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年度荐书：通往秩序下的自由
1.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等，《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中信出版社，2018.
眼下国内关于“垄断”的话题争论很大，从主流经济学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各种理论视角出发的讨论，但，如果仅限于纯经济学的讨论并不足以洞察这一问题。道德拉斯·诺斯等人在2009年的《暴力与秩序》一书提出原始社会秩序、受限准入社会秩序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论框架，对“受限准入社会秩序”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迈向开放准入社会秩序的临界条件，并做了9个详实的实证（计量经济学、国际比较、案例）研究。如果将眼下国内热议的“垄断”问题置于《暴力的阴影》的新框架下来看，关于垄断的纯经济学分析是新框架内的一个特例。诺斯等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认为，所有社会都必须首先处理好“暴力问题”、“组织的性质”和“精英内部的组织结构问题”。
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尺度（但比宏观经济学设置的时间尺度更长）和相对直接的因果机制来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制度，但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制度品质不同，经济发展情况不同，但发展中国家简单模仿或移植发达国家的制度经常并不成功。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以及当今全球人口的大多数，人们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人是居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存在物，潜在暴力潜能和暴力的使用是必要的，但暴力是一把双刃剑——就看暴力存在的方式和被如何使用。
受限准入秩序（LAO,limited access order）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作者将其划分为脆弱LAO、初级LAO、成熟LAO三种类型。首先，一个社会必须抑制暴力，当然抑制暴力本身又需要暴力（潜能）的支持。第二，一个社会抑制暴力的动力来源在于“合作剩余”的激励（诱惑）。作者使用的概念是“租金”，租金在经济学上的使用源远流长，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建议读者用租金Ⅰ：“合作剩余”+租金Ⅱ：非生产性寻利行为（DUP，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所得来区分作者统一用“租金”概念所指的那个东西。假定存在两个支配性联盟（类似于诺齐克经典著作中的“保护性社团”），支配性联盟成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和教育领导者等“精英”。支配性联盟享受的最优价值的特权就是执行制度以获取租金Ⅰ,或租金Ⅱ，或者二者的组合。一个良好治理的社会是尽量减少租金Ⅱ，尽可能扩大租金Ⅰ的社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隐喻就是说人们在自利动机驱使下行动实际上在做大和分享租金Ⅰ。诺斯在本书中使用的租金概念正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租金，即租金Ⅰ。
为什么人们试图建立抑制暴力的组织？因为巨大回报的租金Ⅰ等待收获，一旦暴力发生国内战争、炮火纷飞，那么租金Ⅰ就迅速减少（例如叙利亚的情形）。那么是不是说，只要我们拥抱租金Ⅰ，极大减少甚至消除租金Ⅱ就能使发展中国家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并非如此，消灭租金Ⅱ后存在两种可能的未来：社会陷入暴力和失序，或者竞争性市场经济。所以给发展中国家出政策建议的时候，需要谨慎考虑是否为了消灭租金Ⅱ而滑向社会普遍暴力和失序的可怕陷阱中去（1980-1990年代的莫桑比克和刚果）。很可惜，对于LAO中的精英而言，租金Ⅱ是眼前的、直接的、可持续性不够强的回报，而租金Ⅰ则是长期、间接、安全而巨大的回报。由于人类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的不完美性，有几人能做到放弃短期、直接、相对较小的回报而着眼于获得长期、间接却相对较大而且安全的回报呢？
LAO中的“受限”具体是指经济机会、政治机会、社会机会（例如参加具有社会阶层流动意义的考试，建立NGO等）。通过建立关于经济机会、政治机会和社会机会的组织和制度，以此抑制非法暴力和促进合作秩序，在此意义上，制度创造了“合作剩余”（通俗说就是“做大蛋糕”）。但是，LAO 不同于开放准入秩序（OAO）的地方在于，LAO解决暴力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发展问题的一部分，也就说，LAO中广泛存在以获取租金Ⅱ为目的而抑制暴力，而不是以完全以抑制暴力换取租金Ⅰ（这背后的原因就十分复杂了）。
