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陈建平：共和国四大特殊群体，我占了三个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建平，吉林省人，1951年生。长春市第30中学67届初中生，1968年下乡插队到吉林省德惠县边岗公社，1973年被推荐到吉林省辽源煤矿学校学习，1975年毕业后在吉林省煤田地质102勘探队工作，1978年考入长春邮电学院，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考取国家教委公派赴法访问学者。曾在法国电力公司，三亚凤凰机场，中兴通讯公司，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公司等企业工作10年。2021年在广东白云学院教师岗位上退休。

原题

共和国四大特殊群体

我占了三个

作者：陈建平

作者陈剑在微信公众号“新三届”发表的“共和国四大特殊群体”文章中，描述了“老五届”“老三届”“工农兵学员”和“新三届”四个群体，对应作者的分类，我是“老三届”，我是中专的“工农兵学员”，我也是“新三届”。

一、初中和文革初期经历

“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开始时，正在中学学习的初一至高三的6届学生，如果没有文革，这3届初中生和3届高中生应分别于1966，1967，1968年暑期毕业。从1966年6月份“停课闹革命”作为学习终点计算，这6届学生的初中、高中课程学习时间分别是：初一（高一）2个学期不足；初二（高二）4个学期不足；初三（高三）6个学期不足。之后这6届学生又进行了2年半的“文化大革命”并于1968年末和1969年初同时离校上山下乡，他们总的在校时间分别是3年半、4年半、5年半。

我中学就读于吉林省长春市第三十中学，该校只有初中3个年级700多名学生，很多学生是周边几所大学的子弟，知识分子家庭占多数。文革开始时我是初二，也就是67届的初中生。

停课前我们学过的课程及内容有：数学课：学习了有理数、实数、解方程、因式分解、开平方根、平行四边形、对数等；物理课：学习了运动和力、压强、浮力、简单机械、电流和电路、欧姆定律等；语文课：印象深刻的课文有“爱莲说”，“苛政猛于虎”“卖炭翁”等；历史课：中国的朝代及顺序，近代史等；地理课：地球，七大洲四大洋等；政治课：国际形势，备战备荒；俄语课：学习了几百单词和若干篇简单课文；还有体育课、音乐课，以上是我在中学学习的全部知识。

后来社会评论说“老三届”的基础好，那是指“老三届”的高三和高二，就我们67届初中生来说，高考必须掌握的绝大部分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历史、地理等知识都没有学过，何来“基础好”？！大概只有政治会比后来的中学生“好”。

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就是搞“文革”了。

一开始只是给老师提意见但很快就演变成人身攻击如，数学老师年岁大讲课有点絮叨，就批判他“老封建”；俄语老师喜欢穿花衣裳就说她是“女流氓”，凡此种种。但是我们学校没有发生过打老师的事情，也没有给老师剃阴阳头、向老师身上泼墨汁的现象，基本是“文斗”。

运动初期崭露头角的多是些调皮捣蛋的学生，逐渐的斗争矛头转向了校领导，记得一位杨老师声色俱厉的上台批判校党委王书记：“她在我的民族问题上做文章，说我长得像哈萨克人，使我没能入党……”。期间红卫兵组织成立，血统论盛行，学生和老师们划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们腰杆挺直、一脸凶杀气；“黑五类”们战战兢兢、如过街老鼠；几个既不“红”也不“黑”的同学嘴里成天价的念叨着：“中农，中农是必须团结的！”；还有一些同学随着父母的被打倒则由“红”变“黑”；16、17岁的我们开始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继而大串联开始，“红五类”们纷纷赴京接受检阅。串联后期提倡徒步长征，本人也曾与5名同学组成长征小分队，背着行囊、打着绑腿，朝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踏上漫漫长征路方知长征之艰辛，只走了几百公里便打道回府。

串联取经回来后各种旗号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并逐渐形成两大派，班级建制被打破，学生和老师每天不是去自己班的教室、教研室而是去自己那派组织的“总部”、“战斗队”。两派开始进行大字报、大辩论，在学校走廊、外墙、马路上到处张贴标语，高音喇叭响彻云霄，都强调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期间老师、学生去不去学校自由，很多人长期在家“逍遥”。

