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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吕立汉: 母亲被游街示众, 我只能假装不认识
吕立汉，1955年出生。浙江缙云人。1975年毕业于缙云中学高中部。次年9月任教于缙云中学。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丽水师专。历任进修部副主任、中文系主任、副校长；丽水学院副院长等。二级教授，长期从事古代文史、地方文献、刘基文化、畲族文化研究。2016年退休。
原题
我的两次高考
1980年秋，摄于杭州初阳台
在“文革”中，读大学，是我想都不敢去想的事。因为我的社会关系不好：外祖父是历史反革命，舅舅是右派，舅妈是地主出身。我本人家庭成分虽然是贫农，但父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母亲也被扣上了“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我竟然成了“黑五类子女”。
1967年，我13岁。元宵节那晚，全家人正在吃团圆饭。突然间，造反派二三十人冲到了我家门口，父亲赶紧把房门关上。门外“打倒牛鬼蛇神某某某”的口号声震天响，我与妹妹泪水和着饭菜一口口地往肚子里咽。造反派走后，出门一看，发现鲜红的春联，被覆盖上了白对联。
8月，又目睹了父亲挨批斗的场景：能容纳500多人的村大会堂里，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牛鬼蛇神吕某某押上台来！”的口号声中，关押多日的父亲，被五花大绑，以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押到台前。父亲上身穿着淡蓝色衬衫，脖子上用铁丝吊着一块黑牌子，上面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吕某某！”父亲脸上豆大的“命汗”直流，不久就全身湿透，摇摇欲坠。台下还有30多位“四类分子”一字排开，面向革命群众在陪斗。
批斗结束，我父亲被绑着关回“大队间”，继续拷打。拷打的刑具很简单，蒙上眼睛，在五花大绑的脊梁处打一个结，在不足8平方米的房间内，两个打手各站一边，揪着绳结，狠命地来回撞墙。半夜之后，换成用碗口粗的树干往心窝桶。我父亲发现不对劲了，声嘶力竭地喊救命！我堂叔破门而入，总算终止了悲剧发生。
翌日清晨，父亲回家，脱下上衣，脖子上、背脊上、胸口上、手臂上，道道伤痕，惨不忍睹。隔壁伯母流着泪为我父亲清洗伤口，涂抹药水，宽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话，我永远记得。
我怎么也想不通，父亲怎么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呢！听父亲说，爷爷36岁去世，那年我父亲才8岁，大姑妈13岁，小姑妈6岁，父亲刚读了半年书，就不得已辍学。祖母是小脚女人，要抚养一男二女，谈何容易！无奈之下，大姑妈做了童养媳。我奶奶则经曾祖父同意，带着年仅8岁的儿子和6岁的小女儿，“典妻”到海拔600米以上的一个小山村。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的悲惨命运，就这样落到我奶奶的头上！
我父亲10岁那年，到县城“寿春堂”中药铺做学徒，一干就是10多年，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到村里。土改时，我家成份是贫农。
1964年“四清”运动，我父亲主持清理大队财务，清算出了诸多问题，让当事人怀恨在心。“文革”开始后，这拨子人全都成了造反派，这或许就是他们要把我父亲往死里整的原因。
1968年，我小学毕业。其实从五年级开始就停课了。红小兵闹革命，老师则分裂成两派，校长樊设恒成了“走资派”，天天被批斗。暑期的某一天，我进入学校，空无一人，教师办公室房门洞开，桌上、地上全是破旧报纸、学生作业本等，不知历经几次洗劫。我拉开一个个抽屉，也想检点“破烂”，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份方川小学应届毕业生上初中的推荐表，我名下签署的是：“该学生家长是三反对象，不予推荐。”
