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王祖华：也谈陆建德论林译“二三流者”作品的非凡意义

【译论】专题回顾：

【摘要】谢天振先生从正名和译介学研究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陆建德先生对林译通俗作品价值的研究。本文从翻译史研究的角度，重点探讨了陆文对林译研究、清末民初翻译史研究和当前国内翻译史研究的启示，认为陆文不仅有利于拓展林译研究和清末民初翻译研究的空间，而且也凸显了重估通俗作品译介价值及转变文学观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学术价值; 翻译史研究; 社会文化功能; 文学观

引言

本刊2018年第6期刊登了谢天振先生撰写的《陆建德论林译“二三流者”作品的非凡意义》一文（以下简称“谢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陆建德先生所撰《文化交流中“二三流者”的非凡意义——略说林纾翻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一文（以下简称“陆文”）给予了高度关注。谢文将陆文的非凡意义概括为三点：一、再一次为译介外国通俗文学正名，且追溯了外国通俗文学译介的源头；二、为林纾正名；三、提供了一篇译介学研究的范文（谢天振，2018:5-7）。

谢文从正名和译介学研究的角度对陆文所做的高度评价，笔者极为赞同。但笔者最感兴趣的却是谢先生文末的一段话：

“书至此”……建德兄的文章已经完成了它的预设目标，即为林纾翻译的“二三流者”作品正名的初衷。然而作为读者，我读到这里却感到意犹未尽，因为在我看来，文章还有许多“非凡意义”可以发掘。首当其冲的一点是，既然林纾翻译的这些“二三流者”作品的“非凡意义”得到“正名”了，那么同期甚至稍后期的译者，如伍光建、程小青等人翻译的“二三流者”的价值和意义是否也该重新考虑呢？（谢天振，2018:7)

的确，陆文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为林纾的“二三流者”作品正名。笔者认为，陆文的研究结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对于林译研究、清末民初翻译史的研究和当前中国翻译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一

首先，陆文的结论将对翻译文学史的书写产生直接的影响。陆文经过严密论证，认为林译“二三流者”作品并不是毫无价值的，通俗小说的意义不亚于任何“名著”（陆建德，2016:137-141）。这一结论掷地有声，纠正了林译研究长期以来固守的一个偏见，对文学史相关内容的书写将产生直接影响。今后的文学史，恐怕再也不能言之凿凿地声称林译通俗文学作品没有什么价值了，重估林纾和林译的历史贡献恐怕也很有必要。

对林译“二三流者”作品译介价值的重估，也开辟了林译研究的新空间。当前，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发掘难度的增加，林译研究的空间似乎在逐渐缩小。福建工程学院在2014年举办林纾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共收到会议论文近百篇，但在会后编选的论文集中，专门研究林译的文章只有2篇（其中一篇就是陆文），占所收录文章总数的十分之一（参见吴仁华，2017）。编选论文集可能要考虑诸多因素，但只有两篇翻译研究论文入选，这似乎表明林译研究目前可能存在新意不足、后继乏力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受林译“二三流”作品没有多大价值这一观念的束缚，不少研究者对大量的林译通俗作品一直缺乏兴趣。21世纪国内首部林译研究专著《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在论述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及影响时，就以名著和经典为中心，对林译通俗作品基本不提（韩洪举，2005:300-318）。另一部林译研究专著《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也只以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的10部林译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参见刘宏照，2011:4）。商务印书馆精选的这十部小说，大部分是名家名著，通俗文学作品非常少。这样的研究能否反映林译的全貌，很值得怀疑。

陆文摆脱历史成见，赋予通俗译作全新的文化意义。这一观念转变，犹如幽暗中的一束光，投射在历史角落的一堆陈旧材料上，赋予了它们以生命和活力。陈寅恪在谈到历史材料的新旧时曾说：“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转引自齐世荣，2016:33）。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认为，“历史知识的扩大，主要就是通过寻求如何使用迄今被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是无用的这种或那种可知觉的事实作为证据而实现的”（转引自普罗斯特，2018:80）陆文对于林译研究的一个非凡意义，就在于它通过研究观念的转变，使我们注意到以前被忽略的一大批通俗文学译作，从而为林译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挣脱“经典”“名著”观念的束缚，我们就会发现林译通俗作品的数量十分庞大，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据郑振铎统计，林译小说成书的共有156种，其中属于世界名著的只有40余种（郑振铎，1983:157-161）。也就是说，林译通俗作品实际上占到林译总数的近四分之三。几十年来，受名著情结的影响，近四分之三的林译通俗作品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就连很宽容的郑振铎也认为林纾“虚耗了三分之二的功力去译无价值的作品”（同上：160）。将四分之三的译作视为虚耗时光、毫无价值，这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林译在清末民初的广泛社会影响。就译者的翻译意图和译作实际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来说，仅仅因为不是外国文学名著和经典，就把大量的林译通俗作品打发掉，也是很不合理的。从林纾为译作撰写的各种副文本看，他与合作者进行翻译的意图是多重的，但原作的文学性和经典性基本上不是他们翻译这些作品的初衷。有学者通过分析林译副文本和译本内容，发现林译具有翻译救国、开启民智、励学明耻、昌兴西学、了解夷情、学盗之学等翻译目的和功能（刘宏照，2011:62-92）。还有学者认为，林译在民族思想、民主思想、女权思想和实业思想等方面都具有启蒙意义（杨丽华，2015:82-87）。从他们分析时所举的例证看，大部分都是“二三流”的通俗文学作品。这表明，林译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主要还是通过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来实现的。

