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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津摘要：本文对1996—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及市场数据分析发现：南方在上市公司数量及市值规模上均较北方具有优势，南方上市公司整体上具有更高的业绩增长、超额市场回报率和市场估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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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摘要：本文利用网络爬虫工具收集网贷平台微观数据，使用内生转换模型，发现获得银行资金存管会直接影响网贷平台生存状况，在克服内生偏误后，测算得到正向效应为563天。部分可观测Biva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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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的排版体例，并符合学术规范。为方便匿名评审工作，请将所有作者信息(姓名、工作单位、参会作者、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单独列于一份独立文档(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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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2期，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秦芳、胥芹，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王剑程。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当前中国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较大，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关键目标。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电子商务在中国经历了快速发展。从2008年到2021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由0.13万亿元上涨到13.09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1.2%上涨到24.5%。与此同时，电子商务正加速向农村渗透，2021年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在农村电商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是否能有效促进农户增收？如果能，又是通过何种机制推动农民收入增长？探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对于构建促进农户增收的政策体系、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从农户收入构成来看，农村电商发展有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影响农户收入：第一，农村电商发展能够促进创业活动进而影响工商业收入（George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2期，作者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游家兴、于明洋、伍翕婷。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经典观点。然而，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实践过程中，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日益呈现，金融市场震荡发生的频率明显加快。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再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是强调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现之一是确保增长的稳定性，防止出现经济的跌宕起伏。从宏观层面上说，加强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监测、有序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金融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已有研究指出，由于股价崩盘往往带有突发性、快速性、频发性以及极大的市场传染性，不仅会引起投资者极大恐慌，而且可能造成经济资源错配，严重威胁到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阻碍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作用的发挥，最终妨碍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Piotro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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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2期，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吕炜、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友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王睿新。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文献开始关注地方官员个人影响与地方经济运行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如Yao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2期，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周慧。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减贫人口规模达7.7亿，并于2020年年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书写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巨大的减贫成就首先得益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然而，地区性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但并不足以使所有农户都脱离贫困。与经济增长改革进程相伴随，我国政府始终关注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并根据不同时期贫困的具体特征先后实施了多项扶贫政策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本研究着眼于我国21世纪扶贫开发第一个十年纲要（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期间的一个旨在帮助农户扩大自身生产经营能力从而实现增收的“到户”扶贫政策——对农户的到户扶贫资金支持，利用2006—2010年农村贫困监测数据中3226个村20950个农户连续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其对于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与以往基于县级、村级或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研究不同，借助数据优势，本文得以研究农户在获得扶贫资金后各项收入和支出的变化。到户扶贫资金实际上是农户家庭纯收入的一部分，当进行扶贫项目实施效果评估时，如果只是简单地采用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就无法判断收入的增长是农户因自身生产能力的提高而带来的市场收入增长，还是仅仅因为收到扶贫资金而带来的转移性收入增长。不仅如此，本文对于农户各项支出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揭示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探究扶贫资金影响收入的机制。事实上，厘清扶贫资金对于农户市场收入的影响和机制，对现如今中国，乃至全世界扶贫工作的实践和学术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20余年，为贫困人口提供小额信贷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措施在全世界被广泛推广，其背后的逻辑在于，贫困家庭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购买生产资料，提高自身生产能力，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脱离贫困。中国到户扶贫资金的实践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家庭内部的经营活动，对全世界的减贫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实证结果表明，到户扶贫资金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水平，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约6.3%，人均总支出平均增长约6.0%。分收入类别考察之后发现，这一收入的增长大多来自农户接收到扶贫款而带来的转移性收入增长，而非因自身生产能力提升所带来的市场收入增长。