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回忆李强（下）：想想很悲凉，强爷走得太早了，最优秀的一代人一个个走了……

清华社会学系辛庄课堂 2024-05-01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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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丁学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知名学者。

文字整理/ 编辑：赵丽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清华社会学”

同一代人，同一种追求

——李强活在丁学良的记忆里

点击图片阅读丁学良回忆李强（中）

下篇

“你应该把他们的学问给传回来，我们这些人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传回来呢我们也能够把它们传下去，只要你把它们传回来，我们就想办法把它们传下去。”

“在清华学生中间，有些人很有志向很有情怀，我们这当教师的，最最有成就感的也许不是我们自己做出了什么成就，而是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做出好的成就出来。”

“你在海外待了快四十年了，你要把你这个长处要发挥啊，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最关心哪些事儿，你也知道国外对中国怎么看，你在国外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哪些话不大好听，你回来也得讲，你要讲啊，我们对中华民族有责任，我们不讲我们失职。”

——李强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强

（1950年5月17日—2023年12月12日）

五、与李强的惺惺相惜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强爷的考古家学渊源

强爷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而且很重视社会基层的研究，但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倒不属于社会底层，因为我跟他交往那么多年，我知道他很骄傲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外公。他在讲他的外公叫于省吾先生之前，我早就知道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上有一个伟大的考古学者叫于省吾，我还没想到他们之间是亲属关系。

他一讲，我就感到很惊讶，我说因为我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到了美国以后，除了本人的专业领域我学得最多以外，从学术的角度我读得最多的、最愿意跟得上学科进展的就是考古学。强爷就问那你怎么会对考古学这么感兴趣呢？我就跟他讲因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临去世以前认为第二代中国考古学的领袖人物就应该是张光直，也是哈佛的，而张光直先生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在一栋楼里面，只差一层楼，所以我经常跑去跟他聊天，张光直就觉得我很“讨厌”，说我一聊就聊着不走，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但他的儿子跟我是同学。因为有这些前辈在前面作为榜样，所以我对考古学怎么进入中国，以及考古学家在中国的土地上做了哪些最重要的考察，这些考察在世界文明史上起什么作用……我是相当熟悉的，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当时就跟强爷吹牛：假如现在中国大陆能够聘请我当一个兼职教授，除了我的专业以外，他们还可以聘请我到考古系去，我会跟他们讲考古学。

强爷对这一点挺看重，他跟我讲，他的外公于省吾先生曾经把多年来花巨资收罗的一些宝贵的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馆，因为当时这些文物要么流落在民间，要么给外国人收购了，而收购最多的人除了到中国进行考古的考古队以外，还有一些是专门跑到中国来买这些散落民间的文物的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他们很有鉴别力。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想把这些文物保留下来的话，你得自己花大价钱把它买下来。那个时候的中国很长时间里都处于内忧外患当中，就没有很好的条件来搜集民间的宝贵文物，而他的外公因为非常懂历史就把一些文物搜集保存下来。这个不是强爷跟我讲的，我读过其他的文章，说于省吾先生在世的时候，最骄傲的是他身边的一些甲骨文片，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代能识甲骨文字的，一个是罗振玉先生，还有一个是王国维先生，于省吾先生是第二代了。我读的一篇文章说于省吾说郭沫若识别了三个半甲骨文字，而且是比较容易的字，越往后的字越难识别，因为跟现在的文字一点关系没有了。他识别了五个甲骨文字，那比郭沫若多了一个半字，那可不得了了。这是我读的那篇文章说的。

于省吾先生搜集的文物之一是民间称呼的“越王剑”，越王剑不是一把，是有好几把，据说以前称之为越王剑的有五把还是六把，但在历史上都散落掉了。到了近代，只有三把，一把已经收进了故宫博物馆，还有一把找不着了，于省吾先生手里搜集的那把不知道属于那三把里面的哪一把，因为越王剑铸造的时候，每把越王剑上面有一个标记，这个我们没看见实物不知道。现在想起来，你说几个亿几个亿的财富在越王剑面前算什么玩意儿啊，小菜一碟，可见于省吾先生这一代中国文人的爱国情怀多伟大。

