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高峰：偷猪饲料的瞎叔，成了“讲用”先进典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90年代的作者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原题

知青记忆之

瞎叔的故事

作者：高峰

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大名桂满堂，也算是个传奇样的人物，他戴过“学毛著积极分子”的桂冠，当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先进典型；可又时不时的宣传封建迷信，偶尔还会盗窃集体财产……按照江湖上的话说，他行走过黑白两道，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瞎子。

我认识桂满堂的时候，他已经大体上回归成一个本份人了，靠力气挣工分，他的瞎眼让他没法儿下地里做农活，所以专职负责给生产队的养猪场送水。因为他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末，村里人都叫他“瞎老幺”，外来人为着客气，都喊他“瞎叔”。

来到乡下没几天，我就认识了瞎叔，因为知青的伙房就在养猪场院里。在那里搭伙的，还有工作组的三个同志，组长姓常。

瞎叔给猪场送水，我们在那里一日三餐，自然有着无数次碰面的机会，没几日，我们就厮混得熟络起来。

猪场里养着几十头猪，一天需要的水量极大，这些水全靠瞎叔一个人用肩膀挑来。山里缺水，偌大的群山，竟然没有一汪常年的泉水，只有在夏季经过多日的连绵降雨，山泉才会开，这时候瀑布样的山洪倾泄而下，满壑满沟的。可惜这样的光景持续不了几天，雨季过后，山里就再没有天赐的甘露了。乡民们于是在山凹处修建蓄水池，把流水存储起来，这些水，要吃到来年的雨季。

我们生产队里，就有几个这样硕大的蓄水池，它供应着将近两百口人的日常用水。瞎叔的工作，就是每天无数次的往返于猪场和水池，挑送一担担水。

山里的水，油一样金贵。担水的人，都会在水桶里丢进几片包谷叶，以防水的泼洒，瞎叔也是如此。

猪场收工，他会捎一担水回家，他是单身汉，得自己烧火做饭洗洗涮涮。

好几次，我发现他有些不对头。挑水回家，他的路线应该是从猪场到水池再到家，可他却离开猪场后径直回了家，下晌儿再挑着空桶回来。一个瞎子走山路挑副空水桶，是为了找平衡，还是他脑子出了毛病？

这天午间收工，他照常走到墙角，挑起一对水桶回家，我疾步追上去掀起盖在桶上的包谷叶，满满的一桶——猪饲料！

自诩为先进的、无私的、有批判精神的、鄙视小农狭隘意识的我，面对着心中已有预感的偷鸡摸狗事，呆愣在那里，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最终，我决定告发他。

生产队长桂满喜，是瞎叔的叔伯三哥，我们都叫他三叔。听到我的举报，他狠狠骂道：“狗东西！改不了的烂毛病！”“交给我吧，瞧我怎么收拾他。”他又找补了一句。

当天的晚上，队里组织社员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由我主讲，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个把时辰，一屋子社员听得昏头胀脑，该唠嗑的低语，该缝纫的补衣，该睡觉的打呼……

只有三叔听进去了，因为他的话茬儿接得恰到好处：“就说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吧，真他娘是个坏玩意儿，必须打倒。咱贫下中农不能以为它和咱们没关系，其实资产阶级法权就在身边，就说你，瞎老幺，整天用队里的水桶给自家挑水，这不是他娘的法权是什么？打今儿起，不许这么干，再瞅见你公物私用，扣工分！听见没？”他厉声追问着还在瞌睡中的瞎叔。

“听见了，听见了，再不了，打倒资产阶级，从我做起！”瞎叔唯唯诺诺。

瞎叔当然知道告密的人是我，他倒也没太和我较真儿，照常嘻嘻哈哈地说笑，只是偶尔会叹息一声：“我的那头猪怕是养不下去了。”

工作组驻村，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何谓资本主义尾巴？当年的定义是：一切有违集体经济发展、助长农民狭隘意识滋生的事物。物化到具体就是自留地、家畜、家禽、采卖蘑菇，倒腾山货。

