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莫砺锋：想当年，我们是何等意气风发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莫砺锋，1949年4月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6年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毕业，1968年插队，1977年参加高考，1984年获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学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著有学术专著八部、纪实文学《浮生琐忆》《嘈嘈切切错杂弹》，发表论文百余篇。

原题

 五十年间似反掌

作者：莫砺锋 

我在萧瑟秋风中走进苏州中学的大门，五十年前的往事浮上心头。

那是1968年11月的一天，我背着铺盖卷走出母校大门，奔赴农村。当时母校名叫“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由于“停课闹革命”，两年来校园里不再有琅琅书声，而是喧嚣着从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革命口号，甚至操场上都因人迹罕至而荒草离离。

我们这些本该在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以及后面两个年级的同学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老三届”，进而变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各奔东西。

我至今难忘当时的情景：我走出校门，回头朝“立达楼”望了一眼。想起五年前初进校门看到这座实验大楼时的兴奋心情，黯然销魂。

苏高中！这曾是我扯起理想风帆的地方。

记得高一时华罗庚先生来校讲学，我一连兴奋了好几天。那天华先生讲的内容并不深奥，像蜂巢为何是六角形等例子，我都能听懂。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华先生，竟然时时走神。

我自幼在一个江边小镇读小学、初中，只能从书本上瞻仰科学家的相片。如今竟有一位著名数学家出现在几米距离之内，如何按捺得住激动的心情。

看来“进了苏高中，一只脚就踏进了大学”的传说确非虚言，我距离朝思暮想的清华园是越来越近了！没想到三年以后，我们刚填好高考志愿草表，就传来了“废除高考”的晴天霹雳。我的理想终于在苏高中的校园里彻底埋葬了。

更使我至今难忘的是另一副情景：经过两年多的革命岁月，苏高中的学生四分五裂。许多同学分属互相敌对的派别，不但“观点”形若水火，而且发生过真刀真枪的武斗。有些“黑五类”子弟因无法参加红卫兵而成为“逍遥派”，也因受到“红五类”的欺侮而与他们形同路人。

到了1968年秋天，除了少数几个入伍当兵的同学外，大家都被军宣队派定了“上山下乡”的去处。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也不管你是“保皇派”“革命派”还是“逍遥派”，谁也没能逃脱下乡种地的命运。

尽管已经“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对某些曾写大字报恶毒咒骂“黑五类”的父母的同学仍然心怀怨恨。我与他们同时背着铺盖走出校门，却互不理睬，仿佛素昧生平，压根没有同窗五年的经历。

当时苏高中的招生范围是整个“苏州专区”，学生来自苏州市和吴县、昆山、常熟、江阴、太仓、无锡、沙洲、吴江等县。我们高三（5）班的生源最为散漫，全班45个同学的家庭散布在一市八县。

军宣队制定“上山下乡”的名单时，把家住苏州市的同学全部派往吴江，来自各县的学生则“哪来哪去”。于是有些班级有好几十人一同插到吴江的某个公社，我们班则顿时作鸟兽散。

我独自回到太仓县，在长江边的一个村子里插队安身，从此与同学们天各一方。

几十年来，只有常熟的陈本业、沈建新和沙洲的顾树柏三人与我保持来往，因为我们都是“黑五类”，在学校里曾抱团取暖，下乡后也就相濡以沫。至于其他同学，则是“一别音容两渺茫”。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的心情渐趋平淡，不再记恨那几个曾经侮辱我的同学。一来我班同学都是操吴侬软语的江南人，革起命来不太暴烈。二来我终于想清楚了，在那种时代激流的裹挟下，热情而又幼稚的青年学生很难置身事外。如果我也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焉知不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联络同学的愿望，几十年来偶然晤面的同学不超过10人。岁月奔流，人生几何，不如就此“相忘于江湖”吧。

事情终于起了变化。去年，泰县溱潼中学1966届高三班的同学合作撰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是“1966年我们读高三”。主编高泰东请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他说该书记录了他们班全体同学的遭遇，做到了“健在同学的文章一个也不能少，去世同学的简介一个也不能少”。