学校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校舍被破坏得很厉害：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等被破坏殆尽；教室门窗玻璃全部被打碎，为了取暖很多课桌课椅被送进了炉膛，部分窗框和门也被当柴火烧了；夜晚学校成为空楼，外面的地痞流氓进来恣意破坏。到后来学校几乎只剩下了一个砖混结构的房架子，冬天来临时只好用砖垒起来将窗户堵死以挡风避寒。

再后来派性愈演愈烈升级为“武斗”，虽然没动枪炮，但是拳脚相加甚至动刀子还是有的。因此在学生之间，老师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老师与校领导之间存在对立、敌视甚至是终生未能化解的仇恨。直到最后上级派了由10几名军人组成的军宣队进驻，学校方才逐渐恢复管理。

1968年9月我作为首批下乡知青离开了学校；再后来“老三届”们成列车的奔赴广阔天地，中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老三届”们比正常的在校期限分别多了半年、1年半、2年半，但是却没有成绩单和毕业证书，也没有毕业典礼和毕业照，只有欢送会。

2年4班部分同学和班主任顾老师重回母校（2004年照，前排左5为本人）

二、中专和文革中期经历

1973年开始大规模推荐上大学，那一年我插队已经5年了。生产队和大队领导都表示支持和推荐我报名。开始说要进行文化考核，于是我收集了我哥哥的初、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等教材，足足装了一个小旅行袋，社员们见了我打趣说：“真是大学生啊！”他们对我很支持，因此在出工上比较宽松。

7月初所有考生都集中到县五中，负责招生的老师对每个考生逐个进行了摸底面试，但是还没有考试，《辽宁日报》就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于是招生政策改变。记得那位面试的男老师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按原来的政策你能上来，现在就难说了。”另一位教政治的女老师与我交流辩证法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定律聊得甚是投机（我之前读过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刚要》），遗憾的是他们二位后来都没有了发言权，因为招生名额及录取权力全部下放到公社。

这次文化考核虽然被取消，但却开启了我的自学之旅，为1978年的高考打下了基础。由于我属于“可以教育好”子女，虽然基层极力推荐，但与“根红苗壮”的不在一个档次，几经波折最后“落实政策”给了我一个上学机会。

1973年12月，我结束了知青生涯到“辽源煤矿学校”报到。同班40几人，大部分是下乡和在乡青年，年龄在20-25岁之间，有很多煤矿子弟，有1名复转军人和1名矿工，还有1名赤脚医生。我们的专业是“矿井地质”，我从小生活在省会城市，对煤矿一点不了解，经过几次下井劳动，我对专业才有了一个大致的理解：埋藏在地下的煤很不规整，煤层厚薄不一，埋藏有深有浅，上下落差有时可达上百米，煤层的分布在勘探阶段只能提供大致范围，具体走向要边开采边勘察，总之我们说哪里有煤，工人就向哪里开采。

我们当时上学是“上、管、改”来的，因此政治活动一定要积极。入学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立即投入：开批判会，写大、小字报，出板报等。运动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此前我还真的不知道有这样一本经。还知道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夫子的这句名言倒是真的使女同胞们义愤填膺！

转过年来又开始了学习“小靳庄”的运动，大家都要写诗，同学纷纷提笔，老师各个挥毫，学校党委王书记带头而且他写的诗很有水平，我还记得其中一首：

由来铁臂换人间，

而今携手建乐园，

宏志如潮连天野，

蓝图似画放眼观；

一带红墙映朝霞，

数株绿柳恋晚烟，

梅林穿梭鹰织锦，

溪水回旋鸭撑船。

教室、办公室里人人都在写诗，有的用隶书、魏碑体写成大字报，有的用彩色粉笔直接写在大白纸上，楼道、走廊和教室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诗作，仿佛开元盛世。我当时是班级宣传委员，必须带头，于是写了几句顺口溜：

班级办起赛诗台，

小小台上比文才，

只为学习小靳庄，

引出多少诗人来。

有一位同学写的五言诗短小精悍，充满情怀：

高高竖井架，迎风披彩霞，

滚滚乌金浪，光热到人家。

也有个别学生压根没作过诗但又不甘落后就写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歪诗”。

在煤校期间几乎每周都有1次下井劳动，煤矿工人们非常欢迎学生们下井劳动，似乎专等着周末一起来“放高产”。通过下到地下几百米深的“掌子面”，我了解了煤矿工人的辛苦：井下空间狭小，煤尘飞扬，作业时要将口鼻掩盖；有的地方地层沥水因此要穿雨衣和长筒靴作业，一站就是8个小时；很多巷道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行；还有许多当口只能钻过去。