限制的尺度是，一家只允许饲养一头猪或一只羊，鸡鸭的喂养总数不许超过两只。乡民们炸窝了，“卖猪羊的进项是一年里唯一能见到的活钱，鸡屁股供应着家里的油盐酱醋，不让养，谁的缺德主意？操他娘！”

因为这个，村里闹开了分家，媳妇和公婆分开过，儿女和爹妈分开过，最后兄弟姊妹也分家单过，一个生产队二百口人，分立出百十个门户，好在那个时节的人思想还没那么活络，倒没有为这个假离婚的。

打压限制仅仅是手段，启发思想自觉才是正路，工作组的常组长留意到了桂满堂。满堂家里除了一头饿得嗷嗷叫的半大猪，没有任何活物，长腿的东西满处跑，一个瞎子侍弄不了，养猪缘属意外。

“养猪这么的难，要不然咱就来个干脆的，啥也不养，割尾巴来个彻底利落，做个干干净净的无产者？！”常组长动员桂满堂。

“无产者能落得个啥？”满堂问。

“先进，模范，积极分子……”组长点破。

“去公社，上县里作报告？”满堂似乎依稀回忆起什么。

“去北京都有可能！”组长描绘着美好蓝图。

一个要推典型，一个要当先进，一拍即合。桂满堂成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先进代表！

他到公社做报告，去县上交流心得，他住在各处的招待所里，穿得干干净净，吃饭不用缴粮票，碗里的菜有肉。

他讲给全县的人听：“资本主义是个破鞋，她勾引着正经爷们往阴沟里钻；猪羊鸡鸭是些个恶魔，它把咱们的女人都拉拢到粪圈里去了……”

生产队长桂满喜一边安排着顶替瞎老幺的干活人手，一边骂着瞎兄弟的娘，“骗吃骗喝也就算了，还他娘的放缺德的臭屁！”乡邻们对瞎老幺的胡扯八咧也多嗤之以鼻。

遭到亲属乡邻的唾弃贬斥，瞎兄弟随之调整了一下讲用文路：“让农民心情好了也要紧，不然他们不好好种地缴公粮，国家穷了拿什么给你们当县长的发工资？人都饿死了，你们给谁当县长去？没有了老百姓，哪里还有国家？”

   讲了几次，县里不让他去了。

报告不再做了，但是树立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常组长还是有功劳的。快到了工作组班师的日子，他的心情格外的好，收队回城，他不仅仅能够回家，而且支农工作成绩斐然，他的进步有望。

常组长是北京一家工厂的头头，他一直积极努力，希望进入总厂的领导班子，从而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干部考察工作正在进行中，他在期盼中难免有些惴惴不安。

他和瞎叔搭讪，“满堂你不是会算命吗，看看我最近能有啥好事？”

“您所问何事？”瞎叔按着路数来。

“没准定方向，随便问问。”常组长不好说他想问官运，那太不符合身份。

问过组长的生辰，瞎叔用手指掐算着，口中不语，心里盘恒着天干地支。

运筹良久，他开口了：“您贵姓常，咱就从这个姓说起，常音有多个解法，经常之常，长短之长，敞开之敞，畅通之畅。都是好讲儿啊！”

开场白很是喜人，听者心中乐不可支。

“您的好运很长，常在常有，偶尔短时不敞，或有不畅？”讲者话锋有偏转。

组长追问：“不敞，闭在何处？”

“官场……”话里有话。

“进步受阻？”怕什么来什么。

“恐怕……”欲言又止。

“事出有因？”听者小有心慌。

“怕是出在用人不淑……”瞎叔话带犹疑说得不敞亮。

常组长笑了，带着几分不以为然，“我一个工作组长，芝麻大的小官儿，就管着两个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即将入党的好青年，我还用着谁，还不淑？”