作者指出，经济学主流中研究经济发展问题集中关注最近100年的事情，然而，在新石器晚期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10000年）里，经济增长几乎为零，发展问题是人类历史的真正问题。迟至启蒙运动以来，一个大的背景是，占当今世界人口和民族国家数量绝大多数的LAO置身于仅仅25（诺斯以前的说法是“两打”）个OAO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广大LAO国家从25个OAO国家获取科技、市场和制度，由此获得显著的经济增长。本书中所选取的9个LAO案例国家中，从1950年-2007年人均收入增长大部分很缓慢，只有3个例外：韩国、智利、墨西哥。
作者也特别指出，LAO的三种情形：脆弱的、初级的、成熟的，此三者并不是一个离散的、线性进化关系，而是一条连续光谱，而且三种类型之间并非不可逆，现实是一个LAO国家在三种情形之间来回转换（这与卡尔·波普尔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乏”的观点一致）。目前全球约有10亿人生活在脆弱型LAO中（阿富汗、海地、伊拉克、刚果及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等）。脆弱型LAO中，支配性联盟面对内外暴力困扰，只能勉强维持自身。初级型LAO中，政府已经完善地建立起来，而且政府是永续组织（某个领导人去世，原政府仍然继续运作），这样的国家包括缅甸、古巴、朝鲜、革命党一党独大时期的墨西哥，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前苏联加盟国以及撒哈拉以南大部分非洲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里，暴力能力散布于警察、安全部门和军队中，这些组织都有途径通过腐败或垄断攫取租金Ⅱ。这种类型国家因为垄断控制了暴力，通过暴力维持基本合作秩序，因此也创造了大量租金Ⅰ。在成熟型LAO中，存在稳定的政府组织、司法系统以及详尽规定的政府各部门职责等；支配性联盟支持多种多样的政府内组织和政府外组织，但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的准入仍然受到限制；政府对制度的承诺变得更加可信，精英私人组织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政府施加经济压力，以使政府遵守承诺。这种类型典型国家如1990年后的墨西哥、巴西、南非、印度等。三种类型的秩序中在政府稳定性是程度上差异，而不是性质上差异。若要发生实质性转变，需要满足3条临界条件。
OAO中政府满足韦伯条件即政府垄断了潜在和实际的暴力，暴力集中于军警，而垄断合法暴力的军警受到文官政府的可靠控制。所谓开放，即经济机会、政治机会和社会机会（以及创建相关组织的权利）向一切人和组织开放；法制和宪政安排以及强有力的私人组织制约着政府合法使用暴力。LOA向OAO的转变是性质上的质变，需要满足以下三条临界条件：建立起经营层面的法治；支持永续的公共组织和私人精英组织，包括政府；将拥有暴力能力的军警组织集中在文官政府控制之下。从LOA到OAO的转变如果发生，通常需要约50年时间。与LAO中三种类型的来回转变（历史进程出现“倒退”是完全可能的）不同，从经验上来看，一旦发生从LOA到OAO的转变，就不会出现逆转。
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开篇所说的“垄断”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机会开放”问题。在一个开放准入秩序下，经济机会的准入自由得到保障，不会出现今日中国语境下的垄断与反垄断问题。
2. 约瑟夫·亨里奇（Joseh Henrich）,《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文化如何驱动人类进化并使我们更聪明》，中信出版社，2018.
地球上的人类物种显然人独一无二，有复杂技术、社会规范、大规模合作和使用复杂的语言现象。
我们人类成功的秘密不在于个人智力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应用，而在于——人类已经发展出“文化”并沉溺其中。文化在进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中指——由实践、技术、探索方法、工具、价值观和信念构成的整体。我们在充满文化的环境中成长，从父母和其他人那里习得文化。文化和文化演化构成遗传上塑造我们的基因进化的重要选择压力，驱使人类走向自然界中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演化途径——文化-遗传共同进化（文化-基因共同进化）。基因进化对文化的出现和文化进化有直接的影响，例如直立行走、脑容量的增长都是人类中出现文化和文化进化的必要前提。与此同时，共同演化论者提出文化进化也会直接影响人类基因进化。因此塑造出目前人类这个模样和生存状态的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结果。
模仿、学习他人的能力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构成文化进化必不可少的机制之一。文化对基因进化的影响证据实在太多：脑容量的增加；幼态持续；更年期后的余生；我们的大腿、小腿、双脚、臀部、胃肠系统、肋骨、手指、韧带、下颌、咽喉、牙齿、眼睛、舌头……都展现了文化演化选择压力对人的身体器官塑造留下的痕迹。