陆文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观念启示，使我们认识到通俗译作的特殊研究价值，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启示。通过对林译《爱国二童子传》《三千年艳尸记》《大侠红蘩蕗传》等通俗作品的原文内容、翻译意图、译作反响等方面的细致剖析，陆文揭示了通俗文学译作可能具有的丰富社会、文化功能，最后得出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林译小说不仅是中外文学交流的媒介，也是社会和‘心习’（严复语）改革的工具。就译作的社会功能而言，这些通俗小说的意义是不亚于任何‘名著’的”（陆建德，2016:141）。陆文切入通俗文学译作价值的角度，对通俗文学译作价值内容的阐发，对于我们研究其他通俗文学译作具有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从研究的侧重点看，陆文主要考察的是翻译作品的社会、文化功能，属于霍尔姆斯（J.S.Holmes）所说的以功能为中心的描述研究。霍尔姆斯曾提出，翻译的描述研究可以根据研究重心，区分为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productoriented）、以功能为中心的研究（function-oriented）和以过程为中心的研究（process-oriented)(Holmes,2007:72）。当前外语界学者较多关注文化、权力、规范、惯习等因素对翻译文本、翻译过程的制约和影响。陆文把翻译活动放到宏大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它对于我国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的影响和作用。这样一种研究，有利于深入揭示翻译的文化功能，深化我们对翻译本质及其社会属性的认识。

当然，陆文主要是从原作内容和翻译意图的角度，或者说从放送者和影响源的角度，探讨通俗作品的译作向清末民初读者呈现的异域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对这些译作到底如何影响了读者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着墨似乎并不多。我们知道，译本呈现的东西不一定会产生实际影响，而且也往往不会像原作者或译者所期待的那样发生作用。从接受者的实际反应来考察通俗译作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所折射的接受文化的思想状况和社会心态，可能更有价值。此外，即使单纯从文学的角度看，通俗文学作品也并不是毫无价值。朱志荣在其专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中对原创通俗文学作品的价值做了深入研究（参见朱志荣，2009）。近代翻译文学研究专家郭延礼认为，林译小说开阔了中国人的艺术视野，扩大了近代小说的题材，介绍了西洋小说的流派和创作方法等。从他所举的例证看，有不少是通俗文学作品（郭延礼，2001:278-294）。林译通俗作品到底具有哪些价值？当时的读者究竟是如何解读通俗译作的价值的？读者的阅读反应折射了怎样的社会心态和时代思潮？这些问题对于深化林译研究都很有意义。

