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国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国家，无论是反封建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都以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巴黎是斗争的中心，这座城市既美丽又富有革命传统。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工人政府，称巴黎公社，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伟大尝试。

巴黎公社革命是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背叛行为引发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了，普军向法国腹地长驱直入，法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1870年9月4日，即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后的第二天，巴黎一小撮资产阶级政客夺取了政权，废除帝制，宣布共和，成立了临时政府。为了稳定民心，它自称是国防政府，扬言要抗击普鲁士人的入侵，但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卖国政府。

当时巴黎人口约200万，工人不少于55万，为了拯救国家，他们组织起自已的国民自卫军，政府本来自许建立60个营，但很快就发展到215个营，参加人数约30万。工人靠自己的双手制造枪支弹药，自己出钱铸造了400门大炮，他们还很快就学会了掌握武器和作战方法，通常在三天之内便学会了新兵在三个月内都学不会的东西。工人武装队伍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非常害怕，他们认为要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此时，普军占领了法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并围困着巴黎。20万普军围困巴黎达131天。在围城时期，普军用重炮轰击巴黎，政府不做任何反击。由于运输停顿，物价天天上涨，肉铺里见不到牛肉了，马肉一磅卖到15法郎，饥饿越来越严重，连老鼠肉也不得不吃了，一只大老鼠能卖3法郎，相当于一个国民自卫军战士两天的薪晌，煤气供应中断，夜晚街上一片漆黑，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战前，巴黎人口死亡率是每周750人，现在每周竞达4000人，一批批受冻挨饿的穷人倒毙在马路上。可是资产阶级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第二帝国时建造的巴黎大歌剧院仍然是资产阶级寻欢作乐的场所。一些豪华大酒店和权贵们的客厅里，照常灯红酒绿、杯盘狼藉。显然，卖国政府是让普鲁士人来轰击工人，而他们则用饥饿来折磨工人。部分工人开始意识到了，只有推翻政府才能挽救法国，他们便起来为建立公社而斗争。所谓公社，按照工人群众的想法，就是由人民选出的工人政府。

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有几个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在巴黎发动了两次起义，没有成功。临时政府继续执行它的卖国政策。

1871年1月28日，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宣布巴黎投降。巴黎的政府军和别动队的武装被解除了，政府急于投降，以至交给普鲁士人的武器比停战协定规定的数目还多了1200支步枪。但革命的巴黎是不可侵犯的，巴黎人民没有投降，而且没有一个人敢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普军甚至不敢进入巴黎。他们曾经做过这种尝试，从西边进入爱丽舍路，他们所到之处，街道上空旷无人，到处挂着黑旗，并受到巴黎工人哨兵的监视和包围，他们只占领了三天就匆匆退出了。这样，武装的工人捍卫了巴黎这个革命圣地，为建立公社而斗争的口号更广泛、更响亮了。

人们在巴士底广场集会示威，人山人海。在广场中央的圆柱顶上升起一面红旗，它一直保留到巴黎公社被颠覆时为止。为了应对形势的发展，215个工人营的国民自卫军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总部，最后组成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二月中旬，国民议会选出新的正式政府，梯也尔成为政府首脑，这个邪恶的侏儒上台后的第二天，就立即跑到普军司令部，签订了预备合约，法国既割地又赔款。普军开始从巴黎郊区撤军，但仍占领东部和东北部的全部炮台，梯也尔对此非常满意，他希望普军从背后打击巴黎的工人，自己则从正面进攻。

3月18日凌晨，正当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离蒙马特尔高地四、五公里的一所学校里开会讨论自己内部组织问题的时候，梯也尔悍然下令夺取国民自卫军设在蒙马特尔高地的170门大炮，从而发动了内战。惊觉的妇人擂起战鼓、敲响警钟，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搏斗，工人夺回大炮。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立即起来领导革命，它首先下令建筑街垒，中午以后，向市中心展开进攻。下午三点半左右，梯也尔的政府带着它的军队、警察和官吏，从巴黎逃往凡尔赛。各路国民自卫军在市政府会师，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大厦的顶端。