灵长类动物都是群居生活的，存在权威和服从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的权威和服从，但更一般的“第二种地位”——声望产生了，声望可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的“权威”地位相提并论。声望的普遍存在是为了文化进化中的模仿与学习；声望保持和巩固那些人类生存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饮食禁忌、交配、礼仪、养育等，一旦有人违反规范，他/她的声誉就会受损，由此，文化进化导致“自我驯化”。
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存在严重缺陷，以至于在解释基于分工和交易的合作秩序时捉襟见肘。至少，经过扩展的“经济人（purpose-seeking）+规则遵循的人(rule-following)”行为假设是必要的（这一点在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著作中有专门论述，但他并不是通过科学实验得出的洞见）。作者在“自我驯化”一章中，通过对实验中儿童行为的观察，证明了人的行为假设必须包括“规则遵循”。规则遵循在其他群居的动物中也能观察到，但那些规则遵循行为属于“本能”范畴，而人类的规则遵循行为和实现机制不能完全划归到本能的范畴。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被各种规范塑造，并通过选择性传播的制度中的某些特定规范，促进了群体竞争的成功。规则遵循行为被认为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性状”（表型、行为和心理机制）：第一，我们生活中在一个社会规则管理的文化世界，即便有人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什么。第二，许多规则是随意的，或者看似是随意的。第三，其他人会在意我们是否遵守这些规则，并且反对违反规则的行为（通过生气、八卦、流言蜚语、报复、社会排斥、暴力，甚至群体处决等）。“内化偏好”也是保证社会规范得到遵守的强大力量，这样可以节省计算成本；或者，个体无法在大范围和长时期中进行遵守/不遵守社会规范的成本收益计算，于是在基因-文化共同进化中发展出“内化偏好”的心理机制。第四，我们推断其他人在意我们是否遵守这些规范。在人类进化史上，对违反规范的行为的惩罚与遵守规范行为的奖励共同推动“自我驯化”过程。科学实验表明，人类儿童就已经明确形成“规则遵循”行为。
文化进化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是——在几乎任何时间尺度上，群体智慧远远高于个体智慧。正是在这里，我们为保守主义思想中尊重传统和反对激进革命的信条找到了科学证据。用保守主义之父的说法，个人的智慧只是人类智慧的“零花钱”，群体智慧（具体指代际累积进化的传统）才是人类智慧的“大资本”。
所谓“群体智慧”，就是代际累积文化进化的产物。群体智慧是个人间（不仅仅是当代人的人际间，是已经死去的人、当代人和未出生的人的人际间）的信息共享形成的协同效应，是综合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性质后共同形成的，在文化上表现为我们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在社会性质上表现为我们在正确的规范约束和激励下生活在相互交往的大群体中。哪怕是早期人类社会中看似极为简单的独木舟、弓箭，都不是凭个人之力完成的，而是在相互间的思维交流及数代人努力下依靠想法、实践、偶然的错误、意外发现、偶然的体会的交流与组合完成的。
群体智慧固然是人类的巨大优势——它是人类炫目的技术进步和巨大的生态成功的原因，但它也是人类致命的弱点，因为群体智慧能否发展出更有效的工具、技术、其他非物质文化（专门知识），部分取决于这个群体的规模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紧密程度。一个“人类文化群体”的灭绝并不罕见。群体规模太小不足以发展出群体智慧，更大的群体规模意味着激发更多“幸运的失误”、崭新的组合、对机会的洞察、以及有意图的提高（有点象熊彼特的“创新”五种）；个人间没有充分的互动，那种原子化个人的社会，发展不出高明的群体智慧。假定存在社会关系紧密的交际花群体和社会关系疏离的天才群体。其中天才比交际花聪明100倍，但天才只有一个朋友交流，而交际花则有10个朋友交流。实验表明，天才群体与交际花群体，后者以99.9%的概率，而前者仅以18%的概率做出水平相同的一项发明。
考虑到社会关系紧密程度，人类文化群体的规模不限于居住人口的范畴，而是“有着共同信仰、价值观，并遵循相同或类似社会规范”的人群，例如就遵循普通法传统而言，香港地区和英国是同一个文化群体；英国和她的前殖民地今天的美国是同一个文化群体。