进一步对农户农产品产量和支出结构分析之后发现，到户扶贫资金在增加农户生活性消费的同时，也促使农户增加其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但这种投入的增长在短期内却未带来农产品产量的对应增长。实证研究对于理解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仅仅给予农户扶贫资金的支持，虽然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消费以及生产经营上的投入，但是并未有效地带来农户生产能力的提高。如果想要达到开发式扶贫的目的，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分析每个地区，甚至每位农户的致贫原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帮扶，这体现了“精准扶贫”政策的精神——一方面，通过建档立卡做到“扶贫对象精准”；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执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做到“措施精准”。对于那些自身生产能力提高的脱贫户，今后就可以逐渐减少甚至退出扶贫政策扶持；对于那些依赖政府扶贫资金而自身生产能力有限的脱贫户，今后仍然需要持续性的帮扶政策支持。上述发现，对于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价值。研究同样表明，在评估扶贫工作成就时，需要保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做到“脱贫成效精准”。作者简介张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中国财政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2010—2011年和2017年曾任世界银行顾问。2011年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财政学和卫生经济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课题，已发表国际高水平SSCI论文和国内一流期刊论文多篇。应邀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著名学术机构进行学术报告。担任多个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人。周慧，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编辑，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编辑部电话：010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2期，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李文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翁翕，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龚六堂。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2019年中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其中，政府R&D经费支出占到13.9%。但对于政府应该如何激励创新，我们却知之甚少。提高创新能力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根据《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R&D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超过欧盟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1期，作者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吴施美、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郑新业。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是我国能源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会直接影响居民福利，还会对环境、气候和居民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因此，促进农村家庭能源转型不仅是实现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命题，也是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客观需要。研究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转型具有重要意义。1980—2018年间，我国农村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了7.2倍，伴随着能源消费量的快速上涨，中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现象。在能源结构上，虽可供选择的能源消费品日益多元化、用能模式有所改善，但仍未完全弃用木柴、煤炭等传统燃料。为改善这种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我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能源转型的政策措施。例如，我国北方农村在供暖季实施了散煤治理政策，虽然这一政策有效地改善了环境质量，但却引起了气价上升，使得家庭对优质能源支出的承受力不足。尤其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即使政府已经对设备购置和用能进行了补贴，但仍无法完全覆盖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支出，大多数农村家庭仍无法负担高昂的用能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清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转型的客观规律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CRECS）数据，本文在能源阶梯（energy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1期，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秋博、朱晨、白军飞，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彭超。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经历了40年的快速增长，但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农民增收传统动能乏力，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发展和城镇经济对农业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使得农户非农就业压力增大，且受农业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等因素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空间受到压制；二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截至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20%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是最低的20%居民的9.29倍，这不仅加大了乡村治理难度，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进而可能成为乡村振兴以及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阻碍。为保障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党和政府在21世纪以来付出了大量努力，特别是在关乎农村与外界联通的农村信息化建设上投资巨大。21世纪初期以来，“村村通”“宽带下乡”“信息进村入户”等信息化工程陆续在我国农村地区实施，取得了巨大成效。截至2019年，我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9%，接近70%的行政村已经建立了益农信息社，实现了全球较为领先的农村信息网络覆盖。那么，这些巨大的信息化投资是否或者多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农户的收入水平呢？信息化是否会缩小或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大范围和时间维度更合适的大样本农户数据，利用多种实证方法深入探究农村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数据方面，本文采用2004—2014年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并对部分固定观察点村庄手机信号、互联网及2G、3G移动网络等信息通信工程的最早接通年份进行补充调查。这不仅可以综合多元化的信息工具来衡量农村信息化水平，也为使用倍差法分离单项信息工程的影响提供了可能，同时有助于识别信息技术进步对农户收入的动态影响。