1979年于省吾在吉林大学给研究生授课

“当时研究古器物和古文字必须善于鉴定真伪，否则无法引用。为此，我搜罗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时代的古器物共二百多件，其中精品多属戎器，如吴王夫差剑、少虡错金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错金戈，秦商鞅镦、秦相邦冉戟等，遂以‘双剑誃’名斋。解放初期，我将所藏的古代文物均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我初期购买古器物，意在鉴别真伪、从事著述，后来趋于玩物丧志，深感忏悔，但这种爱好也不无益处，因为上述这些文物，在解放前如果留在商人手中，则大部分将被盗卖国外。”（引自：于省吾：《于省吾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我的考古学爱好

我在海外对考古学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我还经常跟强爷仔细讲我为什么对这些事情这么入迷，举个例子讲，我怎么对甲骨文解读这个事情这么重视呢？我说是因为我到了台湾开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找到两个人的讲课笔记，一个是李济先生的讲课笔记，一个是董作宾先生的讲课笔记。那个时候董作宾在学术界的学术地位远远低于李济，因为董作宾没有念过大学，李济是哈佛大学的博士，那可不得了，但董作宾有很好的家学渊源。我看到的资料说晚年的李济先生对董作宾先生了不起的成就有一个概括，说1949年他们这些人到了台湾，董作宾每天早上起来只有一件事，就是整理从中国大陆带过去的几万片的甲骨文，因为那些片是非常细碎的：有的上面有一划，有的上面有半划，有的上面是三分之一划，有的片上是一点，有的片上是一横，它们可以有很多种拼凑的方式，要把这个几万片的甲骨文给拼起来，那个时候没电脑，太难了。李济最最称赞董作宾的是，他一天到晚只做这件事，其它什么事都不做，他只要把这上面的文字能够拼出来，哪怕多拼出一个字，那中国文化的根源就多了一个解答，这是他终身的成就。

因为我读了他们的讲课笔记，所以我跑到台湾去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想拜访知道这些情况的老一辈。之后我又有一个非常好的缘分，就是香港科大的第二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丁邦新，他是江苏人，他后来也当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所长，因为这些缘分，他就跟我特别好，我就又认识了很多老前辈，也知道了中国很多考古的知识。

在这一点上，强爷对我挺佩服的，他完全没有想到我考古知识学了那么多，他这个话跟我讲了好几次，他说，丁爷，没想到你在哈佛念了个西方的学问，你还了解这么多东方文化的根基啊，你是个好学生啊。后来我就说，假如给我第二次选择的机会的话，也许我会到哈佛去学考古，我真的想读考古，我现在还在念考古的知识。

共同心愿：传承伟大学问

因为有这个机会在哈佛念书并教了一段时间的书，我有机会接触那些20世纪最伟大的华人学者及其学问。比如说，考古的知识，我是向张光直先生学到过，李济先生我没直接学到，但他的笔记我买到了，而且花的是高价；思想史，我是向余英时先生学到过；经济史，我是向赵冈先生学到过，赵冈先生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是中国做经济史的一把手；当然还有哲学，王浩先生，他也是世界上公认的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1949年以前清华的高材生，也是哈佛毕业的，在内地时我都不知道这些名字，我到美国去才知道。我到国外去以后有机会亲身见识这些伟大的学者，这些抱着要把世界上的大学问好学问带回到中国的我们的前辈们，所以强爷老跟我讲，你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向他们学点东西，你应该把他们的学问给传回来，我们这些人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传回来呢我们也能够把它们传下去，只要你把它们传回来，我们就想办法把它们传下去。所以我们俩之间差不多在所有的兴趣上，虽然不是完全一致，但基本点上都一拍即合，那些线啊一连就串起来了，不用花很多的精力还要再说服你啊，还要再论证啊，不需要的。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2018年夏天我被深圳大学全职聘请为特聘教授的时候，强爷很高兴，他说以后请你回来开会你就是内地学者了，报销什么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以后你从深圳回北京很方便，每个月来一次，你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也好，给研究生做硕士博士论文的指导也行，或者开个讲座也好，给你的支付不会太多，不过呢我们管你酒喝，管你住，管你吃周围的菜馆。所以当时我很开心，如果不是遇上了疫情的话，那么2018年的夏天到2022年的夏天，这四年我跟强爷在一起合作的机会就会非常非常地广泛深入，因为那个时候我全职在内地。

