抽丝剥茧式地提问，与我们讨论，从而激活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养成言之有理有据的习惯。

虽然我读研之前已有四年的教书经历，但我从未用英文写过论文。“美国社会问题”的期中小论文是我人生第一篇。可把我愁坏了。从收集资料，选题，到写作，做注释和书目，每一步都是第一次，压力山大。

这论文写得怎样，我自己心里有数。

邓老师看完后，写了大半页的评语（见上图）。首先是鼓励我，肯定了我所投入的精力。然后，指出我的论点没有得到有效的论证。最大的问题是，一篇小论文，写了一个不着边际的大题目。

最让我感动的是，邓老师对我这篇作业里的措辞，语法，格式，拼写错误进行了修改。甚至还对空格错误，都一一标注出来。

第一次用英文写论文，第一次用打字机做作业，错误百出，都让邓老师给撞上，然后一个一个地修改

我的毕业论文是一个中外比较研究，邓老师对我的选题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亲自担任我的指导老师。在他看来，尽管我的看法和认识尚需完善，但我在对外国社会进行研究的时候，关注到了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从而试图去探讨两个国家发展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是一次学以致用的极好尝试。

写毕业论文期间，我每周仍然为邓老师工作一下午。除了邓老师专门安排的论文指导时间，我可以在每次工作结束后，向邓老师请教。因此，与其他同学相比，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导师交流。每次邓老师都会说“So far, so good”，然后，马上补一句，知道什么意思吧？不是表扬哦，只是到目前为止，还凑合。

就在邓老师“还凑合”的鞭策下，我按时完成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而且，承蒙三位答辩老师的错爱，一致同意把我的论文推荐为学校优秀论文，为我的三年研究生学习画上了一个“还凑合”的句号。

我给邓老师当助手

研二的时候，邓老师除了正常的教学和美社教研室的工作，还忙于编撰《当代美国社会》一书。他被一些日常的文字事务所困，希望我来做这个工作。我受宠若惊，同时也诚惶诚恐，怕胜任不了。

邓老师主编的这套《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上册于1988年出版，是当时国内较为少见的全面介绍美国的英语读本

见我有些紧张，邓老师说，我一直在观察，你有多年的工作经历，做事认真，字也写得好。干这个活儿，没问题的。他还说，我的中文不好，写东西费劲，所以才请你这个曾经的小夏老师来帮忙嘛。为了让我放下心理负担，邓老师这么调侃自己，我心里充满了感激。

邓老师还说，我每个星期到他家工作一个下午，并付给我工资。能被选为助手，已是邓老师莫大的信任。还要付钱，这可万万使不得。我告诉邓老师，我和其他学生不一样，带工资上学，不差钱。邓老师说，你的工资归你的工资。你只要为我工作，我就必须支付工资。否则，我就不要你来了。你要是在外兼课，挣得比我这儿多，你还吃亏了呢。

学生总是拧不过老师。最后，我只好让步。我太想得到邓老师手把手教我的机会了。

从1970年代起，邓老师就担任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英语教材的审校和顾问，他的名字印在了课本版权信息页上。因此，许多中学老师和中学生给他写信，探讨英语教学，请教语言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信件，五花八门，数量不少。对这些信函，邓老师几乎是有信必回，占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帮邓老师处理这些来信，分门别类，予以回复。我会在信中答疑，讨论，提建议，等等。邓老师要求我回信的语气要平和，不厌其烦，切忌居高临下。

在这期间，与一个西北高中生的通信，让我至今难以忘记。

这个女生向邓老师咨询了英语学习上的问题后，继续来信。英语问题越来越少，生活内容越来越多。她告诉邓老师，她是农村孩子，在学校寄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我向邓老师建议，是不是不用回信了。她的来信已经与英语学习无关，写的都是日常琐碎。邓老师想了想，说，还是回吧。我又回了信，写了一些鼓励她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的话。

这样又是好几个来回之后，她来信说，父母双亡，靠兄嫂供养上学。现在兄嫂不愿意再花这笔钱，想把她嫁人。

邓老师问我怎么看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我口无遮拦地说，其中有诈，这个女孩儿不寻常。

邓老师考虑了一下，说，回信。这事儿是有些怪，但充其量也只是咱们的感觉。农村孩子，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女孩子，学习机会难得，可能真有难处。

