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放前夕的杭州佛教

冷晓云林志工 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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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佛教缘起	▲唐代杭州佛教之盛
▲杭州佛教之吴越兴佛	▲北宋时期的杭州佛教
▲南宋时期的杭州佛教	▲元代杭州佛教的消长
▲明代限佛与杭州佛教	▲清代杭州佛教的盛衰
▲清末民初杭州佛教的发展	▲抗日战争中的杭州佛教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名僧太虚、章嘉、李子宽居士等随国民党政府复员回到南京，接收了日伪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通过清理整顿，正式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要求各省各市分别成立省佛教分会、市佛教分会。

杭州名僧巨赞在抗日战争时期转辗湖南、广西，参加了抗战活动，流离八年后，于抗战胜利次年回到杭州驻锡灵隐寺。

▲巨赞法师

八年抗日战争，人民饱经苦难，多么希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以便休养生息。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悍然向解放区进攻，重新挑起了全面内战。

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杭州，依然是暗无天日。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混乱，人民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战后的杭州，封建帮会盛行，各霸一方，仗势欺人。此时的杭州佛教已处于窒息和困难之中，宗风不振，佛门清规完全失去了约束力，社会上的污泥浊水也侵入了佛门清净之地。有些佛门不肖弟子为了争权夺利，分别投靠帮会，然后在佛教界拉帮结伙，自成势力。出现了寺庙中的“华藏派”、“灵竺派”；以籍贯同乡之谊结成了“湖北帮”、“温台帮”、“江北帮”。一般小寺庙（七宝寺、东平庙等）的僧人为了寻求庇护，直接参加帮会。有的僧人为了糊口，四处念经拜忏；有的不得不串村走户，乞求施舍。此时的杭州佛教界除弘伞、却非、巨赞等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办学，维持一线生机外，再也看不到历史上出现过的佛教各宗钻研佛学、著述弘法的情景。

▲老照片·杭州飞来峰理公塔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军刚宣布投降，海潮寺的显光就于九月宣布成立“杭州佛教会”。在此同时，曾任日伪“日华佛教会”会长的成元也迫不及待地在吴山海会寺成立“杭州佛教中兴会”，以“行善”、“中兴”为幌子，采取各种手段，不论僧俗，广收会员，号称会员有“万名”之多。正当杭州佛教界处于混乱之时，太虚专程来杭与华藏寺僧人通贤、灵隐寺方丈却非、居士黄元秀等接触，商讨整顿杭州佛教，正式成立佛教会。在他的推动下，杭州出现以下佛教团体：

杭州佛教会

民国三十五年（1946）二月四日成立，由却非任理事长，后因却非身体健康欠佳，改由月有涛（下天竺寺）为理事长。在理监事中，以佛门正统弟子为主流，但也杂有帮会分子，如通贤代表的“华藏派”，昭庆寺洪法等均参加“红帮”，相互争权。由于派别之争，故该会参加者仅少数寺庙，大多数中小寺庙均取观望态度。民国三十七年（1948）六月，该会因竞选理事竟唆使帮会流氓进入会场捣乱，导致会议流产。是年十一月，月涛辞去理事长职务，由常务理事弘妙（灵隐寺）继任。

中国佛学会杭州分会

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成立，会址设华藏寺，由居士黄元秀任理事长，并创办“杭州佛教图书馆”，专事收藏佛教经典，黄自任馆长，并在西湖区香山精舍设“佛教图书流通处”。根据太虚来杭磋商的决定，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华藏寺通贤创刊《华藏世界》季刊，并由他在浙江文化电台广播讲经，为时不久中辍。

中国佛教律学院

抗日战争前，太虚就曾与居士张人粟（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吴山海会寺打算创办“吴山佛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终止。抗战胜利后，太虚又以发起在海会寺创办“中国佛教律学院”，由弘伞任院长，五年一期，旨在培植僧才，并曾招收翻译巴利文的学员。该院于杭州解放时停办。