研究方法方面，本文着重解决了信息化与农户收入因果关系的识别问题，不仅利用了历史工具变量（村庄是否有国家“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进行识别，同时也结合了村级层面信息工程接入情况，运用匹配倍差法减弱内生性问题，并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排除了村级信息化接入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第一，信息化对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农业纯收入具有负向影响，这是因为信息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使得农户的农业劳动和资本投入显著减少，农业生产经营在整个家庭经营中的比重降低；第二，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呈现动态变化，即随着信息技术的变迁，信息化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至消失，且信息化的总增收作用具有较大持续性和正向累积效应；第三，虽然信息化促进了农户增收，但同时也由于农户之间的信息利用能力差异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仍然如此，说明我国信息化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在样本期间还处在可能的“倒U”形曲线左侧。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有效克服了以往相关研究中信息化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大样本数据，为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更为严谨的经验证据；第二，对农户收入结构进行分解，分别探究信息化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工资性收入的不同作用和动态影响，从而系统分析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信息化的增收效果；第三，从全国和区域差异视角研究了信息化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第一，继续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充分发挥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持续增收效应；第二，加大农村地区教育和培训投入，切实提高农户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在注重信息化带来收入增长效应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均衡，逐渐解决农户因有条件但没有能力所导致的“数字鸿沟”和收入差距；第三，不必过多担心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技术进步，信息化对农业收入的抑制作用在逐渐消失，未来应在继续完善信息化设施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农业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以促进农业增产增收。作者简介朱秋博，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领域为农村信息化、数字化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中国农村经济》等国内权威期刊。曾获得“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优秀研究生论文”“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优秀论文”等多项会议论文奖项。朱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食物消费、人力资本、遗传经济学。近年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经济评论》、《劳动经济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以及American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1期，作者为帝国理工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詹佳佳，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傅虹桥。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强制转诊机制不同，中国的患者在进行医疗机构选择时受到的限制较少：一方面，患者不需要通过转诊就可以去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就诊；另一方面，近年来促进医保异地结算的政策也提高了患者在更大地理范围内选择医院的经济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患者往往集中在大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就诊，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严重。可以说，我国医疗体系存在一个突出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和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结构分配不合理、优质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患者对医院的选择能够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和决策过程，对完善医疗卫生政策、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近十余年来，很多具有严格就医转诊机制的国家，如英国、荷兰、意大利、瑞典和法国都试图通过赋予患者更大的就医选择权以促进医院之间的质量竞争，从而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患者满意度。其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在医疗机构信息公开发布的情况下，如果患者在就医选择过程中对供方质量信息较为敏感，那么赋予患者更大的就医选择权就能够发挥患者“用脚投票”的作用，增加医疗机构提高质量的动机，促进质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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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1期，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孙伟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张思思。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的数量持续增加，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但他们仍然面临着高房价、低就业和消费不足三大困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许多大城市的更新升级，城中村、棚户区等老旧住房被拆迁，严重挤压了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居住空间。面对久居高位的房价以及持续上涨的租金，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不断提升，许多农民工不得不选择离开城市，这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用工荒问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和社会融入一直受到学者和政府关注，其中，住房问题更是困扰地方政府的一大难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租购并举”政策解决居民住房问题。2018年年底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将“以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为主要出发点，补齐租赁住房短板”列为新年十大工作重点之一。在这种背景下，租房市场空间会得到进一步释放，并成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关键。尽管许多研究讨论了房价上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况伟大，2011；谢洁玉等，2012；颜色和朱国钟，2013；陈峰等，2013），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住房市场价格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和社会融入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是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特别是在房价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决定流动人口居住成本的重要因素是房租而非房价。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租赁住房市场发展缓慢，租金的变化与房价出现了偏离（高波等，2013），甚至相反。基于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城市租金上涨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和社会融入的影响。同时，我们利用百度新闻搜索功能构建了租金变化的工具变量，用来解决租金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第一，租金上涨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家庭的住房消费和总消费支出，并且对家庭的非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如果城市的平均租金上涨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1期，作者为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杨广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王军辉。