一直到疫情之前的2019年6月份，在这之前，我每次到清华大学去，他都很有心，不但我们俩有很多的交谈，他都一定要把他身边年轻的研究人员和硕士生博士生找来，以非正式的座谈让我讲一讲海外在相关领域里面有什么新的课题新的动向。因为他很关心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的学者首先要把从国际上那些很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学到手，然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样子才能走出一条眼看世界扎根中国的独立的研究道路。我们俩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共识，这是我们俩讲了几十年的认知。

2013年贵阳中国社会学年会和强爷在一起

2014年武汉中国社会学年会和强爷在一起

前面我讲到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我很感谢强爷的安排和推动。深圳大学三任校长都读过我的那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演讲集，因此一直想聘请我，并对我有很高的期待。当然我也很感谢深圳大学，因为这个位置给我保留了7年，一直等到我从香港科技大学完全退休以后我才能在深圳大学做全职的教授。

2018年以后强爷还有两次具体的帮忙，是什么事儿呢？因为2018年我到深圳大学当全职特聘教授的时候，它的考核体制是“3+2”，先是3年，3年快结束的时候再增加2年，但中间有一个评审，2年结束以后有一个5年的总评审。我都不好意思，因为当时我也知道这个事挺麻烦的，要看很多的资料，我当时也知道强爷行政工作和学术工作太多了，而且之前在北京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也觉得他的体力越来越弱，我就不想给他增加负担，但是深圳大学就说，那你得请一些国内最知名的教授。我的特聘教授到了第3年快结束需要评鉴的时候，我本来不想找强爷，但深圳大学说，不管怎么样，你最好找一个李强这样的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所以当时我请了校外的五位专家，头一位就是强爷。研讨会是视频形式，因为所有五位评审人中，他资格最深，等到我讲完了专业以后，强爷就作为第一个发言人很真诚地讲了评审意见。

因为强爷讲话从来不占别人时间的，他不像有些人地位高了名气大了，一开始讲话就没完没了，把后边人的时间都给挤占了，强爷从来不干这事儿，他很有教养。但那次我有点意外，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强爷说，对不起，我还要讲几句话。主持人就说，请讲请讲，强爷就说，你们感谢我来做你们的评审，其实我也得感谢你们深圳大学，我感谢你们深圳大学不是请我来当评审人，我感谢你们深圳大学很有眼光请来丁学良做你们的特聘教授，几十年我结交的海内外学者中啊，像丁学良这样的同事、朋友是极少的，我一生中间有那么多愉快的交往，有那么多愉快的话题，有那么多开心的讨论，最多的就是跟丁爷这几个人在一起。他说，你们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你别看丁学良有时候讲话很冒犯人，而且媒体上丁学良经常被误解为喝了洋墨水的人了，你们要晓得，丁学良在国外已经三十几年了，他还保持中国护照啊！他爱国是真的爱国啊！他要不是那么爱国，他拿哪个国家护照拿不到，他还保留中国护照。所以强爷在评审会讲了这番话以后，深圳大学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些事情深圳大学也不知道。

