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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 萧象：年轻老师眼里的中学江湖
大学时代的作者
萧象，湖南永州人，1977年入读衡阳师院外语系，1991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原题
1980年代的一中往事
1982—1988年，我在永州一中教授英语，六度寒暑，校长三见更易其人，以刘茂时校长年纪最大，印象最深。
刘校长大约在1982年底或1983年初从外县调来一中担任校长的。当时的一中正陷入办学低谷。十年文革使这所一度闻名遐迩的湘省重点中学遭受重创，不仅校园被染织厂分割占据，只剩半壁江山，教师队伍也七零八落，残缺不全。恢复高考后学校教学受到严重影响，持续几年高考成绩的不尽人意，使得师生普遍心有不满，腹怀怨气。
原来的校长工农出身，粗犷少文，文革中提拔上来，在呼吁教师治校、内行领导的改革年代，明显不合时宜，难堪重任，只得走人。由于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校长职位悬空阙如，达数月之久。因此，刘茂时的远道而来、长校一中，很有些临危受命而肩负重任的意味。
抵校当晚他便发表了一个就职演讲，这次演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演讲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但其中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乐业必先安居，我记得十分清楚。他说：大寨有一个说法，叫先治坡后治窝，这个说法不对。我国有一句成语，叫安居乐业，安居和乐业，二者之间有一个前后排序的逻辑关系，不能颠倒，这是人类社会千百年的经验总结，它告诉我们，人只有安居才能乐业，不安居怎么能乐业？接着，他话头一转，说：在我们学校也是如此，要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需要解决包括住房在内的教师待遇问题，教师待遇提高了，解决了后顾之忧，自会安下心来专事教学，教学质量也就会水涨船高得以提升。
这样的话在今天已是常识，没有什么新奇，但在“文革”结束不久、“先治坡后治窝”的左倾思维依然流行的80年代初，是需要一定见识，需要一定水平的，何况它出自一位新来乍到、人们正以审视的眼光打量，而又对其充满期望的新任校长之口。这让座中的教师们顿觉耳目一新，心头一热又怦然一震，感到十分中听和振奋。因为，在教师苦于待遇低下而不无怨气的情境下，他说到了点子上，搔到了老师们的痒处，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就职演说赢得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甚至一位平时不太买领导账的教师也情不自禁喊出了“好！好！好！”的称赞声。
刘校长50多岁，戴一副黑边玳瑁眼镜，穿着青灰色中式边开对襟衣，矮胖肤白，说话不徐不疾，从容不迫，颇有几分旧时学者的儒雅风范。他是在教工会议室站着演讲的，没有讲稿，但看得出是经过精心准备，打好腹稿的。他是民国时期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读的国际贸易学，50年代就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有过一段“右派”经历。
虽然人们对一人兴邦的英雄史观常常表示不同的看法，但又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一种历史事实：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掌握权力的历史人物其个人的思想观念和禀赋能力可给所处的历史带来决定性的变化。一个国家如此，一所学校又何尝不是如此。刘校长的到来使一中面貌开始发生令人可喜的明显变化。先是染织厂全部迁出学校，被占校舍完璧归赵，校园面积顿时增加一倍（当然，这不完全是他的功劳，学校一直在争取，在他任上得以实现），办学条件得到迅速提升和改善；接着秀丽的人工湖边盖起了一幢教师新楼，骨干教师和青年双职工欢天喜地迁入新居，困扰教职工多年的住房问题由此得到彻底解决。
另一引人注目的重要变化是校领导班子的重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观察与了解，刘校长最后提名数学郑老师、语文蒋老师、政治杨老师为副校长，英语黄老师为教导主任，经教育局和市委批准同意，组成新一届校领导班子。郑老师、蒋老师和杨老师为学校中年教学骨干，黄老师是青年教师优秀代表，这样的组合，无论老、中、青年龄结构还是语、数、政、外学科配置，堪称佳作，其组阁人员亦可谓当时一中的不二人选。
