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良善正派的社会应保持、激发每个人的正义感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口述史与二十世纪中国等，著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书架上的近代中国》等书。
本文系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最严重期间，唐小兵教授接受国内某媒体的访谈实录，后因故未能刊出。此处经唐小兵教授独家授权，学人scholar发布全文。
01
一个善良正派的社会，
应该尽力激发每个人的正义感
问：这个漫长的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与平时有何变化？心态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唐：这个假期也许是我人生至今最苦闷而漫长的一个假期。（编按：2020年）1月19日到2月12日都是住在湖南岳阳我岳父家，一家人足不出户达25天。一度每天都高度关注武汉疫情，情绪跌落起伏，悲愤交集，后来适当调整，让自己也能够读书写字。如果是平时假期会寻亲访友，适当放松，但这个假期精神上的苦痛一直盘旋，被一场悲剧所展现的制度上的疏漏、缺位所震惊，也为普通人在这场劫难中的处境和命运所触痛。大约到元宵节后尤其是回到上海以后，因为每天要自己准备柴米油盐一日三餐，分散了很多精力，也要准备网课，反而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问：疫情期间，对你冲击最大的事件是什么？对你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唐：疫情期间的冲击一环扣一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武汉封城、医生之死、志愿者之死等，对我情感上冲击最大的是李医生的去世，一个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的人以这种悲剧的方式英年早逝留下妻儿，而且还背负着莫须有的惩罚，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对我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就是什么时候从湖南返沪以及以各种方式返沪，变成一个特别艰难的抉择，最终决定2月13日坐高铁回沪，也是我和妻儿全副武装近十个小时不吃不喝不如厕才得以平安回到上海。对我个人最大的影响之一可能就是东方出版社年初刚出版的我的新书《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因为疫情压在书库，只能等危机解除才能与久违的读者见面。
问：疫情期间在读什么书？为什么选择这些书？阅读过程中有哪些感想？
唐：疫情期间，我除了阅读台湾政治大学李金铨教授的赠书《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重点阅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等。阅读梁漱溟的书是因为原本这个学期要依照计划开设硕士课程“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结果没想到一读而痴迷其中，而且对照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的人情世态所呈现的面相，正好可以重新来反思经过20世纪中国革命之后社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论述很精彩，他对于中国文化在匮乏宗教资源和阶级庇护的情形之下仍然能够依托于儒家文化给世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以及融国家于社会、藏天下于地方的论述，和中国人在这种文化中形成的不走极端相互提挈守望相助的人格的阐述都特别给人以启发。他指出中国人这种依托于独特的社会构造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理性，是支撑中国社会的基本底色，而这种理性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的正义感也是持呵护和扩展的态度：
我认为一个良善正派的社会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就保持和激发每个人的正义感，依托于常情常理常识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承担一个公民的角色，该表达的时候表达，该愤怒的时候愤怒，该行动的时候行动。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对于疫情中间武汉的一些医护人员、武汉当地的作家比如方方以及财新、三联生活周刊等传媒人突破外在的阻力和压力，将疫情的真相以及救护医疗物资的匮乏等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外部世界，并迅速地组织物资援助的团队，持高度赞同的态度，这就是人类最朴素也最可贵的正义感和职业操守，保护和激发这种情感就是守护社会团结的底线，而压抑和漠视这种正义感就会导致一个彼此冷漠和仇恨的病态社会。
02
“抽象的同情，具体的冷漠”
问：疫情期间是否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有哪些感受？
唐：疫情期间主要是读书写作，没看电视剧，但因为师友推荐观看了韩国刚获得奥斯卡大奖的《寄生虫》，据说韩国因为这部电影斥资改善居住在半地下室的普通人的生活处境（与此对照的是早些年中国的热播电视剧《蜗居》催生的仅仅是人民为什么爱贪官的八卦议题）。这部电影给我很深的触动，就像我前年访学哈佛时在网上看的另一部韩国影片《出租车司机》一样，如果说后者是讲述本来试图以去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岁月静好的小确幸生活的普通人与国家、政治是如何发生关联的政治电影，那么《寄生虫》更像一部直面社会问题的生活剧，将城市繁华背后的阴影、苦痛、挣扎与不幸都展现了出来，而且并不因为对体制和精英的批评就导向一种对底层民众的民粹主义式肯定和认同，整个社会是一种弥漫性的病变。