又过了两年，到了2023年8月了，又要评审，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不知道强爷住院了，那个时候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但是9月30号之前我必须完成这个程序。深圳大学又讲，说其他评审专家可以换一换，但是李强教授最好别换，因为他最资深，牌子最硬，所以我又不好意思又请强爷挺着病给我做了第二次的评审，深圳大学又跟我讲，在校外的评审专家中，第一个把评审表写得详详细细签了名寄回来的就是李强，我现在才知道，那可能是他生命最后之前向我表达的一种兄弟之情。

2018年强爷邀我访问清华的信

同道知己，赤子之心

强爷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最知心最贴心的朋友之一！我跟他在一起有很多的故事，有些适合公开讲，有些也不太适合公开讲，因为大孩子那些胡闹的成分也有，当然胡闹的时候他是被动胡闹，他不是主动胡闹，因为主动胡闹的人太多了轮不到他。

我们交往一段时间的时候，每次见面他都跟我说，丁爷啊，你少喝点酒啊，你记忆力那么好，你要少喝点酒，你记忆力更好了，把很多在海外留学的了不起的事情给我们讲一讲。我就老老实实讲，我说我少喝点酒，多记点事儿，多记的都是无聊的事儿，不喝酒我记那么多无聊的事情干么？强爷了解我的这种生活方式，每过一段时间，有事儿没事儿我们俩都要通一段话，通话结尾总是类似几句话：丁爷，赶快到北京来吧，又给你找来几瓶酒，每次都是同样的话，除了给我找酒以外，还找给我吃土菜的地方，因为我在海外吃西餐，经常吃的话也想念土菜。我在北京待过两年，对北京的凉拌黄瓜啊，蘸酱面啊，香椿馅的饺子，手工做的死面馒头，非常想念。我一到北京，强爷就张罗找类似的地方去吃。

他也不让我住外面的大酒店，因为来回花时间，他尽量让我住在清华里面的招待所，他还特别跟接待人员讲，让丁爷住招待所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而是让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很贴心，就像亲兄弟一样。而且每次开会我都注意到他主持会议时，会把每个人讲话的时间都标注出来，谁谁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但差不多每次都给我例外，到时间以后他都会讲，丁爷，你多讲几句吧，你多讲几句吧，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非常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从海外带回来的学术信息多讲几句，多讲几句，再多讲几句。

2014年我在强爷组织的中国社会学年会分论坛上演讲

强爷在听众席上陷入沉思

所以我就想如果强爷身体很好，如果再让他当5年清华的资深教授的话，像我现在这样，去年9月30号以后，不再在深圳大学当全职教授了，那我可能一年至少在清华待三个月。强爷当时就跟我讲过，你以后有时间也来清华当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我给你解决住宿问题。在清华学生中间，有些人很有志向很有情怀，我们这当教师的，最最有成就感的也许不是我们自己做出了什么成就，而是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做出好的成就出来，这是他作为老师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目标。

但是要说句实话，自从2018年我回内地以后，我就发现每跟强爷见一次面，心里都有点打鼓，他显得越来越清瘦，脸上没什么血色，我也不敢把话问得太直白，我老是担心他的营养不综合全面，因为他不是个贪吃的人，他生活得也比较清淡，也不像我有那么多嗜好，我就问他胃口怎么样。他脸上没有什么血色，我就跟他讲你没事在外面晒晒太阳啊，在外面多走走路，别一天到晚坐办公室开会，别管那么多事儿了，你把身体保养好，这是对学术界最好的贡献，是对学生最好的爱护，也是对家庭最好的爱护。我每次都委婉跟他讲，他每次都笑笑，说好好好，我晒太阳，我晒太阳，我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丁爷你放心好了，我下午就晒太阳，下午就吃。

他最后住院之前的三年疫情期间，我们俩也不能见面了，我们俩动不动就打个电话，重要的事情就视频一下。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太太张老师就在旁边说，李强，你跟丁爷一讲话的时候你们俩就跟大孩子一样，就是那种口气啊，互相调侃，讲的话啊也是没根没袢，没天没地，但是你们俩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东西。