说起工作组里的好青年，姓王，吹得一手好笛子。时常在晚间站在山顶上吹奏，那些个曲子竟都是我没听过的，只觉得好听，幽婉的笛声顺着山谷，传出去好远好远。

“算卦这玩意儿就是个说笑，说笑。”瞎叔用话找补着，把自己的误差遮掩过去。

生产队长桂满喜走过来，教训着自家兄弟，“滚！该干嘛干嘛去，散布这些封建玩意儿，知道的你这是说笑，不知道的扣你个毒害干部的帽子。”

他转过头来对着常组长说：“您这是吃官家饭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我这兄弟眼瞎，心计可不瞎，您弄不过他。”

瞎叔的过往，是我从老乡们的嘴里零零星星听来的。

他的眼瞎是胎里带，十岁上下，就被爹妈送给了城里的人家，说是去学算卦，好歹混口饭吃，从此没了音讯。解放后算卦的被禁止，他没了饭辙，回到家乡时，他已经长成个中年汉子，一无所长。先是在碾坊里给人家推磨，当牲口使，有了人民公社，社里办了养猪场，他这才算是有了个固定的营生，给猪场子挑水。老幺眼瞎，可做事用心，村里的几口蓄水坑，哪里有坡儿，哪里有坎儿，他都摸索得明白儿的；冬天里，坑边上结着厚厚的冰，连明眼的都得格外加着小心，可他，从来没摔过跤，老人孩子的来坑沿儿打水，他都上赶着帮忙，他的人缘不坏。

“没有大伙儿照应着，我怕是早饿死了。”他如是说。

干活不耍滑，但他的嘴可不老实，给人家算命，是他的业余爱好。“卦里说的啥信不信由您自己，逗大家伙儿一乐，赶巧了，对付口酒喝。”他打着哈哈说。

瞎叔也有过高光时刻。

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全国提倡读红宝书，村里来了下村干部，他的任务除了领导社员们读书学习，还要挑选出来学习的模范。

村里在册的社员，识字的不足十之二三，能顺顺溜溜念下来《为人民服务》的，够不上十个人！

每天晚上，猪场子里都挤满了社员，下村干部把个“老三篇”读了不知道几百遍。然后口干舌燥地问一个正在纳鞋底的女社员，“五嫂，你说说《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是什么？”

五嫂赶忙把心思从鞋底上收回来，楞磕磕地回答：“人死了都要开追悼会。”

下村干部哭死的心都有！“到期完不成学习任务，咋交代？”他急得直掉头发。

天无绝人路！人堆儿里，他发现了桂满堂。

这个瞎老汉不但有着超人的记忆力，最绝妙的是他可以把书上说的和眼跟前儿的事合辙到一块儿，比如：

站在坑沿脚踩冰，

心中想着毛泽东。

肩挑扁担送水忙，

心里念着共产党。

为人民服务不落空，

一条扁担见真功。

排除万难不睡觉，

也要关心孤寡老。

脱产，学习，听书，背稿……，桂满堂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讲心得，做报告，去公社，跑县上；住招待所，吃饭不用缴粮票，碗里的菜有肉，瞎老幺过上了风光的好日子！

桂满堂的讲用也并非一路通畅，毛病出在他的临场发挥。

原稿上是这样写的：“站在山头手捧红书，不忘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他把红书听成了红薯，“手捧红薯”本不影响他报告内容的精彩，因为发音一样，谁承想他在现场加上了注解：“虽然咱们吃不饱窝窝头，可世界上那三分之二的苦人连红薯都吃不上！”

宣扬男女同工同酬的原稿是：“现在男女平等，女性从业者干一天也能收入块儿八毛钱。”或许是依稀记忆起旧时京城里的风月，总之他觉得讲稿上说得太保守了，于是在有上千位听众的报告会上做出了更正：“性从业者的收入应该不止这个数吧？”

下村干部气晕了，“这张破锣嘴太没谱了！”他只好和演讲者约法：“不按讲稿发言，一次口头警告，两次以上当天伙食菜里没肉！”