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将一些坑木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虽然距离不太长，但只能将坑木拴在自己腰上匍匐前进，爬一两米，拖一下，一个班次下来我只运了3趟。一位同学升井后说了一句“我又回到人间了！”立即遭到其他同学的批判。

下井劳动使我感触颇深，从此我终生见不得浪费电的现象，每逢学生们呼啦啦的将教室照明和空调大开，都会遭到我的申斥，我给他们讲煤的来之不易，那是矿工们用辛苦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

煤校的专业教师们水平都很高，我这样评价基于两点：一是他们大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科主任高老师是长春地质学院毕业的，他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他给我们讲述了他们那代人对待学习的态度：“我父亲去世时，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家里人嘱咐我不要回家了怕耽误学习”。二是他们全都有工程背景：由于地质队常年在野外工作，适合年轻人，步入中年后很多工程师都改行做教师，因此实践经验丰富，这也正对了工农兵学员的口味。同是长春地质学院毕业的张老师在工作手册封皮上的一句“荒山僻壤无人迹，尖兵过后起炊烟”，概括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校期间我们一共进行了4次深入生产一线的实践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

最后要聊一聊我的“工农兵学员”同窗了，这其中确有人文化基础差些，但也“藏龙卧虎”。我们班有几名大家公认的才子：

其一，学习委员杨同学，典型的“理工男”。他毕业后在煤矿工作3年即被晋升为工程师。1978年他以地区总分第2名的高分考取兰州大学，在校期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又考取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现在是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

其二，葛同学，他的文才为同学们所倾倒。由于才华出众工作几年后即被上调到煤炭部任调研员。这里摘录一段他写给我的信以展示他的书法和文采：

其三，班长赵同学，他毕业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在10几年时间内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之后考取了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研发了新产品并获得了专利。

我们在煤校一共学习了22个月，毕业时正值煤炭企业急需人才，于是全班同学全部充实到生产一线从事技术工作。大部分同学终生未改行，为煤炭事业作了毕生贡献。

中专毕业照（第2排右4为本人）

三、文革结束进入大学

1978年我考入“长春邮电学院”，成为“银78”。关于新三届，已经有数不清的溢美之词，在此不作赘述，仅摘录如下一段令我泪目的文字：

“这三届大学生的意义非同寻常，他们是绝处逢生的一批苦命儿，是人生道路上九死一生的幸运儿。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几乎都能说出一大段苦难的故事。他们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而到了考大学时他们又在此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险途危境。这一场万马奔腾般的厮杀，各个年龄段的人，从15、16岁的应届毕业生到30几岁胡子拉碴拖儿带女的兵团战士，为了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般的背水之战。”

新三届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年龄跨度非常大，现以我们班的年龄情况为大家提供一个“Sample”（样本），我们班入学时共计41人，其年龄分布如下：

32岁（1947年生） 1人 

31岁（1948年生） 1人 

28岁（1951年生） 1人 

26岁（1953年生） 1人 

25岁（1954年生） 3人 

24岁（1955年生） 4人 

23岁（1956年生） 2人 

22岁（1957年生） 3人 

21岁（1958年生） 8人 

20岁（1959年生） 11人

19岁（1960年生） 1人   

18岁（1961年生） 1人 

17岁（1962年生） 3人 

16岁（1963年生） 1人

长春邮电学院1978级自动1班学生出生年份与相应人数分布情况线状图，其中1958-1960年出生的20人为应届高中毕业生；1961-1963年出生的5人为高中二年级学生（1978年政策允许报考）；1947-1952年出生的3人属于“老三届”，请注意曲线中的3个0所对应的出生年份正是“老三届”的高一、初三、初一。

1953-1957年出生的13人的共同特点是：入学录取分数高，自学能力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学习方法，在班级学习起带头作用。

我在班里排行老三，是班级“三老”之一，入学即被同学们称作“老陈”沿袭至今。从以上班级年龄分布中可以看出我们3个“老家伙”获得这个学习机会实属弥足珍贵。

大学毕业照（第3排右4为本人）

回顾人生历程，有几段值得回味的插曲。我认识到个人的命运只能随着国家命运的改变而改变，个人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感谢年轻时的努力，能让自己的一些故事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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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