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开心，就是他跟我讲他有两个孙子了，强爷那段时间最开心的就是和他太太两个人在家里带孙子。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强爷你现在心情好啊，是因为你跟孙子在一起，我说中国人讲：鹤发童颜，赤子之心，就是讲一个人的道德、教养、修养等等到了最高程度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一定是返老还童的，因为儿童的心最最干净、最最可爱、最最真诚，而且最最灵敏，在强爷身上就能看到这些东西。我说强爷你多跟孙子在一起，你多返老还童。

六、无尽的遗憾

务实的做事风格

记得我1999年从澳大利亚又返回到香港以后，我感到最最珍惜的就是，强爷花了一些心思把我参与国内学术研究以及给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这条路啊，给铺垫了起来，例如，有一次强爷介绍我到某个部门讲我的一些社会观察，对方领导听得很认真，从头到尾拿个本在记，讲完以后，他就跟我说清华的李强教授介绍你来讲你的观察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说丁学良教授心里考虑的问题始终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你一听就明白了。他说今天你讲了这么多的内容，有的我们是不怎么清楚，要感谢你，也要感谢李强教授。

有些例子现在看起来不算一件大事，但在那个时候，真算不容易，要办成每一件事情都不容易，真的，有时候为了办成一件小事，强爷回来就满头大汗，一坐下来，我们要问他，这事儿怎么样了？他说来不及讲话，先喝两杯水，擦擦汗，然后叹一口气，好在就是叹了气，讲了几句话以后，通常结尾一句话是：“哎，难归难，基本上还是办成了。”那时候我就马上会接着说，强爷，把你那个酒掏出来，咱们庆祝一下，哈哈。所以我们这些朋友，像李楯，像郑先生，还有其他一些比我们大了五六岁甚至大个十岁的老兄长，只要到了这个场合以后都讲，强爷，我们这一帮兄弟能够聚在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靠你了，我们这些人只有想法，我们没你那个能力去周旋，我们没你那个能力从上跑到下，从下跑到上，跑来跑去都不是为你自己啊，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当时对他最挖苦的一个朋友，一个北京四中的老校友说：“你呀，可怜你了，强爷，老是跟那些当官的在一起，得求人，有时候也忒委屈你了，没有你，我们这些老哥们也只能找个破小酒店喝几杯酒发发牢骚，做事上规上矩，我们是不行的。”然后就把酒杯举起来说：“强爷，我虽然瞧不起你跟当官的在一起周旋，这杯酒我还是要敬你一下。”强爷说：“丁爷丁爷，你代我，你代我喝一杯吧。”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群初中生一样，不像五六十岁的人。那个老兄弟对他的夸奖，跑上跑下，跑下跑上，是很实的，多少次都是跑回来以后满头大汗，我们就很同情他，说委屈你了。他有好几次跟我们讲，你们这些人啊，不晓得要办成一件事儿太难了，你总归得有个人跑啊，你们不跑，我也不跑，事情办不成啊。他偶尔有时候也有点情绪，因为太累，我们这些人也很可怜他，其实跟他一点利益都没有，其实也是为了其他人跑，为了别人跑，为一个大的事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浓厚的家国情怀

强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场面蛮感动的。如果正式的会议或者采访已经完了，他都会把我拉在旁边，不要有任何人在旁边，他让司机也离得远远的，我们两个要讲几句知心话，这些知心话绝大部分都不跟个人有关系，而是跟国家大事或世界大事有关系。

有一次强爷就跟我说，香港回归以后面临新的问题，大陆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你人在香港，能不能多关注一下香港的问题。我以前从来不是研究香港的，因为我不懂粤语，就是因为他讲了这个话，我就多花了一些时间在香港问题上，而且他还给我介绍当时到清华来培训的一个香港青年，我也介绍我所认识的香港本地的学者在强爷开会的时候跟他认识，我说一个人对一个社会的了解要跟各种人接触，不能只跟同一种人在一起接触，你不能老是跟观点一致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你做不好研究的。