刘校长是从新田一中校长任上转调而来，来时独自一人，没带家属，与我比邻而居。我们同住在实验楼下面那栋倒L形的平房内。一天晚饭后，在宿舍走廊当头马路边的玉兰树下，我与黄老师和刘校长站着闲聊，聊到读书有无禁区问题。不知怎么，提到了《少女之心》。此为一本手抄禁书，因大胆露骨的性描写被视为严重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而受到严厉查禁，甚至有读者必变坏之耸听危言。对此我有点不以为然。我说，凡事因人而异，不可绝对，我看过此书，好几位我熟悉的也都看过，好像都没有什么事，也没看到哪个变坏。我是表示自己对读书无禁区的认同，当然也想试探刘校长的看法。刘校长接过话茬，说，哪有那么严重，这有什么事，我还让我儿子看过呢。
刘校长的话，让我大为惊异，也大为感佩。很多人对此书是闻而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而刘校长的态度却如此坦然大度。由此我进一步感到他思想的解放与开明。后来我读到董桥，董桥说，在他儿子年少时，他和他儿子一起翻看《阁楼》《花花公子》一类刊物，儿子成长很健康，成了一名律师。刘校长与董桥应是同类型，他们在对待下一代的教育上，不仅开通开明，而且有足够强大的自信心。
以我在一中六年沉淀于今的记忆，现在回想，刘茂时长校一中，应是一中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办学教育的一个转折点。他带给一中的固然是校园面貌与办学环境的大幅改变，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开放而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亲和的民主领导作风。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学虽不是大学，不求大师，但办学教育的基本理念应是一脉贯通。刘校长主张选贤用能，淡化政治，思想开明，作风民主，这样的影响潜移默化，深刻而深远。
刘校长真正主政一中时间不过一年半，其后遇机构改革，强调领导年轻化，刘校长遂将校印移交数学郑老师，担任党支部书记而退居二线。对刘校长的退位，教师们无不为之感到惋惜。
越两年，刘校长重返一线再次担任校长。但这次任职时间很短，不久便卸去全部职务，黄老师由教导主任升为校长。这其中刘校长台后运作，发挥影响，起了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然而，这种坐镇幕后影响前台的所谓“垂帘听政”式的成功运作，不意数年后重新上演，又成为校长再次面临危机时的致命一击，印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古训，也让对刘校长既有的良好评价多生出一种看法，而变得复杂起来。
这就说到了黄老师。认真说来，应该说是黄校长。但因平时我们相互间的随意，除了在学生面前和公共场合我称黄校长外，私下均以名字相称，为保持习惯，在这里我以为还是以黄老师称之为宜。黄老师，77级本科生，毕业于湖南师大外语系。当时青年教师中大多为专科毕业，本科毕业的不过三五来人，凤毛麟角，比较稀贵。刘校长选他为教导主任，可谓慧眼识珠，将其推上校长职位，更是成人之美。在我也是乐见其成。
黄老师明确自己将接任校长之后，有一天来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出任教导主任，和他一道挑起管理学校的担子。我婉拒了，告诉他，我准备报考研究生，没有时间。此后，教学上我一如既往恪尽本职，对黄老师的工作我从道义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对我的选择我想他也会具有同情的理解。
1988年我考上研究生离开了一中。大约是1991年寒假，黄老师应邀做客我家，闲聊中他透露给我说，市里已找他谈了话，准备提他为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我很为他高兴，觉得他能够在更重要的岗位发挥作用，应是永州教育之幸。但不知怎的，此事后来不见了下文。再后来我毕业留在了长沙，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大约在1993年，我突然听说黄老师愤然辞职，离开永州，去了广东。我十分愕然，对夫人感叹说道：黄老师出走，为永州教育界一大损失。这一看法来自于我多年与黄老师的接触和对他的了解。
在当年一中我们那批青年教师中，论才识与教学，与黄老师伯仲之间的不是没有，但热爱本职，真正有心把中学教育作为事业而予以全神贯注其中的，据我观察，可以说，惟其一人。80年代整个教育事业很不景气，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待遇低下，学校青年教师中，除了来自农村的或一时有鲤鱼跳龙门的满足，那些本是城里而毕业分到中学的大多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流露在外，不是表现为心灰意懒而得过且过，就是想方设法地调离学校。
我刚到一中不久，几位有点想法的青年教师，记得有黄老师、语文张老师、数学尹老师、化学邓老师、物理陈老师等，还有我，发起过一个学习小组，还作古正经地在张老师的宿舍开了一次会，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讨论如何促进读书，进行心得交流事宜。数年之后，这些成员，除了黄老师、尹老师，全都远走高飞，离开了一中。而在我在教学之余攻读《欧洲文学史》时，黄老师案头摆放的是《教育心理学》。仅此就可以见出黄老师对中学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执着。正是在这点上，我感到黄老师的难能可贵和大有可为。