我喜欢读书。我8岁上小学，父亲叮嘱要好好读书。没想到小学才毕业，我就被剥夺了上学机会。14岁那年，母亲给我缝制了一条开片小腰裙（男人干活时系在腰间），我就扛起锄头到生产队干活了，底分2分，从早干到晚，一毛二分钱。
1968年底，家门口办了初中，我又回去读书了。中学设在隔壁村的祠堂里，连操场都没有，仅有的体育设施是两张乒乓球桌。语文老师不错，一位是缙云中学下放的，另一位是浙师院刚毕业的。英语老师由俄语老师改行，没教材，开了不到一个学期，就不开了；这老师还兼教化学。数学老师是一位高中毕业生，难度大一些的数学题，他自己也不会解。
班主任姓陈，原来是缙云中学的图书管理员，负责上《农业》课。但他是大城市来的，真的是五谷不分，讲到多种经营时，说玉米要种，包萝也要种，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那时上午第一节上课前，有个仪式，由班长领颂“万寿无疆”“身体健康”，领读“老三段”和“新三段”，最后全体同学引吭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课程都不用考试，唯一一次数学考试也是开卷的，遵循了“抄一遍也好”的指示，但全班仅两人及格，我是其中之一，因此自鸣得意了一阵子。
我喜欢读书，但学校无书可读，校图书室能借阅的小说仅《林海雪原》《红岩》《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迎春花》《苦菜花》等可怜的几部红色小说。其中《林海雪原》最受欢迎，男女同学都喜欢看“白茹的心”。《红日》是禁书，只能偷偷传阅，上数学课时我在偷看，被老师狠批了一顿。读的第一部古代小说是《聊斋志异》，半懂不懂。到1970年底，稀里糊涂就算初中毕业了。
1971年缙云中学春季高中招生，我们班只有一位同学成为幸运儿。秋季再招生，同村有两位去了。那个年代读高中要由大队“贫管会”推荐，我清楚这名额不可能落到我头上。
1971年春天，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去开化与婺源交界的大山深处，做瓦窑的砍柴工。瓦窑搭建在半山腰，四周是层层叠叠的梯田。2011年我做畲族田野调查，重游此地，时值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一眼望去非常漂亮。但在当年，我是为了谋生来到这山乡僻野，完全没有这种审美感觉。
砍柴是窑场中最为辛苦的工种，每天砍四担，约六百来斤，给1.8元钱。这是重体力活，所以胃口特别好，每餐半斤米饭还觉得没把肚子填饱，下饭菜是从家里带去的梅干菜。
端午节那天，伙计们结伴上山采粽叶。这是浙皖赣红军打游击的地方，山很高，海拔1400多米，当地人称“鸡头山”，据说当年方志敏就在山上打游击。下山后经过一家水碓，当时油车正在榨菜籽油，无人看管，年长的伙计说；“喝碗油吧，肚里有了油水，饭就省。”大伙儿相继舀满黄橙橙、热气腾腾的菜籽油，仰着脖子，一气喝下，足足有半斤，那情状有些梁山好汉的感觉。只有我，喝了一半就喝不下去了，于是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太无能了。
1981年摄于杭州龙井
7月的某一天，父亲发来电报：“开高招，速返！”原来是缙云中学开始秋季招生了。我次日便匆匆返程。这次明面上也有笔试一关，由公社组织，我参加了。考后不久，父亲扛着一只火腿去公社打探消息，公社“贫管会”主任是我村里的女婿，他查了成绩，说：“太差了，总分200分，你儿子考的还不到100分，我也帮不上忙啊。”人家火腿也不好收了，父亲只得灰溜溜地扛回家。
当晚，父亲火冒三丈，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读书读个粪缸板啊！”父亲一直以为我是读书的料，小学里成绩很好，奖状贴满墙壁，没曾想把初中读成这个样子，让他颜面尽失。父亲这一顿破口大骂，把我骂醒了，感觉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成熟了。暗中发誓：若有机会再进学堂，一定好好读书！