2018年冬天我到北京来开会的时候，已经很冷了，那时候特朗普已经发起了贸易战，强爷非常担心，开完会以后，强爷就拉着我，在会场外面有太阳的地方散步。我就看他的身体比我虚弱很多，因为他穿那么多的衣服——毛衣，外面羽绒服，羽绒服外面又戴围巾又戴手套又戴了很厚的帽子，抖抖索索的就怕冷，而我呢，穿着单裤，外面就穿了一件长袖的衣服，套一件薄薄的背心。他看到我的样子，说你不怕冷啊，我说我不怕冷啊，因为我天天喝好酒啊，我开玩笑的。我看到他那么冷冷索索，心里就有点胆寒，说明他虚弱。所以我就挽着他的手，我们俩在路边一边晒太阳一边走路，他的步伐非常非常得缓慢，但他焦虑是真的焦虑，满脸表情沉重，他一直问我怎么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后来我就介绍了贸易战的来龙怎么样，去脉怎么样不太清楚。分手的时候他就讲，丁爷，我们俩能做点什么事情啊，我们俩也不是搞贸易战的，但是我们对这个国家有责任啊。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怎么经过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在最后享受到了这些成果，我们要为后代做点事，我们要告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的后人，怎么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强爷就说，你在海外待了快四十年了，你要把你这个长处要发挥啊，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最关心哪些事儿，你也知道国外对中国怎么看，你在国外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哪些话不大好听，你回来也得讲，公开场合不能讲，我给你安排场合，你要讲啊，我们对中华民族有责任，我们不讲我们失职。

最后的见面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6月“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加坡经验专题研讨会”期间，会议结束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强爷又把我拉到旁边，我们两个就在清华大学甲所停车场走了半个多小时，边走边讲，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贸易战打得更激烈了……他的忧虑，他的担心，我是深深地分享。

那次我们两人分手的时候，我们俩舍不得分开。我们身在中国，眼看世界，我们互相鼓励对方的话，我没有背弃，他没有坚持下去。我说强爷，你把身体保重好，我们还能在这个目标之下做更多的事情，你比我也就大3岁，是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当时很多人没有挺下去，我们俩挺下去了，挺幸运的，而且都上了好大学。我说强爷，你就不要再做那么多行政的事情了，不要管那么多琐碎的事情了，你多留点精力保重自己。我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开玩笑，但是心理上老是有一种沉重的感觉。我说，强爷，说不定哪一天我从海外飞回来的时候，在北京机场看到你啊，我真不希望有人扶着你有人搀着你，我希望在机场看到你的时候我们两个能够快步地走向对方拥抱。

中国如何能够早日实现现代化，又同时能够介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这是强爷我们这一代人最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强爷把我们撮合起来想多做点事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我们俩在一起讲话的时候能够什么话都讲到最深，就因为我们有最最根本的价值观的一致，虽然平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上做事，做的项目也不怎么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强爷的走带走的不仅是他自己身上的那些东西，也带走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很多无形的宝贵的精神的、文化的、价值的、理念的、历史的财富……所以他去世那天我一看到那个消息出来后我就傻眼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因为他已经有好两个月没有在微信上或者视频上跟我对话了，但是我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这么早……

2019年6月我与强爷最后的见面

深深的思念

中国学术界像强爷这样的人太太罕见了，I am sorry，我有时候很动情，我就老在想为什么像强爷这样的好人走得那么早呢？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好人就这么走了呢？73岁在这个年头，就像是以前的53岁一样，刚刚过了中年啊！

