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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禽兽不如的教授们
一个月前转载过这篇文章,现在重发。感谢“咱们事实有力量”公众号的作者贵在实。这两天知道了两件事。一是大家都看到的热搜,唐山有恶棍调戏骚扰女生不成,恼羞成怒,肆意群殴女生致伤,引发全国公愤。二是温儒敏2003年应邀主持编写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编写团队里的所谓教授沈阳竟然是个师德败坏之徒,曾侵害女生致死!95级北大中文系才女高岩,因被沈阳侵犯和人格羞辱导致抑郁,1998年3月11日自杀身亡。这是一位网友告知本号沈阳的黑历史。一查千真万确,一千万头卧槽草泥马奔过心头!由于种种原因,1998年,沈阳当时仅受到北大纪律处分,以及在中文系开教职工大会检讨。直到2018年高岩同学实名曝光沈阳侵害北大中文系女生高岩致死的详细过程,引发强烈舆论,沈阳才被清算。2003年,已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居然请了这种货色参与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还担任了部分内容的主编,对师德败坏者的宽容真无底线“风范”!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教材问题的毯子之下,还藏着教兽!按照本号事实说话的规矩,先还原沈阳侵害高原致死的事实经过。1沈阳,上海人,1955年出生,1982至199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完本科和研究生,1993年读完北大中文系博士,进入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任教。(百度百科)1995年,19岁的北京女生高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不幸一头撞上了“现代汉语”授课人沈阳。李悠悠是高岩的高中同学,一同考入北大,李悠悠考入的是北大社会系。她们同住一栋宿舍楼,从高中起就是无话不谈的密友。她描述了高岩最初与沈阳产生联系的详尽细节。详见《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整理如下:1995年秋大一刚开学不久,沈阳指定高岩当学习委员,负责文学、语言和文献三个班一共70名左右同学的收发作业以及收钱等班务。当时北大文科生(除外语学院)都是在昌平园完成大一学业,再回燕园就读。高岩和李悠悠都是北京女生,每逢周六下午(当时是单休,只休周日),她俩会在昌平坐公交车回城里家中,周日下午去德胜门等学生校车回昌平园。一段时间后,高岩告诉李悠悠,沈阳安排她可搭乘教师班车从燕园返昌平园。当时,高岩家住在长安商场附近,沈阳家住在三里河一代,步行距离10分钟。这是20多年前高岩家的旧址于是,原本高岩每周日和李悠悠一起搭学生班车从城里家中回昌平校园,变成沈阳每周一早上在长安商场门口的过街天桥附近等她,和她一起去燕园,再一起乘教师班车回昌平园。高岩的母亲高树铭对媒体也印证了李悠悠所讲述的细节:大一第一学期,周树铭觉得高岩情绪各方面都挺好,说老师沈阳让她当学习委员,还说沈老师课讲得很好。之后沈阳为高岩争取到了搭乘教师班车的机会,周末回城,周一上午返回昌平园区。就这样,原本,高岩多彩、充实、纯真的象牙塔生活可以一直在美好中度过。然而,很快事情急转直下。先看北大2018年4月8日公开的两份处分沈阳决定,其中一份出自北大中文系。北大的这个处分决定,以简略到极致的语言,描述了高岩因沈阳而死的整体情况。一句话带过高岩和沈阳产生联系的起源: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沈阳给本系95级本科生上“现代汉语”课,与学习委员高岩(女生)接触较多。虽然简略,但印证了李悠悠、高岩母亲的描述。三句话交代高岩和沈阳发生了所谓“感情”纠纷:1996年5月,沈阳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与高岩数次通信。1997年1月沈阳回北京休假,高岩去沈阳住处,要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但当时却回答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沈阳1997年6月从香港返校后,终止与高岩往来。接着就是高岩的悲剧:1998年3月11日,高岩在家中突然死亡。经公安部门鉴定,高岩系自杀致死。2这些在1998年经过精心推敲和打磨的文字,无法使外界对沈阳侵害高岩致死的经过产生完整、清晰的认知,甚至一定程度上混淆、减轻了沈阳的严重责任。比如,假设您完全不知情,仅仅只读这个处分决定,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像高岩“单恋”沈阳,还迫使沈阳承认和她有“恋爱”关系?这,当然绝非事实。但,不管文字如何刻意,也避不开关键线索。就是,1997年1月,高岩去沈阳住处,要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这句话被打磨的如此拗口,反而不能一下明白。其实很简单,高岩要求沈阳承认和自己有恋爱关系!高岩的母亲赵树铭退休前在北京育才中学任语文老师。她向媒体追忆,女儿高岩从小到大一直品学兼优、听话用功,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北师大附中。品学兼优、用功听话的高岩,大一上学期专注学习,还取得全中文系成绩第一名,她不是什么大女主、霸道千金,更不会突发精神分裂,何以发展到不顾自己的身份和脸面,1997年1月趁沈阳寒假回北京时,跑到他家,要求他承认和自己有“恋爱”关系?此线索可推知两点:一是在1997年1月,即沈阳离开北大赴香港之前,没有和高岩建立任何所谓“恋爱”关系;二是从1996年3月至1997年1月之间,沈阳向高岩实施了恋人间特有的亲密行为,而且情况相当严重,刺激到高岩,不惜脸面,主动找上门去要个说法。而这个肇因,正是沈阳侵犯了高岩!这是北大处分决定里“沈阳给本系95级本科生上“现代汉语”课,与学习委员高岩(女生)接触较多”背后的真实内情。北大为什么会在时隔20年之后的2018年4月才公布对沈阳的处分决定,当然有原因。2018年4月5日,高岩自杀20周年的清明节之际,高岩的同学李悠悠在网上发帖《南大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由此,李悠悠接受了媒体采访明确表示:沈阳侵害高岩的事实,来自于高岩陆陆续续和她的谈心倾诉,数次讲述沈阳违背她意愿和她发生性关系。最早是大一下学期,具体是在1996年春夏之际(约3-5月),高岩吐露沈阳借故把她叫到他家里,不但从背后突然抱住她,而且脱了她的衣服,对她做了她不想做的事。后来到了大二,她们已经从昌平园回到燕园。一个周末高岩说单独见了沈阳,眼里含着泪,吞吞吐吐地说,沈阳向她身上扑过来,像恶狼一样扑上来。又过一段时间,她说沈老师脱了她的衣服,对这个事情她充满了耻感感。沈阳做出这些可耻行为,并非是和高岩建立了恋爱关系,(何况当时的校规也不允许老师和学生发展恋爱关系,师生恋本身就是违反师德),高岩从未向好友李悠悠说自己是和沈阳交往、恋爱,高岩更说“他应该是爱我才发生这种身体行为,但我觉得爱应该不是这样的。”以上高岩描述的被侵犯细节,在李悠悠《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一文中亦有详细介绍。3至此,沈阳侵犯高岩的经过已经非常清楚。