由此可见，任何社会问题其实都是整个社会出现系统性危机的一种表征，而假想自我可以生活在干净、稳定和优雅的同温层或象牙塔而远离那些社会问题，基本上是自欺欺人。正视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的处境、挣扎与悲剧，就是在正视自我的真实生命，尽管这可能极为艰难、麻烦，甚至危险。这正从反面印证了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是跟我相关的。
电影《寄生虫》海报
可是回到中国社会，就像我曾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在《南风窗》发表的《中国的灾难美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往往对弱者、不幸者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经常发生的是一种“抽象的同情，具体的冷漠”之悖论情感，就像我们可以隔着安全阀声情并茂地为武汉人民加油，却会在实际生活中封村断路以邻为壑或者形成对湖北人制度性、系统性的歧视（这种歧视随时可以更换对象，乃至自己成为被歧视乃至系统隔离的对象）。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据我所知有很多的年轻志愿者包括那个我一直追踪观看其微型纪录片《武汉日记》的武汉青年，他们在一个沉疴遍地人心惶惶的历史时刻所展现出来的善意、智慧与坚韧让我心生敬意。
就此而言，我特别欣赏美国犹太裔思想家阿伦特在书信中的一番话：“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丧失了对具体的个人的存在性的感知与情义，丧失了基本的人道主义与共情能力，任何宏大叙事的所谓大爱或主义都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抒情而已，甚至只是一种职业性、表演性的情感营销和理性催眠，经不起任何来自现实和逻辑的推敲。
03
社会仍旧缺乏信任文化
问：近期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此时做这项工作有何特殊感受？
唐：近期在全力以赴完成手头的一个研究计划的收尾工作，这个工作主要是研究1920、30年代上海的政府机构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等是如何审查中共主导的左翼文化宣传的，比如查扣禁书和报刊、拘捕异见分子、关闭书店等，同时也考察这些左翼知识人和中共地下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此时此刻做这项研究工作，对照网络空间生灭不定的有关疫情的调查报告和分析评论，自然感触良深。历史总是在特定时刻换了一件衣服从后台急不可耐地走上前台，自以为义正言辞铿锵有力其实却是小丑般滑稽可笑。
问：你认为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反思的？有哪些政策建议？
唐：我记得十多年前刚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教授到华东师大来讲社会信任的主题，后来还出版了《信任论》，但从这次武汉疫情的前因后果以及世相民情来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旧缺乏信任文化，这个社会对抗天灾人祸的免疫力也极为式微，社会完全被国家吞没了，一旦国家在某些特定时刻失灵，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的灾难之中。因为没有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所以缺乏安全感，也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戾气与欺瞒之风，对于官员、专家、媒体、精英、大众等各个层次的人都欠缺一种基本的信任。武汉疫情爆发之后呈现的是人人喊冤贼喊捉贼的状况，到处都是甩锅大赛和推卸责任。因此我觉得特别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重建中国社会的基本信任，那就必须有更为公开的信息流通和舆论监督、更为成熟健康的社会自组织、更制度化并且可操作的权利保障和更健全的公民人格。
正如殷海光去世前夕纪念五四50周年的时候所言，“狂热、幻想、激变、神话、偏执，总不是清明的思维活动的征象。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真的有助理想世界之实现。民主是‘社会健康’的产品。‘社会健康’回过头来又可增进民主。二者之间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反面的‘良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境里，人的独立、尊严和存在的价值才能显现。”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应该是彼此有信任感和善意也让绝大多数人活着有希望感和基本保障的社会，而不是以他人为地狱或利用对象的丛林社会。
问：你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有哪些不够健全之处？类似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救助和民间自救该如何协同？