桂满堂的讲用到底还是被叫停了，因为他的满嘴跑火车太扯了。他在台上讲读红宝书的心得，先是讴歌领袖的英明伟大。话锋一转，他进入了“运数论”，“红太阳十来岁时还和咱们一样，是两只脚腕上沾满了泥水的乡下农民，可他咋就最后成了一国的主席呢？运数！我算过他老人家的八字，九五之尊——胎里就坐定了呢！”

下村干部知道他又开始跑偏了，上台去给演讲者送上一杯茶，低声提醒他，“和稿子已经差出去一次了，再有一次，晚饭菜里没肉！”   

桂满堂正说到高潮处，一时间收拢不回来：“再说说党里那个头号走资派，1968是庚申年，他正当劫运，怎么能不下台，至于犯的错误大小，那都在人编排……”

瞎叔，读书是学习，收获在感悟，活学活用，理论与灵魂相碰撞，念出了那个年代独一无二的讲用稿。

坐在台底的下村干部吓得尿了裤子，再也不敢让他出去做报告了。 

然而，先进典型也并非一无所用。

生产队里的一头老驴干不动活了，拉去交易没人要，懂行的买家一看牙口儿就知道这是个老掉牙的货。杀了吃肉又犯法，那年月每一头牲口都有户口，在公社畜牧站存着档案，随意宰杀那可是甭想！看着它整日闲在那里糟践饲料，队长桂满喜心焦。

于是，他想出来一个歪主意——让老驴从山上掉下去摔死！可再老的驴也不会糊涂到自己从山崖上往下跳，只有一个招儿，人，把它推下去。

这个最合适的人，队长思来想去，想到了瞎老幺。

“你去伸把手，替队上解决个难题。”三哥要求老弟。

“凭啥是我？”

“一来你眼瞎，上边追查起来有个说辞，明眼人谁能把驴往崖子上赶？二来你是当红的先进，有个破绽工作组也会保你。”三哥思维缜密。

“这事儿犯法，我不能白担这个罪名。”

“不让你白干，分肉的时候，把个驴屌给你。”三哥早料到瞎兄弟有这一手，心中有预案。

虽然知道违法，但在巨大的诱惑下，瞎兄弟还是答应了。古往今来，世上好多事，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屌”，才出的错！

一切依计而行，进展顺利。

谁承想，分肉的时候，三哥变卦了。一头驴剥皮去骨，割头剁蹄，再掏出去下水，最后剩下不过几十斤肉，队上两百来口人，每人合不到四两肉。可那个驴屌，连前店带后厂足足有二斤多，都给了瞎兄弟，他得的便宜太大了！不行！至多给半截！

瞎老幺气得跳着脚骂人：“去你娘的，桂满喜！什么玩意儿，拉出来的屎又坐回去。”

三哥决意无赖到底：“你骂祖宗都没用，还得提醒你，咱俩是一个祖宗，骂来骂去的绕回到你自己身上。只给你半截，没得商量，留个余地，你要前半截还是后半截？”

没辙！屌在人家手里攥着，瞎老幺只有屈从。

“你他妈的破坏政府牲畜管理政策，留着我哪天告发你！”瞎兄弟威胁哥哥。

“牲口是你推下崖子的，你狗日的是杀驴凶手，撇不干净！”哥哥回敬瞎兄弟。

哥俩儿闹掰了，就算是迎面碰上，谁也不跟谁讲话，瞎兄弟理由更正当些——我眼瞎，看不见。

从此后，只要提起来三哥，瞎兄弟注定要加个前置词——那个屌！

打那起，谁要是说起瞎兄弟，三哥必须要追上一个助力语——狗日的！

秋收快来了，山里缺水，无法耕种水稻小麦，一年里只收秋季这一茬儿，这唯一的一次收成就更为重要。年年都有人在这个时候往家里顺手撅走几穗高粱，掰走几个玉米，这一年的被盗情形尤为严重，因为头年的歉收，家家的存粮眼见得接不到秋收了。