从1995年秋大一开学,沈阳就有意接近高岩,让高岩担任学习委员,安排高岩搭乘教师班车,频繁和高岩接触,并有机会单独相处。至大一下学期1996年春夏之时,沈阳有一次以让高岩交作业和讨论学术问题为由,将高岩引至家中,在高岩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强势和高岩发生性关系。软方式包括说爱、喜欢、欣赏之类的话,硬方式就是看准高岩文静听话的性格和空白的社会经验,利用高岩对自己作为老师的尊重和认可,突然搂抱,使得高岩一时间不知该作何反应,再发展到任由自己摆布。高岩的同学王敖回忆,高岩是那种会认真仰视老师的姑娘。李悠悠认为,这与高岩出身于教师家庭有关。“她对老师一直是恭恭敬敬的,她家也是那种老北京的家风,她父亲高老师也是很温良恭俭让的,所以高岩见到老师都会微微弯腰、点头的那种态度。”(此材料参见博雅天下2018年4月8日《为了21岁的高岩:一场迟到20年的“清算”》)当时的高岩虽刚满20岁,但从小到大专注学业,无恋爱经验(包括性经验),懵懵懂懂,加上对沈阳有着纯粹的尊敬,事发突然,在不知所措、惶恐中被动地发生了关系。这里所说的沈阳对高岩的侵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性侵。时隔那么多年,很难有法律意义上证据证明沈阳实施了性侵。用高岩的同学王敖的话来说,老师对女生的侵犯,从社会学角度看,是“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下,在权力、掌握的资源、心理成熟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浪漫、性关系直接指向的是腐败和潜规则,造成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身体和情感的剥削。”高岩正是由于受到诱骗、事发突然、不知所措中被动地与沈阳发生了关系,身心受到严重冲击。她说“爱应该不是这样的”,当然是指先爱后性,即先谈恋爱,才有可能发展到身体关系。但沈阳却一举打碎了高岩的恋爱观,使得她陷入巨大的身心矛盾,她陆陆续续地对李悠悠倾诉自己感到很害怕很痛苦,感到被沈阳侵犯,她不喜欢这样,不想再这样,这种残酷的身心撕裂使她一步步陷入抑郁。高岩的很多举动已经显示了她抑郁的严重程度。高岩妈妈回忆:女儿的异常最早出现在大一下学期(即1996年3-6月),时常闷闷不乐,还说不想上学了,想休学。印证高岩痛苦状态的,是1996年暑假,高岩写了一篇题为《追忆大一似水流年》的文章,细致地描写了心理状态的巨大变化:从第一学期的平和、自信、快乐到第二学期几乎不间断的焦虑、怀疑、痛苦,似乎是极大的反差,虽然我此时执笔之刻,心中仍有余悸。可在大一,我却体会到了笑不出来的苦涩与无奈。如此巨大的心理变化,必然有巨大的现实起因,但高岩却并没有触及背后的原因。而今天看,这清楚显示了她受到沈阳侵犯后的心理创伤:痛苦、害怕、焦虑。大一下学期才短短几个月,她的人生就已被沈阳的侵犯彻底颠覆,所以刚刚结束的大一竟会成为无法逆转的、遥远的“似水流年”,这四个字高度凝练了她的苦楚、不甘、无力、追悔。高岩的委婉含蓄可见一斑。形成同步印证的是,根据高岩母亲的回忆,高岩在大一上学期对沈阳评价不错,认为他讲课好,但到了大一下学期,她对沈阳的评价就非常负面,公开对妈妈说沈阳很讨厌,怎么北大会有这样的老师。只是高岩特有的含蓄和自尊,“脱光自己衣服”、“像恶狼一样扑来”是她向好友袒露自己被沈阳侵犯的最大尺度,可她无法对妈妈启齿沈阳对自己的侵犯,只能以沈阳让总叫她收作业收钱来暗示。而沈阳就是以交作业为由把高岩骗至自己住处实施了侵犯,“收作业”实际某种程度成了高岩被侵犯的一种伤口。只是,这么多潜台词她的家人如何能一下想得到呢。4到了1996年12月,高岩发终于展出极端念头,曾给父母写下一封遗书,只是当时有惊无险未出事,没有马上诉诸实施。(此材料参见公众号人物2018年4月8日文章《为什么我们的同学会死去?|高岩,不能忘却的纪念》这次遗书事件使得高岩被母亲带去看医生,确诊患有抑郁症。而实际上她大一下学期曾考虑休学,已经是抑郁症初期的表现。1997年初,高岩实施了第一次自杀行为,割腕,但被母亲周树铭及时发现和制止。这三件事,足见高岩当时的抑郁症已经非常严重。如果沈阳仅仅是偶尔有过强行搂抱,仅仅是一些普通的语言或肢体碰触骚扰,没有侵犯高岩,高岩何至于抑郁成疾?任何一个女生都不至于此。高岩不想吃药,想用自己的方法走出抑郁症,她采用的方法是要确认沈阳与她存在恋爱关系。因为,只有确认了恋爱关系,她的恋爱观和沈阳侵犯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错位,才能有所弥补缓解。于是她才有了无法见面时写信给沈阳,并在抑郁状态的驱使下,不顾女生的矜持,发展到1997年1月登门要求他承认恋爱关系。沈阳当然看到了事态的严重,不得不先稳住高岩。这就是北大处分决定里的所谓“无意与高岩恋爱,但当时却回答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然而,沈阳又做了两件非常恶劣的事情,直接刺激高岩走向自杀。一是北大处分决定里说“1997年6月沈阳从香港返回北大后,终止与高岩往来”,沈阳本来确实应当和高岩理清楚关系,其实际经过却非常丑陋,变成沈阳全盘否认和推卸责任。李悠悠这一段描述实际反映的是什么?实际是,高岩向沈阳明确表达自己被他侵犯的痛苦和愤怒,价值观和身心被颠覆的撕裂创伤,而沈阳拒不承认自己的侵犯行为,必定在他嘴里变成所谓“你情我愿”,以及由此对高岩进行人身攻击、冷嘲热讽,彻底推卸责任。沈阳甚至在20年后公开发表文章,继续攻击高岩“不好”,自己和高岩之死无任何关系,甩锅卸责、践踏高岩的丑陋嘴脸愈演愈烈。沈阳第二件更恶劣无耻的事情是,与人合力对高岩进行荡妇羞辱。根据李悠悠的《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他在侵犯高岩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和高岩同班的其他女生发生不轨行为,并称“不喜欢高岩”,高岩“勾引”自己上床,高岩有“神经病”,这些话经那位女生故意传播出去,对高岩造成了毁灭性的精神摧残。曾有一位老师评价高岩自尊心较强,性格内向。自尊心强的另一面,就是对于自己的社会声誉、社会形象敏感,对关系到声誉、形象的事情非常较真。荡妇羞辱本身已是彻头彻尾的污水污名,更何况是泼向高岩这样一贯品学兼优、自尊心特别强的女生,这对已经身患严重抑郁症的高岩不是摧毁性的吗?荡妇羞辱成为压倒高岩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已再难从抑郁中自拔。今天,心理治疗很平常、很昂贵,但在90年代,心理治疗不但昂贵,而且稀少,那时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更加不足,甚至不清楚抑郁症可怕杀伤力。高岩曾尝试去外校听心理课,力图解决心理问题,但她没能成功。就在年初尝试割脉之后,高岩在1997年下半年(具体时间未有确切资料,推测是1997年下半年,因为媒体描述的背景是她最后那一段时光,且高岩一直待1997年6月沈阳结束访学回北京和他讲清楚了断关系)曾服安眠药自杀,但被母亲及时发现送院抢救回来。1997至1998年的大三,高岩已无力维持正常学习,1998年3月中文系曾公开张贴学生成绩,高岩的同学王敖看到高岩的成绩已经一落千丈。这更加说明她当时所处的崩溃境地。1998年3月7日,高岩第三次做出自杀举动,在家打开煤气自杀,被回家的母亲及时发现制止。到了3月11日,高岩再次打开燃气自杀,等高岩父亲返回家中发现时,已经无力挽回。高岩一直是在道德、价值观、情感上控诉沈阳的侵害,而作为一个单纯的女生,也不可能有什么取证意识,当时更没有什么录音拍照的取证技术条件(没有手机)。高岩甚至在遗书里都是以“他”代替沈阳。就连这份遗书,高岩的母亲也因无法忍看最后扔掉。