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颖丨我们会永远记得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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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永远记得陈老师！

文丨许小颖

在微信圈中看到陈章太老师去世的消息，得知只有小型的告别仪式，我不敢去打扰他的家人。连续两周看微信公众号中的缅怀纪念文章，才慢慢知道我认识的和蔼的陈老师除了是“绿皮书”三审订之一、在闽语和语言规划研究领域多有建树之外，还曾任诸多重要职务，而且，在同行和学生的记录中，尤其是待人细微处，陈老师堪称完美的君子。

我很遗憾与陈老师没有太多学习交流的机会。但在少数几次的相处中，师母邓庆春却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第一次见陈老师和邓师母是在毛力群的毕业典礼上，我应邀作为亲友团出席，我只记得自己参加了典礼，给毛力群买了一束花。但第二次跟毛力群到陈老师家中的时候，师母一下就叫出我的名字，还说起第一次见面的很多细节，那应该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师母的记忆力令人折服，她当时解释说，在我去她家之前，她专门翻读了毕业典礼那次见面写下的日记。听了师母的解释，我很感动，她竟然记得我，还专门翻阅了日记，对我而言，这似乎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人看作重要的客人。

随后数年，我一直在国外，少数几次回国休假时可能在一些活动中见过师母一两次，多是见面打招呼，并没有机会多聊。这次在美国经历疫情和中美之间的冲突后回国，我一直处在休整状态中。漫长而延宕的隔离和无数惊恐的日夜，让我经常只有在历史古迹和人间烟火并存的北京街头游荡才感到不那么焦灼。前两天北京经历了一次严重雾霾，昨天又下了十多年来最早的冬雪。今天雪过天晴，连续多日不能出屋的我已经强烈憧憬外出街头打卡了，这时也想到师母一个人要在那套整洁漂亮的房子里独居，我决定去拜访师母。

问到电话和地址后，我拿起手机给师母打电话。

“师母，我是毛毛的同学，我是小颖。”

或许是南方人的习惯，我没说自己的姓。但还没等我说我是北师大的，也没有片刻的思考和犹豫，师母用熟悉而开朗的声音瞬间回答我：“知道知道，你是许小颖，你是毛毛的好朋友，你是北师大的。很多年没有见了。我这里还有你的照片，一直给你留着，想着总会见面的。”

师母留着的十年前的照片

我惊讶地合不拢嘴。上次见面有一晚上的时间翻日记，这次可是直接接听电话时的反应，她记得我，补上我的姓，记得我的单位，还留着我的照片，八十八岁的老人，这样的热忱和记忆力真的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

我们约好了时间，我打算步行去看师母。

我沿着二环，金宝街，朝阳门南小街步行去师母家，一共走了一小时二十分钟。雪后北京天空蔚蓝空气清新，地面还铺着些雪，路上行人极少。路过语用所，我还拍了张照片，第一次来这楼里参观学习已经是三十年前，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时光匆匆，犹如路人行色匆匆。

语用所门前行色匆匆的路人

到师母家了。敲门入屋坐下，师母回忆陈老师2019年得肾病，两年疫情期间无微不至的亲自护理，却终因没有先兆的脑梗和后发的肺炎离世。她虽然知道陈老师已经在家多次摔跤，显示出骨质疏松和大脑的老化，脑梗出院后卧床鼻饲，大小便失禁，生活质量极低，人也终有一别，但她始终无法释怀，觉得或是因为自己的照料不周，竟无法挽留陈老师的生命。虽是冷静的陈述，克制的语气，但说到“我竟然挽救不了章太的生命”时，泪水也瞬间润湿了眼眶。

在这个午后，面对相伴六十年后开始独对四壁的老人，我希望我这样一个和陈老师没有那么多交集的人能让她暂时忘却伤痛。

我只能看着师母说：“师母，您这样精心地照料，应该没有遗憾了。我现在就是特别特别想要您好好的。”

师母说，“陈老师离世的伤痛只有我自己知道，你劝我的话，道理我都懂，跟别人我也都会说，可是现在我做不到，我还出不来。看着这家里的一切我都难过，不能看，怪不得演员要体验生活，很多事只有自己经历了才明白。”说起陈老师，她又闪起泪花。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话题回到了她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记忆力上。我现在对即时对话特别感兴趣，经常回顾生活中每一个“此时此地”的沟通瞬间，跟师母匆匆地说了一句：“我录像可以吗？”师母回答说：“可以！”我就录下了这个瞬间。

“您还想起什么？您能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

“可不是吗？叫许小颖。2010年啊，那时候还是北京广播学院嘛，是吧，那时候认识的，你跟毛毛是好朋友，参加毕业典礼，一直跟了一天了。”

“对啊！”我确认我叫小颖而已，对于跟了一天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接着问：

“一天都还有什么事儿？”

“吃的饭，就在那个什么餐厅，在广播学院，在那个，内蒙古餐厅，反正就是中午吃一顿饭。完了以后，那天人多着呢，博士硕士，结果不是？我们就提早退了不是？”

“我也去吃饭了吗？”

“你肯定吃饭了。”

“真的？我也吃上饭了。我跟您一起先走的？”

“不是。咱们都撤了。后面好多人在等，他们三个人是主要的，陈老师就去参加了。”

“您写到日记里了吗，这些事儿？”

“可能有吧！我看看。”

师母就起身找日记去。这段对话让我十分汗颜，我只记得去了毛毛的毕业典礼，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可八十八岁高龄的师母却清晰地记得很多细节。现在想来，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和我要面对的越来越严重的失忆可能是我在这个午后来拜访师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师母翻查日记

师母翻查到当天的日记。我们重回到饭桌前读这一天的记录，日记为证，事实并没有太多出入，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在“内蒙古餐厅”，师母的记忆丰富而精准。

一起读当天的日记

读完日记，我们还聊了很多很多。

我问师母是否还记得陈老师早年工作中的事。师母说早年他们并不住在一起，陈老师住在城里，她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中间常常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不住一起，就只知道换工作、发表文章、做不同项目等大的事情，小的细节就不知道了。我们还聊到师母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的岁月，陈老师似乎一直都在忙工作。有一次，师母在劳动中出了事故，也失去了意识，在场的人怎么也找不到亲属，最后有个知道情况的人就喊着说：“她的丈夫不在家的，就她自己带两个孩子，快直接送医院吧。” 师母也说起退休后在生活中对陈老师虽然关爱但可能太过严苛。

只要说到陈老师，师母又开始抹泪。在师母的回忆里，我看到了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新中国语言事业的语言学家陈老师。我没能一直录像，只能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拜访师母，或许能开启一个对比我的健忘和师母的“健记”的研究，或许能记下更多的陈老师的工作和生活。

出门时，碰上了师母大儿媳妇来看她，她略微见外，轻声地说了声“谢谢”。我想或许是疫情，我这么来拜访老人也只是给老人家添麻烦了。

回家翻看录像，听着师母的朗朗笑声，我写下这段文字以帮助我记下这个午后和这个午后的师母。我手里拿着师母给我留了十多年的照片，想着她说的“我们总会见面的”，这是疫情中雪后京城最暖人的话语，我也终究是没有机会再见陈老师了，但犹如师母记得我，我也会永远记得陈老师。

作者简介：

许小颖，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曾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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