在教导主任任上，黄老师开始显示出其潜在的教学管理能力。在中学，如果我们把教学水平看作才，把热爱本职工作和教育事业看作德，黄老师应属德才兼具。才难得，德更不容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黄老师的出走是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的德才兼具的人才的流失，所以也就是永州教育界的一大损失。
后来我听说，黄老师愤然出走，与刘校长不无关系。黄老师耿直的性格使其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对刘校长或也有失之照顾周全之处。于是这些人联名告状，拉上刘校长，刘校长或本有怨气，受人怂恿，按捺不住，利用关系，影响市委和地委，成功阻击了黄老师上升的通道，并且其校长职务也被免去。让黄老师感到在一中难以为继，一气之下，愤然辞职出走。
这段发生在我离开一中之后的故事，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几乎同一时期发生在北京城的故事。唉，一所普通中学校长的去留模式，竟然与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更迭方式如出一辙，你不能不感叹这一时代影响的深广性，以及在这一深广影响之下权力运作的同一性。我为黄老师深感惋惜，同时也为我素所敬重的刘校长深感遗憾。
高考是中学办学的指挥棒，也是检测学校教学质量的水平仪。每年高考放榜，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学生如此，学校又何尝不是如此。虽说自刘校长来后一中高考逐年都在提高，但学校毕竟为久病初苏，师力不支，加上生源有限，在高考问题上，别说离恢复“文革”前在全地区独领风骚的景象还相距甚远，即便同城相竞也时常落人之后，屈于另一学校。这不能不影响到一中的声誉，也让一中教师深感委屈与憋气。
就像当时的国家，改革开放无疑是在进步，但与先进国家相比，实力不济的捉襟见肘，难免不让国人总有说话底气不足的窘迫感。这样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另一种形式，通过诸如体育竞赛获取冠军这种方式来鼓舞士气，证明自己。当时的永州一中，也是如此，当高考不满人意之时，考场之外的球场夺魁，就显得格外的来神提气，振奋人心。
那时学校教师有一帮篮球爱好者，只要天气晴朗，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或吃了晚饭后总会汇聚一起到球场打球。每每是隔壁的曹老师先在走廊上把气充得鼓鼓的篮球拍得咚咚作响，然而大呼一声“走呀，打球去！”我则应声放下教案，换装随后而至，往往是打得一身大汗淋漓，日落西山，方始收场。这是我在一中教书之余的常见景象，也是快乐生活的一种常用方式。
经常在一起打球的有体育曹老师、盘老师、蒋老师，语文张老师、蒋老师，数学尹老师、物理周老师等。1983年，湖南师大体育系分来一名周老师，此公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身体十分彪悍，球技也相当了得。他的到来使学校教师篮球实力顿时大增。
就在这年冬，永州市举行包括地直企事业单位在内的篮球锦标赛，学校上述教师加上两名学生组队参加。原本大家仅是抱着旨在参与的态度与好玩的想法，没有多大的指望，不想一路过关斩将，以黑马姿态闯进四强，并杀入决赛。
此时，群情振奋，看到了希望，有了想法。决赛之日，我灵机一动，草就一幅海报，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煽动”学生前往赛场，为学校争夺冠军呐喊助威；并找来写得一手好字的语文陈老师，把它抄在一张大红纸上，张贴在学生食堂门前的墙壁上。中午放学，引来学生围观如堵。
决赛在市灯光球场举行，对手是实力强大的上届冠军地区卷烟厂代表队。当晚容纳万人的球场座无虚席，在一阵阵排山倒海震耳欲聋的呐喊呼啸声中，我校教师队势不可挡有如神助，在最后时刻将不可一世的上届冠军斩于马下，神勇夺魁。永州一中由是名动芝城，享誉一时，让人刮目相看。
篮球夺冠让一中在全市名气大振，不久之后又一次活动把永州一中推向了全省。1984年团省委组织的全省重点中学团委工作经验现场交流会在永州一中举行。这对学校既是一种荣誉，也是展示自己的最佳机会。学校对此高度重视，层层动员，精心准备，早早就开始排演大型团体操和文艺节目。
经验交流大会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学校田径场举行的，学校架起高音喇叭，悬挂大红欢迎长幅，学生盛装列队，场面隆重，气氛热烈。时任团省委副书记的文选德带队，全省重点中学团委书记一行数人来到学校，听取汇报，观看演出。
其中一位高中女生表演的武术，最具特色，当时习武本为稀罕，女子习武，更凤毛麟角，其娴熟武艺，不凡身手，配以轻灵身姿，给来宾留下深刻印象。此次活动获得圆满成功，不仅让远道的客人记住了永州一中这座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的学校名字，也让学校师生在成功的喜悦中感到一种难得的扬眉吐气。