8月初，我又背起行囊，到大洋建水库（即如今缙云县的大洋水库）。大洋山是缙云境内海拔最高的山峰，瓯江源头之一，溪流落差极大，缙云人硬是靠肩扛车拉，在峡谷中建造了7座电站，从此成了全世界小水电梯级开发的典范，如今那水库镶嵌于万山丛中，成了闻名遐迩的“青山明珠”。在水库的大坝上有我的血汗凝固其中，我差些把一条腿断送于此，让我永远不会忘怀。
那天我们负责在大坝“卸车”。卸车是技术活，民工用手拉车把泥土络绎不绝拉到堤坝上，便由我们接管，车身在前，车把在后，三人一组，中间一位双手紧攥车把，两侧民工助力，瞄准方向往前冲出十来米，双手奋力往上一扬，便泥、车分离。号称“唐司令”的同村民工逞能，意欲表演单人卸车绝活，因独力难支，泥车变向，直朝我猛冲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等我发现，已来不及躲闪，泥车的钢轧头撞上了我的左膝盖，当场卧倒，血流不止，民工用担架把我送往医院拍片治疗，好在是轻微骨伤，疗休一周，就返工了。
9月23日，缙云县遭遇有史以来最大洪灾，时称“缙云9·23洪水”。22日晚，大洋山区下起了滂沱大雨，库区山洪暴发，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坝下工棚民工紧急撤离。我们新美营全员动员，护坝通宵达旦，然而功亏一篑。23日上午10点光景，汹涌的洪水把行将竣工的大坝冲出一道豁口，眼看着豁口越卷越大，浑浊的山洪呼啸而下，坝下我们住的工棚载浮载沉，被席卷而去。我呆呆地看着这场景，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之后便是夜以继日的重建。探照灯把整个工地照得如同白昼，民工们白加黑连轴转。那时我已成了一名合格的民工，在盘山小道上用双轮车运石块，哪怕是最崎岖陡峭的山路，也能用肩膀顶着车把稳稳下山。民工来自全县各地，采用部队建制，我们新美公社就叫新美连。连一级配备宣传员，隔壁村比我年长的徐学献担当此职，是轻松的干活，令我很是羡慕。出勤记工分，我底分4分，政府另给一毛五分钱补贴。周末食堂改善伙食，通常是馒头加红烧肉。那馒头很大，用“老面娘”发酵，半斤面粉一个，椭圆形状，很香。这算是做了两个月水库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
1981年摄于嘉兴南湖烟雨楼
1972年春，公社办了民办高中，我去读了。但仅一个学期就停办了，读书梦再次破灭。不过我恶补了两年的初中学业，还加入了共青团。这年冬天，我跟母亲到丽水城郊的九里村“抽索面”，学会了做面条的整套工艺。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全县高中为明春招生，搞密封试卷考试，录取主要看成绩。母亲说：“回家看书吧，这次听说是拿来考的，你去考吧，考不上，就认命！”
准备了一个星期，我考了全公社第一名，语文获得缙云中学的最高分。
1973年2月，我终于读上了高中。因为机会来之不易，我读书很用功。入学初，数学摸底测试我得了70分，之后的期中、期末考试连同单元测验，连续得了5次100分，连语文也得过一次100分，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总成绩居全年级之首。
语文老师杭大中文系毕业，他上语文课，提问题有个习惯，先让差生作答，答不出则让中档学生答，还不行，第三位必定是我。
作文每周一次，语文老师批改得很仔细，精彩之处，总会予以点评。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我连续两天面壁，没写成一个字。第三天晚自修，干脆草稿也不打，直接写在了作文本上。过后老师说，他准备把我这篇作文编入《缙云中学学生作文选》，向我了解写作过程，我如实做了汇报。老师说：“不能说没打草稿，其实你已经打了两天的腹稿啦！”
缙云中学有一个藏书比较丰富的图书馆，那时由我初中班主任陈老师主管。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通过陈老师偷偷借阅的。
