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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韶华：我在铜川市歌舞团的岁月
桑韶华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1期
2020年是铜川市歌舞团建团50周年，这个从创建到最后取消仅存在了8年的文艺团体，在我的青春岁月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回想起那段短暂却美好的“铜歌”岁月，我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祸福喜忧都与整个国家的时运紧密相关……
响应号召，成立“铜歌”1969年，我13岁，我们随父母从辽宁省沈阳市迁徙到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那些年，“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报纸和墙壁到处写着“备战备荒为人民”。支援三线的人离开熟悉和发达的大城市，携家带口，托运来所有的家当，响应党的号召，要在经济落后的荒山村岭中落脚生根。这些机械工业部的高工和大量经验丰富的技工们，不顾艰辛，风餐露宿，到达后立即在荒山沟里建厂房、盖宿舍、设学校和卫生所等相应设施。条件虽说简陋，但快速形成了一个具有效力的机械设备生产基地。
我们的中学只有厂里子弟，老师是刚毕业入厂的大学生。大人们早出夜归忙于生产，负担重心事更重，令他们更操心的是家中大孩子的前程。而我们这些刚念初一的少年，面对远近的山梁与农田，每天穿梭在竖有石马的田间小路上，浑然不知它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代遗迹，更不知我们的新家和学校都位于唐代元陵的陵园区内。懵懵懂懂，唱唱跳跳，没有大人管的孩子顽皮快乐，无忧无虑。
1970年7月，铜川市歌舞团招生小组来到我们学校，几个平时爱唱歌会跳舞、拉琴的同学脱颖而出，新奇感充满大脑，情绪盎然。尽管父母不甚乐意更不放心，即便前途未卜也跃跃欲试。在老师和二哥的支持下，我义无反顾地走上离家之路。8月下旬，经过审查筛选，我们这些来自铜川、富平、西安、宝鸡、武功等地的学生、知青和七名艺术院校的大学生，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美工设计、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老师以及铜川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中专生都陆续被招入新建的铜川市歌舞团。
“铜歌”的建立与其时代紧密相关。1968年，文艺界推创八大“革命样板戏”，其中的两部革命现代芭蕾舞剧醒人耳目。演不演八大样板戏，这是政治态度问题，这也是验证各省市领导政治立场的标准之一。于是，大江南北，自上而下，每个地方的文艺团体都只演《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剧。1970年，铜川市领导顺应时事，作出响应决定，一所上百人的“铜川市歌舞团”应运而生。
一张张白纸，怎样尽快写下像样的文章？团领导要求我们艰苦奋斗，勤学苦练，加倍努力，尽早尽快给市领导做一场汇报演出。没有宿舍，没有练功房，只能借住在工人文化宫后院的大厅里。半军事化的管理，睡在集体大通铺，天不亮必须早训跑步，早饭后立即练功，每天的安排都是满满的。我们自始就接受芭蕾舞基本功的训练，省歌舞团派来专业老师对我们进行正规的基础培训，声乐及乐队也是接受西乐训练。团领导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尽早、尽好上演这两出现代革命芭蕾舞剧。半年多后，在市政府对面的铜川市工人文化宫的舞台上，这支管弦鼓铙乐队、声乐队、舞蹈队、美工、舞美、服装、道具等一应俱全的歌舞团，成功地上演了一台歌舞晚会，得到了市领导的一致好评与鼓励。
上世纪的70年代，铜川经济主要是靠煤矿产业，教育和商业都不发达。随着歌舞团的建立，一群来自四方的文艺青年聚在市中心文化宫，这群年轻人的来到，为这座山城增添了一抹鲜亮色彩，也带来一股“文艺范”的朴素健美之风尚。
很快，我们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建设中，比如集体参加铜川市委书记兼矿务局局长张铁民组织的全市义务治理漆水河。年仅十四五岁的女孩也一人背起一大块石头，一趟趟地行走于河堤间。张铁民是一位很有历史责任感的高干，在“文革”口号漫天的形势下，他率领全市人民治理漆水河，修河工程不但改造了自然环境，还焕发了各界民众的建设热情，也着实减少了河水泛滥、水土流失的问题。后来，他调到西安市任市长，同样提议组织抢修、保护西安明清时代的城墙。在20世纪70年代全国各地破旧立新大拆古城的潮流下，他的举动与他一贯的作风更显可贵，更具时代意义。