与群体智慧密切相关的一个理论是“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群体选择是一个有极大争议的主题，因为演化生物学家坚持选择单位是个体，甚至是基因，而不是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群体。但，如果考虑人类的进化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进化模式——基因-文化共同进化，那么，群体选择是可能的，而且根据考古证据推测、人类学民族志的田野研究证据，以及分子生物学证据，群体选择已经被证明确实是存在的。群体选择就是自然选择机制作用在众多“人类文化群体”，表现为文化演化的选择机制。例如今天所谓“一国两制”，可以视为一种群体选择的形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回归中国管辖，但搭载在香港人群上的“文化基因”还是属于英国的文化基因，所以“两制”。就人种而言，香港人与大陆人没有差别，真正的差别是搭载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两个不同文化群体上的文化基因，通过国防和外交一体化来实现“一国”的前提下，保证两套文化基因在两个文化群体中维持不变。在文化演化的时间尺度上，在极短时间（例如50年）更换一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基因是办不到的（试想在欧洲大陆国家适用英国普通法系统或者相反，短时间内几乎很难实现），“一国两制”本质上是一种非暴力方式的群体选择/群体竞争方式。
作者认为，群体选择可能先于文化演化，因为在黑猩猩社群中就存在群体竞争/选择。作者推测很可能在2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人类进化的群体选择过程。在进化生物学和考古学中为人所熟知的尼安德特人被后来从非洲走出的另一个人类分支——也就是当前的我们的祖先所击败，这就是群体选择。距今1000多年前，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南迁进入加拿大东海岸地区，击败了原住民多塞特人，因为因纽特人有更先进的技术（技术优势）和更有利群体繁荣的社会规范（制度优势）。
作者总结了群体选择/群体竞争的五种形式：第一，利用经济、军事和经济优势发动战争和袭击。第二，没有冲突情况下幸存的差异群体。例如在极寒地区和沙漠地区，具备制度优势和特定条件的生存技能的群体胜出，并不伴随战争和冲突。第三，差异迁移（或者说自由移民）。人们倾向于从不太成功的群体移民到那些相对成功的群体。例如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倾向于将孩子送到发达国家留学，以及通过各种移民的方式将财产转移到发达国家，甚至举家移民到发达国家，而很少发生相反方向的移民。第四，差异繁殖。这种群体选择方式并不是因为群体的适应度（fitness）优势导致群体规模扩张，而是因为某种宗教信仰鼓励多生育。这种群体选择在人类当前时代很可能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历史进程。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难民涌向高福利欧洲国家，并因他们的宗教信仰快速大量繁殖后代，而宗主国则出现了生育率低于维持一个文化群体既有规模的低生育危机。这种情况在3-5年内看不到效果，但这一借助于生殖扩张的策略实施的群体选择，300-500年以后一定会见分晓。第五，声望偏见群体传播。群体内，或者群体外也可能，由于我们的文化学习能力，个人倾向于优先注意和学习更成功群体中的个人包括那些经济上更成功或引领更健康社会规范的人，这样导致社会规范（思想、信仰、实践做法）通过文化传播，从更成功的群体流向不太成功的群体。例如所谓“韩流”在中国的流行；发达国家的语言、价值观、信仰、制度、节日、流行音乐、仪式等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相反的情形极少发生。群体选择的例子还有，16世纪以后欧洲对其他文化群体的征服，有暴力情形，也有大量存在的非暴力情形。以上五种群体选择形式，塑造着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深深嵌入人类进化史中。
人类进化中的基因进化并未停止，但今天我们的主要特征是“文化动物”。文化进化的本质就是广义制度（信仰-价值观-制度-实践惯例）竞争。理解人类最错误的方式，是我们只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褪去体毛的黑猩猩而已，这种流行观点错在没有抓住“人类独特性状”和“人类置身于基因-文化共同进化进程中”的要领。
3. 杰西·诺曼（Jese Norman），《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本书作者杰西·诺曼（Jesse Norman）是英国议会保守党议员，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Exchange）资深成员。本书英文版2013在英国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在译介为中文的柏克传记中，本书是一本既通俗又不失专业水准的著作。正如考德维尔写的《哈耶克评传》，考德维尔本身就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对哈耶克思想的理解深刻，文笔又好，因此《哈耶克评传》是哈耶克传记中最好的一本。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我在其中整合进了某些重要的新发现。……本书是对柏克生平与思想（本书分两部分，分述柏克生平与思想）的一种个人化解释，侧重于我本人作为一个实践型政治家在哲学与经验上的自身背景。本书呈现了作为普通人的柏克和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柏克。