队上组织了护秋队，日夜值守，看护着眼看到手的粮食，我们几个知青，成了护秋队员。“被惦记的斗不过惦记的”，这是贼道上的金科玉律，无论护秋队怎样的日夜轮流严防死守，秋庄稼还是不断地被偷，有时候一夜间，可以被盗上百穗玉米。就算一穗玉米只出二两粮食，一百穗就是二十斤，二十斤，够一个人多半个月的口粮！队长桂满喜急红了眼，整夜整夜的在山上转悠。

这一晚，月暗星疏，我和三叔一起巡夜。在一片高坡地上，传来了噼噼剥剥的响声，有人！那是片向阳的好地，庄稼长得旺，本想地处崖上，不是那么容易攀爬，谁想还是被贼惦记上了。

我俩疾步奔了过去，不敢打开手电，怕惊跑了贼。夜间的山道难走极了，稍不留神就会被碎石滑倒，两侧的荆条树枝更是不断地撕扯着我们的衣裤，顾不得这许多，一定要逮住这个偷秋的混蛋！

在距离那片坡地不远的地方，那个贼人听见了我们的动静，并迅速逃离了现场，爬坝堰，越沟壑，即便是他不敢打开手电照路，还是跑得飞快。我们只好亮开手电紧追在后，都可以隐约看到他身后背着的那个硕大的背筐。贪婪的贼，到最后都舍不得丢下那些个偷来的宝贝。

“我就不信，你个没亮儿的还能躲过我们有亮儿的！你个负重的还能跑过我们这空身儿的！”我们给自己鼓着劲，继续追下去。

我们这有亮儿的就是不如没亮儿的，我们这空身儿的还就是没跑过负重的！眼瞅着，贼跑了。

我站在那里喘着粗气，无比的懊恼沮丧。

三叔咬牙切齿地骂道：“狗日的，桂满堂！”

“您怎么知道是他？”

“黑灯瞎火跑得过明眼人的，只有瞎子。”

偷盗分子的批斗会在养猪场举行，桂满堂站立在场地中央，身边摆放一个背筐，里面放着赃物。

先由偷盗分子做出深刻检讨，桂满堂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说着说着，他话锋一转：“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觉着眼前咱国家的政策和策略就有生命危险，口粮本来就不足，还限制庄户人养猪养羊，这‘割资本主义尾巴’有大毛病啊！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过，‘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咱村的人要吃饱饭，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利益，饿着肚子，让老百姓咋拥护共产党？”

台底下的常组长听得汗毛倒竖——这是反动派讲的话啊！如今它可是出自先进典型之口啊！这个先进典型可是自己把他抬上轿子的啊！

盗窃犯的检讨还在继续：“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讲过：‘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切工作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请问台下的书记、队长、组长，我算不算是人民？你们是不是勤务员？我这个人民饿肚子了，你们这些勤务员干什么去了？”

全场哗然！有叫好的，有骂娘的，有捂着肚子笑个不停的，常组长无可奈何地感慨：“我把你送到县上真是委屈你了，应该送去联合国，代表第三世界和美帝苏修论战！”

对盗窃犯的处理颇为棘手，他一共偷了五十三穗玉米，相当于十斤棒子粒儿，折合八毛钱。判刑？不够罪过；押送去公社？不够拖拉机油钱；劳动改造？他啥都不会……

“饶过这个狗日的吧！”冤家三哥桂满喜无可奈何地说。

瞎叔，聪明是天分，诡辩算歪才，揣着明白装糊涂；或当先进或做贼，居然都玩得这般与众不同！

工作组撤了，走以前，还发生了一点点意外。那个年轻工作队员小王给抓起来了，据说是参加了什么黄色俱乐部。常组长作为他的入党培养人，犯有识人不淑的过失，被上级领导批评，升职的候选自然也就泡了汤。