3月18日，革命胜利了。巴黎的革命得到各地工人的响应。从3月2日到26日，在法国许多大城市，如里昂、圣太田、马赛、土鲁斯、里摩日、克利索都爆发了革命，并成立了公社。

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巴黎工人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将机构设在巴黎市政厅。头10天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执政，它把各个行政机构整顿好了，并打退了形形色色的敌人的进攻，特别是镇压了两次反革命的武装暴乱。

3月26日进行了公社选举，28日，公社成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把政权移交给公社。进行公社选举的那一天是星期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日子，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行使了自己真正民主的权利，选出了公社的最高领导者、公社委员。随后二十多万群众来到市政厅广场热烈欢呼公社诞生，公社委员和广大群众共同庄严宣誓，为保卫公社而勇敢战斗。参加公社的委员有64人，其中工人占27名，知识分子和职员占37名。从党派来看，布朗基派21人，蒲鲁东派20人，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大部分支持布朗基派，因此它在公社委员中是多数派，约占2/3，蒲鲁东派是少数派，约占1/3。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健）“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是当时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两大派别，布朗基无疑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但他主张通过少数人的革命专政来包打天下。巴黎公社革命的前夕，他的组织有2500人左右，都是些青年学生和工人在巴黎从事秘密的活动，国防政府时期发生的两次武装起义是他领导的，起义失败之后，他在外省被捕。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这一派加入了第一国际，在巴黎设有十几个国际支部，在巴黎、里昂、马赛、卢昂这四个地区，国际会员达到24万人之多。蒲鲁东死后，他的信徒在第一国际的批评和教育下，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但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瓦尔兰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后来被选为公社委员，领导公社的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推动下，违背了自己错误的理论，作出了伟大的创举，而他们的缺点和失策也为公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公社时期，巴黎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出现了许多革命报刊和革命俱乐部，经常活动的达40个，这些人民群众的组织每天都有1万五千到二万人前来参加会议讨论国家大事，向公社委员提出种种建议。公社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它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代之以人民的武装，两天之后公社决定，公社委员的工资只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年六千法郎。这项薪金改革的措施，公社在4月2日颁布的法令中明确指出，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弊端而制定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政治变成了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各个政党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官吏职位而激烈斗争，使自己成为一代富豪。公社认为必须这种现象，一切公职人员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仆，他们应该同人民同甘共苦，公社的薪金措施是为了建设一个真正民主新国家的政治措施。公社的指导思想是建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它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公社革命期间，一些资本家把工厂关闭，把工人抛到街头，以便制造人为的危机。公社则让贫苦工人入住逃亡资本家的住宅，把厂主抛弃的工厂交给工人管理。公社还根据工人的要求，禁止厂主任意对工人罚款和非法克扣工资，禁止面包房开夜工。公社还实行了其他各项与全体居民有关的措施，如规定免交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6月的房租，规定当铺不得拍卖典当物品，并将被典当的棉被、衣服等生活用品以及铁针、铁锤、钳子、缝纫机等生产工具归还给劳动群众。公社的旗帜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它宣布任何外国人都可以参加公社，为公社服务。在公社战士中有阿尔及利亚人，在当选的公社委员中也有几个外国人。

弗兰克尔出生于匈牙利是一个首饰工人，原是第一国际德国支部会员，后来到了法国，是巴黎国际联合支部的书记。俄国的德米特里叶娃也是第一国际会员，参加公社的妇女工作。在国民自卫队中，也有两名杰出的波兰将领，一位叫符卢勃列夫斯基，他毅然放弃6000法郎的年薪，只领了一匹枣红马和战士一道生活和战斗；另一位叫达布罗夫斯基，任公社武装部队总司令，后来在保卫公社的街垒战中牺牲。公社的国际主义思想鲜明的表现在，它决定拆毁旺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该圆柱建于1806至1810年，是拿破仑一世用缴获的1200门大炮铸成的，公社认为这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

