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 | 冯印谱：困扰父母亲终身的“心病”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

原题

困扰父母亲

终身的"心病"

作者：冯印谱

我的父母亲70多岁相继身患癌症谢世，令我唏嘘不已。

然而，另外一块“心病”，深深地困扰了父母亲终身，给他们造成的身心伤害，绝不亚于癌细胞的折磨。

在我懂事时，家中有父亲、母亲、姐姐和我4口人。父亲在大队卫生所当医生，母亲是家庭妇女，姐姐大我十多岁，高中毕业，在本村学校当民办教师，她出嫁后，家中就剩下我跟父母亲三口人。

幼时的作者

有一次，我跟同伴玩耍发生争吵，一个男孩恶狠狠骂我“野种”。在农村，这是一句非常恶毒的骂人话，我无法忍受，不顾一切冲上去揍他，两人扭打在一起。回家后，父母亲发现我鼻青脸肿，心疼极了，一边给伤口涂抹药水，一边询问跟谁打架了，为啥打架？我起初不语，父亲逼问急了，我道出实情。父母亲一听，顿时怔住了。片刻，母亲愤愤然劝慰说：“我娃，甭听他胡说八道！他后养的先知，我找他父母论理去！”

担任公社医院院长的父亲（前排右）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那个男孩如此辱骂我，只能说明他素质差，缺少家教。

难道我不是父母亲生的？这事，打死我也不相信！

父母亲对我的贴心疼爱，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幼时，父亲担心夏天蚊虫叮咬我，特意用竹条制作了一个架子，上面蒙上白纱布，将我全身罩在里面睡觉，这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可是一个稀罕物件。

吃饭，父母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我吃最好的；穿衣，母亲是剪裁缝纫高手，给我缝制的单衣棉衣都是村里最时髦的。我十多岁，父亲见我饭量减弱，一查有点贫血，他不惜花钱，给我注射过一段B12，那一个个粉红色的小玻璃瓶针剂，至今记忆尤甚。

1971年我初中毕业，当时上高中实行贫下中农推荐制度，我父亲“文革”开始即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成了“黑五类子女”，连续两年均失去上高中的机会。我心灰意冷，决意安心务农，做个人民公社好社员。当农民对父母来说是件好事，一来我可以挣工分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二来可以承担许多家务活减轻父母负担。可是，父亲一再劝我：“我娃身小力薄，农业社干活又苦又累，爸怕你受不了，能多读几年书就多读几年，即便跳不出农村，年龄大一点参加体力劳动，身体也壮实些。”

1973年，邓小平先生二次出山，狠抓教育科技整顿。借着这个机遇，父母送我赶赴姐姐教书的太原市阳曲县，考取了泥屯中学，后转学回到老家阎景中学读完高中。

在本村，我有一位慈祥的奶妈，对我可亲哩。母亲告我说，我出生后，她没有奶水，便雇用这位奶妈将我喂养到两岁多。每个月，父母亲支付奶妈八九元钱，因为奶妈夜晚起炕给我喂奶撒尿，另外再给奶妈购买火柴、煤油等物品。奶妈家的奶奶成天抱我，她有意无意跟母亲叨叨，你娃可淘气呢，瞧把我胸前衣裳都撕烂了。母亲听了，立即给奶奶扯了块较好的布料，作为她看护我的补偿。奶妈家经济条件稍差点，我父亲在村卫生所当医生，挣工资，家庭经济相对优渥。

我经常上奶妈家吃饭、玩耍，跟两位干哥哥和一个干妹妹格外亲热，两家人处得跟亲戚一样。我的奶爸少年时在黄河对面的陕西生意铺子“熬相公”，脑瓜聪明，打得一手好算盘，他给我讲过不少亲身经历的故事。“西安事变”当晚，他所在的铺子掌柜、伙计都被激烈的枪声惊醒，有人吓得瑟瑟发抖。但掌柜的遇事不慌，吩咐伙计第二天一大早，上街头面铺购买几十袋面粉，堵在大门后面，既不怕大伙饿肚子，又能预防兵匪游勇抢劫店铺，铺子人员不许上街，有特殊事情走后门。

我父亲会治病却没上过几天学，跟乡村绝大多数父母一样，重男轻女思想极为严重。小时候，母亲多次告我，我曾经有个哥哥，也是生下来没奶水，雇了本村一位奶妈。不幸的是，哥哥在两三岁患病夭折了。后来，这个哥哥的奶妈家跟我父母相处十分融洽，他们全家人看见我十分疼爱。每当跟随母亲经过村东路口，她会指着一片荒地告我：你那个哥哥就埋葬在这里。农村婴儿夭折，往往随便找个地方埋掉算了，不能进坟茔。关于这个哥哥还有一段后续，暂且撂过不提。