听了老高的这句话，又看了他们的书稿，我感慨万千，马上动笔写序。该书的内容丰富多彩，44位作者（以及去世的8人）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所有的风风雨雨。全书的关键内容则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和1977年的高考这两个事件，我的序言也就题作“从1966届高中到1977级本科”。

为了给即将出版的该书做个宣传，我将序言提前发表在2018年1月的《中华读书报》上。陆彬枏同学从微信上看到了这篇短文，想与我联系，因我不用手机而未成。几个月后，徐雪珍同学辗转传来一封电子邮件，说现居苏州的几位同学正在策划邀集全班同学同返母校以纪念离校五十周年，我当即回信表示同意。

作者重回苏高中（2018年）

很快到了10月20日，我在约定的时刻前往母校。正是周末，本该清静的校门口人声鼎沸，几十个老人三五成群，正在热烈交谈。立达楼前的电子屏幕上闪耀着“热烈欢迎1966届5班校友返校”的标语。

很快人群中有若干人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其中的若干人。当然，还有十来人已经非常陌生，只能“称名忆旧容”了。我们离校时都是红颜少年，如今变成一群白发翁媪，灿烂的笑容也掩盖不住满脸的沧桑。

大家簇拥着当年的班主任赵荣良老师，在立达楼前拍了集体照，然后三三两两地漫游校园。春雨池、碧霞池、道山，校园的景物依然如故。建筑物的变化较大，立达楼和我班教室所在的那两座红楼却依然如故。

中午在马路对面的酒店聚餐，大家频频举杯，气氛热烈。有人提议当年那对“同桌的你”合唱一曲，引起一片欢笑。

作者（右2）与苏高中同学陈本业（右一）等（2018年）

尽管如此，整个席间仍有一丝凄凉。大家回首往事，都感到虚度此生。全班45人（如今已有5人离世），除了参军的五六人外，全都下乡务农，有人后来又从事木工、瓦工、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活计。

结束插队生涯以后，20多个同学当了中学教师，此外有3个大学普通教师和5个银行、邮局的职工，境遇较好的有中层干部六七人，混得最惨的则有下岗工人四五人。当然，最后大家殊途同归，都成了退休老人。

这岂是我们本来应有的人生轨迹！想当年我们是何等意气风发！1966年初夏，班里准备报考清华、北大的不下10人。这绝非我们年少轻狂，因为比我们早一年毕业的1965届高三（5）班确有5人考取清华，我们1966届高三（5）班何必妄自菲薄！

没想到几年或十几年以后，我们所进的院校都是江苏师院、苏州地区师专之类，连进南大、东大的都算是凤毛麟角，还有十来人则终生与大学无缘！

刚才漫步校园时，我本想指给同学看一块石碑，那是2005年苏高中100周年校庆时南京校友会捐献的，一时未能找到。不过我还记得碑文，那是我本人所撰：“饮水思源，长怀苏州。名庠百岁，府学千秋。根深叶茂，桃秾李稠。琢成琳琅，育就骅骝。科学邃密，文采风流。昔皆青衿，今或白叟。孺慕易兴，春晖难酬。愿我母校，永居上游。”

这篇碑文中并无过誉之辞。苏高中的毕业生人才济济，有口皆碑。仅从院士这个指标来看：从1925届开始，到1958届为止，每一届毕业生中都出过院士，有的年份（如1952届）甚至多达3人。改革开放以后也不乏其人，像1987届的庄小威，也已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苏高中1966届高三5班合影（前排右5当年班主任赵荣良老师，右6作者，2018，母校）

只有我们这些“老三届”，以及稍早稍晚的十多届毕业生，形成了一个断层。不但院士寂寥无人，连较有成就的工程师或专家，也未有所闻。这是因为我们格外愚笨或懒惰？当然不是。整整一代人虚度青春、蹉跎平生，不但是我们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损失。衷心祈求自身的人生悲剧永远不要重降在后辈身上！

宴席结束，我们在酒店门口依依惜别，再度各奔东西。挥手告别之际，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保重！”的确，一群年过七旬的老人，除了“保重”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看着同学们逐渐远去的身影，回想五十年前大家在母校门口“不辞而别”的情景，感慨万千，“五十年间似反掌”这句杜诗闪现心头。