从4月2日起，凡尔赛政府就从巴黎西郊开始向巴黎进攻。由于有10万法国战俘从德国释放回国，他们获得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便于5月20日向巴黎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南面，在摧毁了伊西炮台之后，经圣克鲁门突入巴黎；北面，越过德军驻地在离蒙马特尔高地约1公里的圣乌昂门突入巴黎。从5月21日到28日，巴黎公社的优秀儿女，同敌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街垒战，这一周是奋战的一周、流血的一周，他们举起战旗，旗杆上方是公社时流行的红色腓尼基帽，它象征着自由解放，他们为保卫每一条街道、每一所房屋、每一寸土地而浴血奋战。炽烈的战斗使巴黎成为一片火海，巴黎市政厅也在烈火之中。战线不断向东移动，当所有的街垒都陷落的时候，最后一批不到200名的公社战士在拉雪兹公墓和5000名政府军作殊死的搏斗，直到弹尽援绝，向敌人的刺刀冲去，他们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全部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些不朽的革命烈士，人们把那堵墙称为公社社员墙，它屹立在巴黎城东，成为无产阶级坚贞不屈的光辉象征，直至今日，每年五月最后一周，都有群众和进步人士在此处集合纪念巴黎公社。

为什么巴黎公社失败了，列宁对此作出了这样一个根本的解释，他说：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虽然法国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但它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大工业只处在萌芽状态，工人阶级还没有联合在大工厂中，而主要是由一些手工业者或在小企业中做工的工人组成。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健）“所谓无产阶级准备不成熟，表现在组织上是没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表现在思想上；大多数的工人对自己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还很不清楚。很多公社的领导人，特别是蒲鲁东派，以为工人掌握了政权之后就万事大吉，今后的任务是建立劳资合作的新秩序，极力避免阶级之间的内战，这就在行动上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是3月18号革命胜利后，没有向凡尔赛追击敌人的残兵败将，；第二是没有封闭法兰西银行。这就意味着革命中途停顿下来，从而便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并且利用法兰西银行的财富来扩充自己的军队。”

革命队伍的不团结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布朗基派与蒲鲁东派这两大派的对立。布朗基派主张集权制，实行专政；蒲鲁东派主张大民主，反对有凌驾一切之上的任何权威。5月15日，两派的斗争达到分裂的地步，蒲鲁东派退出公社委员会，后来虽然在广大群众和第一国际巴黎联合支部的干预下，蒲鲁东派重新回到公社参加会议，但已经晚了。21日凡尔赛反动军队攻入巴黎了。

《国际歌》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斗士，但也凝结有公社的种种教训。它的作者鲍狄埃是一位工人诗人，十四岁就写了自由万岁的诗篇，他是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遭到残酷的镇压，他从街垒转入地下，就在5月流血惨败的第二天，在巴黎近郊以满腔沸腾的热血写下了《国际歌》的歌词，他呼吁革命必须用科学代替空想，革命不能中途停顿，革命需要团结。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这些思想，我们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7年后，狄盖特为它谱了曲，他是一位工人音乐家，在法国里尔的一个工厂做工，他比鲍狄埃年轻32岁。1888年6月，鲍狄埃逝世后七个月，他读到了《国际歌》的歌词，这火热般的语言也使他满腔热血沸腾起来了，他花了一夜的时间就把曲子谱了出来。这样《国际歌》首先在里尔的工人合唱团唱起来，然后传遍法国、传遍全世界，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战斗号角。

尽管公社有种种错误，但它仍然是十九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典范。在这次革命中，巴黎工人不是简单的夺取了政权，而是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仅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且用真正民主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来代替它。

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街垒战结束后仅两天，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他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热烈歌颂了巴黎工人创造公社的光辉业绩。他写道：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做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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