我们这一辈人，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能够存活下来的人很幸运，在能够存活下来的人中能够念到大学研究生的就更少了，我俩后来还出国了，所以强爷跟我两人是幸运中间的幸运中间的第三等的幸运，因为我们对当官发财不感兴趣，从做学问来讲，那真是幸运中间的最顶级幸运。强爷身上有那么多的好的品质，我们这些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些人也低于他身上这些好的品质，即便我们自己不具备，因为他的朴实，他的宽容，他心态的开放，他生活方式的简朴，他对学生的爱护，他对青年教师的帮衬，他为中国政府行政部门做咨询时提的扎实措施建议……你很难找到这么多优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身上跟他共同的优点可能就两样吧：对知识的追寻从来不是假的，还有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这两点我们是分享的，他的其他优点恐怕我就不具备了。

想想很悲凉，强爷走得太早了，一叶落而知秋啊，1949年以后出生成长的一代最优秀的人，这些年来都陆陆续续走了，很多人我都认识。我想念他想念得不得了！

一叶落而知秋啊，走的是最优秀的一代人！最优秀的一代人！一个个走了……

补记

我最后要加一部分总结强爷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其实有一个很要害的理念贯穿强爷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那就是坚持社会学对民间社会的深层关怀。

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从海外回来的时候，强爷那个时候考虑从人大到清华来重建社会学，我就跟他特别讲，强爷你是从英国回来的，我是在美国拿博士学位，但是我要讲一句很坦率的话，对美国社会学这几十年来就是从1980年代以来的这个发展趋势，我不是完全认同。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越来越把社会学变成一个technical的学科，搜罗数据，然后做回归，然后从数据中讲一些在我看起来很直接的问题。

社会学从诞生的时候起，根本的一个定向就是要考察最早一批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国家遇到的一连串的大问题，而这些大问题并不是任何一个边界清楚的学术分支能研究的，所以才叫社会学。一看那个名字就知道了，社会学是sociology，这个ology就来自于biology，生物学，就像你研究生命你不能仅仅看那些技术性的东西，你要看整个的互动包含的所有要素，所有内部和外部的互动，所有小环境和大环境的互动。因此我对1980年代中期——尤其是从1983-84年开始，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系基本上就定下来的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是很认同：就是越来越technical，越来越重视的事情就是搜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回归数据的这个技能，我并不是反对这个技能，我反对的是把这个作为社会学的主流。

我说强爷，中国社会又庞大又古老又复杂，而且20世纪以来经历过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要重建好发展好社会学这个学科，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这条道路，我们还要看一看和马克思那个时代差不多的第一代社会学的大师们关注的问题，也就是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杜尔凯姆，稍微晚一点的马林诺夫斯基，再晚一点的还有美国的塔尔科特·帕森斯。你到清华去重建社会学系，一定要把欧洲的这个老的传统就是马克思那一代的传统同美国的传统结合起来，美国重视的是研究方法，是数据，尽可能的客观，这个不错，但是绝对不能取消社会学的深度关怀，不能够用技术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取代社会学更深层的对民间社会的关怀。当时我跟强爷讲的时候，我很激动，强爷也很激动，强爷说，放心好了，丁爷，我们就这么干，我们不会让中国的社会学走上那么狭窄的只重视技术手段的一条道路。（注：李强先生对美国社会学道路的反思，见其口述史《天下第一等的好事还是读书》最后一部分）

回顾强爷几十年来的学术成就，他一直坚持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一方面他在清华有条件的时候请海外的学者来，既请美国的也请欧洲的还请日本的，偶尔还请韩国的，说明他心态的开放；另一方面，你看他重视的一些研究课题，既有跟数据搜集有关系的，但更多的是跟政策的社会关怀有关，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覆盖面非常广，都体现出深切的社会关怀。有一次我到清华去开会的时候，他跟我讲，因为他对中国社会走向老年社会非常关心，还成立了一个清华大学老年研究中心，这也是他张罗过的，我还有这个记忆。所以实际上他走得太早，但是他留下来的遗产很丰厚，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讲一些更多的我和强爷之间讨论的问题。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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