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程，2013年全面开展的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即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对激活农村土地要素市场意义重大。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政策实施之后，政策执行地区的农地转出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确权给予农民更可靠的地权法律保障，降低交易成本，稳定流转关系。政策对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影响尚不明显。新一轮确权颁证给农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正式法律文书的形式认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新”在确权工作自上而下全国统一行动，由政府组织专业测绘机构，在证书中记录承包人信息和经过准确测量的农地位置，并在数据电子化后进入土地信息库。新一轮确权工作以确权确地到户为主，不改变原有的承包关系。新一轮确权颁证是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础。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坚持了集体所有，保证了承包长期不变。这能否促进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改进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理论文献一致认为产权清晰能够促进农地流转，但对于规范化的确权是否有效还有争议。相当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实土地确权推动土地流转。但是，对于中国农村土地确权与农地流转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样本量小，时间跨度短，大多分析的是政策试点阶段；其二,政策变量来自农户问卷调查，有测量误差；其三,横截面数据不太好识别政策效果。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的研究使用2013—2019年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调查数据，可以较为全面地考察确权政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首先，这一调查覆盖全国，在时间范围上包括政策的全国推广阶段。其次，采用更为准确的确权信息。以往研究使用的确权进度都来自农村受访者的回答，而我们通过政府官方网站搜集确权验收信息。最后，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处理确权工作的内生问题,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6期，作者丁延庆、杜立珍、李伟、伍银多、杨晋、叶晓阳简介见后文。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我国每年六月举行的高考是世界范围内最庞大而知名的教育选拔考试。高考结束之后，考生和家长都面临着那个关乎学生未来发展、极其重要的教育选择问题——高考志愿填报。在过去很多年的志愿辅导或者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量的学生说高考报志愿没有想好读什么专业，父母或者老师觉得：**专业好**专业不好**专业太辛苦**专业好出国**专业就业面窄**专业不赚大钱**专业好考公务员**专业毕业好找工作是女生就应该学**专业是男生就应该学**专业当老师/医生好，工作稳定压力小爸爸或妈妈学**专业，所以你也要学网上排行榜都说**专业是本年度最热门的于是就遵从父母的期望或者老师的建议，最后选择了某个专业。还有大量的学生说，其实我更想学**专业/我高中时喜欢**本来想自己选**专业/后悔完全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当时应该多考虑一下。等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报完高考志愿很多年以后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对于个人未来收入及社会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教育的成本和预期未来收益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体的教育选择过程和结果。我们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并始终在思考和研究如何以较为经济和效率的方式提升教育质量和公平，如何帮助弱势的学生获得更好的、更适合的受教育机会。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聚焦高考志愿填报，借助信息干预的理论和方法，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高考行政管理数据，系统地分析了考生家庭背景与其高考专业选择和专业录取结果之间的关系，验证了以各专业大类本科毕业生起薪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干预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预期未来收益信息之于个人教育决策的重要性，并为今后的教育政策制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2016年，经过数年的筹备之后，我们从北京前往宁夏，在贺兰山下、黄河水边启动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6期，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余靖雯、王敏，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龚六堂。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美国心理学家J.B.罗特(J.B.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6期，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杨国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李娜。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在实践中既有成功的产业政策,也有失败的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也发现不同的产业政策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仅仅讨论政府是否应该推出产业政策并非问题的关键。一个现实中更为实际、理论上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有效实施产业政策。然而，讨论政府应该如何有效实施产业政策并非易事，一方面，理论上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两者的边界，另一方面，实践中不同的产业政策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执行效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有不少产业政策仅仅是激励了企业的形式性创新，而非实质性创新，产生了严重的“专利泡沫”问题。杨国超等（2017）以2008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例发现，为获取产业政策所提供的政策优惠，企业会机会主义地操纵研发投入以恰好满足《管理办法》规定的研发投入门槛，最终使得产业政策的执行结果有悖于政策目标。杨国超和芮萌（2020）进一步指出，通过操纵研发投入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伪高新技术企业”，其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提升较少。为此，本文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的研发操纵现象，研究如何抑制企业的这一机会主义行为，以期为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参考。产业政策的不完全契约本质会导致产业政策实施时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甚至还会产生寻租问题。而媒体的作用正好与产业政策执行中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两个原因——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寻租问题——相吻合。具体地，通过大量新闻报道，媒体可以降低产业政策制定者和实施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同时，通过曝光和制造舆论压力，媒体不仅可以引发更高级别行政机构的介入，从而确保行政治理机制不会因为某一行政层级的腐败而失去效力，进而发挥对公司的治理作用，还可以通过制造声誉压力让政府官员谨慎对待企业的“寻租”行为，触发甚至放大官僚问责的效果。当然，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在信息传递时会为制造“轰动效应”而选择有偏的报道，也可能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威胁公司以攫取私利，甚至会形成长期的地域偏见，而这些行为都可能使媒体难以有效发挥监督作用。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实证检验对媒体能否有效监督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的研发操纵现象进行验证。本文研究发现，媒体报道能够通过提高网民对公司的关注度而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区分新闻报道属性发现，原创报道和深入报道更能抑制公司的研发操纵行为；区分媒体自身属性发现，网络媒体和权威媒体对公司研发操纵行为的监督作用更强。