于是，我按照邓老师的意思，又写了信。我建议她去找学校求助，请学校做通她兄嫂的工作，尽力资助她读完高中，同时争取学校的助学金什么的。最后，我还加了一句，如有需要，邓老师可以直接给她学校写信。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学生还真又来信了，说她兄嫂让她立即退学嫁人。她没辙了，只有逃婚。她让邓老师把家庭住址告诉她，她要来北京，要邓老师安排她在北京上学，住在邓老师家。

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邓老师的预期。我还是心直口快：真的假的啊？邓老师说，不管真假，你再写两封信。一封给这个学生，告诉她来北京这个办法不可行。没有北京户口，不可能在北京上学。建议她务必和兄嫂认真谈一次。要明确告诉兄嫂，把不到结婚年龄的她嫁人是违法的。同时，继续建议她尽快找学校寻求帮助。第二封信写给这个学生所用通信地址的学校，请求学校帮忙做工作，解决这个女生继续上学的问题。

最终，女生的学校来信了。信中说，这个女孩儿的确是他们的学生。只是，她给邓老师信中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她父母双全，更没有兄嫂逼婚。他们问了这个学生为什么编这么个故事，她说就是想去北京。

得知这个结果，邓老师连说，这就好，这就好，我也放心了。邓老师对我说，你的感觉是对的。但我也知道，边远农村的孩子上学不容易。可仅靠咱们的感觉来判断，有可能出错呀。我帮不上什么忙，不到最后弄清情况，我不能连给她提建议的机会都放弃了。

我这个当助手的，不止一次地话里话外表露出这个学生是“骗子”的意思。邓老师没有纠正我，更没有附和我。到水落石出，邓老师对那个女生没有一丝的埋怨，更多的是庆幸：这个女生还能继续上学。

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我依然为自己的那点小聪明，那个小心胸感到羞愧。

邓老师主编的《美国社会与文化》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出版了。我没有直接参与这套书的编撰工作，只是在此期间帮邓老师处理了一些日常事务，他得以腾出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繁杂的编写工作中。但邓老师还是在这套书的前言里，把我列入了他的致谢名单，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给邓老师当助手还有一大收获，那就是品尝到了原汁原味的广东菜。邓老师和师母祖籍广东，都是烹饪高手。每次工作结束，就到了吃饭时间。邓老师经常留我在他家吃饭。虽然每次我都推辞，但拗不过他的坚持。于是，还没有习惯北方饭菜的我，在那个主副食依旧凭票供应的年代，便有了在邓老师家白吃白喝家常粤菜的美好时光。

为了不让我感到局促，几乎每次吃饭，就只有邓老师和我。我跟邓老师说，大家一起吃吧。邓老师却说，不用，咱们先吃。在我的坚持下，师母偶尔加入。当时邓老师的女儿邓盈姐一家三口和邓老师住在一起，二老心爱的小外孙女芃芃，也从未上桌和我们一起吃过饭。

1990年代末邓老师回国，我又去蹭饭。虽然桌上还摆了好几副碗筷，但吃饭的只有邓老师和我

我最后一次蹭邓老师的饭，是在他南城的临时住处。那时邓老师和师母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邓盈姐陪二老回国，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和邓盈姐一起吃饭。

我已记不清在邓老师家蹭了多少顿饭。他和师母亲手做的“海南鸡饭”“白斩鸡”“叉烧肉”这些美味已经随着食品的极大丰富，慢慢地从我的味蕾记忆中消失。但是，邓老师对我、对他人细致入微的周到体贴，让我没齿不忘，终身受益。

我成了邓老师的同事

临近毕业，邓老师跟我谈就业去向的问题。他说，如果你决定留京，我希望你留在北外英语系。美社刚刚起步，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另外，我希望你继续当我的助手。

能在北外英语系读书，已让我备感荣幸。邓老师又希望我留下来工作，我真有鸿运当头的感觉。邓老师和我谈话后没几天，研究生辅导员杨学义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正式代表英语系跟我说，希望我留校。他还说，系里要安排我做一年的研究生教务秘书工作。两年后，将优先派我出国进修。

面对邓老师的器重，系里的挽留和承诺，我若还唧唧歪歪，那就真是不识抬举了。于是，我留校了，从邓老师的学生，变成了邓老师的同事。从此以后，北外和英语系不仅仅是我的母校和“母系”，还成了我安身立命的“老板”。我也从此有幸结识众多英语界的大学者，得到向他们请教的宝贵机会。

没有料到的是，我和邓老师在同一个系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在那个多事之夏，邓老师回到他的老家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之后就留在了那里。