忙过大秋，进了冬天。山里的冬日是懒人最喜欢的，基本上无事可做，太阳老高了才出工，日头还没落山，人已经躺在自家的炕头上儿了。一到晚上，村里的供销社是人们最爱去的地方，那里不但有取暖的煤球炉子，还有管够的热水喝。

这一晚，我和几个毛头小子聚在供销社里胡扯，瞎叔也在。柜橱里的酒坛子勾出来哥几个的馋虫，吹牛比酒量，瞎叔悠悠地插嘴了：“要论喝酒，我敢说，这屋里没有能喝过我的，一斤八两的不在话下。”

我突然有一种想喝酒的欲望——和瞎叔喝。我赊了一斤薯干酒，六十五度的，八毛钱，还要了半斤江米条，这是我俩的下酒菜，加上不限量免费的热开水，我们爷儿俩开喝，开聊。

我央求他给我算算命。

除了问清楚我的生辰，瞎叔上手仔仔细细摩挲了我的两只手好一会儿，这在他给别人算命的时候是没有的（我想起了他给常组长算卦的那些个细节）。

“你的运数不坏，上——下——上——平。”他一开口，就有些玄虚。

“怎么讲？”我急于知道诠释。

“人的十岁前都在孩提，若无大的家庭变故，多是没有大起大落的，你的也不例外；你的第二个十年先沉后起，我不知道你十来岁的时候经过什么坎坷，但现如今算是回到了正道儿。”

我没吱声，我十岁时，正值“伟大的文革”，因家庭出身的缘故，把我这个狗崽子糟蹋得不成个人样，当然是满心涂炭。这些个“出身污点”是记在我的个人档案里的，书记知道、队长知道，作为村干部亲族的瞎叔知道个一星半点儿，我不奇怪；至于说现如今回到了正道，更是说便宜话，我是村里的学习教员，算上进青年，当然是正道，而且是天天向上的正道。

“您给我看看往后吧？”我要测测他有没有真本事。

“就说官运吧，你的官运不浅。”他的笑容里有几分谄媚，或许是看在酒的份儿上。

“官职有多高？”我认真地问。

“副县长吧…….”他略有几分迟疑。

“您心里最大的官儿就是县长吧，给我封个副职，可着劲儿的让我高兴。”我逗他。

“不是吹捧，你确实有这个运数。”他满脸认真。

“瞎叔，咱们这酒喝一斤，回头儿再给您带走一斤，您看我这官位级别还能不能再往上提点儿。”我揶揄他。

“和旁人我或许云山雾罩地瞎白话儿，跟你绝不！我要是忽悠是狗日的。”他几乎把我的玩笑当真了，赌咒发誓地证明自己的一片赤诚。

“是不是忽悠我，你也是狗日的，别忘了三叔给你的名号？”我逗他，酒精的浓烈让我俩间稀释了客套。

“那个屌，三哥！”他骂着屌，语气中包括着兄弟间的无可奈何与恩怨情分。

我想起数月前，瞎老幺曾给常组长算的那一卦“短时不敞”，如今不仅应验了，还应了“用人不淑”的缘由。太神了，我要问问他卦路何来？

瞎叔笑呵呵地遮掩着，“笑谈，笑谈，误打误撞，误打误撞……”

我不依不饶，柜台上多了一盒大前门香烟。

他开口了：“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这一辈子要做什么，是当农民呢，还是做官，或是文化人，这就像你生下来就是学生喝墨水，而我天生的瞎眼只有去算卦，这都是注定的；而运呢，是轮换着来的，是变的。那么命和运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辆车开在路上一样，你所经过的路是平整的，就顺；坑洼不平的，就颠簸坎坷。”

“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我疑惑。

“还就是这么个理儿！万般皆是命，算来不由人，这是在论的。”

   他的理论体系成套，我听得是雾里云里。于是提出了具体案例，“你就拿常组长打比方吧，反正他也走了，说埋汰了也没人给你扣帽子。”