作者开篇即将柏克认定为“过去300年以来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流的哲学型政治家”。如果简要概括柏克的政治立场，他终身反对专断权力和不正义；他是人的基本权利和盎格鲁-美利坚宪法传统的坚定拥护者。柏克的思想光芒穿透政治复杂性的隐秘之处，很少有人堪与比肩；他的不朽篇章永久地成为关于政治家技艺的最高分析。
在本书中，作者呈现了埃德蒙·柏克貌似矛盾的政治实践：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又是法国大革命的坚定批判者；支持既定秩序又为异议者和天主教徒辩护并疏远英国王室；批判抽象权利又坚持法治范围内权利的重要性。柏克身后，很多人指责柏克不一致，伪善，其中包括著名的托马斯·潘恩和卡尔·马克思，其实这些人忽略了柏克思想更深层的一致性。柏克在世的时候，政敌甚至声称柏克的正常心智状况已经岌岌可危，这完全是诋毁。
在柏克近30年的从政生涯中，柏克投入到五场重大政治斗争：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更平等待遇；反对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镇压；支持对行政权与王室任免权施加宪法约束；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腐败和权力滥用行为；反对法国大革命。最为著名的是最后一项。
作者呈现了埃德蒙·柏克的核心思想。仅挑其中几条：
关于理性与人性。政治应当适应于人性，而不是人的理性；在人性中，理性是但也只是一个部分而且绝对不是最重大的部分。因为对理性至上主义抱着怀疑，柏克主张尊重传统。对于既定权威和秩序，出于“不得已”原则予以改革，而不是积极主动地理性建构自认为“更优良的”新秩序。
关于权力制衡。“他坚持认为，权力永远不可能在个人手中获得合理行使，不管这个人有多么卓越，也不管任期有多长”。唯一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政党形式的议会权力限制政府权力，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对人民负责。政党——基于原则和共享价值的团体，柏克为政党政治正名和辩护，这似乎是柏克一项伟大的政治发明。
在政治实践中，经验而不是抽象理性原则（例如著名的“人民主权原则”，柏克认为人民神话与国王神话一样有害，甚至害处更大。人民意志也必须受约束，西耶士的“人民永远不会犯错”的论调是另一种神话）才是真正起作用的。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性质。柏克早在1789年10月事件（革命群众把国王和王后从凡尔赛押回巴黎）之前就开始质疑法国革命。革命刚刚开始的次年（1790年）11月1日，柏克出版著名的《法国革命反思》。在《反思》中柏克声称，这不是伟大事件；不是普遍和谐；不是值得称颂的自由；这是一场灾难。法国革命刚刚开始，它将留下的只是暴力、血腥、无政府状态、恐怖统治和内战。法国革命将会传播一种关于叛乱的国际精神，将会传染给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革命的结果将是国家间战争。革命者是无法无天和血腥残忍的暴民，他们犯下了每一种僭越之罪，双脚沾满鲜血，挑出每一个有等级身份的人复仇。柏克认为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相比完全是欺骗性的。正如今天有人大谈“修昔底德陷阱”，这不是澄清问题而是欺骗性的误导。当1793年恐怖统治来临的时候，当法国革命政权开始向欧洲输出革命的时候，当1799年拿破仑军事专制统治来临的时候，人们惊愕地发现，柏克那惊世骇俗的预言一一降临应验了。
如果用一行最简短的话来总结柏克的思想，那就是——“秩序下的自由（ordered liberty）”。
最后作者引用温斯顿·丘吉尔对柏克的评价：“一方面柏克被宣示为自由的首要倡导者，另一方面他又被称为权威的可怕鼓动者。不过，适用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政治不一致性的指控显得微不足道。历史轻易地显示出推动他的理由和力量以及他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源自同一深刻心智与真诚精神，它们构成了完全相反的证据。他的灵魂抗争着暴政，无论这种暴政显示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一个腐化的宫廷与议会系统，还是关于某种乌有自由的满口空话，在残忍暴民和邪恶教派的独裁之下，他的形象更显高大。没有人在认识到如下事实之前能够读懂自由的柏克和权威的柏克：这是同一个人，追求着同样的目标，寻求着社会与政府的同样的理念，同时捍卫着它们免遭时而此端时而彼端的各式攻击”。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文化演化理论的背景知识，本人发现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得到了当代演化经济学、演化博弈理论、演化心理学、人类学超乎寻常的支持。在广泛阅读柏克著作和柏克传记（包括本书）的基础上，形成一本《基于演化理论的保守主义——〈反思法国革命〉讲稿》，期待与本书一样，呈现柏克保守主义的卓绝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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