这次活动，有一小插曲。开幕式本应由校团委书记杨老师担纲，因其零陵方言较浓，刘校长推举我充当主持。那天中午杨老师交给我一张写有贵宾名字与头衔的纸条，特别嘱咐介绍文选德时要念团省委书记，不要念副书记。一般非正式场合人们称呼官职，如是副职，常见去掉“副”字，是人之常情，但在正式场合这样做，似不妥当，对此我表示疑虑。杨老师坚持说，没有关系。但临到场上，我还是照单实念。此次活动后不久，杨老师调离一中，升任团市委书记，进入政界。
有人说中国社会以十年为度，可以见时代变迁。如是，90年代经济学是热门，00年代互联网是潮流，则80年代无疑以文学为崇尚。文学是时代的象征，文学青年则是时代的骄子。那时的一中也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学青年，他就是前面已提到的语文张老师。张老师很早就在《广州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在当时的一中校园乃至永州小城是很可以引以为荣的，不过，他真正专事创作，以文学为事业，却是离开一中之后。他在一中的引人注目乃是他文学青年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特质所具有的罗曼蒂克。就像众多作家风流倜傥一样，张老师也是情感丰富，潇洒浪漫。
我到一中不久，张老师刚结束一场开头轰轰烈烈结尾凄凄惨惨的恋爱。这倒不是他的缘故，是女方家长的坚决反对，鸳鸯棒打而无奈离散。不过，他很快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开始追寻创作所需的新的激情与动力源泉。
一天，放学时分，他骑着单车春风满面，驮着一位漂亮的青年女子在校园门口穿行而过，引来学生惊艳的目光。正当人们期待关于他的新的浪漫故事时，他突然宣布他结婚了，自然大家诚挚地向他表示道喜祝福，但又未免为新娘不是那位漂亮女子而有所失望。
他邀请我和黄老师上他家喝喜酒。当时经济和餐饮业还不发达，结婚大多在家中摆酒，不像如今请客都到餐馆酒店。我记得我们买了一个红色的铁壳热水瓶作为礼品送给他。结婚送热水瓶是那时通行的送礼方式。后来得知，他闪电般的结婚，不无恋爱不成，在父母压力之下带有某种负气的成分。
张老师性喜交结，眼界开阔，志存高远；虽然在一中少见发表作品，但与省城文艺人士多有联系。潇湘电影制片厂知名编剧汤炜是他的师长辈朋友，他邀他来一中做客小驻，写作剧本，就借住在我的宿舍。我的宿舍位于倒L型平房的一侧，掩隐在枝叶繁茂的樟树之下，推窗即见小池塘和人工湖，开门就是一片桔子林，偏僻而幽静，颇适宜于读书写作。
1986年，张老师调离一中，到了株洲一家大型国企担任厂报编辑；再后来，到了长沙，专心致意从事文学创作。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惊险一跳》《权力有限》等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电视剧本《张闻天》《柳宗元》等拍成电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如今，他每年都有作品问世，已是名副其实的作家和剧作家了。
另一位与文学挂得上钩且颇具个性的青年老师是陈老师。陈老师也是77级的，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多才多艺，吹拉弹唱，书法象棋，都有一手。陈老师恃才傲物，个性张扬，口直心快，我行我素，常常看见不如意者不假思索径直提出，从不拐弯抹角，也不在意他人感受，往往让领导感觉头疼。据说他最初分在市教育局机关，因他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局长就把他放到了中学。他觉得委屈，感到埋没。
除了对文艺的爱好，陈老师对时代潮流亦颇为敏感，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小荷才露尖尖角”，他就有过跃跃欲试的敏于行。他买来照相器材，通过给毕业班学生照毕业相、洗相来演练他的生意经，他还利用信息倒卖木材，从中赚取可观的差价。然而，当他一心想着把摊子铺开，把生意扩大时，不是碰得头破血流，就是亏得一塌糊涂。这似乎说明陈老师有经商之想法，无经营之能力，有赚钱之思想，无发财之命运，他是读书的种，不是经商的料。
1984年暑假，他到长沙参加高考语文阅卷，阅卷地点在湖南师大，正好我也在师大参加短期培训。一天晚饭后，我们坐公交到五一广场，逛上了一通，然后徒步走回师大。走过湘江大桥时，我们伫立在桥中栏边，只见夜空星光灿烂，江面波光粼粼，桥上车流如水，两岸高楼林立，灯火一片辉煌，省城繁华的都市夜景顿时把我们给迷住了，我们心有所动，若有所思，一时没有说话，各自在想着什么。突然陈老师脱口大声说道：我一定要考回长沙，留在长沙。
陈老师的话，于我心有戚戚，但对我说来，那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没想到，两年后陈老师不负前誓，果然考取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重返省城长沙。再一年我也步其后尘，迈进湖南师大校园，而梦想成真。
萧象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