警方的尸检鉴定只能证明高岩不是处女,无法直接证明高岩和谁发生过关系。高岩的父母能做的,只是写小字报,去北大的中文系、去高岩的宿舍楼哭诉,在道义上谴责沈阳,让北大的学生警惕沈阳这个流氓。5高岩以死明志,但却无法使师德败坏的人立即得到法律上应有的惩罚。1998年北大对沈阳的处分决定,书面文字上只确认了沈阳的行为不当,但并没有任何明确认定沈阳有违师德的文字。北大是在2018年4月8日公布当年处分报告时,才补充说当年的警方调查结论认为沈阳违反师德四个字:1998年初,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组对有关案件进行了调查取证,于1998年3月作出了事实认定,给出了调查结论,其中涉及到沈阳行为不当、违反师德。也就是说,2018年4月,北大这才第一次向外界公开明确沈阳当年对高岩违反师德。1998年处分决定不直接确认沈阳违反师德,实际造成了两个非常不良的后果。一是很多人,包括北大的师生,并不清楚高岩被沈阳侵犯的事实,从根本性质上模糊了对沈阳的社会评价。以上新闻报道都显示出,直至2018年,北大中文系的很多师生对当年高岩自杀事件的印象是所谓“恋爱”纠纷以及各种不实传言。二是沈阳几乎不受影响,并在学术圈混的风生水起。1998年3月高岩自杀之后,当年7月北大宣布处分沈阳决定之后,根据百度百科上沈阳的简历,他未受任何影响,反而不断得到重用。1997年-2001年
2022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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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哈的诗与巴勒斯坦 | 王敖
这种轻描淡写的神秘感,朴素的语言中突放的光明,是巴勒斯坦诗歌中很有特色的一路写法,以诗的形式反观诗歌本身,延续了古老传统的高贵,没有把诗歌变成民族主义的喷枪。所以,塔哈这样写1948年的巴以战争: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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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120首绝句)丨王敖
绝句醉的船只,载我们上床,醉拳之后怎能不相爱,就像核桃啊,躺在樱桃的身边要静静相对,又想要交欢——带我们回去吧,手臂上枕着脸庞,透澈的眼睛仿佛落泪的水苍玉;有人要从树上落下;还有人在枝头红着胸前绝句
202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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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伊利诺亚大学Gary Xu 侵害中国学生案后续:起诉学校
律所发布的更新----两名中国女性对伊利诺伊大学提起诉讼,称该校为了保障未来来自中国学生的收入,故意忽略了她们对该校一名教授的性暴力和骚扰的指控。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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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读孙文波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封面。认同之诗,或经验主义的四重根——读孙文波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作者:一行一、“整体、芜杂的经验主义”《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写于2010—2013年间。这组由十首诗(每首10节、每节16行)构成的系列长诗,其内在的视差或张力,蕴含在诗篇“总题”和每首诗“副题”的关系之中。“长途汽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既携带着技术时代的速度、节奏和工具理性特征,同时也提示着诗的观看所依据的是一个不断移动、变化的视点。在诗中,“长途汽车”在某种程度上与诗人“自我”或“身体”的位置发生了重合,因而构成诗歌经验的发生场所或容器——这是一个从内向外观看的空间,它显示出诗人的“旅行者”或“旁观者”的角色。而副题中的“感怀”、“咏史”、“咏物”、“山水”都是古典士大夫或隐士诗人常写的诗歌类型,其中包含着古典式的自然观与历史感;“为某某而作”(“之六”、“之九”)则指向友谊或赠予的伦理维度,这一作法也渊源于古典诗歌。因此,诗题本身包含着一种“古今之间”的争执:这位“诗人-旁观者”在一种现代的速度、视点和感受力中,打量着被工具理性所改变的当代中国;而同时,他的目光又被中国古典传统中的自然、历史和伦理感受力塑造或中介过。另一方面,在诗的总题与副题之间,还有一层统摄关系。“长途汽车”和“笔记”这两个词都指向“经验主义”这一现代诗歌方法,此方法强调对日常性、具体性和现场感的呈现与反思。孙文波试图用这种现代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对四种不同的古典诗歌类型进行统摄、综合。在中国古代,“感怀”、“咏史”、“咏物”和“山水”诸诗歌类型之间有清晰的边界,且每一类型分别成熟和繁荣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长途汽车上的笔记》通过一种“杂合体”的诗学策略,模糊、抹除了这些边界,将它们混融于同一语言空间中。可以认为,副题中出现的四种诗歌感受力类型,它们的杂合本身就是这组长诗之“当代性”的一种显示:诗歌的当代性,并不只是以当代语言来处理当代世界的经验,而且也意味着对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感受力的重新激活和转化,意味着诗人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不同时期的古人的“同时者”(阿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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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的诗 | 这黑暗的水是慈悲的镜面。
