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本文原载2016年11月7日《财经》杂志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可是，随着历史渐行渐远，100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傅德(Fred

欢迎点击上方蓝色“凝听”关注我们再点击右上角“...”，将凝听设为星标★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但这些发布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一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二“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三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四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让谁帮助我。”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于是她和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网站——选择与尊严。“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陈老帅病重到最后，已基本没有知觉。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陈小鲁问：“能不能不抢救了？”医生说：“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当时，陈小鲁沉默了，他不敢作这个决定。“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五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何谓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何谓缓和治疗？“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1、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2、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3、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1、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2、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3、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4、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5、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以去旅游吗？”医生亨利回答：“当然可以啊！”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六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二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七穆尤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这篇文章让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给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电话：“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离开吧！”太太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第二天，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间。这件事，也让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就算这是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这个算作遗嘱。”于是，约翰逊写下了三条“生前预嘱”：1、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2、遇到天灾人祸，而医生回天乏术时，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3、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随后，约翰逊拨通电话，向穆尤睿征求意见。穆尤睿回答：“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八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说普通，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各大医院发生——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每看到一点变化，就会立即跑来找我。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每当这时，他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可每天反复地清理，却还能抽吸出很多。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而他们，仍表示要坚持到底。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十天后，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我问自己：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生命的意义何在？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九2005年，80出头的学者齐邦媛，离开老屋住进了“养生村”，在那里完成了记述家族历史的《巨流河》。《巨流河》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多个奖项。但时光无法阻止老去的齐邦媛，她感觉“疲惫已淹至胸口”。一天，作家简媜去看望齐邦媛。两个人的对话，渐渐谈到死亡。“我希望我死去时，是个读书人的样子。”最后一刻仍然书卷在手，最后一刻仍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最后一刻眉宇间仍然保持一片清朗洁净，以“读书人的样子”死去，这是齐邦媛对自己的期许。你呢？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贺城始建于公元208年，古钱币状精工细琢的"商"字形门廊下成片的徽式大宅，昭示着这个新安江畔徽商商路枢纽的繁华富庶，许多文人硕儒都曾到过这里，名篇佳作群集，人文古迹遍地。

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以自己的知识谋生的人，甚至也不只是以这些知识去为社会服务的人，而是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目标的自由追求者，是人类自我意识和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者；而当他在创建和探求这些无限价值的同时，必然也是对有限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一个如此巨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总该有些不仅仅满足于衣食富足和各种物欲享乐的人，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也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基数，这些人何去何从，才更能真实地实现自己的自我，是当前他们不得不首先考虑的问题。一个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影响社会政治的人首先应考虑自己的本分和立足点的问题，不要蜕变为争夺权力的政客，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从而失落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面临着身份的困惑。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这是一个极其中性的定义，它把知识分子拉平到了与一般老百姓同等的地位，即他们都是“劳动者”，只有文化水平高低的不同。知识分子用“知识”来劳动，普通老百姓用体力来劳动，如此而已。按照老百姓的朴素看法，劳动也就是谋生、“糊口”，那也就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用文化知识来谋生糊口的人。但这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与现实状况也对不上号。假使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真的是只有分工的不同，那为什么如此多的工农大众砸锅卖屋，拼命也要让自己的子女踏进大学的门槛？为什么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要经历如此激烈的竞争，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为什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仍然为不能享受到好的学校教育而感到惋惜？每个大学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认定了自己是不同于一般大众的“天之骄子”，这除了意味着将来自己的劳动会获得更高档的物质生活条件回报之外，肯定还意味着某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认为自己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自十九世纪的俄国民粹派，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西方启蒙思想，反观俄国落后的现实，便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和精英意识。他们主张深入民众，向民众学习，和民众一起忍受苦难并率领他们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知识分子”这个词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而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意味着以国家民族的“知识精英”自命，带有政治实践的目的。进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延续下来，但性质已经逐渐有所变化。随着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并非所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头衔已开始限于有文化知识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立场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而是从自己的学术专业标准出发对现实提出的一种超功利的个人意见。显然，形成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批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这不仅是由于他们人数较少，而且是由于他们不肯跟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只愿意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不惜与公众唱反调。但正因为他们的意见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和超前性，因而往往对一个时代的公众生活产生极为巨大的启蒙作用，使社会趋向于更公正、更合理、更道德、更和谐。所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淡化了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知识论的和启蒙的色彩。这种知识分子在古代的典型代表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以个人身份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讨论教育问题，美德问题，善和美的问题，知识和定义问题，宗教和信仰问题，却触犯了保守势力，最后以身殉道。古希腊哲学家大都具有这种为学问献身的精神，如赫拉克利特放弃王位而从事哲学研究，最后饿死在牛栏里；德谟克里特为了不让感性蒙蔽自己理性的光辉而刺瞎了自己的双眼；阿基米德在敌人的刀口下护住自己画在地上的几何图形；亚里士多德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太傅”，并不跟随皇帝去东征，充当军师，反而要亚历山大在征途中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搜集动植物标本……在这些人看来，精神领域是一个无限高出于世俗生活的独立王国，哲人的使命就是在这个领域中作出自己的开拓。

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捞取利益，没有理想、不利国家而寄生于社会，皆是文化习俗行为的太监化。太监化的人格没有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野生动物。虽然我国百年前已结束沿用时间和规模领先世界的太监体系，但作为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倾向尚未绝迹。由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并未被广泛认识到，反而不时被“发扬光大”，因此太监化问题应该提出来反思。太监化现象太需要批判，因为：在有些时候、有些范围，太监化过度显现可以毒害社会的健康，阻碍国家的发展；太监化的人和行为越多，国家发展就越希望渺茫。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捞取利益，没有理想、不利国家而寄生于社会，皆是文化习俗行为的太监化。太监化的人格没有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野生动物。历史上的太监无需负责，只要讨好强权，多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务于权势，似情有可原；现实的太监化也不为公事、公众利益担责任，而自愿选择献媚于强权而牟私利，却难以谅解。古时太监服务的对象单一，现代太监则顶礼膜拜所有可以一时提供利益者。目前不少人被公认“成功”且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其实就是太监化潜移默化的结果。不仅有人自豪“夹着尾巴”成功，而且有不少父母、老师还教育后代应该“夹着尾巴”，不知不觉成为培养太监化的后来人。“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不要有想法，宁可人云亦云；行为不要突出，宁可少做不做；做事不要做得太好，宁可不尽心尽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摆出“乞摇状”，以彰显无能而不会威胁他人，通过讨好人获得资源掌握者的接纳和支持。有些人一时夹尾巴后，待有适当的职位时确实做事情，可以算是被动的太监化；但不少人夹着尾巴久而久之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不知自尊何物、羞耻何事。太监化对社会有多方面的危害。社会重大问题，本需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多种方案，在争论和批评后提炼出试用部分，经过探索而推广。太监化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帮上级的忙，只是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更不为国家长远着想，只顾监管、压制下级，只顾将责任都往上推，出了事情大家听之任之，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在文学艺术方面，太监化的现象表现为：一些本来有才华的人变成了不仅自己不出产创造性的作品，还不准许其他人大胆探索；一些本无才华的人成为“艺术家的太上皇”。太监化的作风禁锢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导致艺术质量低下，产出让全国多数人不满的幼稚化娱乐。太监化的问题在科技界算比较轻微，因为国家鼓励科技创新而未设限。但太监化仍以习气的方式，渗透进入科技界。一些研究者信仰“夹尾巴做人”，做研究也以看人眼色、拉关系为标准。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如何在科学上有建树？“夹着尾巴”如何做创造性工作？科学创新是每一代新人别出心裁、敢想敢干的结果，不是听从其他人指挥、顺从大家想法的产物。科学研究，要求在关键之处不能四平八稳，而需要力排众议，敢于坚持自己的探索，有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对多数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在创造力高的时期，通常都不是表现出四平八稳，而是与众不同，不容易调和。如果大家都很快能认识和接受的新颖观点和做法，一般也就不是很有创造性。在大量与众不同的想法中，多数可能并非很好，但要允许这些想法大量产生和探讨，才能发掘其中的少量真知灼见，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在不同做事方法中，也只有少数最终能够引领社会发展，但如果不能提出新做法（包括错误的做法），也就不可能探索出新的道路。在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恐怕难以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竞相努力做好事情，而且大家不负责任，也就难以使国家变成世界领先的国家。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是强国之必需。作者简介：饶毅，江西南城人，著名分子神经生物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生物学讲席教授，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创始主任，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欢迎在文末留言区留言讨论【往期精读】韩星

上海街头出奇的宁静我住的小区是上海徐汇的一个封控小区，目前还没有解封，但只要向居委申请通行证，还是可以出门看病的。在电话联系以后，我到居委填写了一张表格，写明最近两次做核酸的时间与出门事由，居委大白盖了一个章，我就可以凭这个申请单出门了。

小引这篇文章，拟谈一点自今溯古或自古至今关于气节问题几件往事，套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名言格调，也写几句开场白：这是一个最讲气节的时代，又是一个最讲不清气节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讲民族气节、革命气节和做人气节的时代，又是一个最讲不清这些气节的时代。这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代，又是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可分离地相互联系和对立统一的时代。