我在父母的羽翼下渐渐长大，发现本村一个男孩，比我大几岁，见到我父亲称呼“爸爸”，见到我母亲称呼“妈妈”，见到我姐姐称呼“姐姐”。我感觉奇怪，按照家乡习俗，邻居家孩子称呼我父母亲，应该叫伯父伯母叔叔婶婶才恰当，他为啥这般称呼父母亲呢？不仅如此，父母还让我称呼他“哥哥”。另外，他经常来我们家借用自行车等物品，似乎“理直气壮”，父母也从不难为他。

我带着疑窦问母亲，母亲说：你那个哥哥夭折后，我和你爸很伤心，就抱养了这个哥哥。他们家男孩多，他是老四，生下来父母养活不了，要送人。经过中间人说和，两家达成协议，男孩归我父母抱养，但暂时由他亲娘当奶妈，等到小孩断奶后，再把孩子彻底抱过来。没料想，这个哥哥长到三四岁，他的母亲舍不得送人了，单方面提出撕毁协议，一桩抱养之事化为泡影。因了这个缘故，该男孩此后便一直称呼我父母“爸爸”“妈妈”。

关于这档子事，我偶尔翻检家中的书箱，找到一封信，写信人正是这个哥哥的兄长，当时在朝鲜前线当志愿军。他给我父亲的信中说，接家中来信，获悉将我弟弟抱养给您做儿子，此事我完全同意，且非常高兴，今后我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了……

直到我考上大学，分配到省城工作，娶妻生子，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我的奶爸奶妈、七大姑八大姨、同学伙伴等，谈起我是父母亲抱养的秘密。当然，他们即便告诉了，我也不会相信，我觉得父母亲是天下最好的父母，跟周围同伴相比，我在他们的抚养下，生活得格外优越，格外幸福，他们怎么可能是养父母呢？

大学时期的作者，与父亲在南京长江大桥

时光到了1996年，操劳一生的父亲不幸患了肺癌，我将父亲接到省城医治，专家诊断不宜做手术，采取保守治疗。我购买最昂贵的药品给父亲吃，买过几千元一盒的抗癌神药“中华灵芝宝”，后来得知是骗人的假药。

父亲病情稍轻，我陪他乘坐火车回老家，委托好友、《河津报》总编辑李定管的小车接站回万荣。父亲闻讯司机是河津人，紧紧握住司机的手，一边表示感谢，一边仔细询问小伙子是河津市哪里人，家住哪个村，家中都有什么人。我当时挺纳闷，不过没有放在心上。

1998年秋天，父亲走完了凄苦的一生。他幼年丧母，跟随伯父云游学医，不仅继承了祖传的治疗眼病技术，而且学习西医，成为一位中西医结合的乡村医生，尤以治疗眼病、儿科、针灸见长，曾担任万荣县高村公社医院院长。

岂料“四清运动”一来，父亲因一点历史问题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回到大队卫生所担任所长兼医生。“文革”爆发，他又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打入社会最底层，戴纸牌，遭游斗，扫大街，掏茅粪，接受长达十多年的劳动监督改造，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

刚刚安葬毕父亲，母亲检查出胃癌。我又将母亲接到省城诊治，因是胃癌晚期，同样采取保守治疗。母亲轮流住在我和姐姐家。在我家居住期间，我跟妻子照顾母亲吃饭吃药，但白天都要上班。我十多岁的儿子见奶奶独自在家孤独寂寞，就搬出家里的几本相册，供他奶奶翻阅解闷。不料，其中一张照片触动了母亲的敏感神经。

照片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担任山西日报驻吕梁记者站站长时拍摄的。当时有个摄制组在吕梁拍摄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著名山西籍演员赵子岳先生扮演剧中的乐大爷，我跟几位同行前去采访，结束后在宾馆前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中赵子岳先生身穿演出服装，绑腿，头戴一顶瓜皮毡帽。母亲由此断定，照片中这个老头是我的生父。

左四为赵子岳先生，右二为作者

母亲默默地去了姐姐家，连连摇头说：“这娃，这娃，最终还是找到他的生身父母了，还跟家人一起拍了照片……”

姐姐没看过那张照片，但劝慰母亲，妈，不可能，是您多心了。

1999年夏天，母亲病危，我和姐姐送她回老家，轮流看护。一天，我陪在母亲身边，她突然说：“娃，妈有一件事该告你说……你不是妈亲生的，是妈抱养的……”

“不！”我大吃一惊，眼泪脱眶而出，当即打断母亲：“妈，您别说了，您和我爸待我比亲儿子还亲。你们勒紧裤带供我读高中上大学，没有您和父亲，哪有我的今天？”

母亲叹了口气：“你爸一辈子吃够了没文化的亏，总想让我娃跟人一样。妈不行了，我要让我娃心里明白，你是……”

母亲泪流满面，喘着气还要继续说，我紧紧抱住母亲央求：“妈，您别说了！我心里难受……”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此情此景，我曾写过一篇随笔《母亲的半句遗言》，收录在著名摄影记者焦波编著的《咱爸咱妈》一书，许多网站予以转载。