因果十岁那年,爬一棵枣树时,一只斑斓、带毒刺的毛虫掉到了左手手背。我用右手,一巴掌拍死了它,却拍不死它带来的灼痛。多年来,手背的皮肤常常起泡:那只死掉的毛虫继续以幽灵的形式,粘在手上。有些梦里它会啃树叶一样蚕食我的手掌。我知道,只有等到它在梦中长大、结茧,化成蝴蝶飞去,那痛苦才会消亡。夏末的禅寺寺院的幽暗围筑起自身的墙壁。常春藤贴着沉默,词一样生长。僧侣们枯坐着,闭上有白翳的眼进入了铜质钟声不能到达的地方。一群鱼在放生池中,啃着乌龟的尸体。其中一只听到了诵经声默默地游开。噢,被蚊虫挤满的水面像一滩粘稠的、供生命吸食的血。——在从未食荦的少年僧侣眼中,这黑暗的水是慈悲的镜面。父母在出生时抛弃残疾的他,也是镜面。无明像果实一样,终于还原为一朵花。小路上死去的蜻蜓,是它捣碎的花瓣。沿着这落满花瓣的小路,他走进阴影覆盖的树林,一边听半枯的松树间吹过的风,一边帮它除掉眼翳似的霉菌。新视角我们爬山,却不知山的名字。阳光在午后晒暖了草坡,纤细、柔软,透过薄鞋底被我们感知。到达山顶,我们的眼睛四处观看——不朝向树木、岩石或云朵,而是盯着与无人机相接的平板。无人机盘旋,替我们从天空巡视大地。我们看着它眼中的山,以及正在看平板的我们自己。视野鹰隼般,上升到更高处:通过视频才发现这座山多么浑实、完整,就像巨鸟衔来的一枚石子。“长风无息时”*我听过海涛声,知道它源自风的搅动。不是海面的狂风,也不是高空之上,闪电一样劈落的罡风。它从海底刮起,在沉重如山的水压中,开始第一次翻身、旋转,像一颗螺钉,正松开那深深嵌入黑暗的第一圈螺纹。随后,它向四面八方扩散,成为洋流和漩涡——这海中的、液体形态的风暴,所有生物都被它席卷、包裹,像无数词语,被一股想要成为诗的冲动包裹。每天,我都听到它呼啸、吞吐、摔打门窗的声音,像是一颗贝类在海滩上倾听着万物的潮水。大海平息时,两片小小的壳张开,听着海深处的静默,那不是风眼,而是风的耳朵之中的静默。——贝壳就是这风的耳朵,恰如此刻,我是另外一只耳朵。起风时,风把一些词吹到我里面,又从唇齿间吹出;无风的时候,风就用大海般深邃的“无”吹我。*篇名出自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之二:“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水的阅读煮汤时,一张书页从手上的著作脱落,飘进正烧水的锅中。浮在水面,因火的热力而旋转、起伏。书页上那些古代音韵的知识,也跟着气泡一起平上去入。气泡升起、破裂,仿佛从喉咙深处到达唇口的发音。水用沸腾的声音,读着书页上的文字。比唇语更轻柔,比齿颚间的弹舌更加悦耳。我听着这自然的诵读声,想到有很多次,我们曾一起看见落叶飘进溪水——水用平缓的流动读着叶片上的纹理,读着枯荣与季节,读着上面细小的咬痕。那琤琮的水声,如何译出叶片中的讯息?春夏秋冬与平上去入是否有神秘的联系?你说过,水面的波纹是另一种文字,被风所阅读;正如此刻,沸水的翻腾被我所阅读。为你煮的这锅汤,看来是要倒掉了。不过没关系,这口锅已记住了每一个字的气息:当火焰点燃,那些轻微的诵读声,就会从水中再次涌起。着你睡不着。披着外衣来到点灯的廊中,看着着魔的我与画中花说着不着边际的话。露滑下着花的枝,夏花在画布上放着灼灼之华。永夜凉如哗哗作响的逝水,如不着痕迹的鸿爪。你问我:“你要怎么着?”而我却转为沉着,沉着更沉的默。身后,繁花灿烂如着色的布着火,燃烧着。雨将至山路幽暗如血痕。从闪电鞭笞下逃脱的松树已化身人形,披挂着琥珀饰品在涧中饮水。追身前来的执鞭童子有银项圈,且冷笑吟吟望着这满身毛发如针的虬髯客。噫,溪水清澈如一个谜语,而森林早已落满尘世的灰烬。这松妖,与未成形的可能性搏斗,使出的浑身解数不过是蒸腾雾气从隔山水库携积雨云前来落幕。阅读我读不懂这些书。并非因为文字深奥。我读着纸张上天空的空白,空白之间昆虫、飞鸟的标点,史前猛兽般快速移动的句子。我不理解它们真正的意义。我感到一种古老的无知降临于我,像一场雾弥漫并生出眼前的树林。树叶像书页一样翻动,哗哗作响,那些幻化而出的动物们身形消隐,但气味和声音还在。我穿行在雾中,被扑面而来的各种奇怪的东西撞击,有时是擦身而过。就这样在书中迷失、茫然,既喜悦,又不安。这时,我会感到读书,同时也是在凝视它们来源的树木。对于那些树木我同样读得太少。只能迎着从它们吹来的风,努力辨认着叶脉的象形。论余之诗为写论文而翻读书籍,如同为折花枝而爬树。迅速地找到中意的那根枝条,将手伸向叶底藏莺的荫凉之处。注疏蔓衍,若附生之藤,藤叶常与树叶相混,织入每次折下的花枝里。我看见攀摘过的地方瞬间恢复原状,想到征引不过幻术:一种障眼的伎俩。今天,我又打开《论语》。不再爬树、攀折,只是闲坐于树下。好风习习……宜谈诗,余亦好谈诗。而一篇树下谈诗的论文,莫非是一根射向繁花的箭矢?剩余的花朵仿佛剩余的诗句在枝头袅娜让人在写论文之余用瞳眸轻轻拾掇。古人说:“词乃诗余。”而我今天的诗都是论余。梅葬外公是在冬天去世的。在睡梦中。突然到来的脑溢血像开在头颅深处的梅花。我记得,他常在雪天去田里捉冬眠的鳝鱼。清晨,当风雪把木门推开,就能看到他背着竹编的黄鳝笼,归来。打开时,那柔软、密集又攒动的景象,满眼都是惊喜。葬礼那天,雪很大。我没和送葬队一起进山,一个人呆在屋里。屋外,大雪撒着白色的纸钱。梅花开了。梅花的葬礼也就开始了。反对隐士之诗早上,我读到的诗中……有菊花、飞鸟与群山。菊花在院子里开放,诗人走向这被花托托起的小小的自然:“一只返回山中的飞鸟,正窥见我在篱旁细嗅菊花。”阅读时,我仿佛变成了这只飞鸟,看着一位隐士漫步在诗行间,沉醉于芳香的世界……但我并不想返回山中,尽管此刻,我就住在山边。我活在城市里,即使是这远离市区的城郊——或许,我也活得像一位隐士:离群索居,每天在书斋阅读、沉思、写作,闲暇时可以赏花、浇水或眺望群山,偶尔也会走进那片野蜂飞舞的树林……但我知道,我全部的生活、思想都与城市相连,一刻也不能分离,如同飞鸟在远离山林的地方从未真正与山林分离。我每日需要的食物、供水、电力,我身边的器物与家具,都由不同的路线和管道从城市运来,抵达我身边。这些都是今天的支撑物……在古代,那些素雅、悠远、逸致或闲情,有赖于奴隶、仆人和女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劳作。卑微的汗水在毛孔中变黑,如贵族笔下每一个字耗费的墨。谁在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像花托那样托起我们如菊般秀丽、美好的诗篇?当我们阅读古人的绢帛、书简,谁在为我们种田、买菜、做饭?我们的衣服,在洗衣机里缓慢旋动;排泄物在抽水马桶的轰鸣中进入城市下水道的流转;而我们却想象着自己仍是古代的贵族,徜徉在菊花与明月之间,与飞鸟、群山做伴。隐士们活在洁净的诗里,厌恶汽车与手机,他们的诗篇仍要通过电脑上传到网络,进入扫描、打字、印刷的程序,抵达读者眼前。噢,诚实的诗人!请从隐士般的幻想中出离,进入这混乱、卑污却生机勃勃的世界!我知道,这样的呼喊已无法被他们听到——许多人在菊花般旋转的CD唱片播放的琴曲中一边读着《诗经》或荷马,一边用毛笔写字,全然不顾这轻飘、虚浮的宣纸,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戳破。石中的黑暗经过那块中间凹陷的大石头时,他告诉我这石头曾经诞生过精怪。他说,事情大概发生于一百三十年前,由他祖父的祖父传下来。当时,大雨倾注,雷的巨锤砸在万物表面,闪电像裂纹一样密密散开,石头也在其中迸裂……有人看到一团火焰一样的东西从石头里冲出,疾射向半空。一只雨燕被它刷了一下,哀鸣着坠落,半边翅膀已经烤焦。传闻中,那东西究竟是什么有好几种说法。有人猜是类似于孙悟空的妖魔;还有人认为是某人躲在石头里修仙,在那一刻破关而出。他说,他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一团愤怒的黑暗,在石头里闷得太久,闷出了火……我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处在一块巨大石头的内部: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是这石头的一部分。那围困我们的,并非致密的黑暗而是我们自身;而黑暗反倒是唯一解救的契机。——在越来越压缩的内部黑暗构成对石头的唯一抵制。有可能,孙悟空这妖魔对天庭的反叛也是源于黑暗对压制的无尽愤怒……我摸着石头表面,摸着凹陷处周围闪电般的裂纹,想到那团黑暗究竟承受过怎样的压力才会变成一团火,它又如何从石头里突围,破壳而出?为了体验这情形,我爬到石头上面打坐,想象着自己正进入石头内部,成为了黑暗的一部分。蝉之忆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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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实名揭发前UIUC徐钢教授性侵学生进展通报