我应该算是本乡本土的上海人了。我们范姓家族是清朝末年从浦东召稼楼迁至上海虹镇老街范家宅的。这大致接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际，一直到1949年，也是海派文化形成的时期。我的曾祖父育有三男四女。我祖父排行老二，取名范根桃。那是一个大家庭，购置了不少土地，并在街面上拥有一长排二层三层的楼房，或自住或出租；曾祖母管理着庞大的家庭开销，一大把钥匙每时每刻挂在腰间不离身。开饭需要白天扯旗傍晚点灯，因为雇佣了许多长工的缘故。大家庭生活难免鸡争狗斗，日子过得还算丰衣足食。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从吴淞、宝山登陆，一路向西打来。那时还是上海外围的虹镇老街，首当其冲，遭到了炮火的重创，民房悉数毁灭，居民大多离散。日军将虹镇老街包括范家宅全都划入日海军势力范围：周边拉起了铁丝网，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挖掘壕沟。现和平公园假山里还埋有日军遗留的大量水银。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四处飘散了。但我们这个范姓大家庭还是在上海的各个角落里生存了下来。五十年代，我们合家跟随父亲去过西安、福州，虽然地域差距明显，但由于是生活在一群群外迁的上海人中间，所以才有条件将上海人的习惯顽强地保持下来。记得1957年在西安，当时大鸣大放搞得如火如荼，也无法阻挡周末在食堂举办的舞会。组织者是上海人，参加者大部分也是上海人。男士西装或毛料中山装，女士争奇斗艳的各色旗袍长裙，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烫起卷发、画上眉毛、涂上唇膏，脚登高跟鞋，让大西北黄土炕上的女人们惊讶又嫉妒，有的竟愤愤然道：“这些妖娘们都是资产阶级，统统打成右派分子才解气哩！”那年，高剑琳、姚月红领衔的越剧团也从上海派到了西安，那一出出熟识的《碧玉簪》、《沉香扇》等，都给远离上海的上海人以惊喜和温馨。一九五〇年，家父由香港返沪，与文通兄合影，摄于外滩某照相馆1958年到了福州。新街口百货大楼顶层有露天茶座，大热天的夜晚几乎全给上海人包了。上海人到这里是满足一下久违的纳凉霄夜。可惜的是，赤豆汤不像上海那样沁人心脾的冰冻，而是滚烫滚烫的大煞了上海人的风景。同样，以越剧皇帝称号的尹桂芳的越剧团也长驻福州，解了上海人的心愿。上海的沪剧、滑稽戏也常来演出，丁是娥主演的《雷雨》竟然一票难求。业余时间，上海人也会排演越剧《楼台会》、《十八相送》。那时众多的香港片引得上海人疯狂。曾是上海人或曾在上海出名的电影明星夏梦、石慧、龚秋霞、陈思思等更是经常挂在上海人的嘴边上，在难懂的闽北方言包围之中的街巷里，还能时不时地听到“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歌声呢……上海人对吃十分讲究。喜欢的炸猪排也原汁原味地带到了外地。那是特地从上海寄来了黄牌辣酱油，没有现成的面包粉，就将苏打饼干碾碎再拍打在一片片猪排上，炸出来的效果金黄脆香，沾上酸滋滋辣蓬蓬的辣酱油，那味道正像上海人说的“打耳光都不肯放的”！自己还裹正宗的上海菜肉大馄饨；用鸡蛋黄加熟油自制色拉酱，那黄澄澄的土豆色拉，俨然像上海“红房子”西餐馆里端出来的一般。记得楼下当地福州人看得眼馋，也想做色拉，敲门问母亲：“拉萨是怎样做的？”“你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们上海人经常用土豆、苹果切成丁，上面拌了鸡蛋和油的那个菜。”母亲恍然大悟：“哦，是色拉，哪里是拉萨啊？”他们将“色拉”说成了“拉萨”，一时传为笑谈。上海人在外地，穿戴打扮照样要顾及到上海人的体面。每家每户备有一只“烙铁”（在炉子上烧烫后熨衣服）可是不能少的。我长春的阿姨告诉我：她也是五十年代初去的长春第一汽车厂。那时居住的厨房是几家共用的，煤气也是一个厨房间里统算的。她的东北邻居每每看到上海人将“烙铁”放在煤气上烧，不知道是为了熨烫衣物，以为是烧块铁在白白浪费煤气，心里就窝火。你烧铁，我就拣块砖头放在煤气上烧，看谁烧得厉害！对于生活，上海人总想翻出些新式样来。他们尊崇“有条件，要品位生活；没条件，创造条件，还是要生活品位”的宗旨。这就是有见识的上海人作派。不管风吹浪打，哪顾得说三道四，上海人就是要过上海人的生活。可惜，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你夺不走，也学不来。于是，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屡屡在外地人眼里显得“另类”。阔别上海卅载后重新回到了上海。那时上班在长寿路上的智慧广场，所以就借宿在石泉路的成功大厦里。上海历来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的梦。不曾想周围的一切让我大跌了眼镜。那是大热天。清早五点钟，楼下就有叫倒马桶、刷洗马桶的声响；半夜里，三五成群的人在露天乘凉，或坐板凳或躺草席，摇着扇子大声地说话。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条石泉路。路边的民居开门就是人行道，每家的马桶痰盂都敞着大口斜靠在门边；吐痰擤鼻涕随处可见；蓬头垢面的女人抱只小狗倚着门楣对行人傻望着；脖子上挂着铁链般饰物的大男人却一身花睡衣在街上大摇大摆；更有甚者，一条躺椅横贯人行道，上面躺着赤膊的老爷子呼呼大睡，俨然不顾来往行人的不便。上下班拥挤的公交车上，时常遇到为了一点鸡毛蒜皮而大动肝火的人。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我儿时对上海的美好印象。有一次我外出回来见一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熨烫衬衫。我朝她身后望进去，饭桌前面一张床，饭桌后面一张床，只留出一个人走路的空间。后门口一部木梯接近90度的角度，直挺挺地伸向二楼。我上前搭讪：“老阿奶，介热的天还烫衣裳啊？”老阿奶回答我：“大儿子在大公司工作，衣裳穿出去总是要挺括体面些的哦。”家里再寒碜，出外还是要体现上海人的光鲜来。我好奇地问：“这楼上楼下住几口人啊？”“九口。”“怎么有这么多人啊？”老阿奶板着指头算给我听：“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插队落户带回来了老婆孩子三口；大女儿的孩子新疆来上海读书也住在这里；再加上我和老头子，不就是九口了？”我望着这鸽子笼似的房子，不相信能够住下这么些人：“这房子总共有多少面积啊？”“不算阁楼24点2平米，算阁楼27点34平米。”诧异于老阿奶能够精明地算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字的同时，我也十分纠结：算阁楼勉强达到每人3平米，不算阁楼每人还不到3平米呢。这段对话让我有了一种自责，直面了另一群上海人的生活，要比我刚从外地来的上海人还困难许多。这就是上海区分出来的上只角与下只角里的生活困境。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不易。是啊，在过去了的几十年的困难时期，上海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承担了工业化的重任，城市改造无从谈起。由此造成苏州河的臭黄浦江的黑，对上海人的身体与心灵的损伤，无疑是老上海人的一种默默奉献。直至新世纪初，上海尚有60万只马桶，这不是上海人的羞辱，这是上海人的窘迫，从风格上讲，也是上海人的胸怀。因为，这座城市把大量的资金送给了别的城市。日后，不论清晨的倒马桶、半夜的乘风凉，还是街上的花睡衣、赤膊老爷子，甚至公交车上的叫骂，我都能够一一承受。但内心仍然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心目中的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心目中的上海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心目中的上海男人更不应该是这样的。父亲时光退回到六十年前。我的父亲可算是货真价实的上海男人，在他身上有着浓郁的“老克勒”味道。黑发锃亮，头势清爽，钻石牌发腊更是长年使用，偶而洒点香水，飘散着淡淡的清新。西装分春夏秋冬四季，颜色款式均有讲究，就连口袋巾的花色也讲究与领带的同中有异，那是为了让西装在协调搭配中又不失掉个性；那一双皮鞋也是分季节的，夏天是决不允许穿黑色或深色皮鞋的，一律浅色或白色皮鞋。配上凡立丁裤子、短袖香烟纱衫，在南京路“当当当”的有轨电车上，一手抓吊环，一手拿着折扇抵住香烟纱衫下摆的口袋，一是显示自身形象的潇洒，二是还可以防小偷，可谓一举两得。上海“老克勒”并不是单单拿着奢华当品味。而是要让好衣服好皮鞋来规整你的行为，当你使用上了顶级物品，你就会珍惜它，坐姿走势都会讲究起来。有腔调的上海男人，他的品味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怎样使用物品的生活风格；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的“绅士”，只有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属于是哪个档次里的人。今天，有太多的人会将品味赞同于奢华，让苍白的一掷千金般消费来遮掩教养的匮乏。出门体面是上海男人的习惯，勤奋和责任更是上海男人的优点。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尚是祖母肚子里四个月的遗腹子，故从小没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上海人的英文多数是在社会上学的。父亲的几位识字不多的爷叔姑妈，与外国人打招呼满口都是洋泾浜英文。但父亲学英文却坚持走正轨的路。他在工作之余，坚持读夜校、参加培训班，练就了一口娴熟的英语。在上海自来水公司期间，工作中与英国管理人员相互之间用英语交流与沟通，从没出过差错。后来到香港去管理工厂，从上海带去满满一箱子书籍，都是厚厚的英文技术资料。吃饭、坐车都捧着看。在技术与管理上，他最怕被外国人说三道四的看不起。经他负责的项目，不但在技术与管理上运作良好，而且都有创新和改进。受到同仁的尊重。五六十年代。父亲担任厂长，每天提早上班一个小时，6点半钟就到了厂区。将工厂里里外外巡视一遍：没关的路灯一盏盏的关掉；滴水的笼头都给关紧；发现门房间值夜的偷懒睡觉，都会一一叫醒予以批评。真正是爱厂如家。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家庭也是关爱有加。我的曾祖母去世时，父亲刚刚自立。但他自认是长孙，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将自己祖母的后事料理得象模象样，一口棺材就是楠木做的。1949年春节刚过，报纸上每天在刊登解放军要过长江、攻打上海的消息。父亲在香港心急如焚，一家老小八口人的性命安危，全部落在父亲的肩头。他不听众人的劝说，也不顾上司的挽留，义无反顾地回到孤岛上海。他进门的第一句话：这下子好了，生生死死一家子就都在一起了。父亲在孩子面前是个好家长，在孩子面前不打扑克不叉麻将，且从不打骂孩子。小姐姐那时读中学，体育课前滚翻后滚翻老不及格。父亲晚上回家就用好几床被褥铺在地板上，教小姐姐在被褥上练习，整整练了三宿才过关。父亲的外公在1906年参与建造身后的外白渡桥廿年后，他的外甥（即我的父亲）也参与建造他身后的那幢上海大厦我们经常说父亲不该从香港回来，回来以后遭遇到了一波接一波的运动，让人难熬。回到上海的父亲，为了想把家庭抚养得好一点，就与其他朋友一起合资办起了工厂。父亲懂技术会经营，自然生意红火。然而，三反五反开始了，莫名其妙的压力让父亲无法全身心地经营工厂，故将办了只有两年的工厂拱手交给了政府，自己响应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此后，父亲老老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却不能换来生活的太平。“四清”运动屡屡将父亲搞得血压升高数度晕厥。文革一开始，就给父亲套上一顶“资本家”的帽子；父亲曾老实地向组织交心，说去香港途中遇台风，在基隆港呆了一周。结果，历次运动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后来上纲上线说他有敌特嫌疑。厂长、校长以及总工程师职务全部不让他干，撵到厂区看大门。父亲说：“亏得自己人缘好，几次上台遭批斗个别人要动粗，都是被大多数工人制止的；否则几顿恶打就可能丧命。”继而他严肃起来：“我这个人是要尊严的。如果遭受侮辱，也不用他们结束我的生命，我自己就会解决了自己的。”这话听了虽然痛心，但我们都了解父亲为人的尊严。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有一次过四川路桥。父亲不知道那天为何下午一点半要戒严。他走到桥头出示证件，不料日本兵一看证件根本不是戒严时能够通行的，于是用铜板厚的封面朝父亲脸上一阵猛抽，又罚他站在太阳下晒了近一个钟头。这种怨气实难忍受，这种屈辱永生不忘。后来父亲寻到了一个机会，酣畅淋漓地渲泄了这股怨气。那是日本人请各界人士新春联欢。父亲借着酒意，掀翻了桌椅，撕碎了餐巾，又用上海话痛骂了日本人，在场的翻译根本不敢说实话。日本人大为不满，又不知道为了何事？几位好同事见日本人要发作，赶忙将父亲推上汽车送回了家。胆小的父亲自豪地说：“这是我人生中胆子最大的一次。”可见，上海男人为了尊严也有壮烈反抗的一面。谁又只会埋怨上海男人是“小男人”而不是“大丈夫”呢？严尔纯先生上海的文化人脉基本分了三个层面：老克勒文化、弄堂文化、棚户区文化。每个层面都有它对应的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但高文明必须是一个城市的标杆，要创造条件让低文明向高文明看齐。如此，才能提升上海这座城市的整体档次与品味。虽然极左政策让上海人每每夹着尾巴做人，但海派文化的精髓却没有泯灭。十几年前，我认识了严尔纯和程乃珊夫妇。他们俩都出身于好人家，一个是资本家家庭，一个是金融家家庭；又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一个当过物理老师，一个当过英语老师、作家；都说着一口糯软正宗的上海闲话。所以，当徐俊将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改编成同名沪语话剧时，因演员说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不地道，特地请了严兄对演员进行上海话辅导，演员们一口纯正的上海话终为此剧增色添彩了。严兄是家族中的宠儿。因为是三房合一子的缘故，深得祖父的喜爱。在他孩童时期，祖父就早早地将财产转到了他的名下，致使他廿来岁就遭到文革的批斗，在批斗中是全上海最为年轻的资本家。严兄也是我心目中的老克勒。穿着得体、彬彬有礼，吃大菜品咖啡都十分在行。他待人温和、办事也仔细。比如我们外出活动，拍照时一般都是随心所欲，快门开启“啪拉啪拉”一张又一张。事后却少有印成照片交给他人的。而严兄则不然，只要是经过他的手拍的照片，不管一个人还是集体照，他都会分门别类地印好照片写好信封，碰到或转送，总会交到你的手中。我就接受过五、六回。他认为，只要替人家拍了，就要当一桩事体了结好。而这样的一位绅士型上海男人，在家里却是一位居家型保姆，买、汰、烧样样在行。而且对于脏活累活，照样一丝不苟。一般家庭的抽水马桶底部，是任何清洁工具抵达不到的地方，所以往往会有一层黄灰色的积垢。严兄则可以用自己的手伸进马桶底部，将别人嫌脏不愿清除的积垢一扫而空。严兄可谓是程乃珊生活事业的守护神。尤其是近些年，程乃珊眼疾加重，她出席书展签名也好、外出讲学也罢，看见程乃珊一定是会见到严兄，他们真正是形影不离。我同他们数次去杭州、去苏州、去千岛湖，程乃珊大大咧咧、笑声不断，是众人的开心果；而严兄则中规中矩地站在她的周围。白桦老师每每会问：程乃珊一起去吗？因为他知道，每次活动缺了程乃珊就不热闹了。程乃珊在众人面前欢声笑语，却不知我们的严兄在后面默默无闻地作着奉献。程乃珊时不时地回首：“老严，包里的一副老光眼镜拿给我。”严兄回答：“好格，等一歇。”“老严，拿包纸巾拨拉我。”严兄回答：“好格，等一歇。”难怪程乃珊在外人面前会说：“阿拉老严最会照顾我了。下辈子寻找对象，还是要老严做老公。”其实这倒是她说的实话。在自己家里，程乃珊称呼严兄为“爸爸”。这一声“爸爸”，汇聚了多多少少的亲昵和感恩啊！每天下午3点钟，程乃珊、严兄、程母（那时还在世）三人不约而同地放下手头的事情，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聚在小客厅的方桌前喝着下午茶，无非就是喝喝咖啡吃几块点心，或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或严兄、程母向程乃珊说说老上海旧闻趣事，提供些创作素材。如此的下午茶，温馨而美好。只要大家在，下午茶是雷打不动的。可惜的是，如此优雅开朗的程乃珊却会走得如此的匆忙。我记得在程乃珊的遗体告别会上，我们的严兄是一身黑色的西装，锃亮的皮鞋；见到每位来宾都上前或握手或拥抱地打招呼，淡淡的忧伤里始终露着一丝微笑。这是对别人的尊重，这也是一种文明一种教养，在大庭广众面前不能失态。女儿洁洁在致词中说道：母亲已经走了。在母亲生病的十六个月里，是父亲日日陪伴侍候着母亲。让我们给父亲点掌声好吗？爸爸，您辛苦了！严兄转过身，面向大家深深地鞠了躬，这才看到他没能抑制住的泪水滚落在眼角边。徐俊导演如果说我父亲是前一辈的上海男人，那么严兄就是同一辈的上海兄长，而徐俊则是小一辈的上海兄弟。不论接物待人还是举止谈吐，徐俊都显得规范和斯文。我对徐俊的印象是从一次聚餐开始的，我正低头剥蟹吸肉，叮叮噹噹吃得正酣。突然发觉身边的徐俊怎么寂然无声？回首一看：他也在吃着，但显然吃得小心和仔细，没有声响，没有动静。于是，让我知道了他训练有素的举止和良好的素养。说起徐俊，他可是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的高足。卅年前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上海沪剧院的当家小生。后来去了香港。由于种种的不如意，只身回到了上海。那时30出头的他离开了体制的呵护，办事谋生自然有些窘迫。今后的日子不仅仅满足于能不能在上海立足，更重要的是做人要做得踏踏实实、像像样样，要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上海男人的追求。徐俊决定继续深造。好在他这三年香港美国的两地奔波，英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若像他这样获得过这个奖那个奖的名人，高考可以得到些许加分；只是他属于香港身份，已得不到任何的优惠。经过努力，他还是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四年的本科加上三年的研究生，一共七年时间，导师的教诲，同窗间的切磋，加之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与众多的专业实践，让徐俊获得了扎实的专业功底。毕业后，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导演了越剧《第一次亲密接触》、《玉卿嫂》（包括舞台版和电影版）等一批有影响的剧目，荣获了梅花大奖。尤其是根据白先勇同名小说改变的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更是提升了徐俊的专业素养与知名度。徐俊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白桦八十岁生日邀请徐俊做主持。一般人认为，主持不就是耍耍嘴皮子、说几句开心话吗？何必当真。徐俊却觉得对白老师的作品了解不多，想另外请人主持。但白桦觉得徐俊为人正派，有教养，坚持不让换人。徐俊便埋头阅读了大量的白桦作品，才觉得自己有了点底气。他的主持风格稳重、儒雅，语言简练、准确，获得了一致好评。有了名气的徐俊，仍然低调、谦和，而且正直有爱心。一次我托他寻找两位名人来做讲座。他放下自己的事情陪同一起来。台下的听众认出了他是曾经的沪剧王子，便不肯让他下台，非要唱一曲不可。其实徐俊也有十几年没有开口演唱了，在大家的盛情相邀下唱了一段“春二三月草青青”，获得了满堂彩。临离开，我私下塞点报酬意思一下，不料他说什么都不要。在当下能为你做点啥都得要讨价还价的氛围里，徐俊的的人格让我十分敬佩。一次他组织广场演出，突遇雷暴。徐俊不顾自己淋湿，冲出去将一帮儿童演员一个一个接进大堂，再小心翼翼地将他们护送上巴士；然后又将女演员安置好，一再地询问有谁淋到了雨。徐俊喜欢孩子，他办起了一家具有培养戏剧特色的幼儿园。幼儿园正好与自己的小女儿同步成长。为此，他花费了许多的心血。徐俊真是个上海好男人。整整卅年我不曾在上海生活。记得第一次回家探亲，祖母就说我：声音有点野脱了（讲话上海腔调少了）。以后几年，家人见我总有变化：不是喝酒像东北人般豪爽了、就是情感显得粗砺了。但我知道，在骨子里上海的味道还是没有变。要说上海味道的基因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海派文化的“世界文化中国化，中华文化世界化”的精髓了。在上海人眼里，海派文化包括了十里洋场文化、洋房文化、里弄文化、市井文化、滚地龙文化甚至流氓文化……，而这些文化又孕育出了不同群体的上海人。从林林总总的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先进元素，则引领着上海的发展方向与提升上海人的整体素质。少了任何一部分，海派文化都不是完整的，也无法组合成完整的上海人群像。回到上海，要重新做起上海人来了。当年50岁的我，怎样学做一个合格的上海男人？仍然需要有榜样的标杆。远的有我已经过世的父亲；近的有严尔纯兄长、还有徐俊兄弟。上海男人骨子里的那种海派文化，是一种有见地、有分寸的都市文化。它是培养一种全方位的感悟能力，撒播在上海人的艺术、生活、事业的磨炼之中；做合格的上海男人，就是要修行、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感悟能力。全球一体化，要求经济一体化，文化也在一体化。让世界文化在与中华文化相接触的时候，在上海能够实现本土化，融合的结果，就是海派文化及其塑造出来的上海人。这就是海派文化的终极价值。愿上海的上只角能够不断提升原有海派文化的品味；愿上海的下只角也都能成为上只角或超越上只角；愿所有的上海人都能体体面面地生活在海派文化的良好氛围中；愿上海精髓、上海人形象与世界同步。本文由范文发先生赐稿，选自《重做上海人》，范文发／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9月。