我也因为那次动荡，迟迟没能等来英语系履行工作两年后派我出国的承诺。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还因此离开了美社专业。

美社毕业生与邓老师和师母相聚，为邓老师庆生（2009年）

不变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邓老师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发展。

邓老师对我出国之事非常关心，多次询问。他不经意间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我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才留校的，系里还安排我这个有过多年工作经历的毕业生干了一年研究生秘书的杂务，临了却不能兑现外派留学的承诺。我跟邓老师说，您不要为此感到不安，因为最终是我自己做出了留校的决定。我非常感谢您的器重和推荐，得以留在英语系工作。至于出国深造，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后来，我有了去澳大利亚进修的机会。我和邓老师都心存遗憾。但是，我们也知道，能出去就很不容易，机不可失。在澳期间，邓老师曾几次问我，能否有机会来美国？实在不行，哪怕到美国本土或到夏威夷看看也行，我给你买机票。

我和邓老师一直以书信联系。他在信中极少提及他的处境，更多的是询问我的情况，还有学校、系里和其他老同事的近况。所以，我对邓老师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好几年后，一次与师母的聊天中，我才对邓老师刚回到美国那几年的艰难处境略知一二。得知邓老师当时的生存状态，却还主动提出为我提供国际旅行的费用，我不由得心中一阵发紧，说不出话来。

除了信函的交流，每年五月，我都会收到邓老师寄来的生日贺卡。有时，邓老师会在贺卡里表示歉意，因为他担心贺卡会晚到。世上学生千千万，我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每年能如期收到来自老师的生日祝福。这份爱，这份惦记，是如此厚重，让我感到无比地温暖和幸福。

邓老师给我的生日卡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邓老师基本每年都会回国住一段时间。这期间，我除了参加美社师生与邓老师的聚会，邓老师总会安排至少半天的时间和我见面。地点一般都在邓老师家，后来在他回京的临时居住地。还跟过去一样，我会在那儿蹭饭，继续品尝邓老师和师母的高超厨艺。

我和邓老师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每次都是天南海北，一通神聊。我毫无顾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人，对事，我说的不对，看法有失偏颇，邓老师也不会怪罪。

我会向邓老师汇报我在系（院）里开设了什么专业课程。我告诉他，我把在美社学到的方法用于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研究。而且，针对二战后日益紧密的澳美关系，我特别在研究生课程里加入了美国的内容。邓老师听到后很是欣慰，饶有兴致地听我讲我眼里澳美这两个英语国家在地缘政治、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集。

与邓老师和师母在一起（2007年）

那年，英语学院推荐我申请福布莱特学者项目。邓老师得知后，为我有机会到曾经所学的对象国去工作体验一番，感到非常高兴。他还给我写了推荐信。

邓老师多寄了一份推荐信的副本给我，以备不时之需。这封信没有用上，便一直存放在我当年的申请材料里。我信守着被推荐人不得看到推荐信的国际惯例，从未拆封。直到我为本文准备材料时，才打开。

距离邓老师写这封信，十七年已经过去。读完之后，依然令我感动不已。从我曾经的知青背景，多年前毕业论文的内容，到后来出国进修的经历，我的专业兴趣所在，邓老师对我是那么地了解，这些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关注在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项目期间，我无数次与邓老师通电话，汇报我的教学工作，我的衣食住行，我与当地人和同事的交往，我对当时该国大选候选人和结果的看法和预测。

邓老师希望我回国时从夏威夷走，在他家小住，看看那些美丽的岛屿。他还说，你要胆子够大，就坐我开的车，带你在岛上转。由于基金会安排的行程，我只能取道芝加哥回国，没能去看望邓老师和师母以及二老工作生活的地方，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最后一次与邓老师和师母相聚，大约是在2015年的北京

我一直以为日子会很长很长，和邓老师相聚的机会有很多很多。原打算在庚子年换了新护照后，去办一个十年签证，这样便可以说走就走地打个飞的去看邓老师。不料，这个曾经简单又易行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庚子年不仅仅让世界各国大门紧闭，也把邓老师和我永远地分开了。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记下我们师生间的点滴，聊作怀念。我拙笔之下的邓老师也许显得太过平凡，可这桩桩小事早已成了我心里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永远都无以为报的厚恩。每当我想到这一切，心底的思念和感激之情就如一股暖流在升腾，一路飘向邓老师所在的遥远天国。

2021年6月15日

夏玉和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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