,我们一定奉陪。同时,仅通过诉讼挽回在中国的名誉和经济损失是不够的,你在美国学术界的损失怎么办呢?建议我们不如在两边都打官司,中国公民王敖等着收取美国法院传票。
2018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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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异质,或知觉的修辞学 | 一行
同构异质,或知觉的修辞学——读哑石《青城诗章》札记作者:一行一《青城诗章》写于1997年。对诗人哑石来说,这首大型组诗是其早期诗艺的集中体现,是泉水在山间汇聚而成的“第一个深潭”。它既是一个阶段的总结(哑石通过这首诗完成了对“童年起就在身上烙下印记的‘自然’一词”的清算),自身又构成了一个新的起点(诗人觉得“自己向周遭世界学习的生涯刚刚开始”)。在其中,包含着哑石早年所秉持的诗学理念对语言风格的选择和净化——由此带来的丰富、单纯和微妙性,使得这首诗几乎是甫一发表便成为名篇,被许多人视为哑石的“代表作”并在近二十年来不断地入选各种诗歌选本。从诗歌分类学的角度看,在这些选本中主要有三种对《青城诗章》的归类方式。多数编选者认为其主题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书写,因而将其归入“自然诗”或“风景诗”的行列;在亚伯拉罕·蝼冢编选的《第二届“神性写作”作品展作品集》(2004年)中,《青城诗章》作为“头条”发布(在总序列中是“八号作品”),俨然被当成“神性写作”的代表作品之一,因而属于“大诗”或“(准)宗教诗”的类型;而在谭克修编选的《明天·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专号》(2014年)中,《青城诗章》则被编者视为“地方主义”诗学理念的一次实践,因为其中呈现了“人与地方”的诗性关系。公允地说,这三种归类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尽管精准度有所区别),它们瞄准的是《青城诗章》的不同侧面。《青城诗章》确实是一首“自然诗”,甚至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诗中对“自然”主题处理得最为丰满的作品,人们从“生态”或“环保”方面来阐发其意蕴也并不牵强。另一方面,由于它所书写的是诗人在道教圣地青城山上的居住经验,这一激荡着身体-灵魂的经历与道教修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它也确实具有宗教性或神性维度。同时,《青城诗章》锚定的是诗人在一个具体地方的生活场景和感受,诗中出现的所有动物、植物、矿物和人的行为都有着明确的“属地性”,将其归入“地方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尽管这三种不同的归类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青城诗章》的多重层次,但它们都无法充分说明《青城诗章》的独创性和杰出之处何在,因为它们都只是着眼于这首组诗在大体上的类型化特征,而不能深入到其内在的诗学肌理和特质之中。在我看来,《青城诗章》的卓异之处在于,它在新诗中极其少有地以一种集群性的规模和密度、一种新鲜有力的修辞,来呈现知觉的饱满性与冥想的深邃性,以及在知觉与冥想之间的互相生成、相互渗透的转换关系。可以认为,《青城诗章》对于新诗或现代汉语的贡献在于,它创造或发明出了一整套“知觉的修辞学”——当然它也是“冥想的修辞学”,但由于“知觉与冥想”在《青城诗章》中阴阳相生般的一体性(知觉是阳,冥想是阴;知觉是显,冥想是隐),在后文中我将主要从知觉的角度来讨论这种修辞学的机制。这一特质使《青城诗章》在近二十年后的当代语境中仍未失效。尽管我们如今回过头来看这首组诗,也会发现其明显的局限:在《青城诗章》中,“社会现实”被一种高度净化的语言给屏蔽、过滤掉了,由此生成的那个纯净的、没有被现代性(比如旅游业)中介过的“自然”,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梦境或神话,它不是、或不再是我们所面对的自然。《青城诗章》中对“自然”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在如今显得不够充分,它需要引入必要的“中介性”来作为补充和修正。但是,这首组诗的优点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相反,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它对“山谷-灵魂”这一“生活世界”(life-world)或“球体”(sphere)的书写,是新诗第一次真正“具体”地书写自然:它的具体性不仅体现在每一事物/事件在地点、时间方面的限定上,更重要的是体现于诗的知觉性质上。二知觉在《青城诗章》中处于首要位置,可以说,整组《青城诗章》就是一场“知觉的盛宴”。哑石试图在每一行中都让事物在观看、倾听和触摸中与人遭遇并打开其自身。为此,哑石不仅在诗中广泛采用了诸如比喻、联觉和通感等常用的知觉修辞法,而且发明出了一套独有的隐喻系统和修辞方法,来显示、增强知觉的现场感和强度。《青城诗章》中的每一事物在天空下、山谷中仿佛是浸在一种透明发蓝的溶液里,它们自身变成了某些元素、某些微知觉的汇聚、化合与结晶。那么,究竟诗的知觉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同”在感受“同”(因同构性而能感知),还是“异”在感受“异”(因异质性而能感知)?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限定于《青城诗章》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青城诗章》似乎同时支持这两种相反的知觉原理。不仅如此,这首组诗还更进一步,将这两种原理上升为根据性的诗学原理——可以认为,“同构映射关系”与“异质生成关系”是《青城诗章》中的双重原理(它们既是经验或知觉的原理,又是语言或修辞的原理),恰如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构成了球体运动一样。不难看到,《青城诗章》的书写建立在一系列的同构映射关系之上:灵魂与山谷的同构,自我与事物之间的同构,事物之间的同构,事物与身体的同构……所有这些同构性展开为一种原型意义上的隐喻关系或象征关系:“山谷”是“灵魂”的象征,也是“身体”的象征(尽管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山谷”又不是“象征”)。知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这种同构关系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知觉就是自身在他者中认出了自己,是“同”认识“同”。对这种同构关系的最常见的解释,是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不过,《青城诗章》中的知觉书写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天人合一”观念的衍生物,相反,其中的几首重要诗作表明了它还有着另外的精神来源,例如《岁月》: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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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UIUC教授徐钢事件进展,以及律师Ann Olivarius 介绍