唐：寒假在湖南老家的时候，疫情处于胶着状态时跟长期在基层卫生系统工作的岳父聊天，他认为以前公共卫生都属于卫生局系统管理，而合并之后成立的卫健委很多干部其实对于公共卫生防疫并不内行，甚至没有医科背景和从医经历，而是以前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转型。由此可见，改革不能单纯为改而改，有时候改得越多反而越乱，尤其是朝令夕改更会让民众无所适从，因为政出多门头绪复杂，最后甚至可能导致外行领导内行。
一个好的公共卫生系统首先要尊重理性的专家意见而不是权力者意见。这一次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张文宏医生获得上海甚至全国诸多民众的欢迎，就是因为他用适合公众传播的语言将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清晰简明而又智慧地传递了出来，起到了稳定大上海民心的“定海神针”的作用，同时又是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最好的科学启蒙，而不是用一套精致的学术黑话或者模棱两可的学术官腔糊弄大众。
04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彼此守望相助
问：随着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度过了最初的愤怒与悲伤，甚至不少人会从心理上拒绝了解疫情消息，对此觉得疲惫或麻木。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绪转变？
唐：焦虑、恐惧、愤怒、沮丧、悲悯、无力等都是这个假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每天在体验的情感，这种作为社会体验的公共情感，其实恰恰表明着人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具有一种对周围世界和他人命运感同身受的能力的，这种情感体验自然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正义感”的表现形态。这种心灵体验也催生了一个基于武汉疫情而形成的情感共同体。我们都希望不仅仅是彼此打气守望相助，也同时能够探究疫情爆发和社会失序的根源、症结以避免悲剧轮回，同时希望政府当局重视在一些特定时刻集中展现出来的民意，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情感、态度和倾向等，顺应民意的政府才能逐渐改善治理扩大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而压制民意的往往就是导致愤怒的情绪不断累积。
我想，一些人之所以逐渐拒绝了解疫情消息，并感到疲惫、麻木，是因为长期关注这种高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议题，本来就不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常有的训练，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与观念启蒙，而且这种高度关切可能会遇到来自官方或亲友的压力，最重要的是这些关切和表达无法得到有效的制度性回馈和改善，所以容易导致一种百无一用乃至绝望的虚无感，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只当作负面信息的接收器，却又无法发泄、表达或行动以致无休止的自我消耗，大多数人总也得面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不管如何人生总得要继续。但我始终认为，这次武汉疫情是一次宝贵的民众自我启蒙的过程，那些以前昏睡、装睡或者远离于公共生活、政治议题的人大概就会明白政治乃众人之事，所谓退隐回私人生活的城堡假装过着美好生活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而政府也应该将人们表达出来的正义感当作正面的情感，珍视并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比如对渎职者的惩罚。
慈继伟教授曾经在《正义的两面》对正义的伸张与公共情感的疏导之关系做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通过惩罚，社会既承认了愤恨的合理性，又给了愤恨一个宣泄的机会。这种宣泄无异于密尔所谓的惩罚之‘快感’：‘让我们认为不正义的行为得到惩罚，这总会给我们快感，并与我们的公平感一拍即合。’在情感层次上，惩罚能够给受害者带来快感，是因为它有助于释放愤恨，使人恢复心理平衡。在道德层次上，惩罚的快感来自于密尔所谓的‘我们的公平感’。它无非是这样一种感觉：遭到破坏的正义的条件性终于受到了合法的、恰如其分的恢复。”
问：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籍？
唐：我给大家推荐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志文先生在中国大陆刚出版的新书《论语讲析》和阿伦特的博士论文译本《爱与圣奥古斯丁》，前者是一本被复旦大学傅杰教授大力推荐的有关儒家经典《论语》的深度解读，周志文教授将他一生学术心得与生命历练都灌注到了对于这部经典的阐释之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学术的创获与人生的体悟。
后者是我的朋友哲学系王寅丽老师刚翻译的阿伦特在雅斯贝斯指导下完成的有关奥古斯丁的博士研究论文。对我影响极大的阿伦特对于生与死、遗忘与记忆、圣爱与贪爱、幸福与痛苦的深邃思考，在此时此刻特别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思想和价值资源，让我们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休止时刻得以审视和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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