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分析师覆盖较多的企业、政府质量较高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媒体报道对公司研发操纵行为的监督作用更强。最后，媒体关注还能提高公司研发绩效。本文研究有如下贡献：第一，现有关于产业政策之争的讨论关注于产业政策存废与否，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而现有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关键命题。本文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的研发操纵现象，发现强化媒体监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其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减少寻租问题抑制产业政策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伪高新企业”骗补异象。换言之，通过加强媒体在产业政策执行中的监督作用，我们可以降低产业政策执行中的成本，使产业政策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一面。因此，鉴于“执行”是产业政策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重要环节，未来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重点应从“产业政策去留存废”问题上逐渐转至“如何确保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上来。第二，不少学者已经就媒体在微观企业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投融资决策方面的作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较少涉及更为宏观的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问题上。本文研究将媒体的监督作用拓展到宏观的产业政策执行中，同时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新闻报道内容进行量化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容易探究媒体在产业政策执行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也进一步拓展了现有关于媒体治理作用研究的外延和内涵。第三，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应该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也有启示意义。由中央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优点在于其可以引起更多媒体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关注，但缺点是中央政府一刀切的标准可能不适用于地方实际情况；而由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优势在于其更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因地制宜，但地方政府的影响力远不如中央政府，媒体对地方产业政策的关注也会远小于中央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这会导致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和寻租问题，最终导致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大大下降。基于此，本文研究结论倾向于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通过调动诸如包括媒体在内的外部监督力量监督产业政策的实施，促使产业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相一致。作者简介杨国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大数据中心主任，文澜青年学者，入选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会计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曾获得第六届洪银兴经济学奖、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年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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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3期，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田文佳、程宇丹，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龚六堂。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转型和房地产业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调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国，土地具有特殊的双重功能：既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又是政府一项有力的财政工具，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城乡建设和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从土地市场的双重功能出发，探讨土地要素对我国城乡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我国，土地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益增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也与土地抵押融资息息相关。通过土地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廉租住房的保障性支出等，是地方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在我国城镇化和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作用不可忽视。与土地相关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份额增长迅速，1978年两个行业加总占GDP的5.9%，2020年增长至14.5%，成为重要的支柱型行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的背后是不断加速的城市建设，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40年来，城镇化率从18%增长到60%，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而在快速城镇化的背后，城市发展呈现出了“土地城镇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的显著特征。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城镇人口密度却在不断下降，1997年城镇人口密度是2.9万人/平方千米，2019年下降至1.80万人/平方千米，年均降低4.2%，这一趋势说明，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的扩张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房地产建筑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建设用地超前扩张的特征事实，让我们关注到土地要素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基于上述制度背景和特征事实，本文以Acemoglu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3期，作者为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关楠，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黄新飞、李腾。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阴霾尚有罡风扫，无奈烟尘滚滚出。近年来，生态破坏与空气污染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库显示，在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监测空气质量的城市中，80%以上城市的空气中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污染水平超过世卫组织建议标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状况堪忧。空气污染提高了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医疗费用支出造成的经济负担逐渐被社会所关注。研究城市空气污染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取合适的空气质量测度指标，健全的污染物监测指标和相对客观准确的污染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人所暴露的污染程度；其次，研究空气污染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不仅要分析空气污染直接诱发的疾病（如小儿哮喘等）的治疗成本，还应考虑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环境中的身体机能、免疫力下降等多渠道综合导致的长期医疗费用支出。