已经处理了许多发生在学术机构里的性骚扰事件。但是,2017年她获得了超乎以往的关注,因为在她的努力下,一些科学界、娱乐界、媒体界和工业界位高权重的男人因为性骚扰而失去工作。
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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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从多重任务道德风险角度看校园性侵(王敖代发)
李晋,伦敦政经学院管理系副教授,有终身教职。200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策略系。研究方向为组织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在包括The
2018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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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琰:关于近期徐钢性侵、学术欺诈、参与艺术界不良行为连续曝光的一些简要想法
徐利用作为教师/导师的权力,威胁、胁迫、控制、利用学生,不仅涉及性侵,还包括人格控制,言行控制,劳动剥削等等。对学生学业、未来发展、学术和职业品格、自信、发展各方面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201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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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策展人徐教授怎样坑艺术家/机构/学生/学术界?
徐钢转头就又玩起腐臭的“东方学”,六个问题纯属“有病”呻吟,而且还有语病。布展方式高端大气没内涵,土鳖到令人无语,新闻稿像吸毒以后的臆语,整个展览团队使我深切的领悟到什么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201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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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关于徐钢事件的统一说明
除了北美法学志愿者们,还有耶鲁法学院校友,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友。其中,耶鲁大学法学院张泰苏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汪庆华教授,北大法学院95级公推的几位代表,都为此事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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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新闻》: 中国艺术教授回应性侵指控
3月16日,深圳双年展的主办方,罗湖区雏声初引艺术服务中心在微信上发文称:“我中心本着传播艺术正能量的态度和使命,经研究决定,现中止与徐钢关于‘深圳艺术双年展’的合作,解除其策展人身份。”
201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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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UC校方称,徐钢教授被指控性侵而辞职 | Sixth Tone
“在这点上,她们非常明确,即她们离开[退学],是因为徐钢徐钢的行为,[否则的话]她们很可能会留下来。”两位女士都说,她们害怕徐钢,因为徐钢有时会威胁,要是不服从他的要求的话,他就把她们踢出项目。
201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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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UC官网已删除徐钢信息,深圳双年展公开解聘徐钢
也就是说爆料之后UIUC已经在从网页上删除徐钢了。最早UIUC只是在东亚系网页上去掉了徐钢,很多其它网页还保留。现在其他网页也开始删除。可以确证徐钢已经和UIUC没有关系了。
201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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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回应徐钢教授的声明,继续揭露他,并以实际行动制止网络暴力,支持深圳的艺术事业
小时前一个侵犯过多名女学生的人,一个对多名女性造成过实质性伤害的人,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写出这么长一篇虚张声势的声明。真是开眼。Survivor2018Survivor2018
201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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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教授谈自己实名举报性侵者的经历 (王敖代发)
2012年,我和几位高中同学在新浪微博实名举报了我的中学物理老师张大同猥亵学生的行为。最近教授性侵犯学生的事件频频曝光,气愤之余,我希望校园性暴力问题能得到更多的重视。
201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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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关于学校里的性侵犯,我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能做什么
1995年的时候,如果有教授性侵犯了我的女朋友,我的第一反应会是先去打一顿再说其他。你可以说这是逞强,我也非常同意,但年轻时代估计做的出来。打一顿有用吗,自己背个处分,打坏了怎么办,这个能提倡吗?
2018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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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哈佛怎样识别和防止性骚扰/性歧视?