外一篇 

从1966届高中

到1977级本科

作者：莫砺锋

2017年4月16日，莫砺锋在泰州市姜堰区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许多事情促使我回忆当年穿着棉衣走进考场的情景。这年4月，我到泰州的姜堰图书馆去做一场公益讲座。我刚走进讲堂，一位两鬓泛霜者迎上前来。他自我介绍名高泰东，是我的同龄人。怕我听不懂他的方言，老高递过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信中说明他是1966届高中生，又是1977级本科生，这个经历果然与我一模一样。

老高的母校是南京农学院，也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而我家住在南农的围墙外边，这些情况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身为农技专家的老高找我有什么事呢？原来他正和高中同班同学合作编写一本回忆录，想请我作序。我当场便答应下来。讲座结束后老高与我约定，等他们的书稿完成后便寄给我。

很快到了11月，我应邀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坛”去讲学。我登上讲坛，先不讲预定的题目“经典视野中的唐诗宋词”，而是对武大的化学专家查全性院士表示感谢，感谢他40年前仗义执言，首先倡议恢复高考，从而促成了那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唯一在冬季进行的高考。

几天后我回到南京，正巧高泰东他们的书稿也寄来了。书稿的内容丰富多彩，44位作者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所有的风风雨雨。全书的关键显然是两个事件，即1966年的高中毕业和1977年的高考，所以书名是“1966年我们读高三”，全书最引人入胜的内容都与高考的废除与恢复有关，于是我把这篇序言题作“从1966届高中到1977级本科”。

此书作者都是泰县溱潼中学1966届高三班的同学，当时全班52人，至今已有8人离开人世。健在的44人都写了文章，正如高泰东所说，做到了“健在同学的文章一个也不能少，去世同学的简介一个也不能少”，从而“为中国1966届高中留下了一个完整班级‘群体样本’”。真是难能可贵！

作为对比，不妨看看我的母校苏州中学的情况。当年的苏州中学仅有高中部，校名是“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苏高中的规模比溱潼中学大得多，每个年级都有8个班，我所在的班是“高三（5）班”。可能是苏州的文革比泰州更加激烈，我们班有许多同学分属互相敌对的派别，不但“观点”形若水火，而且发生过真刀真枪的武斗。那些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参加红卫兵的“逍遥派”，也因受到“红五类”的欺侮而与他们形同路人。1968年秋天我们纷纷“上山下乡”，大家背着铺盖走出校门，许多人之间连“再见”都没说一声便各奔东西。

从那以后，大家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不要说全班团聚、合作写书了，如今我对某些高中同学是存是亡都不清楚。我相信苏高中的情形在全国比较有普遍性，而溱潼中学高三班却是个特例，他们的集体回忆录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样本。

同龄人中撰写回忆录的个人并不少见，我本人早在十五年前就写了一本《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我不过是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纷纷飘落的无数树叶中的一片而已”，这本《1966年我们读高三》却是由44人的160篇回忆短文组成，堪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一片树叶无法体现树林的全貌，许多树木才能形成全景式的记忆之林。我希望同龄人都能像高泰东他们那样拿起笔来，为历史留下一段铭刻在普通人心中的实录。

此书的作者与我一样，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臣之壮也，犹不如人”，而今已垂垂老矣。我们的平凡人生有什么回忆的价值？我认为价值就在于“从1966届高中到1977级本科”。按理说，一个人的高中毕业与进大学读本科应该在同一年，可是在我们身上却相隔了11个春秋，仿佛时钟突然停摆了11年。

当然，1966年废除高考以后，大学停止招生的时间仅有6年，到1972年就恢复招生了。但是高考并未恢复，招生方式改成“推荐”，具体步骤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当然是“领导批准”。以我所在的公社为例，全社的适龄青年近千人，而每年分配到的招生名额只是个位数，要想获得“领导批准”，真是难如登天。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年的录取名单中，公社书记的儿子赫然在列。到了第二年，书记的女婿又赫然在列。其中奥秘不难破解：“领导批准”的大权就掌握在书记手中嘛！只要书记“内举不避亲”，他的子女及亲戚一定能捷足先登。于是平民子弟就与大学基本绝缘，更不用说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了。