手头有一册《（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乃当年校方印刷的宣传品，供学生选课参考用。翻阅半个世纪前老北大的规章制度，既感汗颜，又多启悟。看了以下引录的课程表，发布“今不如昔”之类的感慨，不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我更希望的是，略为引申发挥，谈谈大学改革之艰难。最先引我关注的是，1930年代的北大，并未因炮火临近而苟且教学，其课程设置的完备与教师阵容的强大出乎想象。以我比较熟悉的文学院为例。其时的文学院，包括哲学、教育、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史学等五个系、除了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基本英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主要课程由各系自行安排。当年北大施行的是学分制，学生选课有充分的自由。不过，各系均要求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五系之中，气魄最大的还属哲学系。请看“本系简规章”：本系为探究哲理，融汇东西思想之设置，内容广博，门类滋多，凡百学说，如文、史、政、法、数、理、生、化等，苟有涉猎，均与本系有裨；故在修学上，本不必专选任何科为辅科。但为学者个人需要计，可任选本校所有各科之一为辅课。蔡元培任命状由于担心学生选本系课程过多，选他系课程太少而导致“常识不足”“难受触类旁通。彻底解悟之效”，哲学系甚至规定学生除本系课程及共同必修课外，“宜选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之一门”——这比其它系仍在本院课程中打转，又前进一步。“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附设的印刷局负责”，“银钱出入由学校会计课负完全责任，社的干事概不经手银钱”。至于任课教师的阵容，我想只需把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全部抄录下来，不用多加解释，便可一目了然。中国文学史概要：（文学院长、国文系教授兼主任）胡适中国文字学概要：（国文系名誉教授）沈兼士中国音韵学概要：（国文系教授）马裕藻休假，（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代授作文附散文选读：（国文系讲师）冯文炳语音学：（国文系教授）罗常培语音学实验：（国文系教授）罗常培语言学：李方桂中国古代文学史：（国文系教授）傅斯年中国中古文学史：（国文系教授）罗庸诗经：（国文系讲师）闻一多先秦散文：（国文系教授）郑奠汉魏六朝诗：（国文系教授）黄节李白与杜甫：（国文系教授）罗庸宋词：（国文系教授）罗庸近代诗：（国文系教授）黄节词史：（国文系讲师）顾随戏曲史：（国文系讲师）顾随中国小说史问题：（国文系讲师）马廉传记文学研究：（国文系教授）郑奠中国文学批评：（国文系教授）郑奠古文字学导论：（国文系讲师）唐兰甲骨文字研究：（国文系讲师）唐兰钟鼎文字研究：（国文系讲师）唐兰中国文字及训诂：（国文系名誉教授）沈兼士中国音韵学－古音考据沿革：（国文系名誉教授）钱玄同中国音韵学－韵书系统：（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中国音韵学－等韵图史：（国文系讲师）赵荫棠中国音韵学－音标运动：（国文系讲师）赵荫棠中国音韵学－高本汉之《中国音韵学》：（国文系教授）罗常培中国音乐学－方言研究：（国文系副教授）魏建功校勘学及实习：（国文系讲师）刘文典古书读法距离：（国文系教授）郑奠诗词试作：（国文系教授）罗庸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国文系讲师）冯文炳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同学选修之课程：中国思想史：（哲学系讲师）容肇祖西洋哲学史：（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张颐普通心理学：（教育系教授）樊际昌英国文学史：（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梁实秋日本文学史：（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周作人中国上古史：（史学系教授）钱穆魏晋南北朝：（史学系副教授）蒙文通宋史：（史学系副教授）蒙文通辽金元史：（史学系教授）姚士鳌明清史：（史学系教授）孟森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陈受颐西洋十七八世纪史：（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陈受颐西洋十九世纪史：（史学系讲师）刘崇鋐金石学：（史学系名誉教授）马衡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史学系讲师）向达近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上之新发现：（史学系讲师）向达希腊文明史：（图书馆长兼史学系教授）毛准不管是本系还是外系，上述所有开课的教员，几乎都是当年某一专业领域的顶尖学者。不能说今日学界无贤人，也并非上述诸君的学问无法超越；而是当今中国，无论哪一所著名学府，无论你如何绞尽脑汁，都排不出这么一张课程表。要求所有课程的主讲者，没有一个滥竽充数，这比开列若干“如雷贯耳”的名人要困难得多。与今日的教书先生截然相反，1930年代的大学教授课程多，收入高，生活优越，但很辛苦。据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当时在各大学教书的人，收入多，钱值钱，因而生活十分优裕”。因为，由学校发聘书的专任教授，月薪一般在三百元以上，像谢国桢这样在家里“天天开饭摆圆桌”，或者像鲍文蔚那样租一个独立小院子，雇两个女佣和一个厨子，外加一部崭新的包车，实在不算稀奇。谭其骧为书写的代序，以过来人的身份，介绍其时的读书人如何应付吃馆子、听戏两大享受：“通常鱼翅席十二元一桌”，“杨小楼演出票价一块二”。这就难怪邓先生要大胆立论：“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员是当时的天之骄子。”教授薪水高，自然便于吸引人才。当年的北平，人文荟萃，学人间切磋学术，相接甚欢。只可惜抗战军兴，如此景象一去不返。在炮火连天的映照下，教授的面孔日渐苍白。既是斗转星移，也就不好乱打保票。即便对北大充满信心的人，大概也不敢轻易断言：到了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我也能开出一张让今人和后人均“无可挑剔”的课程表。

陈：对，要孕育出一些有某种文化托命感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你的文史哲专业就并没有真正办好，只是培养了一些实用性的人才。我们大多数的文史哲专业都在做这种事。

这几天在中国由于奥密克戎大规模侵入，所以全国各地疫情都反弹了，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全民抗疫的状态。我现在所在城市上海的几所高校，复旦、交大、华东师范大学，同济等，现在基本处于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状态。好多同学现在又只能在校园里，有些还只能隔离在宿舍里边。这样的情况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见到过，现在又碰到了，所以现在很多在大学的年轻学生非常沮丧，感叹说：“青春才几年，疫情占三年”。我们做老师的虽然暂时没有隔离到校园里边，但是对于我们的学生真是感到很痛心。现在刚刚开学不久，我们又只能上网课，好多学生都很担心怎么办。有些同学今年考雅思被取消了整整五次。有些学校由于疫情爆发，学生被大规模隔离转移，好多同学情绪都崩溃了，还有一些省的省考都延期了。现在你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难的大学生，有大一的难。进了大学以后，他感觉说我好像又念了一个高四，和在高中的时候被集中起来冲刺没啥区别。那么大事更难，本来现在是要出去实习找工作，现在封闭在校园，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微博这两天开了一个话题叫“没有疫情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去看了看，真是非常感慨啊。有同学说现在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等疫情结束以后。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活变得支离破碎，疫情使我的生活兵荒马乱，无数次地改签，无数次隔着屏幕说我想念，我的爱情被疫情打败了，我莫名其妙的焦虑，我无法控制的情绪，我们的青春每一刻都不一样，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还有一个同学索性说了一句话：“你问我没有疫情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告诉你六个字：从来没体验过。”我不知道此刻我们有多少同学有这样共同的经验和内心的感受。在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时刻，我今天想和我们的同学们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来共同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疫情，怎么更好地守护、绽放我们的青春。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所以我对这个差不多三年来的疫情深有感受，这个疫情的冲击为什么会对我们的青春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也许还有一些更深的问题是值得探讨的。第一个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今天进入了网络时代，我们可以用线上的教学来替代线下的教学，按理说应该我们来学知识的，这应该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线上的教学再好是无法替代线下的教学。如果线上的教育完全可以替代线下的话，我觉得就不用办大学了，全国全世界办一个线上的大学网络就