“你还记得那天他跟我闲白儿，是他自己说要看卦？”

“记得，是他自己主动提的。”

“这就对了，‘女子问丈夫，士子问前途。’这是在论的，他常组长大小是个官儿，让我给他占卦，嘴上不明说，可心里关切的肯定只有那一件事——官运。”

“可你说他官运不畅，凭什么？”

“什么是运？运就是人在世上所经历过的各个时间段，他常组长今年确实是运年，可他流年不顺，而且是大坎儿，他怎么能高就？”

“你还说过他，官运不敞缘于用人不淑？”

“我说错了吗？那个工作队员小王，不是给抓起来了吗？听说是犯了流氓罪，可他常组长偏偏要介绍一个流氓入党。这样的人都进了党，那共产党不就脏了吗？他这个介绍人能有好儿吗？”

我听得毛骨悚然，“你怎么知道小王是流氓？你算卦可是在他被抓以前？”

“你知道他会吹笛子？”

“知道。”

“净黑经半夜的在山洼洼里吹？”

“是。”

“好听吗？”

“好听。”

“吹的啥？

“不懂。”

“告诉你，傻小子，他吹的是昆曲《牡丹亭》《霸王别姬》，那些个封建黄曲儿，早就被禁了。文化大革命说话都十年了，他还敢明目张胆地吹奏？这么张扬？他不出事才叫怪呐! 这个村子里几百号人怕是没有人听得懂，那个糊涂哥常组长或许也不懂，可我懂，你别忘了，我曾经在北京城里混迹了小二十年。”

“那你为什不提醒常组长，他待你不薄。”我不无责怪地质问他。

“薄不薄的说不上，我不过是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他领着工作组下乡来，无非是为了执行上边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命令，至于这么做是不是伤着了老百姓，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还是要割，还是要逼着家家户户杀鸡宰羊。往好里说，他是愚忠，往坏里讲，这是缺德啊！我这个先进是他们干缺德事的喇叭，我就是一个臭不要脸的吹鼓手，一个丑角儿！”他一口气说了好多，出乎我的意料，站在台上讲得红旗招展的先进模范，心里想的竟是这些？！

我责问他：“那你为什么还站在台上昧着良心胡说八道？你这么着做人不觉得憋屈吗？”

“当先进，我可以不干活，可以住招待所，可以穿件干净衣裳，可以吃饭不缴粮票，碗里的菜有肉……”

“为那点儿好处，就可以不要脸？”我不懂。

“人活着，得先顾肚子，肚子饿着，要脸有什么用呢？”他低声说，言语里不无无奈。

“社会就好比是一张大网，个人如同是一只小虫，小虫粘在网上，挣巴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那就不如服服帖帖地忍着、顺着，那或许倒能活得长久些。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他又说。

“动物的本能才是趋利避害，即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倘若人也如此，这个社会岂不就完了？！”我心里这样想，可我说不出口。

“你觉得我是坏人吗？”他问。

“当然不是！”我答。

“谢谢你这么想。”说这话时，他的眼角挂了泪。

他端起碗，把内中的酒大大地吞下一口，我似乎感觉那强烈的辛辣也在同时杀戮着自己的口腔、胃肠。我给他点燃一支香烟，他狠劲儿地吸着，几口就吸尽了。

冬日的夜已经很深了，屋里静极了，我俩就这么对坐着，谁都不想再多说一句话。

聪明的、善良的、狭隘的、利己的、狡黠的、渺小的瞎叔，一个生活在人世间的小人物、社会政治运动的殉葬品。他每时每刻地都想贪便宜讨巧，靠着忽悠、欺骗、谄媚去迎合世事，去寻求快乐、安逸、享受、虚荣。可每每又生不逢时，稍有得意，又迅速被押解回原籍。在旁人看来，他的一生就是一场笑话！唯有所幸，他自己倒是活得心平气和，明明白白……

2022年5月3日完成初稿

2022年9月1日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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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