且看溱潼中学的情形：该校1965年的高考录取率高达70%，在教育发达的扬州地区名列前茅，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都曾来信祝贺。溱中1966届高三班的52名学生中，高考前夕被学校推荐报考北大者1人，推荐报考清华者9人，可见其学业水平之高。一旦恢复高考，该班22人报考，就有18人在1977年、1978年相继考进大学（包括中师2人，落榜4人皆高分，2人因结核病，2人因是公办教师）。可是在实行“推荐”制的6年中，该班仅有2人获得良机（1人大学、1人中师）。

高考废止的11年，正是整个国家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鲜明标志。我们这代人正巧遇上了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要不的话，谁会在高中毕业11年半后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是大快人心、大顺民意的盛事，除了那位“内举不避亲”的公社书记之外，大概谁都没有异议。我与高泰东等1966届高中生，在而立之年终于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真是三生有幸。但是那场高考毕竟迟来了11年半，它带给我们这代人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消除的。

首先，我们考上的大学和专业，大多与11年半前的志愿大相径庭。请看溱潼中学的几个例子：姜近枢，当年是溱中全校师生公认的数学奇才，大家坚信他一定能考进北大数学系去深造。1977年，姜近枢考上的却是镇江农机学院，毕业后在中学教数学，42岁就英年早逝。王家振，当年化学成绩突出，高考的志愿是天津大学化学系，1977年考取泰兴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在中学任教。

读了高泰东追忆姜近枢的《他曾经是个数学奇才》，以及王佩霞的《我那昙花一现的清华梦》，“于我心有戚戚焉”。

我本人在1966年也曾做过“清华梦”，并与同学陈本业约定报考清华的相同系科。并非我们年少轻狂，因为苏高中1965届高三（5）班确有5人考取清华，我们1966届高三（5）班何必妄自菲薄！没想到我在11年半后参加高考，非但不敢报考清华，而且改选文科，与当初喜爱的“电机工程”“数学力学”等专业邈若隔世。几年后我到新竹的清华大学去讲学，看到那个缩微版的“清华园”牌楼，百感交集。

至于陈本业，他在1978年考进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学教物理。当年陈本业是我们班的物理尖子，实验课上的动手能力出类拔萃，确实是当工程师的好料子。多年之后，我走进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还对陈本业未能与此校结缘而怅惋不已。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许多人在农村待了几年后，眼看前途无望，也就顺从命运，结婚生子，然后在柴米油盐的烦扰中耗尽了青春朝气。十年以后，他们已经成为几个孩子的父母，当初的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在中学学到的知识大半遗忘，根本无法参加高考。

前几年有些人借纪念上山下乡若干年的时机高调宣称“青春无悔”，我听了十分反感。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上山下乡只是随波逐流，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又哪里说得上什么“无悔”！

1977年考取大学的“老三届”固然难能可贵，没考上或根本没有报考的知青也并非无能之辈。例如溱中的王佩霞，1966年校长、教导主任与班主任商议后郑重劝她报考清华大学，可见她具有这个实力。可是12年后她参加高考，再报清华，却不幸落榜，“清华梦”只能寄托在年方5岁的女儿身上了。

再如苏高中1966届高三的8个班共有300多位同学，其中有几个学习尖子非常优秀，要是1966年进入大学，他们可望成为杰出的人才。可是几十年以后，他们已是“泯然众人矣”。这固然是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损失。

所以我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变了部分考生的命运，而是使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上正途，它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功绩。4.7%的高考录取率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由属于分母的570万人，乃至由更大的分母即2000多万知青来共同评说，才能让人们看清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66年我们读高三》这本集体回忆录格外可贵，它不但真实记录了52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悲欢离合，而且“为中国1966届高中留下了一个完整班级的‘群体样本’”，值得一读。

（本文是莫砺锋为大型纪实文学《1966年我们读高三》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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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