9岁女孩怀孕，13岁男孩表示对此负责。18岁女生流产10多次。医生说她身体受损、可能不孕。女生漠然称：“没什么，早就习惯了。”14岁生子、“全网最小二胎妈妈”：短视频平台“算法推送”低龄妈妈视频。“央视新闻”直斥，这些内容无视伦理道德，甚至触犯法律。这些不是“知音故事”，都是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现实。最新消息显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将针对这一现象，开展干预行动。近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2022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其中提到，2022年要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这被外界误读为“催生”新措施。有评论称，这是“不让流产”“要提高生育率”。'也有人反驳这些评论“断章取义”。详读《要点》可知，专项行动的重点是“解决青少年、育龄人群及其他特定人群生殖健康的突出问题”。其本意包括倡导更好的性教育，为未婚人群提供更好的避孕服务。相关说法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2021年工作要点，以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也有提及。“少女妊娠和堕胎是全球化时代的一道世界性公共卫生难题，中国也不例外。”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胡玉坤曾撰文，形容这是“少女之‘殇’”。十六七岁当妈，是一个“医学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针对生殖健康，设有3个关键指标。其中之一就是青少年生育率，数值越低越好。《柳叶刀·全球健康》发布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文章显示，1990年至2015年，中国20-24岁女性已婚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然而，2000年后，在调查所涉及的我国绝大多数省份，15-19岁女性的已婚率和生育率出现反弹。“这一年龄组（15-19岁）的数据增长出乎意料。”上述研究称，这或与偏高的男性性别比例、大量青年外来务工人口，以及未婚青少年避孕需求得不到满足有关。根据我国《婚姻法》，女性“最低”结婚年龄为20岁。这意味着，2000年-2015年，我国有越来越多的“非法少女妈妈”。低龄孕妇的出现不仅是法律或伦理问题。它更是一个医学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显示，相较于20-24岁者，未成年母亲（10-19岁）患子痫、产后子宫内膜炎和全身感染的风险更高。受伤的还有孩子。WHO数据称，未成年母亲所生婴儿面临更高的低出生体重、早产新生儿疾病等风险。“日趋严重的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已经对国家人口安全构成重大威胁。”2021年8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生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曾表示。“无痛人流”竟有学生套餐？缺乏有效避孕，还直接导致青少年流产率增加。根据王培安表述，青少年已成为我国人工流产的主要人群之一。在我国，未婚青少年每年人工流产近400万人，占人工流产总数的40%。其中19%有多次流产经历。低龄者在人工流产手术中日益多见。2007年，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计划生育科就通过媒体，呼吁“关注这一趋势”。该院称，其人流手术的最小年龄仅13岁。几年后，广西南宁报告9岁少女流产事件。1名13岁男孩表示对此负责。此外，还有大量瞒报年龄，去黑诊所手术或自行药流等行为。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对人流表现冷漠，对性和避孕知识几乎一片空白。”《南方日报》指出，除年轻化，重复流产也越来越多。“我国人工流产具有3个特点：数量庞大、重复流产者占比高、年轻未孕的女性比例大。”《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1年刊文指出。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分析2018年1月-12月的门诊人工流产数据，发现未育青少年人工流产1137人次，占同期青少年人工流产总数的85.30%，占人工流产总数的29.51%。术前有人工流产史者占23.39%。其中，人工流产总次数≥3次者占5.54%；半年内重复人工流产（≥2次）者占2.73%；1年内重复人工流产者占6.86%。《中国青年报》报道，“无痛人流”商业化、广告泛滥，也助长了人流低龄化、重复流产现象。《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在2010、2013年，曾进行调查，发现部分医院推出“无痛人流学生套餐”。印有“凭学生证享受超低折扣”“三分钟无痛人流”的宣传册在校园内频频出现。青少年非意愿妊娠的流产比例居高不下，会造成长期、巨大的健康风险，甚至影响未来的生育选择。WHO资料显示，无节制的重复流产可能造成多种并发症，包括出血、子宫穿孔、感染、宫颈或宫腔粘连、月经紊乱，甚至导致继发性不孕。我国有调查称，在所有继发性不孕患者中，近九成有人工流产经历。“经常流产对生殖健康非常不利，还可能导致终身不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告诉《新京报》，青少年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人流之后缺少相应的服务，不仅身心健康受损，还可能导致不孕。长远来看，会损害民族生育力。杨菊华提供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流产数量约900万例。同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从中看出，当年流产数量与出生人口数量间的相差，非常小。十年两代人，仍然“性无知”人流低龄化，与青少年性行为的普遍、性观念开放之间，有着密切联系。2009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组织开展“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该调查涉及我国25个省、2万余名15-24岁青少年。10年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发起并实施“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涉及全国34个省、5.4万余名在校学生。重点关注在校大学生，也调查部分在校研究生。两项调查都是全国性的。对比其结果发现，我国青少年的初次性行为时间在提前，但其掌握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仍很匮乏。2009年调查称，22.4%的15-24岁受访者有过性经历。不足1/3者“不接受婚前性行为”，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年龄中位数为20岁，男性青年略早于女性。到2019年，31.25%的受访者有过性经历。仅11.46%的受访者不接受婚前性行为。同时，受访者初次性行为的中位年龄为18岁，男女没有显著差异。18岁，这和英国2019年青少年调查的结果一致。这说明，我国青少年的性意识或和西方国家相当。伴随性行为的提前，我国青少年仍普遍缺乏自我保护的基本技能。2009年时，在有性经历的女性中，初次和最近一次性行为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分别为53.9%和25.4%。从性行为的不良结局看，有性经历的15-19岁女性，其怀孕比例为17%，多次妊娠的达5.9%，高于20-24岁年龄组（4.6%）。所有妊娠的86%以人工流产告终。在2019年调查中，初次和最近一次性行为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分别为15.61%和4.35%。看上去受访者的避孕意识高了，但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初次、日常、最近一次性行为中，采用体外射精和安全期避孕等“无效避孕措施”的比例，较10年前没有降低。也就是说，有相当比例者在“无效避孕”。对于由此导致的意外怀孕，95%的人选择人工流产作为处理方式。“干预行动”不能再等了“流产低龄化可以说是青少年所面临的一连串性与生殖健康危机的一个侧影和折射。不管你承认与否，不安全性行为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不仅日益严峻，而且渐趋复杂化。”胡玉坤撰文称，由于缺乏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正面引导，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危机正在不断加深和放大。“教育。”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研究指出，这是有效遏制15-19岁者婚育率的方法。“加强对青少年的性教育，避免青少年过早发生无措施的性行为。政府尤其需要进一步投资高中教育，力争把经济上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女孩留在学校。”研究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军指出，教育和医疗机构应该承担起促进未婚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提高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利用率和质量的责任。胡玉坤也认同，性与生殖健康需求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大为不同。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社会闲散青年、职技校学生及留守儿童等社会底层边缘化人群，会面临更大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未婚流动人口发生非意愿流产的比例，要高于非流动人口。胡玉坤还指出，青少年生殖保健服务的普及性较差，是加剧人工流产低龄化的推手。当前生殖健康服务仍以婚后管理为重心，以20-49岁已婚夫妇尤其是育龄妇女为工作对象，未婚未育的青少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被排斥在外。回到2022《要点》。杨菊华认为，从计生协的角度来看，“干预人工流产”一方面是要摸清人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针对这样的原因着手解决，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提升事前事后的服务，来提高育龄妇女、特别是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水平。截至目前，《要点》未明确“干预”细则。本文摘选自公众号“医学界”

在后现代的西方文明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会宣称自己是思想自由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却被禁锢在这四个人的思想里。这四个人分别是：达尔文（1809

黄眼睛黄启龙是位中等个子的中年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上唇和下巴留着不加修饰的稀稀拉拉的胡子，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人们都称他为黄眼镜。他面部表情似乎呆滞，嘴经常半张着，唾沫不时从嘴里掉出来。黄眼镜是那种犯人们喜欢的人，看去与世无争，不食人间烟火，对劳改队的事似乎置身事外。犯人们为分派工作任务的定额，为争好工具，为饭菜争得面红耳赤时，他都似乎对这些世俗利害毫无兴趣。有的犯人的心靠拢政府，只想减刑，另一些犯人的心跟政府捣蛋，与那些靠拢政府的人为难，而黄眼镜对此却向个清静寡欲的道士，从不卷入。黄眼镜不是对一切事都清静寡欲，他对写作有种狂热的嗜好，几乎已经成了精神病。他经常装病，拒绝出工劳动。我有次被留下来外调时，我看到了他疯狂写作的味道。那时犯人们都出工去了，他坐在他的床上，把脸凑近稿纸，奋笔疾书，旁若无人。黄眼镜同组的人告诉我，他每天都要写几页，有时几乎通霄写作，不写作就不舒服。黄眼镜的小说极受犯人欢迎，喜欢他的小说的犯人，把他的小说抄下来，因此他的一本小说往往有两三个版本在三大队犯人中流传。我看到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关于一个西南联大学生和一位妓女恋爱的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叙述细微感人。这部小说味道很像张恨水鸳鸯蝴蝶派。我只看到这本小说的前八章，黄眼镜的所有手稿及其抄本就被干部抄走了。他写小说时废寝忘食，好像世界上只有他小说中的那些角色，自然极易被干部发觉。干部没收黄眼镜的手稿后，在犯人大会上批评了他。那天大队杨管教说：“有些家伙在监内继续写黄色小说。”但是黄眼镜没有被批斗，大概是因为他的小说没有任何政治色彩。黄眼镜第一本在劳改队写的小说被干部没收后，使他伤心不止，这激起他极大狂热，希望重新把这本书写出来，他于是又熬夜写作，不到三个月，他把这本书又写了一个版本。这时干部知道他是个“写作狂”，相信他神经不正常，加上他的小说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所以也就睁一支眼闭一支眼，不太管他的写作。黄眼镜也写电影文学剧本，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与小说味道完全不同，我看过他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小学二年级我就养成了读小说的嗜好，但所看的全是现实主义作品。直到中学我才偶尔读到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因阅世不深，总觉得莎氏作品中的那些微言大义的对话太不现实。黄眼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多是一些虚构的二次大战前后发生在北欧的故事，味道极像莎氏剧本，充满着微言大义的对话，喜笑怒骂，荒诞不经，看去极不现实。但我在阅历了人间沧桑，看尽了生离死别之后，开始能理解这些看似浪漫、荒诞和朦胧，但却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有时，我会忍不住动手摘下“人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类的句子。黄眼镜的零用钱全买了纸笔。他的热心的读者帮助他将练习纸装订成漂亮的像本书样的本子。黄眼镜的作品就写在这些本子上，在犯人中流传。黄眼镜据说是因为发神经时触犯了政治禁忌到劳改队来的。我并不知道他发神经的神情。他看起来十分正常，他可以控制自己绝对不谈政治，他所写的文学作品也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是我终於看到了他的精神病发作的情形。那真是如山洪暴发，来势凶猛，不可阻挡。那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份，林彪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劳改干部召集了犯人大会，传达了上面关于林彪事件的指示。我们被告知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失败后逃亡苏联时机毁人亡。大会上干部布置，所有犯人停止一天的工作，留在监房内清理所有毛主席语录和著作以及一切文字材料，把有关林彪的内容都销毁掉。劳改队关着很多因反毛泽东林彪而被判刑的人。这些犯人拿着裁决书，要求干部澄清判词中关于“反对林副统帅”的字句。这些犯人往往被干部大骂一通，“你们的罪恶是反毛主席，反共产党，你休想利用林彪事件为自己翻案！”很多犯人都为林彪垮台暗暗高兴。而黄眼镜却有不同的感想。一有干部走近，他就大骂这些“毛泽东的走狗”。中饭前，黄眼镜逐渐清醒，恢复正常，并安静下来。干部让犯人王医生检查黄眼镜的病情。这位王医生是位好心人，他冒着“为反革命辩护”的罪名的危险，一口咬定黄眼镜是精神病发作。“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行动。”他说。干部们平时对黄眼镜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颇无恶感，加上他们自己对林彪事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对黄眼镜这次精神病发作没有作任何处分。

一、我先给大家讲一件小事情。2001年，我受命给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一幅大画叫作“国学研究院”，画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五位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华大学校史馆询问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馆员都说不知道。我急了，于是在校园内王国维自沉碑周围特意先后询问十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师或职员，结果呢，不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本校有过这样一所研究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清，并复述“国学研究院”这几个字——