本期我们带大家看一看在哈佛的公共校园生活中,性歧视和性骚扰的尺度在哪里,学生又该如何应对。它不仅适用于哈佛校园,对于我们在其它的学校、职场以及其他社会场景中建立健康的两性关系,也深有启发。
2017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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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利今天去世了,享年90岁
爱的力量,它存在于我们的柏拉图的遗产之中,以寓言的方式代表了永恒的稳定性。诗人第一次见到这幅画像的时候,他跟爱人皮埃尔在一起,他们的爱正在上升期,现在尽管阿什伯利继续相信爱的存在,相信它的价值:
2017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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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炜:中国诗道的当代传承 | 答江少川教授
江:我读过你写的旧体诗词,包括其中的唱和诗,这在海外中年移民作家中似不多见。这些诗作情真意切,尤其是古典诗词的韵味十足,看得出你在古典文学方面下功夫之深。有些诗作给我很深的印象,如:
201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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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艾伦·金斯堡的说唱:美国骷髅之歌
今天推荐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的《美国骷髅之歌》。这首作品痛批当代政治和文化,从总统法官老大哥到反同人士纽约时报商业广告,都进行了讽刺。现场版由前甲壳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担任伴奏。
2017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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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贝利:凸镜中的自画像 | 周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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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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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阿什伯利的《一些树》| 奥登
也许只有诗人是这样的人,他可以很坦诚地说,自己宁可生活在更早的时代而不是现在,而且他知道这么说意味着什么。他指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时代,因为这个黄金时代甚至可以这样定义:
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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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下) | 一行
▼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下)作者:一行三“修辞机器”:九十年代诗歌中比喻的专业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各种对诗歌风格和写法的试验都以“流派”和“运动”的方式出现过,但真正能留下来的、可以积累的技艺成果并不多。一个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的诗歌实验都空怀着宏大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抱负和野心,却从来不肯从细微之处、从对具体情境、事物和语词的微观研究出发去进行诗歌写作。从技艺的层面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迷恋象征”的时代,先是迷恋政治对抗性的象征,然后是迷恋史诗-神话性的象征,继而是迷恋日常口语的“反象征的象征”(因为口语诗依赖于其敌人的存在,只能从反对中获得意义)。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诗歌的词汇构成,那么,由于八十年代是农耕文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最后时期,那一时期诗歌词汇的主要来源就是“自然”(另一来源是意识形态政治及其对立面)。但出现在八十年代的大多数诗歌中的“自然”并不是真正具体的自然,而只是“自然”这一象征或词语。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八十年代那些歌咏自然、田野、农业和庄稼的诗歌,竟然几乎从未细致地写到过一棵具体的树、一片具体的庄稼、一个具体的地方、一条具体的河流。自然被情调化了,成为了条件反射性质的“乡愁”。海子的一句诗或许可以作为这种“情调化的自然”的例证: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村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市场经济的形成、商业文化的泛滥所带来的现代性转型的加剧,中国新诗从主题到技艺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那些心智和技艺逐渐成熟的诗人们,成功地从八十年代的习气和情调中摆脱出来,写出了真正具有专业性的诗歌。一般认为,从隐喻主导的诗歌方式转向由转喻主导的诗歌方式、从抒情转向叙事和分析、从歌唱者的姿态转向旁观者的姿态,是九十年代新诗转型的主要特征。在笔者看来,这种专业性诗歌的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试图以一种复杂精密的技艺去言说具体、微妙的经验本身。对诗人来说,技艺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修辞上(对少数诗人可能体现在白描能力上),尤其是体现在比喻方式的复杂精密上。由此,我们就看到了“修辞机器”式的专业诗人的出现。诗人海子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修辞机器”式的诗人是欧阳江河。曾有人将其诗歌的特质命名为“修辞的胜利”。尽管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欧阳江河就已经形成了其修辞技法的诸多特点(如悖论、奇喻、反讽),但严格来说只有到九十年代初以后这种修辞能力才被他用来处理真正的经验现实,由此产生了像《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咖啡馆》、《时装店》这样的作品。不过,在欧阳江河的诗作中,修辞技艺和它所处理的经验现实很多时候并没有处在一种平衡、匹配的关系中,而是经常倒向了修辞那一边,经验现实的呈现往往被独断的修辞意志所妨碍(一个例外是《傍晚穿过广场》)。换句话说,欧阳江河对精彩言辞的追求总是压倒了对事物和现实进行认知、理解的追求。尽管如此,欧阳江河的修辞才能在九十年代仍然是独树一帜的,因为他在新诗中第一次将日常生活、自然、文学、历史、艺术、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领域的专业词汇,全部融合在具有清晰秩序和良好语感的修辞句群中:七根琴弦的彩虹骤现。旋律即天空。唱片在地轴上转动,铭记乌鸦的纹理。彩虹的七根琴弦像七条宽阔的大街,把一座城市勒在我的手里,就像一匹狂奔的马看见悬崖时突然停住。街道通向古罗马。乌鸦在马头上盘旋。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像安东尼的时代那样教会高贵的人用田野去捕捉继位者,而不是用悬挂子孙的树木。树的距离,就是音节之间的距离。上天的和大地的。一棵树在庭院中获得雷电,就像一个音节推动了三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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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上) | 一行
▼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作者:一行一引言巴尔扎克在其论司汤达的研究中,曾将文学划分为“形象的文学”和“观念的文学”。前者在西方文学中的代表是荷马与莎士比亚,而司汤达和伏尔泰则属于后者的行列。如薇依引述的,“观念的文学”之可贵,在于它所蕴含的“丰富的事实、节制的形象、简约、明净、伏尔泰式的短句、一种18世纪曾有过的叙事方式、随处可见的喜剧感”。与此相反,在荷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属于事物的东西走向属于人的东西”,看到对事物和自然的冥想,看到某种迷醉中思想与自然的合一。“形象的文学”提供的主要不是事实,而是形象与形象、自然与人之间的神秘“应和”。众所周知,体现这种“应和”的主要方式是比喻和通感。对比喻的最充分的运用发生在诗歌、尤其是形象性的诗歌中。在某种意义上,诗就是一种比喻性的文体。比喻的技艺不仅是诗人的天赋所在,也是诗人的天职或义务。一方面,这是由于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到的,语言在其诞生之初中就是“诗性的”或具有“诗性智慧”的:最初的语言是一种“幻想的语言”,其原则是“诗的逻辑”,而比喻或隐喻就是“诗的逻辑”的派生物,它的特征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无感觉的事物”,或“把有生命的事物的生命移交给物体,使它们具有人的功能”。可以说,比喻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原初欲望。另一方面,即使是观念性的作家和诗人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尽管是受到节制的比喻,因为很少有什么手法像比喻那样具有直观的揭示性,能将事物和人的状态、世界中隐藏的各种关联最迅捷地直呈目前。因此,我们经常会在擅长叙事、分析和说理的作家和诗人那里发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例如,在维特根斯坦和卡夫卡的随笔和日记中,我们可以随处读到诸如“巧妙的比喻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甚至最大的望远镜也必须配置一个不大于人的眼睛的目镜”或“一种信仰好比一把砍头的斧,这样重,又这样轻”这样的句子。形象性的诗人继承了语言自身携带的古老的诗性智慧,而观念性的诗人则用比喻这一方式服务于其才智和理解力。比喻作为诗的语言,同样流布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不过,尽管汉语本身具有高度的隐喻性,在其文字和意义中包含着自然与人的极其丰富多样的原初关联,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比喻却处在一个并不太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于,比喻的潜能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被种种其他因素压制或驯化了,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实现。在《诗经》中,“比兴”虽然并称,但“比”其实是从属和服务于“兴”的,因为情志的“感通”才是中国古人所理解的诗的旨归。我们看到,中国古诗中的比喻绝大多数都较为常见和单纯,缺少奇异和复杂性;对中国古人来说,像英诗中的玄学派(邓恩、马维尔等)那样大量运用“奇喻”只会造成“隔”,它的陌生性和过于智性化会妨碍情志的抒发。于是,比喻就被限制在“就近取譬”的层面上,只能从日常生活和自然的常见物象中寻找喻体。“感通诗学”用“兴”来限制“比”,使得比喻的技艺在诗歌中没有得到充分发育;而在后世儒家对诗歌的道德要求中,奇喻和博喻又容易被斥为“匠气”和“淫巧”。更关键的是,中国古典诗学承继的“道”的思维方式天然倾向于“提喻”(以一点暗示全体)这一类型的比喻,对其他类型的比喻多少有些忽视;作为中国诗歌主要体裁的律诗和绝句,由于其章法和字数的限制,比喻又无法在其中以大量和成片的方式出现,最多只能占据其中的一两联。这些因素都抑制了诗人探索比喻技艺的冲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唐代三位最重要的诗人中,王维几乎完全不用比喻(他擅长白描),李白的比喻是较为常见和具有沿袭性的(诸如“朝如青丝暮成雪”之类的),只有杜甫专门发展了比喻的各种类型和技法。但即使是杜甫,比喻在他的诗中也很少以“群落”的方式密集地出现在一首诗中。除了律诗体裁的限制外,不能不说杜甫的其他诗学考虑部分挤占了修辞的位置(尽管杜诗中已经包含了中国古代最复杂的修辞技艺)。对比喻的限制在中唐和宋代曾经短暂地松动过,于是出现了李贺、黄庭坚这样具有修辞抱负的诗人,他们在诗中大量使用各种奇异、罕见、具有新鲜和陌生感的比喻,并由于晚清对宋诗的学习一直延续到陈三立所代表的同光体诗歌那里。陈三立的《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就是一首完全由比喻构成的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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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托·斯·艾略特