另外，对医疗费用支出的有效识别、避免样本选择性偏误，是检验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成本影响的关键；而搬迁和异地就医等现象的存在会导致空气污染存在内生性，选用合适的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是必要的。因此，本文选用2004—2011年我国78个地级市空气质量监测的日度数据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匹配，将微观样本根据受访日期精确匹配所在城市一级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分析了空气污染对医疗支出的长期影响。其中，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保护部（现为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城市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另外，本文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医疗费用支出，一阶段使用距离医院远近作为外生识别变量，估计样本产生的医疗费用的概率，二阶段再估计发生医疗费用的样本的医疗费用，并使用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对二阶段结果进行修正，解决选择性偏误问题（例如，低收入贫困人口即使生病了也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收入而不就医，从而不发生医疗费用）。逆温现象会造成空气流速缓慢，微小颗粒聚集，经过二次污染形成严重的雾霾污染天气，但不会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本文选用逆温天气现象作为空气污染程度的外生工具变量，缓解空气污染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显示，空气质量与诸多健康指标显著相关。空气污染指数平均值每增加1个单位，自评自身健康差的概率上升0.057个百分点，患有心血管或心脏病的概率上升0.073个百分点，患有肺病、心血管病或癌症至少1种疾病的概率上升0.103个百分点，过去两年患有重大疾病的概率上升0.148个百分点。即，空气污染对个人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空气污染的冲击与人们的就医概率和医疗费用支出情况显著相关，空气质量差的天数越多，就医概率和医疗费用支出越大。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150、200和300的天数每增加1天，医疗费用上涨的幅度分别为5.5%、7.6%、9.1%和10.3%。此外。北方地区相比南方地区而言，大气活动不活跃，在秋冬季以室内活动为主，可吸入微粒等污染物浓度变化幅度小于室外监测点，空气污染的传导相对较弱、边际影响相对较小。门诊费用支出相比于住院医疗支出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更大。另外，通过对比个体背景受到空气污染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男性和女性老人的医疗支出均显著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但并没有显著差异；年龄超高（高于80岁）的老人更多地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这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快速下降，对空气污染更加敏感；城镇地区的老人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较农村地区更高，且城镇丰富的医疗资源可能会导致医疗支出更多。上述研究结论佐证了空气污染降低个人健康状况，增加了医疗经济负担。空气污染问题亟待解决，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环境的治理力度，落实环境治理手段，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同时，应建立健全医疗支出保险体系，增加对居民的健康资本投资，降低空气污染对个人造成的经济负担，提高居民福利。作者简介关楠，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金融学院）。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学，在《经济学》（季刊）发表2篇论文。黄新飞，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2期，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万广华、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张琰。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本文首先揭示了一个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视的现象：城市化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加速。以一个国家城市化率从约10%到约50%所花费的年数来看，那些城市化始于16世纪的先行者，如葡萄牙、波兰、瑞士、瑞典、法国和英国，完成这一进程花费了40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从19世纪中叶开始城市化的国家（如罗马尼亚、挪威、希腊和德国），这个过程持续了约100年；而较晚开始城市化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及非洲国家（如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完成这个进程所需的时间仅仅为60年左右。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加速现象并非只存在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如中国），也出现在像多哥和安哥拉这样最不发达的国家。另一个佐证城市化在加速的例子是，伦敦经过130年才从一个100万人口的小城市成长为80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完成同样的城市扩张，曼谷和首尔分别仅用了45年和25年。必须指出，忽视城市化加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最直接的就是政府及相关机构准备不足，在面对蜂拥而来的大规模城乡移民时变得措手不及，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从而引起大城市病，如贫民窟、交通拥挤和城市污染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采取反城市化的政策，千方百计阻挠乡城移民。这不但影响了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且使大量隐性失业的农民滞留在资源匮乏的农村，无法解决贫困和居高不下的城乡差距问题。换言之，忽视城市化加速很可能导致众多发展中国家公平和效率双输的严重后果。因此，研究城市化加速现象并揭示其成因，不但具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具有重要和紧迫的政策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两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论证了信息作为影响迁徙决策的重要因素，与城市化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比如，互联网的使用不但高效且廉价地提供了迁徙决策所需要的种种信息，而且还有助于大幅度降低移民成本和相关风险。论文将移民成本函数引入两部门均衡模型，作为移民成本的一个组成成分，信息成本与移民已经获得的信息量负相关，而当移民已经充分掌握了与迁徙相关的信息时，移居所需要的信息成本为0。论文求解移民决策的均衡条件，得到信息成本对城市化率的影响：信息成本越高，城市化率越低；移民获得的信息量越大，城市化率越高。在实证分析部分，我们使用互联网使用率作为信息的代理变量，并基于109个非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或地区1960—2013年间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了验证，基准和工具变量模型估算结果均表明：（1）当我们仅仅加入以往文献所使用的变量，如人均GDP、工业化水平、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2期，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贞、封进。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在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背景下，老年护理需求将在未来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国于2017年开始试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下文简称“长护险”）。目前制度设计包括两个特点：其一，长护险的筹资主要来源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其二，各试点地区对居家护理、机构护理补贴的程度存在差异。由此，本文想要回答两个问题：长护险是否会加剧基本医保基金的财务不平衡？不同补偿模式对医疗费用的影响有何差异？最后，本文也给出了关于制度设计的一些思考。理论上，长护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效应。一方面，长期护理既可减少医保基金的不合理利用，如缓解拖延出院、压床病人（Bed-blocker）等现象，同时也改善了被护理者的健康，进而减少医疗服务利用，缓解基金运行压力（Gaug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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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2期，作者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郭凯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余靖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龚六堂。