27年前，即1977年4月16日下午，一个8年不给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仅因为他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发出许多真知灼见，竟然被戴上“恶毒攻击”的罪名，在“四人帮”已被打倒半年之后，不幸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王申酉的冤案1981年便得到平反。在平反的前一年秋后，人民日报社两位副总编给我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赶赴上海采访收集这位“张志新式”人物的事迹，准备公开报道。我到上海后和当地的报纸、电台、新华分社的记者们合力投入了这项艰巨的采访。由于王申酉已死，而采访需涉及的人大部分都是当年与处理王申酉一案有关联的人，收集资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访问了王申酉读书的华东师范大学领导，拜访了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法院和所在区委的诸多单位负责人以及王申酉的亲友。还观看了当时关押王申酉的牢房和宣判他死刑时的体育场……经过曲折艰难的采访，我们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除各种所谓“罪行”的记录和判决公文之类的材料以外，最主要的是他自14岁开始就坚持写的八大本日记，还有他写给亲友的表达他政治观点的书信。尤其珍贵的是他写给女友而未来得及投递的一封六万多字的长信，这封信在最后审判他时算是对他判罪依据的所谓“全面供词”。《王申酉文集》，金凤、丁东编注，高文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采访后我写好了稿子。因为种种困难，这稿子迟迟不能与世人见面。2001年8月，看到了《王申酉文集》。我手捧这本横跨两个世纪终于得见天日的书，心中感慨万端。二十多年前赶赴上海收集王申酉事迹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现在我又写此文，真诚地向读者介绍这位二十多年前为了苦苦求索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科学地剖析当时社会弊病，发出忧国忧民心声，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爱民赤诚之心的年轻人。让人们知道他、敬佩他、怀念他，学习他。他十四岁时就咬破手指用鲜血在日记上写道：“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1945年，王申酉出生在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九口之家全靠父母每月9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过得十分清贫。他五岁上小学，从小喜欢读书。除了做功课之外，经常从黄浦区图书馆借读中外名著。他尤其爱读《牛虻》。看了将近十遍。牛虻那坚毅如钢的性格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深深地感染了少年时期的王申酉。他还爱看一些大科学家的传记。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等。崇拜他们自我奋斗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1959年8月5日，才14岁的王申酉咬破手指，用鲜血在他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写下“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这样纯洁的誓言。1962年秋天，17岁的王申酉以480分的高分考进上海市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他是他的工人家庭和所有亲戚中第一个大学生。他在日记中又写道，要“像科学家一样用孜孜不倦的个人奋斗，以极顽强坚毅的辛劳换取无穷尽的科学成就，一切为了人类的幸福，从而也享受着丰硕的劳动成果（是他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中极小有限的一部分）”。他立志将来“以科学家的身份，将毕生的精力与才智贡献于全人类，以取得社会对我的信任和报酬”。大学学习生活紧张艰苦，王申酉除了学好正课之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在古今中外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同学们都叫他“怪人”。他们不明白，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什么要看这么多文学、艺术的书籍？王申酉在日记中回答：“一个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外对其他领域一无所知的人，是个盲目的人，我一定要用人类最美好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由于读书多了，王申酉的视野也比一般大学生开阔。1963年11月3日，18岁的王申酉在日记上全文抄录了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38年8月10日写给五千年后人们的那封著名的《致后人书》。这位科学巨人用短短几百字概括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成就和主要的社会问题，寄希望于几千年后的人们。希望那时的人们能找到一条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道路，王申酉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王申酉（前左）和他的兄弟合影（拍摄于1975年6月）1964年10月16日午夜，他躺在床上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他激动得在心中高呼：“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升腾起来了！”他满怀希望地准备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大量削减专业课和外语课的“教改”使他沮丧；他不肯交出吐露心灵自由的日记。正当王申酉怀着激情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时候，北京传来高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声音。上海华东师大和全国大学一样搞起了这样的“改革”。专业课被砍掉一半，外语考试也取消了，而政治学习的时间增加到每周十个小时，劳动的时间也增加了。面对这样的“改革”，王申酉想不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样做对系统的不容间断的科学知识的掌握有什么好处？”“不要读书，不要科学，还搞什么建设？中国如此会被引向繁荣富强吗？”他十分苦恼。然而，他不能说出来。因为当时“白专道路”的棍子随时可能劈头打下来。他只能在日记中偷偷倾诉：“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学搞得一塌糊涂，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他还感慨地说：“这种改革总算来晚了两年，要不然（我）五年的大学等于白念了。”他沉痛地写道：“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担心，担心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民族的衰灭……”不久，他终因不安心到工厂劳动受到严厉批评，还被迫写了检讨。这时他从翻阅旧报纸杂志上了解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一些情况。他感觉到解放后十多年的建设方针并不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失调，“反右派”、“反右倾”的思想压抑，直接造成以后三年的举国灾难。导致这一切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个人崇拜”更是致命伤！他思考的问题更多了。1965年秋天，王申酉随学校到崇明岛参加工厂“四清”。当时许多同学都想借此机会要求入团，而入团是要经常向组织上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表现的。王申酉讨厌这种做法。政治指导员几次找他要他说出“真实思想”，王申酉都没有照办。后来他们知道王申酉喜欢写日记，就提出要他把日记交出来，王申酉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经常写日记，又怎么能把日记交出呢？”因此，被他拒绝了。可是天真的王申酉哪里知道，他的日记已经被同室住的学习班长偷看过了，并把其中对“教改”不满的话偷偷摘抄了，汇报给团组织并上报到校党委了。王申酉日记中还有一些用英文代替亲友名字的地方，他们怀疑是“反革命小集团”的代号，也向上面汇报了。校党委派人查阅了王申酉的家庭、亲友和中学同学的档案，没有发现“反革命集团”的任何痕迹。一位政治指导员不肯罢休，一次次找王申酉谈话，要他交出所有日记，企图从中找到他的“突破性材料”。经过思想斗争，王申酉决定：宁可不入团，也不交出日记！王申酉伤心极了。躺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场，这是他最早受到的思想压抑的伤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2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的广播，他感到一场残酷的斗争从天而降，而且“将席卷文教界，也许将涉及更多方面”。果然不久，他从报纸上看到彭真、吴晗、邓拓已遭到批判。他在日记中写道：“难道彭真、吴晗、邓拓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说我终日忧心忡忡，以为我始终在为个人考虑，我实是忧国忧民啊。”“CCP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与世界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20岁的王申酉发出沉重的叹息和思虑重重的疑问。他预言：“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1966年6月23日，王申酉从崇明岛回到华东师大。学校已经停课，校园气氛一片混乱和狂热。他走进物理大楼，想找个地方写他的日记，但所有室内空间都被大字报塞满了。偌大的师大，偌大的中国，似乎成了大字报的天下。王申酉在日记中说：“这种大字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使中国富强，难道非要这样搞不可吗？”他只好躲到学校对面的长风公园去写日记。他在日记上写着：“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啊！”他走进学校图书馆新开辟的一间名为“锄草室”的屋子，里面放着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等书，一些同学在这里狂热地批判所谓“毒草”。王申酉看了一篇又一篇邓拓写的《燕山夜话》，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心想这些好文章怎么可能是“毒草”呢？于是在日记上奋笔疾书：“对邓拓等一些人的看法是，我想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7月13日，他又在日记上写道：“现在报纸上更神化了，什么‘无限敬仰’、‘无限崇拜’，为什么不说‘无限迷信’呢？……言必称圣旨，看必是圣旨，听必是圣旨，到处是圣旨。中华民族今后将是怎样的啊？”王申酉生前就读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园1966年8月4日，华东师大一百多位教授在校园里被批斗，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吃泥土和毛毛虫。不久，物理系教授姚启钧跳楼自杀。王申酉面对这一切心头十分苦闷。1967年1月，王申酉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他认为张春桥是“牺牲了上海许多群众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去的政治骗子”！这一年，全国各地武斗升级，形势愈来愈乱。一天，王申酉回到家里，拿出报上批判爱因斯坦、牛顿的文章，愤慨地对弟弟说：“这样的伟大人物，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巨人竟然受到批判！可是全世界都不会忘记他们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还说江青“这个女人本来不准干预政事，如今被放出来发疯般地害人，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弟弟吓得说不出话来，他却坦然道：“我估计，百分之七十的人希望改变现状，结束这场革命；百分之二十的人无所谓，随大流；百分之七的人见风使舵，死心塌地要干到底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在这样天下大乱的环境中，王申酉感到万分的孤独和无聊。他在日记中感叹：“这样无聊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早些回到科学研究的希望落空了，整整两年大好光阴沦到汤里去了！”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看书，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日记。他写道：“几十万大学生，几百万中学生，几万万小学生在虚度光阴，更有几百万工人和几万万农民在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近一年来的‘革命’，使社会上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一致的。”他焦虑国家的命运，对当前的现实极度不满：“十年前划了几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这一次，历史开了玩笑，几十万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帮无赖、流氓、小人反而上了台！”他的哥哥劝他不要再写日记了，倔强的王申酉不听。哥哥的话不幸言中。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王申酉被“隔离审查”，抄家。他多年节衣缩食买的几百本书和一些无线电零件，直至他从14岁开始写的日记都全被抄走了，当作“反革命罪证”。“造反派”的皮鞭打得他满地翻滚，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他在白纸上写了几百个“天地难容”……这一年，华东师大几百个学生被点名批斗，成百学生被“隔离审查”，三十多个学生被迫跳楼自杀！1968年1月29日，春节除夕。王申酉被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牢房。同牢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赵贵泉，他们很快成为知己。王申酉向赵贵泉学德语，赵贵泉向王申酉学英语。王申酉在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和英语，现在他又掌握第三门外语德语。1969年4月，他被释放回校，监督劳动。王申酉决心自学自然科学知识。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他认真攻读无线电专业知识，又顽强地自学第四门外语日语。1970年，全国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王申酉受工宣队点名批判，说他学习业务是“走白专道路”，学习外语是想“里通外国”！他所有的自然科学书籍，英、俄、德、日书籍和辞典被全部没收。而且勒令他不准再看业务书和外语书籍，只能学“毛选”和好好劳动。王申酉气愤地写了《我的自由》、《大学八年思想小结》和《我头脑里真实想的东西》三篇材料，交给工宣队。文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关于学习和掌握人类知识的名言，反复申述他想学习一点有用知识的愿望。工宣队却认为他这是猖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一打三反运动”。被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留校监督教育。此时，他的同班同学毕业分配了工作。而王申酉仍继续留校，并再次被宣布为“敌人”。马克思的《资本论》像一盏明灯。他说：“我将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華夏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當中，凡是處於正統王朝期間，從來沒有摒棄對於“詩書禮樂”的文化傳承和發揚。那麼，隨之而來的，產生了一個問題，如何去區別和選擇，浩如煙海的書籍呢？怎樣去讀書和認識書籍的種種不同呢？在當下，這似乎就成為了一種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按照古代對於書的劃分是“經史子集”，有一個輕重先後的排名順序，經：儒家典籍。史：曆代正史。子：諸子學說。集：詩詞之匯。古人關於書籍的這種分類，並不是毫無道理的，這同樣也不是一些人所謂的，儒家成為封建專制的幫兇，才因此而得勢。恰恰相反，即使按秦後的兩千年中國王朝政治來說，凡是反對儒家，甚至試圖消滅儒家的，統統都已經消失在歷史的雲煙之中，不復存在了，漢唐宋明，哪個不是文教興盛？縱使是兩晉南北朝與五代十國的大分裂時代，也沒有完全的斷絕儒家的存在。通過歷史的進程，我們可以直接了當的看到一個歷史事實：凡明面堅決反對儒家的王朝，普遍短命，例如秦朝。雖然依靠武力滅了六國，聚合了天下，但是並沒有達到秦始皇所要想的那樣萬世不衰。與此同時，由於他的焚書之舉，導致了華夏文明上的第一次文明哀敗，這集中體現在重要華夏典籍的毀壞和散佚，也直接引發對後世的文教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儒家之《樂經》亦亡於此時。那麼由於殘暴不仁的統治，秦朝在陡然之間，土崩瓦解。賈誼在《過秦論》當中這樣說道：“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間的各種學說之書，足以汗牛充棟。尤其是在當代，由於近百年來激進的反傳統統之路，我們大多數人對於經典的理解和學習，實際上，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不少外在因素的直接影響。那麼，去偽存真，明辨是非，就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如何在物慾橫流，真假交錯的時代之中，去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西方人總是喜歡說中國人沒有信仰，那麼我們真的是缺失了信仰嗎？恐怕事實未必如此，且不論宗教意義上之信仰，單說昔日國人之信仰，就是“敬天法祖”。如果不去敬畏天命，就無法安身立命；如果不去效法祖先，就會迷茫彷徨。我們從何而來？為何要追根溯源？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如今在哪裡？我們被安置在了哪裡？你可以信仰任何一個宗教，相信其中的神明對於宇宙的主宰，也可以如同常人一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宇宙龐雜，窮生難知，更何況一代又一代的文明去探索和追尋。重要的是什麼，生於這個世界，活於這個世界，要明白自身的使命和責任。如何去明白？有一個最大的捷徑：讀書。讀書以明理，如果一本書中不能告訴你真正的理，反而去給你灌輸一些歪說邪道，那麼無疑就是在起反作用，同時也是一種惡的產生，對於一個人良性的回歸更是一種阻礙。陽明先生曾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當整體環境正在逐漸走向崩壞，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無論知或不知，實質上都是一種可悲的存在。如果不能力挽狂瀾，那麼更是雪上加霜，更何況還有一些煽風點火的人呢？回歸經典，回歸傳統；不讀經典之書，不明世之正道。有人認為西方文明，應當全面取代華夏文明的存在，也就是所謂的“全面西化派”，在他們的眼中，自己母國的文明和製度，如同風燭殘年的老人，已經是人生暮年，不日將走向永遠的腐朽。這種人的無知體現在打著啟蒙的口號，都幹著愚民的事情，實際上想辦成的和最終的效果是南轅北轍。還有一種人，試圖採取西方理論與中國傳統文明相揉合，搞出來一個所謂中西貫通的集大成文明，那麼事實上又會是怎麼樣呢？不中不西，不倫不類，在文化上搞了一個“四不像”，自以為是文明的進步，實際上是文明的倒退。中西文明可以對話，但切記不要搞串聯，為什麼呢？舉個例子，把不同顏色的墨水混合到一起，但最終都偏離了各自的顏色。文明之間本身就存在差異，不要試圖去彌合，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文明的踐踏。這也是不敬畏天命的一種表現，妄圖用自己的一些所謂的理論，去覆蓋掉文明之間的這些差異，乃至於消除文明之間的不同。可能他們不明白什麼叫“和而不同”，做法的背後直接會產生“同而不和”，這也是一種不合乎道義的行為。那麼受到西方近現代的各種文明理論的衝擊和影響，國人漸漸的對自身的文明感到了不自信，實際上是對自身文明體係產生了不認同。表面上來看，仿佛是一種文化自卑，但若深入剖析的話，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割裂和斷層所導緻的文明排斥，不光表現在個人之激進，還著重體現在群體性反傳統行為。關於“讀書無用論”之發端，似乎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從《論語》中的一段對話當中可以看到：子路使子羔为費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佞者。”（《論語·先進》）孔子認為子路所言有一些強詞奪理，所以認為這些所謂的“能說會道”的，實際上不是什麼好事情。讀書與學習，是彼此之間有互相關聯的，那麼孔子也曾經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對於認識一些書籍的重要性，體現在它是否能真正的去引導人回歸良善，認知本源，乃至進一步達到天人合一。那麼，書中的文字，也絕對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人的一層一層境界提升，轉變為動態的心性感悟，這是一種靈魂的引領，從而伴隨著人去一路前行，甚至披荊斬棘，走過漫長的黑夜。並不是所有的書都能給人帶來實際性的價值，也不是所有的書籍都能引導人去回歸良善，每個人的天賦秉性都有差異，這是先天所造成的客觀事實，那麼通過後天的學習和熏陶，環境的改變似乎可以轉變一個人。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群體性的環境也是如此，如果大家都是好人，那麼壞人也會自慚形穢。良知不是宣傳口號，也並不能憑空產生，如果先天性的蒙蔽，那麼就需要去積極的尋回，而不是去消極的反抗，自認為良知在心。自以為是有的時候是一些問題產生的源頭，覺得自己掌握的“絕對真理”，那麼在認知上面就會對他人的意見和想法產生排斥，甚至試圖去消滅他人的想法與言論，營造出來一種絕對的思想控製，這就偏離了真理之道。宇宙的法則，從來就不是掌握在自以為是，以及充滿了傲慢與偏見的人的手中。當神明俯視人間，對於製造“絕對真理”的人，都會不屑一顧。輕視典籍的人與過去說出“讀書越多越反動”那一批人，實際上都已經呈現在一種可悲的邏輯思維中，認為一本書只是一本書罷了，認為只不過是白紙黑字罷了。他們實際上沒有真正的透過書籍當中的文字，看到背後的力量，同樣也沒有看到文明的傳承，到底是由於什麼原因而產生的。這種可悲的來源之一，是因為在歷史文明演進當中，所發生的人為惡性強力因素所導致的文明排異，與其文明斷層所造成的群體性刻板認知傳遞。中國人的靈魂要往何處安放？我們民族的靈魂又該往何處前行？在一波又一波的動蕩不安之中，我們得到了什麼？這些歷史經驗，被寫進教科書，被宣講出來，被大眾所認知，但是真正的有人去反思嗎？時代並沒有拋棄經典，也從來沒有人放棄對於書籍的追求，鮮為人知的只是背後的真理。文明的演進和興衰都有其中的規律可言，但從來都是缺乏勇於求索的人，真理為什麼從來只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因為“上知與下愚不可移”，而處於中間之人，又不肯深入去理解和學習這些高深而又玄妙的經典。如果可以沉浸其中，已經是很難能可貴的緣分了，更別說腳踏實地的學習了。教育的必不可少在於“言傳身教”，而當代教育則把言傳和身教隔離開了，二者之間並沒有一個平行共等的關係，所以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教育問題與矛盾。從傳統逐漸消退，直到傳統教育體系崩潰，所謂的啟蒙教育和社會大變革，也是在緣木求魚。良知回歸的一個重要的表象，就是大家能夠充分認識到經典的重要性，並且開始積極主動的去讀書，這就如同求醫問藥一般，不明白病在哪裡，就無法對症下藥。同樣，讀書的根本性的目的，如果不是為了明理修身，那麼行的越遠，偏的越遠，甚至有害於人。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不能對天命有所敬畏，不能在人間行人道，那麼無論是經典還是書籍，都喪失了他們所被賦予的意義和使命，一個民族的文明若非有一個良性的傳承和延續，那麼勢必會引起民族文化的割裂和思想鬥爭，異端學說會佔領道德高地，進一步威脅民族與文化的良性發展。如果僅僅是將典籍視作文字的載體，那麼又何談文化的復興呢？這難道不是鏡中花，水中月嗎？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良知的回歸，從正確認知典籍入手，同時也需要對文明有歸依，安放國家和民族的靈魂。

