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与范长江
人生百态
对于胡政之，由于极“左”年代对他介绍很少，除了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少数专家学者知晓外，新闻人特别是年轻的编辑记者对他知之寥寥。
近日，笔者饶有兴趣地翻阅了多篇新闻界资深人士纪念胡政之的文章，回顾他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经历，深感这是一位很有中国知识分子情怀的报业奇人。
胡政之，与范长江同为四川人，胡是成都人，范是内江人。1918年底，他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赴巴黎和会采访，成为会上的唯一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的第一人。
会后，他又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瑞士参观采访，特别参观考察了法、德、意、英等著名通讯社，并加以研究。1921年，33岁的胡政之在北京开设了国闻通讯社，所发消息除被国内各报采用，还被美联社、路透社及法国、日本报纸所订阅。
1926年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共同接办大公报，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并把1924年在上海创办的国闻周报带到了大公报。人们回忆他当年的工作状态，说他“像一台从早到晚不停运转的机器人”。
1945年，他以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提议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宪章上用毛笔签名。
他是报业全才，精通日、英、德、法等多国语言，经营、策划、编辑几乎无所不能。他为大公报生存和发展呕心沥血，由于战事频仍，大公报在天津、上海、重庆等地转辗，开设汉口馆、桂林馆、香港馆，创办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香港版。1948年终因过度疲劳，病倒于刚刚复刊的香港大公报任上，1949年病逝于上海。
范长江成为奋发有为的名记者的过程中，胡先生给予鼎力扶持和帮助，是胡政之传奇精力中的精彩一页。
1935年至1938年，是范长江为大公报工作的四年，也是他新闻生涯处于顶峰时期。这四年，范长江最为出彩的是三个旅行通讯系列报道。
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历时十个月，行程六千余里，采访西北内地，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这一壮举使他一举成名。
一些报道范长江的文章中说：范长江“说服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同意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去西北考察”。查阅多篇当年大公报记者和家属的追忆文章，觉得“说服”一词在这里用得并不恰当。
——范长江还是北大学生时，时常给大公报写稿，胡政之赏识他的文笔和勤奋，每月固定给他15元酬金，要他专为大公报写稿。
——1930年暑假，范与胡在报社见过面，胡嘱他多写较长的通讯，题材不必限于北大一隅。
——1933年和1934年，范长江在胡主编的国闻周报上，看到有关江西苏维埃政权的资料……，他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苏区的原始资料”。显然，这些报道和资料，对他是一种启蒙教育。
——1935年初，年仅25岁的范长江产生了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他找过世界日报老板成舍我，希望给予资助。但是，成老板也许看他年轻，也许囊中羞涩，也许这不是报社选题，最后没有接受这个北大学生的采访计划。
——1935年暑假，范长江鼓起勇气给胡政之来信，说打算回四川故乡，到川西一带旅游采访。
——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始终关心西北问题。在范长江西北旅行考察之前，张季鸾就曾到西北访问，并于1935年7月30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西北纪行》一文，引起读者的注意。
沿着这样一条历史线索，当年亲历者在忆起胡、范决定西北角之行时，多用“胡政之慨然出钱资助”“他很爽快地采纳范的采访计划”。
由此可见，对于采访中国西北角的情况，范、胡两人志向并非完全一致，但的确是“一拍即合”或者“不谋而合”的。
为了顺利完成西北角采访，胡政之对范长江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开具了多封介绍信，聘其为旅行记者，发了当时可以作为护身符的记者证，预付了稿费。范长江在旅途中一旦经费不足，还可任意到当地银行支取，其信用担保是各银行都买账的大公报。
范长江说：“有了大公报的正式名义，又经常在报上发表我署名的通讯，还有大公报在全国分支机构可以依靠……，我活动的局面已开始打开了。”
一个人的旅行通讯，牵涉的是报社全局。从范长江出发的那一刻起，报社上上下下就开始忙碌起来。最关心、最给力的是胡政之。从红军的称呼到报道毛主席的讲话，都是胡政之做出的大胆决定。范长江从西北角发回的每篇文章，胡政之都仔细斟酌、精心安排，在重要位置刊发。
1936年8月，根据胡政之的策划，大公报出版部将范长江西北旅行通讯以《中国的西北角》之名结集出版，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这本书的发行，大公报及其所属国闻周报刊还登大量广告和书评。在读者抢购潮中，该书再版9次，发行十几万册。
当全体大公报人欢迎范长江归来之时，范长江显得很开心。自然，与他一样开心的还有当初一同谋划的老板胡政之。
1937年2月，范长江到达西安和延安进行采访，这是中国报纸上首次出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形象，范长江也因此成为中国记者采访延安第一人。