铜川市歌舞团管理很严格，团长原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对我们施行的是住校中学管理制。清早集体跑步，早饭后立马练功练琴练声。省歌舞团舞蹈教练给舞蹈队授课，我们也“幸运”地接受过北京下放改造的芭蕾舞专家的短期训练，“请进来，送出去”的快速训练法的确有效，加上所有学员脑子里绷紧了弦，勤学苦练，芭蕾舞鞋常把脚趾割破，垫上棉花继续排练，斑斑血迹也从不停下。也许是因为青春年少，也许是我们越来越热爱这门艺术，团员们经常前一天累得稀里哗啦，第二天早晨仍旧精神抖擞，一种集体性的积极向上的风气影响着每一个人。
“铜歌”为国家全民所有制编制，学员每月工资18元，伙食费12元，剩下6元自行消费。每日练功流汗甚多，据说吃糖可以补养。早饭稀饭馒头，我们掰开馒头，在中间夹满白糖，或抹上一层家里带来的肉酱咸菜。
平日里大家都比较节省，吃食堂。那时候是分发粮票制，女生基本够吃，但男生就不行了，他们总是饿。个别男生特爱去红旗街羊肉泡馍馆，那家饭馆不大，热气腾腾。食客多是南来北往的拉煤司机、车夫。店员里有个传奇人物，叫狄良臣，据说是武林高人，他把几大碗漂浮羊肉的泡馍端上来时总是那么轻快如风。泡馍大碗是3毛5分，小碗是2毛5分，吃不起肉只泡饼的也允许。我们女生也偶尔去吃，连汤加饼带肉，既营养又润肠胃。周日，留宿的女生最爱吃的是文化宫路旁卖的红烧猪蹄，一人买一只，可以边啃边看书边聊天。
常挨饿的人，吃就变成天大的事。遇到慰问演出有宴会时，以乐队为主的几个男食客以不嚼就咽得到了“快桌”之名，他们引以为乐为豪。团友朱文杰和西大中文系张渭笑对此都有过精彩描绘：当年快桌“吃抢食”的快意在食也不全在食，“嘻戏抢食，不拘小节，恣意汪洋，图的是个痛快、尽兴。故快桌之快，在于快乐”。
团领导非常重视各专业的艺术培训。经过高强度的集中培训，无论是声乐队还是舞蹈队，包括服装、舞美，大家的专业水平都进步很快，演员的阵容也很整齐。接下来的几年，“铜歌”陆续上演了全场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话剧《枫树湾》，大型合唱《长征组歌》，舞剧《沂蒙颂》《边区大生产》以及独唱、相声、曲剧等等。在没有电视、缺乏文化娱乐的年代，市文化馆、电影院、歌舞团的文艺演出都聚集于此，市工人文化宫大院就是这座煤城所有市民的文化中心。有几年，团里要到西安参加全省文艺汇演、调演，大伙儿住在西大街省文化局招待所，那也是和西安、延安、宝鸡、咸阳、汉中等地文艺团体直接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
必要时，团里能同时排演两台大型文艺节目，以高水准的表演在全省各地市、县作巡回演出。在节日期间，还经常代表市政府下矿区、下乡下厂进行慰问演出。“铜歌”受到全省各界普遍的重视与赞扬。
团长张训懂得教育的重要性，看到这些只有初一初二甚至小学六年级水平的学员，他立即决定除了练功学艺，必须要加开文化课。团里有数名大学毕业生，就请他们给我们晚上授课。这在当时非常可贵，使得我们受益匪浅。张训不但提醒我们不能中断学习，还激发了我们学习与读书的热情，与其他的文艺团体相比，上文化课也属个例。没有桌椅也无妨，因陋就简。第一晚上课，大伙席地而坐，仰视着老师，也就是大学毕业的乐队队长张宝文，由他给我们讲授语文，他讲的是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974年铜川歌舞团集体合影于院内
讲授完毕，他布置大家运用诗词里的名词造句，前排坐着的13岁的小周很认真地写道：“张老师讲课时，嘴里腾着细浪。”一经念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原来她年龄最小，坐的又是第一排，她仰头目睹张老师激情奋起、吐沫星四溅的近景。可以说，自那时起，团里学习的风气已经树立，来自大中专还有读过高中的知青均为我们做出学习与读书的表率。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在全中国物质、精神普遍贫瘠的年代，我们逃脱了下乡的命运，在一个严格正规的艺术团体中成长，除了学习业务还有些经济收入，这点工资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也让自己的前程有所保障。因此，每个团员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能力与文化素养，这也与那个艰苦时代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1972年，我们搬进团里新建的三层宿舍砖楼，也有了自己的大院。年轻人四人一屋，有孩子的老师享有一室。周日，市内的人均回家，我们外地的基本留下。