从去年底到今年4月14日的第五波疫情中，香港共录得1182707阳性个案和8789宗死亡个案，死亡率为0.74%，远高于0.1%左右的流感死亡率，是全球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今年的新冠死亡数据对大陆的防疫政策制定和民众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极有必要对此作客观仔细的分析。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香港的新冠死亡定义采用了最宽的口径，也即只要是死亡时携带新冠病毒就列为新冠死亡。那么就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而言，新冠死亡人群是否就比香港整体人群高呢？遗憾的是香港政府并没有公布去年底以来的总死亡人数，因此我们需要做些推断。2020年香港总死亡人数为50666，当年一季度死亡人数占全年的比例为27.1%。如果以香港过往的死亡数据做一个简单的线性的趋势类推，2022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在52547左右。若再假定今年死亡人数的季节分布与2020年类似，那么今年一季度香港总死亡人数约为

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

作者简介王鼎钧，山东兰陵县人，1925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台湾）中国电视公司，还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主编双语教材寄居纽约，以写作为志业，力学精进七十年不衰，出入各种文体，以散文见称，然不落窠臼、兼采众体、融会贯通，与余光中并誉为台湾散文界的“双子星座”，是“五四”以后，承继现代散文革新的重要作家之一。上篇

我几年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一年，那里有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90多岁了还每天到办公室上班，经常写文章、演讲。他写的很多文章是适合专业之外的人读的。后来我看到他有一本书叫做The

官员的腐败问题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面对和重视的难题。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自然对此也是相当的重视，但是它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甚至站在某一种角度来看，它对于腐败问题竟然是持纵容态度。列宁时期的苏联政府认为腐败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财产错误”。列宁本人更是认为无产阶级的腐败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来解决的，而那些“犯财产错误”的官员，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不需要进行过于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苏联的腐败问题在列宁时代就扎下了根。而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腐败问题得到了一些遏制。这不是斯大林反腐的功劳，而是他的高压恐怖政策和特权制度的功劳。一方面，高压恐怖政策使得很多官员处于特务组织的严密监视下而不敢搞腐败；另一方面，特权制度所带来的”集体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官员们的物质需求，使他们不需要搞腐败。（特权制度主要包括：宅地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和红包制、干部终身制）而到了赫鲁晓夫时期，集体腐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虽然赫鲁晓夫为了反腐取消了官僚们的一系列特权，但是也引起了官僚们反扑，导致了他本人的下台。这样一来苏联官员们的腐败与嚣张气焰就更胜之前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勃列日涅夫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红包制“和”干部终身制“，再加上他本人又不像斯大林那样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时间就是苏联最腐败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腐败案，就是乌兹别克共和国集体腐败案。在当时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可以说是上到领导人，下到普通官员，无人不贪，无人不腐。在那里，官职、文凭、奖章等一切由政府发放的事物都可以通过金钱购买到。而这一腐败案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得到解决，共有100多位高官被查办，3000多名官员被解职，近20000人被开除党籍。苏联的腐败到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已经无法遏制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虽然戈尔巴乔夫实施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也查处了一系列如乌兹别克共和国腐败案一般的大案，更铲除了一大批的腐败分子，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苏联的腐败现状。这些重大腐败案的发生，也使得苏共在人民心中的权威日益降低，成为了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戈尔巴乔夫的严厉反腐也让那些腐败分子想起了走另一条路：将现在官职所带来的金钱和权力，变成自己私有的物品。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一切贪腐所得合法化，把自己从国家资产的管理者变成所有者。所以这些腐败分子成为了瓦解苏共、解体苏联的急先锋，成为了苏联解体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最大得利者。张维为：虽然当时苏联各种腐败，各种官僚主义，但它的人民不希望苏联解体！

一个河北冀州的农家子弟，经历了十几年的“北漂”生涯，从古玩铺的学徒成长为精明的古董商，再到文博大家进入故宫工作，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虽然身家千万，却简朴得舍不得吃1块钱的猪肉。他自奉甚俭却有今人不能想象的慷慨，——晚年将收藏了一辈子的3000多件古董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这是什么概念呢？据说当时故宫出动了十几位专家，清点了1个多月，前后动用了20多辆卡车才将藏品搬完。故宫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曾经感慨，“为故宫捐献做出最顶尖贡献的有两位：一位是捐书画的张伯驹，一位则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大家就是孙瀛洲（1893～1966），河北冀县人，我国文博界杰出先驱之一，著名的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他的人生轨迹就像一个传奇。孙瀛洲（1893～1966），河北冀县人，我国文博界杰出先驱之一，著名的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从古玩店学徒到古玩店老板他本是河北冀州的一个农家子弟，14岁时为糊口到北京一家具店当伙计。随后，他又到当时的“同春永”、“宝聚斋”等古玩铺子当学徒，学徒期满后任采购、司账。他聪明好学，又吃苦耐劳，跟着老先生学习了不少古玩鉴赏知识，又精心学习经商买卖。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攒之后，孙瀛洲终于在北京东四南大街创办了自己的古玩铺子

作为一个词，财务自由一直被人谈论。似乎，它是另一个更模糊的词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更模糊的词叫“安全感”。站在生命的中点，看生命的终点，金钱到底意味着什么？财务自由需要多少钱？一个人基本像个人样儿地活着，需要多少钱？结论是：真不需要太多。一个手艺人，把手艺修到顶尖，自然会有口饭吃。

一、去南大学挖墓19岁之前真的没想过上大学的事，准确的说，大学与我没有一毛钱关系。20岁这一年秋天，我左手提着一个塑料味刺鼻的人造革行李包，右手拎着一个装着热水瓶、搪瓷盆等杂物的网兜，站在巍峨的南京大学校门口，有一种从史前穿越过来的恍惚，头晕得厉害。我看见一位穿着极不合身的黑粗布棉裤袄、系着一条布腰带的西北汉子在人群中穿梭，让人即刻想起延安窑洞。但这位汉子满脸油汗的红脸膛上却写满了舍我其谁的自信。没人在意你从哪儿来，只在意你往哪儿去，77、78级的大学生就这个样子。南京大学1978级的入学通知到得出奇的迟。7月22日考完试，在家大睡三天，然后恶看小说，再然后接到成绩单：416分（满分500分）。第一志愿报的南京大学。因为上大学是要命的事，我过去干重活得过肝肿大，特怕体检给刷下来，所以就这么耗在家里“坐月子”，耗了两三个月愣没动静。随着其他院校的通知书接踵而至，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乡亲们也有了议论：“这位大学生弄不好还得跟我们一起钻田墒口（种地）呢。”我也绷不住劲了，抄起扁担出工去。大学的海市蜃楼瞬间变得无影无踪，我还是个庄稼汉。那天的农活是挑山芋藤，死沉，跟我的心情一样。干到下午三点钟左右，看见我妹妹举着一个信封狂奔而来，嗓子喊到嘶哑：“来了！来了！来了！！”我心里一颤，流下两行热泪，下意识地捏住扁担一头，飞速旋转，松手！扁担如离弦之箭，“嗖”地一声飞出去了。这个轻薄之举我后来一直羞于提起，实在是小人得志。农人的扁担武人的枪，这根扁担从一条硬桑木挑到活丝两头翘，从17岁开始跟了我三年，挑过十条河，渗透了我的汗我的血，通体泛红，几乎成了我肢体的一部分。上大学后，我做过几次断臂自残的梦，血糊糊的断臂总是被我抛弃了的那根暗红色的桑木扁担。拿到通知，我才知道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了，乡亲们问考古是弄什么的？我也说不清。有个哥们说，新闻纪录片里看过，就是挖墓。另一个哥们说，这还用学？前些年扒地主富农祖坟，哪个学过考古？的确，我爷爷奶奶的坟就给扒了，近年来我很怕陪我90多岁的老父亲回老家扫墓，因为他每次都为找不到他爹妈的坟头而伤心，不得已只好在他大哥坟前多烧一份纸钱，拜托他大哥给我爷爷奶奶捎去。我说，您别给爷爷太多钱，多了他在那边也舍不得花，攒下来还是买地，地多了还得再被扒一次坟。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除了这些事情，我们上学干什么呢？一是到工厂劳动，一是到农村割麦子，再就是看老师被批斗，听广播里公判枪毙人。最长的一次公判，40多个人被枪毙，我们就跟在后面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读书吗？

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指标，不仅仅是它看有多高的GDP，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日新月异的技术，也要看是看它如何对待自己国民，以及国民如何对待自己的国家。有这样一个偏僻的北欧小国，有过漫长的蛮荒历史，也曾一贫如洗，但富裕之后，却带领着它的国民，抛弃穷奢极欲，少一点物质占有，多一点精神体验，用简单朴素的方式，书写着人类文明的篇章。这就是挪威。一、这世界上有很多一夜暴富的国家，也有很多一夜暴富的土豪。富裕起来不是问题，问题是，富了以后，该做些什么？这是无论国家抑或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比如，你尽可以穷奢极欲，建造一座黄金宫殿：或者用黄金打造一部座驾：而有这样一个偏僻的北欧小国，有过漫长的蛮荒历史，它的人民也曾衣不遮体一贫如洗，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这个国家却主动带领它的国民，抛弃野蛮拥抱文明，用简单朴实的方式，书写着人类文明的篇章。这个国家就是挪威。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相对其他五个，伍秉鉴则是惟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

欢迎点击上方蓝色“凝听”关注我们再点击右上角“...”，将凝听设为星标★自晚清“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还，由西方人开创的现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对这个“世界”，中国处在后发现代、“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己民族的现代不公遭遇感到极度的无奈、愤懑和悲悯，因此，对“世界”怀抱极深的敌意。

此言是也，特补充曰：体知，即体会、体证、体悟、体验。佛学道学和儒家内圣学就是三家大师生命实践和体验的结晶。这种内在体验到了深处，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超绝言诠，其妙莫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难言哉。