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随着中国长期保持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这给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数量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达到峰值，之后转为下降；劳动力供给在2018年出现近60年来首次下降，并且据IMF估计，未来30年中国劳动力将降低1.7亿左右。在这一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政策选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直观上讲，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了老年人的劳动供给，缓解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趋势，应当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对于全面理解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至关重要。首先，中国家庭普遍具有隔代抚养文化，即年老人帮助家庭抚养孙辈。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小孩白天主要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料的家庭比例为27.85%，晚上为23.53%。考虑到这一统计数据只是调查了小孩的主要照料者，实际中即使父母是小孩的主要照料者，年老人也会参与照料小孩，因此家庭隔代抚养的比例会更高。这意味着年老人即使退休仍会从事家庭内劳动，从而降低了年轻人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出这部分劳动，影响到年轻人生育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即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角度影响了经济增长。其次，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仍然较低，但增长较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前中国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凭的比例不到1/3，但整体质量正快速提升，最近几年每年都有700万以上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评估中国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宜只关注数量变化，而且应关注质量变化。而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又同时受到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在影响家庭生育率的同时也影响了小孩的人力资本形成，即从劳动力供给质量角度影响了经济增长。基于以上两个角度，本文提出，延迟退休年龄挤出了年老人的隔代抚养时间，对人力资本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年轻人生育机会成本，导致年轻人降低生育率，转为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降低了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年轻人更慢积累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从而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在这两种渠道作用下，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快的最优退休年龄，即在退休年龄较低时，延迟退休年龄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即使人口增长放缓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在退休年龄较高时，延迟退休年龄将阻碍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人口和经济增长率。随着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延迟退休年龄更可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本文研究结论也为中国政府更全面评估延迟退休年龄的经济影响提供了参考。一方面，中国当前退休年龄相对较低，且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此时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不但直接提高了年老人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间接促进了劳动力质量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加深对社会保障资金平衡和经济稳定增长造成的负向影响，这一政策本身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的负面影响更应当得到重视，在这一政策推行的同时，其他相关政策也有必要相应调整。延迟退休年龄通过挤出年老人的隔代抚养时间，提高了年轻人的生育成本，降低了年轻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和生育率，这不但部分抵消了年老人劳动供给时间延长对劳动力数量的正向影响，而且本身也不利于年轻人积累工作经验和提高工作技能，对劳动力质量提高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政府应当结合放宽生育限制、延长男女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贴、发展家政服务业等相关激励政策，缓解这一政策对人口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影响。作者简介郭凯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等。电子邮箱：guokm3@mail.sysu.edu.cn.余靖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公共财政、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等。电子邮箱：yujingwen@bfsu.edu.cn.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经济政策、公共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学等。电子邮箱：ltgong@gsm.pku.edu.cn.封面配图：https://new.qq.com/rain/a/20210315A04CKM00《经济学》（季刊）编辑部电话：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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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1期，作者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吴贾、湖南大学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吴莞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标。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认知能力是人力资本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关于认知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是两个主要因素，但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尚不明确；第二，在人类成长不同年龄阶段的健康投入产生的效果可能是不同的。那么，基于政策制定视角，在儿童早期对儿童进行健康投入是否有助于儿童长期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文的研究结合了以上两个关键问题，探讨早期健康投入对儿童未来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儿童早期体重与小学和中学入学率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两期的理论模型，研究了早期（胚胎和婴儿时期）健康投入的增加如何影响10—16岁儿童在少年时期的健康水平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的数量及回报率。该理论模型预测早期健康投入有益于提升儿童未来认知能力水平，但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影响机制有所不同。模型假设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无法获得最优的早期健康资源，额外的早期健康投入可以改善低收入家庭儿童未来的健康水平，进而提高教育支出回报率；同时，高收入家庭可以在儿童早期实现最优健康投入水平，额外的早期健康投入可以放松高收入家庭的资源约束，通过跨期资源分配提高了儿童未来的教育投入数量。本文结合一项1995年6月1日制定的外生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检验了该政策的制定对儿童长期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该政策确保了所有孕产妇都能免费获得有关营养摄入、心理状况、产前卫生与产前准备等系列咨询，此外，该政策还保障了新生儿免费获得疫苗接种服务，以在乙肝、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获得免疫。