这时，我们会到文化馆的图书室借书，还从四面八方的渠道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看不懂也看，很多都是禁书，比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记得连托尔斯泰《安娜·卡列琳娜》等书也啃过。当然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家巷》《青春之歌》和浩然的《金光大道》等等革命书籍。忘记从哪儿得到一本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写的自传《邓肯传》，邓肯是现代自由舞的创始人，她善良、美丽、真挚，其文笔优美流畅，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强烈地吸引着我但又显得遥不可及，只能尽量去遐想，我对她百年前创作的希腊女神式舞蹈的飘逸充满着想象。随着她的文字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法国卢浮宫，我仿佛看到她赤脚漫步在卢浮宫的希腊展厅，反复模仿、琢磨着那些古希腊彩陶画面的动态。还有她超越时代的爱情观、艺术美学和不屈不饶的炽热精神与奇特人生，都让我好奇并产生敬仰。
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成长于文化贫瘠的年代里，读书是我们自学的途径，我们饥不择食，对知识的渴求十分强烈，这在今日实在难以想象。有一次，同屋的小姜得到一本缺皮的禁书，好像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此书必须一夜读完，第二天一定要还书。于是，我们将这本书认真拆成四份，四个人同时分读一本书，跟跑接力棒游戏一样，相互传递着读完那本惊心动魄的书。好玩的是，第二天尽管我们有些心虚，但还装着若无其事，照样挺着劲头练功、排练。
有段时间，几个好友还自学摄影与洗印照片，试着学习书法与画画，出于好奇，趁乐队休息的时候，去触摸每一件乐器，像孩子一样试试各自的功能。那段时间，一旦有空，我就溜进文化宫电影院看《列宁在1918》，看多少遍都不厌，因为电影中有段芭蕾舞“天鹅湖”很精彩。在“铜歌”的集体生活中，我们被熏陶着，读书成为了每日生活的需要。
“铜歌”以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为主体，改造思想、接受工农再教育也是每年的必经项目。铜川的地貌有山、原、梁、峁、沟谷及河川，海拔最高点为1734米。每当我们下乡演出或劳动改造，都要背着自己沉重的被子。我们走在狭窄的土路上，置身山峦梁峁间，白天暴晒，汗流浃背。若是夜晚，凉风飕飕，就得更加小心翼翼，手电筒顾前顾不了后，黑乎乎，一脚走偏就可能跌入山谷。我们经常累得气喘吁吁。有一回，刚入村口，我便倒地就睡，身边打鼓吹号也醒不了。
1972年仲夏，我们去黄堡原上的马村、安村割收麦子。烈日炎炎，每人要割大约两米宽、两三百米长的麦地。我是第一次干农活，弯腰左手抓把麦秆，右手用镰刀边搂边割。时间不长就感到力不从心，腰酸头疼。接下来我跪在地上割，再下来坐在地上割，再下来只能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地割。骄阳毒照，失水过多，我很快便耗尽了所有体力。一位团友，他当过知青，在农村干过所有农活。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他立刻跑过来，帮我做完了我几乎完不成的余活儿。
夜晚，我们四个女孩同睡一炕。我们16岁上下，到达村里的那天，我们四人走在队伍的最后，只剩下村口一间孤独的小瓦房，房里有个秃秃的土炕，什么家具都没有，连窗户都是残破的，仅以残砖碎瓦堆积挡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们只好放下行李住下。过后有人告诉我，一年前，这间房里的老人吊死，从此此屋被遗弃。第一晚，一村民把他的一头牛、几头猪关进这屋里。山区夜晚比较冷，他好心地给我们把土炕烧了烧驱寒，我们躺在热哄哄但特别反潮的土炕上难以入睡。
这间房离麦田最近，白天大家在这里小憩。夜晚，无法入睡的我们，不是害怕一年前上吊的老太婆，实在是因为同屋就寝的牛、猪不断发出噪音。再有就是我们浑身上下已被跳蚤、蚊子咬了个够，最怕的还是跳蚤，跳蚤咬的包都是一串的，生硬红肿。我们打开电筒，对着席子角角落落地找，但是根本没辙。第一夜、第二夜我们强忍着，午夜后，被疼痛烧痒折磨得怎么也睡不着，我们期盼着天明，天明后农活再累也不用被虫咬了。第三天夜里压根顶不住了，小梁说，有人说用烟头直接熏烤有效，但很快又忍不了那扎心的烧痛与更强的烧痒。无奈之下，我们发明了用麦秸草帽互相挠法，两人一组，用草帽上楞楞的粗麦秸直接上下戳动后背，脊背上的结疤很快流血，流血后疼痛立即减轻了许多。我们精疲力尽，开始崩溃哭泣。西芳稍稍年长，她生气地打开拴住的木门，将屋里的猪们都赶了出去。疲惫不堪的我们终于像死了一样睡着了。翌日，村领导很生气，说他的猪丢了。据说那一代的山区还有狼。猪丢了，虽说与我们有关，理当主动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包括村里村民都很同情我们这几个可怜的女娃子。没人追究我们的责任。由于即将结束麦收的劳动期，丢猪的事无人再提，一定是它们又被找到。