二

对林译“二三流者”作品的价值重估，还将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清末民初其他通俗译作（包括非文学译作）的研究价值。谢先生已经敏锐地指出，陆文可能会对伍光建、程小青等其他译家“二三流者”译品的价值重估也产生影响。这实际上触及到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这个核心问题。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的主流和基本面貌到底是什么？一些学者对这一阶段的翻译小说做过统计。陈平原（1997:52）通过对清末民初翻译单行本及刊载在杂志上的长篇翻译小说进行统计，发现“在1890至1916年出版的翻译小说中，数量第一的是柯南道尔，32种；第二是哈葛德，25种；并列第三的是凡尔纳和大仲马，都是17种；第五是押川春浪，10种”。杜慧敏（2007:51-52）统计了以《新小说》为代表的晚清（主要是1901—1911年）5种主要小说期刊的译作类型，发现译作数量遥遥领先的类型是侦探小说，其次是写情和科学小说，译作呈现出很明显的大众取向和趣味性。大众化和趣味性正是通俗作品的显著特征。阚文文（2013:179）对晚清（主要是1902—1911年）四大报纸和四大小说杂志所刊载的译作进行了梳理，她发现数量最多的是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政治小说，其中侦探小说占39%，言情小说占22%，政治小说占9%。这3个统计基本囊括了晚清翻译小说的单行本、主要期刊和报纸上的译文，大致反映了清末民初（主要是晚清）小说翻译的总体面貌。从这些统计看，通俗作品的翻译占了晚清小说翻译的绝大部分。由于晚清诗歌、戏剧、散文等文类的翻译数量非常有限，我们还可以说通俗作品的翻译是晚清文学翻译的主流和基本面貌。如果仅仅因为不是“名著”，就将这一大批通俗作品的翻译之作全部斥为“第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这既不符合历史的基本面貌，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清末民初（特别是清末）通俗文学译作所发挥的功能与时代思潮高度一致。清末文学翻译是在救亡、启蒙的时代语境下兴起的。文学翻译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看重的主要是译作“启民智”“新民德”的社会、文化功能，改造旧文学、对民众进行文学启蒙并不是清末文学翻译的主流，专门的文学启蒙在当时反而不能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梁启超在论述译印政治小说的原因时，重点强调的是小说“移人之深”的通俗性力量和使“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的政治功能（梁启超，1997:37-38）。鲁迅之所以要翻译《月界旅行》，主要是因为科学小说能使中国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鲁迅，1997:68）。林纾对狄更斯的名著《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的写作手法虽然大加赞赏，但却不忘提醒读者这本小说也记录了英国开化时的“民间弊俗”（林纾，1997:349）。晚清批评界也十分看重小说的社会、文化功能，这可以从当时一些文章的题目清楚地看出，如邱炜萲的《小说与民智关系》、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佚名的《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松岑的《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耀公的《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等等。这里的小说自然也包括了翻译小说。当时的读者也多是从社会、文化功能的角度来解读他们所阅读的翻译小说。读者灵石（1997:132）对林译《黑奴吁天录》进行的是政治化的解读：“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孙宝瑄（1997:573）这样总结自己的阅读感受：“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署名为“世”（1997:321-322）的读者认为，在“知其风俗，识其礼教，明其政治之源流，与社会之性质”等方面，“译本小说之功用，良亦伟矣哉！”而周氏兄弟较早关注“异域文术新宗”（周树人，1997:376），认为“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周逴，1997:252），但他们出于纯文学目的译介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显得有些曲高和寡。陈平原（1997:119）指出，清末民初介绍进来的域外小说，“严肃小说的数量、影响远不及通俗小说”。李欧梵（2001:21）认为，“对于现代的知识，对于现代的时间观，虽然是由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可是基本上它的普及工作还是在于通俗小说。”因此，无论从翻译目的、翻译批评还是从读者接受及实际影响来看，清末民初盛行的主要还是通俗作品的译本，这是由当时的接受文化语境决定的。评价此一时期通俗作品的译介价值，应该立足于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

到了五四，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学者，站在建设新文学的立场上，呼吁翻译时要选择“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转引自王建开，2003:28-30）。在创作方面，他们严厉批评当时的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文学等通俗作品。五四学者要改造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对阻碍新文学发展的晚清翻译观念、翻译行为以及民初以来的通俗文学创作痛加批判，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那时的一些通俗文学作品，尤其是黑幕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追求等方面，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新文学家站在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立场上，对通俗文学创作和译作给予了今天看来显然有些过激、过低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宜从历史的角度，取研究的态度，对已经存在的历史现象加以客观描述和合理解释。描述翻译学认为，任何在接受文化中被认同为翻译的都是翻译（Toury,2001:27），翻译文本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位置和功能，首先是由它所栖身的文化中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的（同上：26）。因此，任何人如果想要对此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切实可行的解释，就必须对其进行恰当的语境化（同上：29）。既然通俗作品的翻译构成了清末民初翻译活动的主要面貌，研究者就应该尊重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既然翻译文本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位置和功能首先是由它所栖身的文化中的各种因素决定的，我们就不宜用原文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亦即是否为“经典”或“名著”）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大量通俗作品的翻译之作都视为毫无价值。