因此，胚胎发育在1995年6月1日以后的儿童完全可以得到免费、强制的早期健康保健服务。我们实证策略是采用断点双重差分模型（RD-DiD），即比较政策实施年（1995）6月后受孕与6月前受孕儿童的认知能力的变化，相比其他年份中6月后受孕相比6月前受孕儿童变化的差异。本文关注的结果变量是儿童的长期认知表现，以他们在10—16岁时的字词和数学成绩来衡量。鉴于我们理论模型的预测，我们还比较了出生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未来认知表现，并试图找出政策对这两类儿童影响的潜在机制。本文进一步利用CFPS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1期，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江轩宇、无锡太湖学院会计学院朱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伊志宏。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鉴于创新活动对企业竞争优势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其影响因素一直以来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师、媒体、机构投资者等信息中介的关注对企业创新具有重大影响。自中国接入互联网20多年来，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网络用户也呈现几何式增长。据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高达7.51亿。广泛的普及率及影响力使得以股吧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平台成为金融市场不可忽视的信息交流及传播渠道。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现实背景下，对网络舆论关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与分析师、传统媒体、机构投资者等专业的信息中介或投资者不同，“散户”往往是网络舆论发布和传播的主体。网络舆论的低成本、多向沟通和快速传播等特性使得散户们可以联合起来对公司施加压力。一方面，这种联合施压使得网络舆论关注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缓解由代理问题导致的经理人创新意愿不足（即“公司治理机制假说”）。但另一方面，与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对经理人所产生的压力相似，网络舆论关注也可能加剧经理人由于职业忧虑诱发的牺牲企业创新投资的短视行为（即“市场压力假说”）。那么，网络舆论关注究竟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呢？现有研究并未给出经验证据。为此，本文以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东方财富网股吧的发帖数量衡量网络舆论关注、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创新，实证检验了网络舆论关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网络舆论关注度越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越低，支持了网络舆论关注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市场压力假说”；（2）经理人职业忧虑程度越高，网络舆论影响力越大，或负面舆论占比越高时，二者的负向关系越显著，进一步印证了“市场压力假说”；（3）当公司雇用金牌董秘，对投资者提问的回复越充分，或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时，二者的负向关系减弱，表明良好的信息环境能够有效缓解网络舆论关注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4）网络舆论关注对企业创新的负面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影响企业创新的众多因素中，金融市场信息中介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相关研究从分析师关注、媒体压力、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实地调研等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上述基于专业的信息中介或投资者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从散户广泛参与的网络社交平台出发，发现网络舆论关注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补充和拓展了现有企业创新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文献。第二，网络舆论究竟将产生何种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正在兴起。学者们已经从股价收益和波动性、融资决策、高管薪酬公平与效率等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文首次将网络舆论关注与企业创新这一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性战略投资决策相联系，无疑拓宽了网络舆论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网络舆论关注对于微观企业发展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第三，本文利用经理人面临的潜在职业忧虑程度的不同，发现网络舆论关注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随着经理人任期的缩短及公司换手率的提高而增强。这对网络舆论关注导致经理人创新激励（监督）不足，滋生“享乐主义”行为而减少创新活动的替代假说进行了排除，进一步印证了网络舆论抑制企业创新的市场压力假说。第四，本文也得到了一些具有启示意义的发现。如金牌董秘、投资者提问的回复比例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能够显著抑制网络舆论关注与企业创新的负向关系。这说明上市公司必须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主动地建立良好的企业信息环境，以缓解网络舆论关注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作者简介江轩宇：管理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朱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1期，作者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杭静、郭凯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牛梦琦。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我国当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不再单纯依靠投资和人口红利带来的规模扩张，而是转向提高增长的效率。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允许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力量的指引下自由有序地进行组合。不可否认，要达到这一标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当前还普遍存在资源错配的现象，要素市场化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当前的资源错配究竟有多严重？Hsieh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1期，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李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李涵、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研究中心唐丽淼。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已经认识到了分工的重要性，其著名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熟练度、技巧和创造力，使劳动者的相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起到提升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作用。Young（1928）和Stigler（1951）将分工理论由企业内部分工延伸到企业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

现有研究将企业收入生产率的分散分布视为资源错配的测度，但在计算收入生产率时没有考虑产能利用率的变化。本文在Hsieh

本文载于《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20卷第1期，作者为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徐淑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建浩和李捷瑜。获取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公平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压舱石。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人类具有公平偏好和强对等性偏好，而个人的动机和经济行为常常与公平偏好有紧密联系，人们在公平偏好下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对破坏公平规范者实施惩罚（Came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