团里有人回市里开会，返程顺路在蔬菜队里灌了一瓶1059农药，回村后他用脸盆加水稀释，给每个窑洞都洒了一遍，才缓解了跳蚤的侵扰。
几次的下乡劳动改造，最久的一次是在双碑村。山区村民朴实善良，他们家徒四壁，日子过得紧巴不易。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没有富人，但最苦最贫穷的还是农民。鸡下了蛋从来舍不得吃，以其卖钱供孩子上学。生了病也无钱医治，还有卖血挣钱的事发生。我们百十口人进村，说是改造思想接受再教育，我们白天干完农活，抽空压腿练功，再看点书。日子实在枯燥，偶尔有场露天电影，也舍得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相比之下，我们每顿饭吃不好但总能吃饱。而村民呢？我们究竟是无偿帮助他们干活还是给他们增添了经济负担？有回，听说谁家的黄狗从崖上摔死，本家人很难过，看到城里来的人伙食欠油水，就把那条倒霉的狗给大家送来。厨师炖了一大锅连汤带骨的狗肉给大家解馋补身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狗肉。
铜川的冬天很冷，矿区更甚。记得那年随团赴矿区春演，我们代表市委在春节期间慰问生产中的煤矿工人。矿工们的住房比较简陋，领导还安排我们下矿参观了他们的挖煤生产线。我看到他们以艰苦奋斗的干劲拼命挖煤，在几百米的地下，为国家建设做出他们的奉献。那里的文化生活很单调，能看到文艺演出是件大事。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演出的气氛也非常热烈。演出后，矿领导招待大家共进晚餐，看着这一桌桌鱼虾肥肉、热热乎乎的春节年饭，我仿佛有股融进祖国建设中的感觉，能给那么多矿工们带来一个愉快的春节夜晚，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最大的回报。
晚宴后，我们就寝于矿区接待所，两层，四人一屋。屋里太冷，矿上的人给每个屋子分配了两盆木炭取暖，并叮嘱，入睡时应该拿出门外。我们年少无知，不懂其害，因为冷，一离开火盆就几乎打哆嗦。临睡前，自作聪明地没将火盆搬出门外。大概睡了三小时左右，我醒了，感觉头顶裂开似的，恶心想吐。另一女生听到我痛苦的呻吟，她想过来帮我，随之一声扑通倒地。另外两人也被搞醒，周身疼痛，闹不清状况，都在大哭。我们屋里传出的声音一定不小，楼下值班室的人听见了。接着，有人进到房间，立刻打开窗户透气。医生随之赶来，我们四人吐的吐，呻吟的呻吟，我脖子硬得像根木头。折腾几时，我们四个都被解救，逃过了这次严重的煤气中毒。所有人，尤其是矿领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76年10月6日，我父亲说：“跳舞没什么发展，趁你还年轻，脑子不笨，也爱学习，尽早学点别的什么吧。”同时，有几位好家长也流露出同样的愁绪。我想，假如我能像工农兵学员一样在大学里学习多好。团里的行政管理有些松动，已有人员调离转行。不知是否与心情低落有关，我逐日感到膝盖关节处疼痛，带上护膝也疼。我忧心忡忡，以此，我向团领导提出离团的申请。经过会议研究，我的申请得到批准，我被调到同院的铜川市文化馆。就这样我结束了我为期五年的舞蹈生涯。
在铜川市文化馆，和蔼的刘馆长安排我管理库存文物。1976年7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没有招生，省文物局决定从各市县招收一批学员，为地方文博单位培养考古文物保护人员。经过快速复习，我通过了文化考试，如愿走进了向往已久的西北大学，成为历史系考古专业的一名学生，我激动欢喜，另一条大路向我徐徐展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来到巴黎留学，我可以省衣节食，但听到有芭蕾舞的演出，还是会极力买张便宜的站票观看。站上两小时又何妨？一个穷学生，能领略世上最美、最曼妙轻盈、最荡气回肠的芭蕾舞，真是人生幸事，它能让我好几天都沉浸在一种精神的愉悦中。我珍视这份喜好，它是“铜歌”给予我的人生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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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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