不仅在文学领域应该如此，非文学领域中通俗作品的译介价值和影响也应重估。严译八部，除了《原富》，其他译著的原文在本领域内大概都算不上经典之作。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天演论》，其底本实际上只是赫胥黎的一份讲演稿；《群己权界论》的底本也只是一本小册子（李伟，2005:200、209）。事实上，严复翻译的几本著作，原文绝大部分都是浅显的入门书或导论性质的文字，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邹振环和葛兆光都指出，虽然《泰西新史揽要》的原文被认为是“最乏味的残余”和三流历史著作，《治心免病法》原本只是一本“利用宗教神秘主义的心理健全法进行心身医学治疗的心理学读本”，但它们却在晚清一版再版，对梁启超、谭嗣同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邹振环，1996:101-109；葛兆光，2015:10-11）。《地球韵言》虽然只是一本供初等教育用的世界地理读本，却对冯友兰、顾颉刚、梁漱溟、郭沫若、钱穆、萧公权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泽显浩：2016:88-94）。非文学领域通俗作品的译作到底占有多大比例，现在还没有看到系统的研究。但从文化交流“始简毕巨”的基本译介规律看，至少在各个领域译介的初期，通俗作品的译介恐怕要多一些。

历史学家周振鹤（2005:2）指出，“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国大多偏重大人物的活动与重大事件的过程，而于一般民众的思想行为与普通社会活动的进程都不太关心。”思想史学者葛兆光（2015:10）讲得更透彻：“因为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超出常识，它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支持着常人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最经典的著作。”因此他在进行思想史研究时，就特别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在他看来，真正思想史的连续性“更多地深藏在平静的缓缓的延伸着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之中”。（同上：12）通俗作品的译作，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应该都属于这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的一部分，它们能够反映“一般民众的思想行为与普通社会活动的进程”，因而具有特别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和观念史价值。

三

应该说，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林译作品的价值和功能，陆文并非第一篇。但专门从通俗作品的译介价值切入，来触及林译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观念认识问题，陆文大概是第一篇。在笔者看来，陆文的非凡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篇分析通俗作品译介价值的范文，还在于它依托新的理念，解构了林译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名著观念。陆文的结尾尤为振聋发聩：“‘名著’不是绝对的，‘第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也不是绝对的。评价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事业，不妨从这些观念中走出来。”（陆建德，2016:142）这个呼吁不仅对林译和清末民初的翻译研究意义非凡，对于整个翻译史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视“名著”“经典”，轻视通俗文学的观念在我国的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和语言教学中影响很大。当然，在世界范围内，通俗文学受到重视也是很晚近的事情（范伯群，2009:1）。但是我国似乎很早就形成了轻视通俗文学的观念。早在《论语·子张》一文中，古代通俗文学的代表——小说就被孔子看作是“小道”，“君子弗为”（朱志荣，2009:2）。与诗、赋、古文等文类相比，词、曲这样一些比较通俗的文类在取得合法地位之前，也一直受到轻视（同上：2）。在晚清“小说界革命”中，小说以其通俗性受到空前重视，进入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但很快小说内部就出现了雅、俗的对立，有学者称之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大分歧”（胡志德，2014:9-18）。陈平原（1997:114）指出，“在中国文学里，雅俗之分，绝不仅是文体、体裁乃至读者对象的区别，更包括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也就是说，小说内部的雅俗之分，实际上标志着小说内部开始出现了以艺术、审美为主要标准的等级区分。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学史经典观念、名著观念的译介和新文学观念的形成，以鸳蝴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通俗文学家的创作动机、创作态度、人生态度均受到严厉批评，通俗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遭到整体性否定（参见朱志荣，2009:142-154）。由于种种原因，通俗文学受轻视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76年以后。在翻译领域，轻视通俗文学的观念主要表现为大量翻译外国文学经典和名著，对外国通俗文学的译介非常审慎。摆脱以名著、经典为中心的精英主义文学观，合理看待通俗文学的价值，成为新时期伊始面临的一个重要时代课题。

1979年，《译林》创刊号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译本，引起了一场风波（李景端，1999:35-63）。这场风波实际上是新旧文学观在翻译领域的一次大交锋，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像《飘》和《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样的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价值及其译介合法性。这场风波当时惊动了中央高层，影响之大，观念冲突之激烈，都是少有的。令人欣喜的是，通俗文学作品的译介价值在这场风波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挖掘，通俗文学作品的译介合法性最终也受到肯定。这一事件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我国文学观念的转变。随后，通俗文学的研究在我国逐步展开。国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陆续译介进来，以魏绍昌、范伯群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了对通俗文学的系统研究（参见范伯群，1989；魏绍昌，1990；范伯群，2004），通俗文学的艺术价值也在理论上得到了系统阐述（参见朱志荣，2009）。这一切似乎表明，通俗文学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但陆文的研究表明，在文学翻译史研究领域，至少在林译研究领域，重视“名著”、轻视通俗文学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旧的文学观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思想认识。应该说，在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翻译的大潮中，在1979年《译林》的这场翻译风波中，一批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已经在文学观念的更新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翻译也成为当时破除旧文学观念的一个突破口。但是几十年过去了，通俗文学没有什么价值的观念却还在我们的文学史书写和翻译史研究中继续传播，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陆文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翻译史研究要推陈出新，转变观念至关重要。翻译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研究。尽管它有自己特定的关注对象和研究方法，但与一般历史研究亦有许多共通之处。一般历史研究者要面临的史料和史观问题，翻译史研究者也绕不开。翻译史学者皮姆（Anthony Pym）认为，翻译史应该包括翻译考古学（translation archaeology）、历史批评（historical criticism）和解释（explanation）三个分支（Pym,2007:4-6）。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他所说的翻译考古学主要与史料有关，历史批评和解释则与史观密不可分。