这时，姐姐才向我坦露了实情：

父母亲一生没有生育孩子。他们抱养的第一个男婴是六十里外孙吉镇的，父亲在镇上开过诊所，人头熟络，结果夭折了。接下来抱养了第二个男婴，是本村的，结果对方撕毁协议泡汤了。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打击，母亲支撑不住病倒了。父亲一边给母亲治病，一边邀请家居乡宁县母亲的三姐，带个小孩下山来，陪母亲开开心。

当时母亲的三姐养了4个姑娘，三姐夫领着七八岁的三姑娘，骑着毛驴行程一百多里来到万荣。果然，女孩的到来给家中增添了无限欢乐，母亲的病容有了喜色。父母亲见状，跟姐夫姐姐协商，便将三姑娘留下来，做了养女。这个三姑娘就是我姐姐。

作者和姐姐

抱养到一个女孩，父亲仍不罢休。父亲治疗眼病在方圆几十里挺有名气，距我们村六十多里的河津市小梁镇，有一位父亲治好眼病的妇女，知悉父亲欲抱养男孩。某日突然捎信，说当地的育婴堂有个弃婴。育婴堂是解放前国民政府、外国教会办的收养社会弃婴场所，新中国建立后改名儿童教养院。父亲火急火燎赶过去，一看爱不释手，将弃婴抱回家，再一次雇了本村一位奶妈喂养婴儿。当时这位奶妈生下第三个男孩送人了，正好有奶水喂养。

这个来自育婴堂的弃婴就是我。

父母亲抱养我的整个过程，姐姐自始至终了解。她说，父亲将我抱回不久，小梁镇那位妇女，有一天贸然领着我的亲生父母来了，借口看眼病，实则探望我。亲生父母对看到的一切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可我养父母不高兴了，责怪那位妇女不该随意领人来家，他们不愿意暴露弃婴的出身，更不愿意跟弃婴的亲生父母发生任何瓜葛。那位妇女知错赔情，临走时还把我姐姐领到她家玩过几天。

……

两天后，慈爱的母亲撒手人寰。

我跪拜在母亲灵前，想着父母亲一次又一次抱养孩子的不易，抚养孩子的艰辛；想着父亲拉住河津小车司机的手问长问短的情景；想着母亲看到我跟赵子岳先生合影的那种敏感，禁不住大放悲声，心头的泪水更是汪洋恣肆。

俗话说，养儿防老。困扰我养父母终身的“心病”，就是时时刻刻担心抱养的孩子，万一知晓他不是亲生，便会寻找亲生父母，便会跟养父母关系疏远，便会对养父母不尽孝道。他们像汛期堤坝上的巡逻员，年复一年监控着脚下的滔滔洪水，担心一朝有隙，大坝立刻会毁于一旦。

有一出古装戏《清风亭》，讲述一个养子长大后抛弃养父母，投奔亲生父母官宦人家，后科举当官，竟然不认养父母，致使养父母活活气死在当年抱养他的清风亭。此剧在城乡演出，久盛不衰，我每观看一次都忍不住泪水涟涟。

镜头切换到1986年，母亲来省城给我照看孩子，父亲在老家种责任田。某日，有位中年男人风尘仆仆来报社找我，自称他家是孙吉镇的，他是我大哥，我是他三弟，从小送给了我父母。来人说，他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认识认识，假如担心我父母知晓后生气，今后可以悄悄交往。之后，来人的四弟来省城送姑娘上大学，上我家看望我，顺便还送我几斤自家种植的棉花。他亲热地称呼我“哥哥”，可是经我细问，其实他的年龄比我还要大几岁。我没再理会这茬事，更不敢跟母亲说。

直到近几年，逢年过节，孙吉镇这家人还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回没回老家，希望我能上他们家，与兄弟姐妹团圆叙旧。我没有去，也没答应去。我想，倘若去了，该说些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呢？

倒是偶尔有点费解：我夭折的哥哥竟然时刻受到家人的牵挂，而我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何从没寻找过我呢？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从人性角度讲，缺少孩子的父母对待养子养女，那肯定是疼爱有加，百般呵护；迫于种种原因遗弃亲生子女的父母，同样难以割舍绵绵不尽的骨肉情。

养父养母离开我们20多年了，他们是那么善良、勤劳、宽容，前前后后抱养过3个男孩1个女孩，期间经受了那么多的曲折、挫败、痛心、磨难，却一路披荆斩棘，坚强地挺了过来。

父亲用精湛的医术解除了多少患者的痛苦，挽救了多少患者的生命。因为不生育孩子，本已给夫妻俩心灵造成了莫大的伤痛，而历次政治运动的钢鞭又无情地鞭挞他们：“黑五类”的社会歧视，抄家的惊险惊魂，以致殃及他们的养女养子……苍天哪！为什么贤愚不分、善恶不辨，对他们如此不公？！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怜天下养父母的心！

母亲

2021年10月28日

草于小店新居

2021年10月31日修改

冯印谱读本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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