正当我憧憬美好的未来，开始做起大学梦时，风云突变，东北那旮旯冒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学校教学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工宣队”再次进驻学校。队长叫章金柱，是个转业军人，从县机械厂派来，兼任校党支部副书记。先是批林批孔，既而又搞评法批儒，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班主任已撒手不管，我是班团支部书记，无奈之下，和班长一同履行起了班主任的职责。其他班级都出了“大批判专栏”，唯独我们班纹丝未动。章师傅专门来我们班蹲点，要求赶快行动起来写大字报。于是我们班的大批判专栏也问世了。
当时有位同学写了一篇批判某老师的文章，由我代他抄成大字报。结果被那位老师认定那文章就是我写的。章师傅有心培养我，不仅让我参加学校故事团，专门讲“评法批儒”的故事，还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还真的写了。谁料日后竟成为我高考政审的一大污点。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这时我已届20虚岁。
高中毕业留影（右一）
这一年里，我的底分到了9分，是队里的插秧能手。偶尔哪所学校需要代课老师，也会去代上几节课。
1976年8月初，参加新美公社初中民办教师招考，我考了第一名，但没被录用，理由是回乡锻炼未足两年。
9月上旬，高中同学杨碧明邀我一起去公路段敲铺路石。按件计酬，每天抡着小铁锤，顶着似火的骄阳，在330国道边上不停地敲啊敲啊，这一锤锤都敲得我自己心痛，自觉这不应该是我干的活，但毕竟比在生产队干活赚钱呵。
330国道，往北通往杭州、上海乃至北京，往南到温州出海口，我茫然望着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不知道我的人生之路到底在何方？
杨同学告诉我，冬季另有活干，给公路上的绿化树涂抹石灰浆，每天8毛钱，我也答应了。
9月中旬，我照常去国道边敲石头，中午时分，一辆大客抛锚，一位温州的时髦女郎，下车后观看我劳作多时，临上车扔给我一句话：“苦力的干活啊！”
听到这话，我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当即把小铁锤使劲儿甩向好溪，跟妹妹说：“回家！”
事有凑巧，还是命运安排？翌日清晨，工宣队章队长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要我回缙云中学代课，我成了母校缙云中学的代课老师！
之后不久，又转成了民办教师。教三门高中课程：语文、英语、农业生物，什么细胞质、细胞膜、细胞壁、有性杂交、无性杂交都要讲。毕竟有了一份相对安定的工作，所以心情不错。
给学生上课，首先得自己弄懂，哪怕是现炒现卖。在缙云中学任教这两年，夯实了我的学业基础。这期间，我看了不少小说，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是巴尔扎克的《剥削者》，之后又读了他的《高老头》。还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大约在10月份的某个周末，我约城里的同学去我家玩。两人骑着自行车，途经公社所在地兆岸村，只见过村公路上人群熙攘，有人戴着高帽在游街示众。近前一看，游街示众的竟是我母亲！
母亲被一条粗麻绳反手捆绑着，胸前挂着纸牌，上书“打倒投机倒把分子陈某某”，名字上打了三个红色的“×”。
同学问：“这女人是谁啊，你认识吗？”
我面无表情地回答：“不认识，咱走吧。”
眼看着母亲被游街示众而无力援手，我当时心如刀绞，飞速离开。到家后，向同学说，很不巧，母亲外出了，我们得自己做饭。我下厨烧了一碗鸡蛋面条招待同学，然后仓惶回校。
我母亲目不识丁，那时为养家糊口，收购一些黄花菜翻山越岭偷偷运往丽水出售，赚取些微薄的辛苦费以维持生计。在现在是很平常的小商贩活动，但当时就是“投机倒把”行为，被捉住是要挨游街批斗的。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了。其后工宣队撤离，学校班子解散，揭批查“四人帮”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些人作为“文革”中的“三种人”被隔离审查。教学秩序仍然很乱，甚至可以说比以前更乱，1977年高考，缙云中学应届毕业生剃了光头。