武林佛学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若瓢由上海来杭，先后在净慈寺、白衣寺驻山客住。他和祖山寺式梁、凤林寺白圣等共同致力于“研究佛陀教戒，树立僧伽规范，阐扬各宗学理，挽救世道人心”。为此，若瓢等致函杭州诸山，要求共同筹办“武林佛学院”。若瓢认为，创办武林佛学院，“事关本市佛教前途”，呼吁重视和支持。该院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次年巨赞返杭住灵隐寺，对若瓢倡议十分赞同，并积极参与办学。先后由会觉、枯木、巨赞担任院长，后因经费缺乏，被迫停办。

▲杭州佛学院（前身为武林佛学院）

此外，民国三十五年（1946）一月，蒋介石曾批准成立“国际宗教研究会”，旨在增进国际间宗教界的情感与交往，要求各省、市分别设立分（支）会，杭州因故未能成立。

在佛教会成立初期，也曾排除各种干扰，开展一些佛事和慈善活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六月二十五日，为纪念“七七事变”，全市寺庙举行七昼夜的“超荐抗日阵亡将士罹难同胞法会”，并于六月二十九日举行公祭。同年七月八日，佛教会号召全市僧尼“节食一天”救济苏北难胞，各寺响应，有的节食三天，共得法币近三十万元交送江苏省社会处。此外，还曾设立“施医局”，为贫病者施医施药；并创办了“普化小学”，只收贫困儿童入学。

由于帮派纷争，佛教活动受阻。于是由佛教会出面邀请上海静安寺名僧密林持松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七月二十三日来杭举行讲经法会，主讲《护国仁王经》，要求佛教内部团结，解除“怨敌”和“苦厄”，奉行爱国爱教。

▲老照片·杭州保俶塔

灵隐名僧巨赞回杭后，先后担任过杭州市、浙江省佛教会秘书长，但他一直未曾参与佛教和社会活动，一方面专心在杭州了解佛教内部情况，另一方面，博览武林方志掌故，为灵隐寺撰志。当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民政厅厅长杜伟先后要他草拟改革佛教教务计划，他在回顾太虚试图改革佛教的经历后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侈谈佛教改革，无异“缘木求鱼”。因此，他一直未予置理。民国三十六年（1947）巨赞出任“武林佛学院”院长，按他自己的设想，采取新的开放式教学，形成新的佛学学风。他要求参加学习的佛教徒要关心国家大事，经常讨论时政，学员们对国民党倒行逆施，发动内战，深为反感，对每解放一座城市无不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只是苦于经费拮据，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终因经费来源断绝而被迫停办。

巨赞于武林佛学院停办后，飘然离杭，先后赴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考察佛教。在香港会晤了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夏洐、廖沫沙等旧友，大家认为全国解放在即，佛教现状势必打破，应该及早研究未来佛教的发展。巨赞也认为，他过去提出过的一些改革设想有调整充实的必要。对此，他和旧友们交换意见和看法，然后再赴台湾考察近一个月后回到杭州，在灵隐寺着手起草了《改革全国佛教教务计划》。赵朴初居士闻讯曾专程由沪来杭，与巨赞进行磋商，并秘密召集沪、杭、甬佛教界有识之士，共商改革大计，后因解放战争迅速发展，于淮海战役结束时，巨赞再度赴香港。当时陈劭先和李济深夫人吕集义向巨赞传达了中共潘汉年同志的意见，嘱巨赞草拟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巨赞欣然承命，将拟就《草案》送交潘汉年转送石家庄中共中央所在地。

▲杭州佛学院

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近代众多名僧和居士梦寐以求的佛教改革的理想将在新的时代得以实现。正如巨赞在一首感怀诗中所云：

精金岂却炉锤炼

大任须从穷饿肩

独倚江楼观万汇

春来无处不芳妍

这些近代名僧、佛教学者对新中国充满着希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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