原文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注释要（yao）：即“邀”，求取，追求。译文孟子说：“有天赐的爵位，有人授的爵位。仁义忠信，不厌倦地乐于行善，这是天赐的爵位；公卿大夫，这是人授的爵位。古代的人修养天赐的爵位，水到渠成地获得人授的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天赐的爵位，其目的就在于得到人授的爵位；一旦得到人授的爵位，便抛弃了天赐的爵位。这可真是糊涂得很啊！最终连人授的爵位也必定会失去。”南怀瑾解读这里孟子告诉咱们人格的涵养。咱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此刻的人，求的只是“人爵”中“公卿医生”以外的第三样：钱。“爵”是爵位，权势巨子的位置。在宇宙间有两种大爵，一种是“天爵”，是形而上的位置；一种是人间间的位置“人爵”。一小我有高贵的知识品德涵养，包罗“仁、义、忠、信”等，随意哪一条，要深信不移，不单人格涵养要能做到，还要“乐善不倦”——这四个字很主要，只向好的方面做，不怕冲击。做功德，有时候做得悲观，碰到冲击就不再干，仍是不可；要只问耕作，不问收成，虽受了冲击，仍是绝不转变，绝不退缩地做下去，这是“天爵”。这种人，上天给他什么位置，就不晓得了，由于上天的爵位，有良多品级。“公卿医生”，是官做得大，以当代来说，当辅弼，当总理，当行政院长，或者是有钱，像世界航业巨子欧纳西斯，就是人世的爵位。中国上古只以品德为做人的尺度，“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前人的涵养，是成绩“天爵”，不问“人爵”若何，来也好，不来也好，听其天然。此刻的人，连“人爵”也不修了，只求“钱爵”，以为知识有什么事理！有钱最好！所谓“有钱万事足”。几十年前，小孩念书的讲义，先读：此刻是“万般皆上品，唯有念书低”，由于时代变了。可是在我看来，仍是念书高，由于念书求“天爵”的人，底子没有思量事实情况的变迁。情况变迁无常，只是一个汗青偶尔历程，从汗青上看，这种史实太多了，偶尔赶上，算不了什么。这就是庄子说的：“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在人群中看起来，得“人爵”的人了不得，但在形而上看起来，是小人一个；而形而上看来的圣人、菩萨，在人间间既穷又困，他们倒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所以人生有两个大事理，一为得“天爵”，一为得“人爵”。咱们从汗青上看，得“天爵”的人，释迦牟尼是一个，孔子是一个，孟子是一个，耶稣也是一个，这类都是得“天爵”的人。耶稣尽管被人科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流出来的血是红的，不像四果罗汉，流的血是白的，这暗示他被钉死的疾苦，和咱们人是一样的。但是他并没有忧伤，为了救众人，代众人赎罪。在释教的概念上，他就是舍己为人，无论若何，他这个念头长短常伟大的。又像孔子，想救世而救不了，他本人饭都吃不起，还在那里抚琴，人家骂他栖栖遑遑如漏网之鱼，忙得野狗一样四处跑。但是他是万世师表，永久不倒的圣人，所谓“天爵”也。至于释迦牟尼，有现成天子不妥，出来修行传道而当了教主，在其时他并不是为了当教主出来的，教主是后世捧他的。他的精力和教养，永久长存，这也就是“天爵”，是人生的价值。所以一小我的人生，预备走向哪条路，事先要看清晰。青年伴侣不要健忘，“钱爵”（前脚）虽然主要，后脚更要留神，不要只顾“钱爵”（前脚）尔后脚退不了啦，没有退路了。孟子感慨：现今的人，“修其天爵”，满口仁义品德，并不是真的，只是一种手段，以求到达小我顺利；比及小我的愿望餍足了，也就不谈涵养了。这种人属于昏瞆，不要只把他当小人看，他最初必然完全失败，自掘坟墓的。孟子的感慨，是对齐宣王而发的，也成了预言。他说了这话后，不到一百年，战国竣事了，所有其时的豪杰人物，都成已往。孟子其时的那些贵爵，包罗齐宣王，那些威风的人物，对孟子不礼貌，看不起的那些人，而今安在哉？但是孟子依然具有于人们的心中，所以他说“天爵”主要。人类的汗青文化，逃不出这个法例，中国曾经有五千年的汗青，试问有谁能半小时内说出二十个天子、五十个宰相、状元的姓名？所以在“人爵”中的“公卿医生”又有什么意思呢？“天爵”与“人爵”的不同，事实有多大？像孔子，连不念书的人都晓得他。所以咱们该当晓得，学圣人之道，该当效法的是什么人。“天爵”和“人爵”二者，你该走什么途径？孟子都告诉你了。余东海《孟子心法》一书解读东海有一副对联：人爵何如天爵贵，钱财哪有法财香。法财，佛教认为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七种法财：信财、戒财、惭财、愧财、闻财、施财、慧财。物质财富可称钱财，精神财富可称法财，儒家五常道，仁义礼智信，也可称为五法财。天爵人爵，用的是儒家典故。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爵位可分为天爵和人爵两种。仁义忠信，乐于行善不厌倦，这是天爵，公卿大夫则是人爵。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篇》）富贵即人爵。古人修养天爵，自可获得人爵。今人修养天爵，目的在于人爵；一旦得到人爵，便抛弃了天爵。这真是糊涂啊！最终也必会失去人爵。“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可见古时天爵人爵不二。在政治层面，道统高于政统；在个人层面，天爵高于人爵，人爵应该是天爵的副产品。人爵源于天爵，官爵源于德行，所谓爵称表德才。贾谊说：“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公、卿、大夫、士为内爵，公、侯、伯、子、男五等为外爵，都是一种官员等级形式。依据《周礼》，大宰的资格是卿，小宰和司会二职为中大夫之位，宰夫、大府、内宰则由下大夫担任。爵位高低与德行才干成正比。除了天子，公爵爵位最高。孔子说：“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公正无私则人民喜悦。公之下为卿，“卿之为言章，善明理也。”（《白虎通》）卿意味着特别明白事理，善于彰明道理。卿、乡二字写法近似，练习书法时，我疑二字有关系。经查字源，发现公卿之卿、乡村之乡（鄉）、献祭之飨三个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同一个字，三者是同一个字的三个义项。这一事实意味着，在历史上，卿根源于乡，并与祭祀有关。祭祖祭天皆主敬，敬祖尽孝，敬天保民，卿之责也。卿之下为大夫，“大夫之为言大扶，扶进人者也。”（《白虎通》）进贤达能，选拔贤能。大夫之下为士，士，任事者也，知识渊博能通古今，知见高明能辩是非。爵位有别，是因为道德不同。德性和爵位不同，职责因之而异。《考工记》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用现代话语说，天子和三公负责讨论和彰明思想理论，士大夫负责推行和实践。孟子又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天爵，即求有益於得者，是求在我者；人爵，则“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君子对于在我者，尽心尽力，不懈追求；对于在外者，听天由命，顺其自然，随缘。换言之，仁义礼智在内，天爵也，只要求之，就可得之，分内之事也，所以应该自强不息尽力尽心；荣华富贵在外，人爵也，求之未必得到，分外之事也，所以应该听天由命。古人云：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可免。很多东西都要看条件，条件不具备，求之不可得；一旦条件成熟，拒之不可免。我欲仁，斯仁至。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作为天爵，这是求之必得的。可以称之为仁爵，良知爵。作为价值观，又可以称为仁尺、良知尺，仁性即良知。西哲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东海曰，良知是人的尺度。一个人若能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就意味着良知光明，就是一个高贵的人，贵族。我又有一副对联：独甘守拙听天命，最喜为仁作嫁衣。世人耽于乞巧乐于弄巧，我独甘于守拙。守拙是听天命，为仁作嫁则是尽人事。宣传弘扬仁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她接受她，是我不容推卸不容懈怠的责任，也是我乐此不疲的爱好。为人作嫁或许悲苦，为仁作嫁则是幸福。为善最乐，乐善不倦，此之谓也。

“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国，始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据考证，在俄国，此词在1860年间即已开始流行，甚至更早。在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就从事社会批判、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进步作用来说，表现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两国却出现很大的反差。在法国，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社会的重视，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进入“先贤祠”。而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长期充当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特别在苏联时期。在苏联，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一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令，表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战，指名把一批学者驱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宁亲自致函安全部门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就“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进行周密布置，指示说：“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个信函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是年底，安全部门即将近300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著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列宁在世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还算得上温和。到了斯大林执掌政权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上世纪20年代末，在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斯大林开始把斗争的利刃指向知识分子。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个警句是：“老大哥在注视你。”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监视的主要对象。30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从整肃知识分子开始的。1928年，由维辛斯基主持对“沙赫特事件”进行审判，指控53名知识分子制造矿井事件，接受境外资金和设备，勾结原矿主搞破坏活动等等。审判后，几十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或被监禁和流放。后来证实，构成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凭空捏造的。1929年，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解放联盟”进行公开政治审讯，一批著名历史学家被加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惩处。1930年，又相继出现所谓“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案件，据说两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在前一个案件中，著名农业科学家恰耶诺夫、经济学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审判中受到迫害，株连之人达20万之众；后一个案件也使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及专家教授被加以组织破坏及间谍活动的罪名，遭到监禁和处决。大约作家和诗人长于反映社会现实，传递时代情绪，而且语言可以承载各种危险的思想观念和意义，所以受到的控制特别严密，迫害特别残酷，而损失也特别惨重。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被捕，他是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在海参崴劳改营内被害，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在1922年被捕，随后被禁止发表作品，1931年在高尔基的庇护下流放法国。《骑兵军》作者巴别尔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枪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被捕，她长期失去工作，想当一个洗碗工也不可得，在困顿孤独中自缢而死。比较幸运一点的，像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被调至剧院工作之后，长达15年没有出版过作品。1946年，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作协，他们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无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个职业，领不到退休金，至1958年仅领到一次，就死掉了。就是高尔基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对他是加以“软禁”的。“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索尔仁尼琴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老大哥在注视你。”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以致枪毙，都是极常见的。一面展开群众运动、大审判，一面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于制造恐怖，毒化社会空气，使每个人从中学会顺从。有一份告密材料显示，巴别尔曾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5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所奉行的依旧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痫发作般地间歇性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至于倒退了。拒绝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把诗人布罗茨基当“寄生虫”告上法庭，将其流放北方，接着放逐西方，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高压，才酝酿成为后来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这两名作家，只是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被判重刑。于是，有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用公开示威、写信抗议的方式表示对作家的声援。1968年，“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加入其中，随后成立人权组织。麦德维杰夫兄弟、索尔仁尼琴等，也都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各有不同，在运动内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以及放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方面是一致的。对苏联当局来说，如此异端的政见，确实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犹在，一旦发现目标，由国家机器所施予的打击仍然是迅疾有力的、具毁灭性的。不过，到了70年代，官方已经有意识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在战术上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倾向于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在镇压技术上明显地精致化了。对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官方尽力设法孤立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国家原子能机构或作协，然后设法驱逐出国。萨哈罗夫已经被安置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对亲属多人也做出了安排，只是由于他的坚持，才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当局对他的家庭一再作难，比如拖延不让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疗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株连家属而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为反对他的“人质”。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种“礼遇”；至于其他的追随者，那处境就要恶劣得多了。8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经过一阵短暂的交替，最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他极力标榜“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对于传统政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时，意识形态的裂缝迅速扩大，思想文化界变得活跃起来。禁区开始打破，禁书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老大哥”的目光变得疲怠乏力，散漫游移。随着政治的松弛和思想的活跃，知识与权力结束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态势，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进入政权结构甚至高层，成为高参，即所谓“智囊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有着异议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是从未有过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来的责任呢？“老大哥”不复存在，但是目光依然严峻。本文选自“林贤治自选集”之《大海那边》，林贤治／著，刘泽海、马文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一、盛况题记：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到1939年，苏联整个远东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人，在海叁崴的估计也就百人左右。他们都到哪去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海参崴来观光，大家都沉迷于享受这里的海鲜，或在教堂面前争相留影，而不知一个世纪以前，这些繁华商业街的建设者、甚至是拥有者都是华人，他们又是以何等凄凉血腥的形式从这片土地上离场的。俄罗斯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终于得到了两百多年来的梦寐以求的黑龙江流域的土地。虽然，17世纪中期后，俄罗斯占领了大片西伯利亚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极寒，又没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没有多少开发价值。新获得的100余万平方公里的适合垦殖开发的土地，使得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两洋国家。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这片区域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海参崴滨海边疆区博物馆的几个镇馆之宝，图二为金代官印，图三为著名的明代“永宁寺碑”，这些文物都是在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沙俄政府在新的领土设立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伯力，来纪念17世纪最早殖民黑龙江流域，大肆屠杀土著居民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的殖民头目哈巴罗夫；另一个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镇守东方”的意思。这两个名字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土著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殖民侵略色彩。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几乎没有汉人存在，因为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把盛京开原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私家宅院，严厉禁止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流动性很强的汉人，他们从事采集人参、捕鱼等职业，还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面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需要步行一到两年才能达到，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吸纳中国劳工，以及相当部分的朝鲜劳工。中国移民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中国移民多数是山东人，有的通过陆路，从绥芬河进入俄罗斯领土，有的则是直接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达海参崴。（海参崴的华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博物馆藏）1886年，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应该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0-15%，由于俄罗斯人多数是军人和垦荒农民，反而在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候鸟式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应该超过半数。早期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富裕的华人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然后延揽贫困华工出任建筑苦力。华人建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和著名的海参崴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海参崴的其他重要地标性建筑，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由华商刘寇默承建，电报大楼由桑新云承建，凯旋门由舒彻联承建……就连多数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开设的企业有16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扩大，华商企业也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海参崴最大商行“昆斯特和阿里比尔斯”合伙人阿道夫.瓦西里耶维奇.达坦在其《阿穆尔沿岸商业历史随笔》调查中写道：中国人早已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进而向全城拓展……从前后左右把其他商铺挤掉失去生计……把整个区域掌握在自己手里。毫无疑问，中国人经济上非常强大，逐渐掌握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根据笔者在海参崴的考察，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的确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像今天海参崴最重要的商业步行街——阿列乌茨克大街、斯维特兰娜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的大量商业楼属于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实力的华商。（海参崴中心商业街上的华人房产，图二为蔡氏的商行，图三为邰文忠承建的剧院，后来成为内务部俱乐部，可以推测，30年代很多对华人的驱逐和镇压都是在这里策划的）另一位传奇的华商纪凤台，1901年就投资20万卢布（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5500万人民币）建立起海参崴最大商行之一的K商行，日俄战争中，他组织了1500辆大车、6000匹骡马的运输队协助俄军保障后勤，可见其控制财富的体量。此外，中国人还控制着远东的近海运输和黑龙江内河航运，1910年前后，海参崴港口注册的600多艘商船中，多数为中国人所拥有，这些商船载重量不大，一般在50吨左右，但是中国人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使得俄国企业家长期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染指这个行业，直到沙俄国家杜马禁止外国人在远东从事近海运输为止。（金角湾里的华人商船，以及华工的印章，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总的来说，在帝俄时代，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大权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华人在人口上的庞大占比，也跟英属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很相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参崴也或许会成为东北亚的新加坡。二、华人在十月革命前后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的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海参崴十月革命胜利广场上的红军英雄雕塑）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不过，此时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三、血腥的离场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华人聚居的百万街今昔对比，张宗昌在海参崴谋生时曾经居住在这里）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海参崴华人遗物，俄罗斯滨海边疆博物馆藏）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种命运呢？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间谍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中国领事馆提出探视关押人员也不被允许。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那些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中国政府交涉，得以回国。即使是那些加入苏联国籍，并且政治上积极倾向于苏联共产党的华侨，在镇压中也没有得到宽容。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180名师生，重点审查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能够查询到档案的人员，比如学员王维清，原为东北义勇军战士，后成为苏联情报人员，多次去伪满洲国执行任务，1938年被枪毙；列宁学校中级部主任杨兴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也在抓捕后彻底失踪。到1938年5月，全校400多名师生中，只剩下89人有人身自由。（列宁学校的华人学生的自供状以及政治审查报告，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对于经过历次驱逐、抓捕，剩下的8000余名华人，已成惊弓之鸟。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侨民终于获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1938年5月20日，苏联当局通过《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至7月，远东地区领事馆共组织8025人回国。到1939年，整个苏联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侨。至此，数万人华人聚居海参崴，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在继1860年远东与中国切断政治主权关系后，在文化上也与中国脱离关系。中国彻底丧失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恢复。结语苏联在1937年至1938年对远东华人的镇压和清洗，在手段上与同时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相似，甚至更加血腥——纳粹在二战前对犹太的迫害仅仅是驱逐和没收财产，而苏联除了没收财产外，还实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肉体消灭。根据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遇害，其中多数应该是远东地区的华人，如果加上死于流放劳改的华人，数量应该在一万人以上，占当时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定义为种族灭绝丝毫不过分。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被整理成一部部历史著作、电影和纪录片，一座座纪念馆，提醒全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两万名波兰人在卡廷森林被害的事件，也一再让俄罗斯向波兰人民道歉。而提起华人的这段遭遇，我们却没有一点纪念，甚至是记忆呢？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俄罗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人为“黄祸”的阴魂依然游荡在西伯利亚上空。华商至今在远东仍然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官方屡次发生捣毁中国市场的行动，光头党多次发动针对华人的谋杀。由于我们没有记住这段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提醒俄罗斯人记住这段历史，中国人被迫害的悲剧或许未来还可以重演。我们没必要通过揭露历史来挑动民族仇恨。也深知要看到中俄两国交往中积极的部分，维护好中俄两国的政治友好关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忘记历史的理由。因为被选择性忽略的不只是悲惨、血泪，还是正义、良知。本文转自公众号“读书时间”原标题：“海参崴割让160年祭：远东华人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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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曾相信，他们的多数不幸都起因于巴基斯坦特务的破坏。马来西亚人相信，亚洲金融危机是西方几个投机家密谋的结果。世界各地都有阴谋论来自肯尼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女士相信，艾滋病与猴子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生物武器。至于目的，大概是为了清洗人口。马塔伊的主张不是她发明的，在非洲，很多人早就这么认为了。并且他们相信用于防治艾滋病的避孕套是西方国家限制非洲人口的阴谋。当然，后面这个信念恰使艾滋病在非洲难以控制。美国更是这类偏执信念的繁荣之地，独立战争就曾受到“传闻”的推动，而从肯尼迪的死到尼克松的听，从珍珠港到世贸中心，奇异的解释层出不穷。有些大致无害，如外星人传说；有些就不那么无害了，如1919～1920的“红色大恐慌”，如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阴谋论古已有之在中国，我小的时候就相信周围隐藏着许多（大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坏人。一到晚上，这些人就从家里溜出来，毒死牲口，割断电线，引发洪水，制造我们生活里的所有不幸。他们不仅分别地做坏事，彼此间还有秘密的联系，有时用电报机，有时可能用超自然力。我同样相信，在几乎整个外部世界，人们生活的主要兴趣就是颠覆中国。这些就是阴谋论。阴谋论古已有之，但这个词本身还很年轻，到1997年，牛津辞典才第一次收录“Conspiracy