第二学期，我专上两个班级的高中语文，兼高一（6）班班主任。原班主任告诉我谁谁谁是调皮捣蛋鬼，接任伊始，我专找他们来开了一个会，那“孩子王”却大咧咧地说：“吕老师，你别怕，老师就要有老师的派头，我们会支持你的。”
第一堂课是讲毛主席七律《登庐山》，板书时，“孩子王”叫了起来：“唉？粉笔字写得不错嘛！”只见他坐在最后一排，两腿交叉着搁在课桌上，就这么吊儿郎当！
没过几天，英语老师告状，说这“孩子王”恶作剧，上课时绕着教室吹笛子，拿他没辙。
于是我找他谈话，问：想不想当班干部。他说想！任体育委员怎么样？他很干脆，说“行啊！”这以后他再也不捣蛋了，还警告他的小兄弟们不准闹事。后来这“孩子王”与我同时考取了大学，他上了丽水师专中文系，现在是某中学资深的高级语文教师。
1977年10月下旬，报载恢复高考。我很振奋，有那种“解放区的天是艳阳天”的感觉。考大学已不再是梦，再三权衡之后，我决定考理科，为的是远离政治。
高考分初试和复试。初试顺利。复试在水南中学。心情很紧张，脑袋像炸开似的，稀里糊涂地走进考场找到了座位。做了几道题后，脑子才恢复了正常，思路极为清晰。晚上回家，跟母亲聊起考场上心态的变化，母亲开心地说：“那是菩萨显灵了。娘为你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去佛殿烧高香呢！”当时我心头一热，差点流下了眼泪。
大考之后工作照常，因为牵挂着能否上线，日子过得特别的慢。那天路过缙云山城最繁华的十字街口，只见一大群人围在宣传栏看什么，便也凑了过去，一看，是大红喜报，高考上线名单的大红喜报！上头疏疏朗朗写了20多个人的名字。我的心砰砰直跳，睁大眼睛快速搜寻，哇，上线啦！“吕立汉”三字赫然在目！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长时间地伫立着，看了一遍又一遍。眼角余光瞥见右侧电线杆上挂着一只小木箱。仔细一看，是“高考录取检举箱”！我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有糟糕的社会关系，父亲与大队主要干部关系很差，我自己是在造反派掌权时被召回缙云中学任民办教师的，粉碎“四人帮”后，新班子一直视我为“异己分子”，其中最跟我过不去的校领导居然成了县招生办的副主任，他能手下留情吗？
1978年1月，别人都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则音信全无。当时的心情落到了冰点，寝食不思。
忽然传来消息，高校要扩大招生。我怀着一线希望，赶到了丽水，到初中同学的住处打探信息。
这位同学已经是丽水师范的教师，临时抽调到地区招生办。我问他：“扩大招生，我有没希望？大学没得读，中专也行啊。”
同学说：“你啊你，中专若能上，大学就能上。坦白告诉你吧，政审不过关！你的成绩其实不错的，在全县属中上水平，上了杭大线。我们把你的政审材料退回县里，希望他们重新考虑。谁知县里重报时变本加厉，给你本人定了4条：一、想突击入党；二、写过攻击革命教师的大字报；三、伙同父母亲搞投机倒把；四、有一定的教学水平，但骄傲自满。别说是4条，光是第一条，你就死定了。老同学，还是从长计议吧，——或许今后政策会变。”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我终于明白了不能录取的原因所在。可明白了又有何用？
我在想，若下次再考，要是招生办还是这些人掌权，即便比这次考得更好，也是白搭。于是我给远在新疆阿克苏的舅舅去信，说明情况，询问能否把户口迁往新疆，再行高考。舅舅被打成“右派”后在新疆谋生，他回信说：“你别肚子疼埋怨西瓜皮！这次理科考了中上水平，下次你改考文科，考它个上中水平给我瞧瞧，届时还不录取，你也是人才啦！”
1978年2月，国家已经确定第二次高考在7月。但是否继续参考，我迟迟未下决心。3月的某天夜晚，我拜访了小学恩师樊设恒老师。樊老师在粉碎“四人帮”后调至县教育局，家就在缙云中学大门外，我经常去他家诉说我心中的苦闷。这次我还没落座，樊老师劈头就问：“开始复习了吗？”
“没呢，不想考了。”我心绪平静地回答。
樊老师提高了嗓门，用命令的口气说：“立汉，你马上开始复习！”
他顿了一顿，又说：“教育局刚定下来，让我当招生办副主任。其他的事情你别操心，只管把成绩给我考好！”