如果说，西北角之行是范长江主动找到胡政之，西安和延安之行则是张季鸾、胡政之先找到范长江。胡政之对他说：“这次如果不赶快去，也许要错过最后机会了！”
这次出征，范长江有了记者正式身份，而且报社为他支付了充足的差旅费。
范长江到达西安当日，遇到突发情况无法进城。第二天，由大公报西安分销处的李天炽积极斡旋，范长江才见到杨虎城、周恩来等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并由周恩来介绍开启了延安之行。李天炽全力帮助素不相识的范长江，无疑是胡的介绍信起了关键作用。
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大公报社，首先向胡政之汇报了西安事变和延安之行。之后，范就在胡政之的办公室动笔写稿，范写一段胡看一段。文稿写就，胡政之最后将其标题定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
稿子送至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审稿未能通过。但是，胡政之反复权衡，最后决定稍加修改，冒险发表，同时要求大公报天津版同时刊发。
报道中，中共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蒋介石被释放前口头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蒋介石有意隐瞒的重要信息被和盘端出，引发社会舆论哗然，使正在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蒋介石勃然大怒。
作为一个旧社会的报馆老板，胡政之对于刊发如此重大的敏感新闻可能带来的后果不可能没有预判，与他曾在《新社会报》短暂共事的林白水，以及他很熟悉的邵飘萍（邵飘萍牺牲后一段时间，胡还曾私下资助邵飘萍家属）相继被杀，胡政之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推出这篇报道，令人不得不赞叹这位报人的勇气，也不能不承认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这一次正确选择。
范长江曾这样评价胡政之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报道中的作用：“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
1937年7月初，在胡政之的安排下，大公报把范长江在陕北之行的采访报道文章，以《塞上行》作为书名集结出版，共产党及其领袖在民众中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
胡政之在《塞上行》序言中充分肯定了范长江采访报道的意义所在，他说，长江君此类工作的记录，“实际就是中华民国的几页活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范长江带领大公报记者前往卢沟桥、台儿庄、徐州等战地前沿，冒着敌人的炮火，写就了一篇篇悲壮生动的通讯报道，吸引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范长江这组报道主要反映的是正面战场厮杀的场景，回忆范长江这组报道情况的文章并不多。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找到当年范长江在战地前沿的身影。“范长江经常是用军用电话直接向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口述稿件，在编辑部守候的王芸生常常是在深夜接到电话，速记成文，直接送到印刷厂排字上版，消息之快，许多读者为之惊叹。”
“范长江以广阔的视角真实地记述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反映和分析了我方的困难、矛盾和失误，并激励和鼓舞人们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树立必胜的信心。如《卢沟桥畔》《血泪平津》《我们要用决死的心来保卫山西》《忆夜战场》《保卫前方》《陷落前的宛平》等等，当时被传诵一时。”（参见范苏苏、王大龙《范长江与青记》）
大公报又一次把范长江等人的抗战报道通讯结集出版，取名为《西线风云》，成为兵荒马乱时期读者争购的热门读物。
三年时间里，一个普通记者的报道在大公报出了三本书：《中国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破了大公报先例，也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范长江曾回忆说：“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差旅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做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
有人说，如果当年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计划被胡政之拒绝，诺大的中国就没有其他人支持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历史不可能重来。即使历史可以回到1935年，也很难找到第二家和大公报一样有实力、有影响的报社，很难找到胡政之这样的好老板，范长江的报道也难以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后，再没有写出《中国西北角》那样叫得响的新闻作品。
也许正是这样，有人说：“胡政之是记者范长江从事新闻工作的引路人和热心提携他的导师”（参见于友《解读范长江》），“新闻界不常有的‘伯乐’”（参见曹世瑛、汤恒《报界巨子胡政之》）。
这三次旅行通讯影响深远，充分展示了范长江敏感的政治嗅觉、深入的采访作风、广博的知识贮备和扎实的文字功底，使他从一个热血爱国青年成长为党的新闻战士。胡政之对这几次旅行通讯，全力支持、精心组织、周密策划、不遗余力，也是应当铭记在中国新闻史上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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