《标准》在某些时候显得尤其冷漠。比如,它对西班牙内战过分地冷静超然,它敦促对任何党派都应以“谨慎、谦卑和忧虑”对待,而且在这方面称颂《薄迦梵歌》主人公阿朱那(Arjuna)出色的平衡能力,
201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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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來的新诗批评丧失了音乐这一重要维度 | 李章斌
小说家、批评家库切▼瘸腿的诗学——关于当代新诗批评的音乐维度的一些思考作者:李章斌一小说家、批评家库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一篇文章中对当代美国诗歌批评的现状做出如下批评:从古到今我们都拥有一个从音乐那里借来的充分发展的诗歌音律的记录。我们也有一批关于诗歌语义学的理论,它们把诗歌看作是一种具有特殊的意义规则的语言。我们缺少的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能结合这两者的理论。美国最后一批相信这样的理论的批评家是新批评学派;他们颇为沉闷的阅读诗歌的风格在六十年代的沙土中枯竭了。从那时起,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变成了批评职业的一个尴尬,或至少对学术批评而言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统治学界的学派愿意处理诗歌本身,在实践上诗歌被读作每行右边参差不齐的散文。[1]库切所谓“没有任何一个统治学界的学派愿意处理诗歌本身”,并不是说没有谁愿意研究诗歌,而是指没有哪个主流学派将诗歌真正当作诗歌来研究,而往往是将其当作一种特殊的散文:诗歌有“音乐”和“语义”两个维度;[2]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英美文学批评各主要的学派,虽然它们的方法与旨趣千差万别,但是在诗歌批评上都有一个令人“尴尬”的共同点——它们都把诗歌的音乐维度忽略或者省略掉了。无论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抑或后殖民批评,还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它们在诗歌的音乐层面以及音乐与语义的互动方面的研究鲜有重大的突破,于是诗歌与散文在其研究中变得没有多少区别,这也是当代诗歌批评处于尴尬境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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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渗的油是渴望,丰盛的肉体是狂欢 | 英国诗人杜慕康的诗与酒
狂欢就蕴含在这冰冷而美味的纤维里,点到即止,却回味悠长。三年前,我发现邮箱里有一封他讨论诗的长信,一直没有回复,所以写了首送给他。我怎么会不读你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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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科托: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这些语言/闵雪飞译
日常生活中用以交流的集体法则制约着我们所有人。但写作者总希望说出的事远离庸碌。对于交流,我们的世界并非手到擒来。我们的孤独也并非一贯如此强烈。从来没有很多条道路。我们也并非不曾造访过很多地方。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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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花里,你杀死了我的香 | 评摇滚歌手李夏的诗
我该为那片树荫祈祷阳光撒下一段段我恐惧的快乐炙热燃烧窗户只为如梦美景天色将晚迟暮已至叮儿雨滴盼死枯井世界送我无尽长路花儿终将被我亲手埋葬我决定为自己雪耻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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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的自由即兴与王敖的诗 | 冷霜
而现在他则认为,“诗歌是一种积极的命名,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有力量更新意义本身”。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变化。他的写作历史不算长,但我相信他有变化的潜力,像他所心仪的“变色龙”Miles
2017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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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诗选:在我们那儿,爱是被强迫 | 周伟驰译
她是“现场诗人”、“博茨瓦纳作家协会”的长期成员以及著名的“ELP!”团体的创办人之一,该团体从2004年起负责协办博茨瓦纳每年一次的唯一的诗歌节。她被认为是博茨瓦纳诗歌的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
201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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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介绍自己,给行星和花朵 | 狄金森信封诗选
周琰:近三年狄金森的几十首信封诗看了不下上百遍了吧。每次琢磨都觉得之前的理解还不对头,再来重译。过一阵看,还是不合适。也许狄金森一生的生命只做了写诗这一件事,就把许多许多一生塞到短短的诗行里。
201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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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特兰德:论成为一个诗人
time)。它的平静,它不经意地描绘诸多异域的方式,这些都在暗示我们——服从无可抗拒的东西会产生某种美,而且沉思自己的死亡也可以是一种超越的形式。
201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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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如何用音乐来建构诗歌? | 李章斌
在当代诗人中,多多在诗歌音乐方面的成就颇为突出。他对诗歌韵律进行了多方面的独特探索,自觉地运用句式、词组和语音的重复和转换,用音乐方式因“体”制宜地构造多种多样的诗歌结构。这些音乐结构在节奏上各具特色,并且紧密地和诗歌意义与情绪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多多对时间的敏锐把握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也包含了复活语言生命的可能。▼多多诗歌的音乐结构作者:李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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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的猎人:咏画同题诗 | 罗池译
未知的规则。好比窗户上的冰花冻结了恐惧在心里。因为没有人在。它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做个指示,或像动词的形式那样。因而从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歌唱。也没有人会对这些水说:我在。雪橇应该在那边,过了桥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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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蓝眼睛,像罗伯特·弗罗斯特一样写作的外国人 | 顾爱玲
Goodman,美国作家,诗人,翻译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曾受邀驻佛蒙特艺术家工作室中心和罗马美国学会从事写作。译著《新疆词典》(沈苇著)获美国Ni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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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教授孙康宜访谈布鲁姆:通往经典之路
King是一个三流的作家,他完全不懂得何谓美学,也不懂得什么是人生的认识论终极价值。他完全投合大众之所好,这是我感到最不可救药的。从前曾经有人称我是一个“抬杠批评家”(antithetical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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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的“世界诗学” | 缪哲
这书里的文章,是评论欧美诗的汉译本的,原载于《收获》。体例是胪列以前诸家的译本,各摘其瑕疵;最后殿以自家的译稿,明其妙处。近代诗人、画家钱名山有一绝句,是不满杜甫、欲改削其诗的,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