天大的喜讯！樊老师这番话，让我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乌云密布的天空豁然开朗，一缕阳光破云而出，我看到了希望。
我决定改考文科。基于几点考虑：一是眼睛“色弱”，对报理工科专业限制太多；二是我自己教着高中毕业班语文，不用专门复习；三是数学底子还行，可借此拉开总分，因为文科考生大都数学不行。只是历史、地理两门课属于空白，要在四个月内掌握，实在是重大挑战。
此外，舅舅那封回信深深刺痛了我，我暗地里跟他较劲儿：就考给你看看！为此，我赌气没给舅舅写信。——直到入学后，才告知他。舅舅自然高兴，回信鼓励我要成为一个像鲁迅一样的文学家。只是天晓得，我天生就不是这块料！这是后话。
之后的100多天复习，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社会上的考生可以脱产参加复习班，我则不行，白天得上课，直到夜自修结束，九点半学生宿舍熄灯就寝之后，才能自由支配。每晚看书解题到深夜两点。由于睡眠严重不足，体力极度透支，营养又跟不上，到8月份体检时，已是骨瘦如柴，我身高170公分，体重却只有103斤。
7月的大考终于到了。毕竟经历过1977年的高考，我临场很镇定，也很自信。第一场考的是政治。考毕与教政治的老师一交流，他说就这么个答法，没错！于是信心大增，后面几场越考越顺。
县城的十字街口又出现了大红喜报，我仍然榜上有名。我急冲冲跑到县招生办查分，心想，千万别考得太差，我的学生若都比我考得好，那我的脸往哪搁！一看，我的名字列第二位，总分375.5分！在我上面的那一位，是“老三届”的。接下来又看了一长串名字，就是没出现我的学生，这个时候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了，岂有此理，我的学生怎么就这样不成器呢！人啊人，就是那么爱脸面！
那年，我教过的学生，文科有二位考取了丽水师专，理工科则有7位考取了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丽水师专等。
填报志愿，我一路填师范院校：北京师大、华东师大、杭州大学（毕业生以中学教师居多）、丽水师专；只填报两个专业——中文和历史。——没填浙师院，我想杭大不录取，浙师院照样不会录取。那又该是政审出问题了。
8月底的一天，学校某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祝贺你考出好成绩！政审鉴定材料打了个初稿，你看看，可以发表你的看法。”
我认真地看了，第一句话就是：能参加揭批查“四人帮”运动。1977年政审所列的几个“污点”，“伙同父母亲搞投机倒把”改成了“希望与父母亲的小农经济思想划清界限”，去掉了“想突击入党”这致命的一条。我琢磨，能参加揭批查，不是不参加揭批查，政审应该是能通过了，就表态说：“谢谢！我没意见。”
事后得知，那年县招生办为了我的政审，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以“该考生本人表现尚可”而勉强过关。据说当年县招办作总结时，把我作为落实政策的典型案例写进了总结材料，并见诸县《招生简报》。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依然心有余悸，就赶紧办理户粮关系迁移手续。直到手续办完、迁移证明拿到手，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那时的感觉真好，走路时腰杆终于能挺直了。
10月17日，我从家里拎了一坛米酒，从食堂买了几份红烧肉、油豆腐，再到街上买了花生、饼干、糖果，邀请了所有在我备考过程中帮助过我的老师在办公室小酌几杯，也权且当作我的“谢师宴”了。
临行前夕，我去原工宣队队长章师傅家中告别，他赠我一支金星钢笔，并送了一本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笔记本，扉页书“好好学习！”又再三叮咛：“我清楚你的家庭情况，能读上大学，太不容易了。一定要为父母亲争口气！”
10月19日，我终于坐上开往省城的班车，圆我的大学梦去了。
1979年春，与同学摄于瑶琳仙境（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