针对史料与史观的关系问题，我国史学界曾有过一场讨论。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在他看来，“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傅斯年，2016:3-4）傅斯年否认研究者的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尽管他自己秉持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客观主义史观。后来周谷城、许冠三等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如许冠三就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以研究为主，史料为宾。他说，“诚然，没有充分的资料则不能有任何科学的研究，但资料是为研究而存在。真正的科学家必须知道如何根据既有资料去设计他的研究，并且根据坐标架构和学说去寻求资料，而不是一味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转引自王尔敏，2018:129）再后来，随着克罗齐（B.Croce）、柯林伍德、卡尔（E.H.Carr）等外国史学家著作的译介，历史研究的建构性和阐释性也逐渐被我国史学家普遍接受。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甚至在《元史学》（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中将历史著作类比为文学作品，认为历史写作像文学作品一样，也是一种叙事。可以说，国内外史学的发展就是史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过程。史学观念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更新。史学的发展表明，历史材料的新与旧、有用与否、取舍与剪裁，以及历史事件的分析和阐述，都离不开研究者的眼光和觉识，而这个眼光和觉识则根本取决于研究者所秉持的历史观念，即史观。因此，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新史料的发现固然重要，历史观念的更新可能更关键。观念的更新往往导致新材料的发现和旧材料的重新认识。

陆文看似只是一篇讨论林译的学术论文，但它实际上触及到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关系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没有文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研究者很难从精英文学观中跳出来，也就不可能看到通俗文学的研究价值。林译通俗文学作品一直没有得到客观评价，恐怕与大多数研究者所秉持的精英文学观有很大关系。我国中文界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已经充分认识到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是一种相辅相成、二元互补的关系（参见刘祥安，2000:155-156；范伯群，2003:242-256），通俗文学的多元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挖掘。通俗文学的“发现”和价值重估，不仅为长期被边缘化的通俗文学正了名，而且也导致了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为文学史研究注入了活力。陆建德先生将新的通俗文学观引入翻译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林译研究中仍然存在的精英文学观，这对于我国当前的翻译史研究来说，既是提醒，也是启发，具有非凡的意义。陆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挖掘通俗作品的译介价值，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它融合了当前翻译研究所倡导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视角。但是陆文重点考察的是翻译活动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功能，属于翻译功能导向的研究，与当前外语界着重考察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如何影响和制约翻译活动又有很大不同。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陆文与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是一致的。新文化史是史学研究的第五次转折，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周兵，2013:1-2）。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打破了传统文化史唯知识精英的狭隘偏见，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同上：3）。陆文解构了名著中心主义，指出名著不是绝对的，为长期被边缘化的通俗文学译作发声，这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处。从语言活动到文化功能，从精英文学到通俗文学，从名著独尊到众声喧哗，陆文实际上隐含着从现代主义思想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深刻转变。当然，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这种二元区分本质上是现代主义思想的产物；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视野下，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边界是模糊的，过分强调二者的区分也可能很成问题。因此我们在凸显通俗文学译介价值的同时，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结语

林译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重要翻译现象，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翻译信息和文化信息。尽管国内外的学者已经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但陆文的研究表明，只要我们转变观念，林译研究依然有着广阔的空间。陆文依托新的文学观，发现了林译研究中依然存在的旧文学观残留，这为林译研究、清末民初翻译研究和整个翻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启示。正像通俗文学创作的价值重估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一样，通俗作品译介价值的挖掘和重估，也必将促进我国翻译史的重写和翻译研究的发展。当然，肯定通俗作品的译介价值，并不意味着“经典”和“名著”不重要。但正如陆文所说，“经典”和“名著”也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有其动态建构的一面”（陆建德，2016:136）。如果我们转变文学观念，超越静态思维和名著情结，我们就会发现，外国通俗作品的译介之作和“名著”“经典”的译介之作，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功能。

作者简介：王祖华，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参见《东方翻译》2019年第5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