我为什么要你学习文史哲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于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

一、“认识你自己”要谈自我认知，就得谈谈自我。从语词上看，自我是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但我们说过，语词上越小的单位，内涵越宽，换句话说，自我这个题目比自我认知更宽，我们实在来不及谈这么大的题目。好在，谈自我认知，也就多多少少会澄清自我这个概念。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有点儿不正经啊，我怕太正经大家要打瞌睡。我去抢银行，踩点没踩好，带着枪冲进去了，结果是个理发店。这是我认识世界弄错了，我认识世界的水平不够。当然，也许我认识世界认识对了，我正确地冲到银行里了，然后我掏枪，结果一掏枪，我自己先吓得哆哆嗦嗦，瘫在地上了。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认识不太对了，以为看了两个警匪片自己也成江洋大盗了。不是的，你把自己认识错了。从这个例子看，好像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平行的，这边认识世界，那边认识自己，但是，既然德尔菲箴言说的是“认识你自己”，我们难免会想，认识自己比认识世界更重要、更高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认识世界、认识他人只能叫聪明，认识自己的人才叫明慧、明达。不仅有不少哲学家这么说，有时候我们自己还真会感觉到，认识世界容易点，认识自己更重要也更困难一点。常有人提到，人类认识已经到达了百亿光年之外的宇宙边缘，深入到了夸克这样物质的最细微结构，可是对我们的大脑是怎样工作的、对面的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仍然知道得很少，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什么、要怎样生活。听力好的同学也许觉察到了，我在这里讲得有点儿乱，苏格拉底和老子讲的，是认识我自己，我这个个人自己，可是讲着讲着，讲到了人类大脑，变成了认识人类自己。认识我自己到底是认识我自己还是认识我们自己？这的确是个问题，我后面会多多少少对此做一点儿辨析。总之，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科学家是认识世界的，咱们哲学家比他们更高明，咱们是认识自己的。但另一方面，认识自己跟认识世界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同。我看我的老朋友，一个个头发花白了，看我自己，头发也花白了，这有什么不同吗？有点儿不同，我可以直接看到老朋友的头发，却只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发。我们说过，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眼睛，跟你眼睛平常是什么样子，不一定一样，不过，说到头发，应该没啥区别。而且，你可以不照镜子，你可以剪下一把头发摊在手心上慢慢看。嗯，这跟看到头发长在头顶上的感觉不一样——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白发三千丈，会生出一种格外的感慨，但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个。我们来看看更根本的东西：大家还记得什么叫正确的认识吧？正确的认识就是认识到事物客观所是的那个样子。这对自我认识也是有效的。我身高一米七六，我说我一米八，就是错误的认识。这跟认识一条水沟的宽度也没什么区别，沟宽两米，我说它宽两米，就是正确的认识，我说它宽一米半，就是错误的认识。自我认识就是照原样认识自己，这话肯定是对的，而且，在自我认识上尤其突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特别容易自欺。我本来长得挺丑，可我自己觉得长得还不赖。我要想知道自己真正长什么样，就需要用高保真或高像素的方式照一张照片或者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看，这才能按照我原来是什么样来认识自己。二、你的认识是你的一部分给自己量身高的确跟给别人量身高没什么区别，不过，自我认识可不都像给自己量身高这种事情。自我认识可以看作反身动词，本来，一个及物动词的宾语多半是我之外的一个对象，现在我们把这个对象换成了我自己。本来，我想拿石头砸别人，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里好像没什么特别难解的东西；我踩到了一只猫，但也有可能踩到我自己；我激励我的学生，但有时候我也需要激励我自己。不过，反身动词有时候有点儿诡异，比如我们有时会说，寻找自我，找到自我；我找手机，找车钥匙，这很容易理解，本来车钥匙放在桌子上，现在它不在那儿了，可是自我呢？自我总是在我这儿啊。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寻找自我、发现自我这类话听起来蛮顺的，但停下了一琢磨，里头有点儿诡异的东西。所以，我们还得更仔细看看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有什么不同。哪里不一样？我们从海德格尔的一句话说起吧，他说，对存在的理解、领会是此在的一部分。这么说吧，你怎么认识一个对象，这不是对象的一部分，你怎么认识却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你丈量一条水沟，沟宽两米，你量对量错，跟水沟多宽没关系，沟宽两米，完了。我身高一米七六，没完，我还有对自己身高的认识，也许我认为自己一米八，我身高一米七六，这是我的一部分，我认为我身高一米八，这也是我的一部分。我的认识总出错，我不能说，我是我，错是错；这不对，出错是我的一部分，愚蠢是我的一部分。一个人总是认识错误，那跟一个总是正确认识的人很不一样。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简单说，我对沟的认识是我的一部分，不是沟的一部分。我引用海德格尔这句话，是因为在我看来，它是《存在与时间》的核心命题，是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一条主线。其中的内涵，我们要一点儿一点儿展开。我们现在这种理解，只是开了个头，理解得不怎么到位，因为这仍然没有区分出认知世界和认知自我——你怎么看待自己，当然是你的一部分，但你怎么看待世界，也是你的一部分。三、不能单从视觉来思考自我认知我们刚才举的那些例子，量身高，看头发，都不是自我认知的好例子。我们说自我认知是你的所是的一部分，要比这个内在，至少像这样—两个人，智商相同，但一个认为自己有点儿笨，另一个认为自己比谁都聪明，那这两个人的聪明程度就不一样。但这还是不够内在，真正说到自我认识，不是认识自己的这个方面那个方面，而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认识整个自我。可是这么一来，请注意，现在我们有了两个自我，一个是被认识的自我，一个是正在进行自我认识的自我。这两个自我，哪个是真正的自我呢？如果必须二择一，我选那个正在进行认识的自我。但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们去认识的，总是那个被认识的自我，而不是那个正在进行认识的自我。我们似乎永远无法认识那个正在进行认识的自我。你会说，这好办，你可以把正在进行认识的自我也放到自己对面对之进行认识。这当然更麻烦，因为这时候不止有两个自我，变成三个自我了。自我认知变成了无穷倒退的认知。在现成的我之外，还有我对自己的认知，在我的实有外面，还套着我的认知，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套上去，套到最后，吾心即是宇宙，返回来，自我这个娃娃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看不见的小点点。我们落到无穷倒退的俄罗斯套娃里头，是因为我们总是从视觉来思考认识，说到自我认识，人们最经常用的就是镜子的思路。认识自己也叫反省、反思，英文是reflection。自我认知，包括不去认识自我，通常都用看这个典型的隐喻，看自己的内心，或者不敢看自己的内心，仿佛内心里有景观。你出去问问什么叫自我认知，100个人里有99个是这么刻画自我认知的，把它刻画成俄罗斯套娃了。我没有夸大，你去翻翻书，听到的多半是这个，书里也都这么写。自我认识就像照镜子，自我意识也像照镜子。心理学家要给自我意识下个定义——意识发展到哪个阶段就可以叫作自我意识——他们就去做实验，看看哪种动物能够在镜子里认出自己。总体上，人们的思路集中在视觉上，我们一上来就说过，视觉是一种高度客体化的认知，无论看别人还是看自己，你都把他客体化了，认识自我就是把我放到我的对面去，当作我的对象、当作客体来看待他。这么一来，自我认识就跟认识他人差不多了，一个是认识者，一个是被认识的对象，只不过，在自我认识这里，认识者是我，碰巧，被认识者也是我，出来了两个我。我们讲到过，视觉认知的一个问题是，眼睛能看到世上的万物，唯独看不见眼睛自己。为了看到自己，你需要镜子，于是谈到自我认识，大家都想到镜子。然而，就像给自己量身高算不上真正的自我认识，照镜子也算不上。我们讲自我认识，主要不是讲认识我自己这张脸或者我穿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你是要认识你自己的性情、思想、品性，你在社会中的位置，你未来的可能性……在认识这些东西的时候，镜子帮不上你特别大的忙。四、触觉进路实际上，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不一定都是通过“看”这种方式，我们还有很多方式来认识自己，不说别的，我们讲到过肢体位置觉。我知道我自己的肢体位置，全然不同于我知道你的手和腿的摆放位置，后一种，我用眼睛看，前一种，我不看，我直接知道。认识他人和认识他物，你要动用“看”，或者跟“看”相关的认知方式，比如说观察、实验等；认识你自己的肢体位置，你就不需要通过看，实际上你也不会去看，你有一种内在的感觉。说起自我认知不同于对象认知，可以从这里开始想。不过，我们讲到过，触觉包括太多的花样，肢体位置觉算不算触觉都是个问题。我们说到触觉，最典型的是像摸一块石头这种。我用手去摸一块石头，一面在摸那是不是一块石头，一面也对自己的手有感觉，我用手来感觉刀刃够不够锋利，靠的就是手上的感觉。或者就像波兰尼说的那样，我用螺丝刀拧螺丝，这时候认知的主题是螺丝，但同时，我也在感觉自己的手，即使不看，我也感觉得到螺丝是拧进去了还是在那儿空转。你想象在一个很黑的地方拧螺丝，或者在橱柜底下你视线看不见的地方拧螺丝，那你就靠手感，也感知得到螺丝在往里拧还是在原地打转。你通过你的手感把它做成主题。如果你自己手上没感觉，你就没有办法把螺丝做成你的主题。我说讨论自我认知，最好不要一上来就采用视觉进路，而是采用触觉进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触觉更切实一点儿。认识自己不像是拿眼睛在测绘，更像拿手在触摸。自我认知从来不是一种对象性的认识。所谓自我认知，并不是说，世界里有一个东西，叫作自我，我现在来认识这个东西。我本来就混同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通常就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我。

2008年9月6开始，我两次心肌梗塞，一次病危，四次心血管介入造影手术，在三个主要心脏动脉处装了6个支架。整整两年后，我选择去日本看病，我的朋友张丽玲，告诉我日本神原纪念医院是日本最好的心脏病医院，堪称世界一流。这个医院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心脏病专家。目前国内查看心血管状况最可靠的手段是心血管照影，就是切开胳膊或大腿上的动脉血管，然后注射造影剂，而后用一个金属丝进入血管，一直进入心血管部分，后在屏幕上观察心血管的状况，我看过自己的心血管CT，其清晰程度如黑白电影的影像。心血管造影对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切开动脉血管无论如何是很吓人的，但是张丽玲告诉我在神原医院做造影是用不着切开动脉血管的，这是驱使我去日本检察心脏的最重要的原因。由于事先没有预约，我第一次去医院并没有能够实行造影观察，不过那一次医生原则上和我相约在今年2月前往。吸引我去日本看病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医生对病人的耐心和责任感。给我看病的医生叫住吉，他在我第一次检察后，先是拿着一个可以拆装的心脏模型告诉我，我的心肌梗死是哪一块心肌，这块心肌在什么位置，目前的状况如何，那次犯病时心肌因缺氧而休克的，由于抢救及时，所以没有死亡，可以说又活过来了，只是它们没有像从前那样有活力了，变得迟钝懒惰，是被其他的肌肉带着动，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他还说我们的心脏超声，观察了你心脏肌肉的67个部位，对每一个局部进行了评价，然后就说图片上是代表哪个级别的活力，让我看了一目了然，而后他又拿出一个心脏的血管模型，从动脉到侧枝像一个树根，他告诉我的堵塞位置在哪里，我目前的支架位置在哪里。他一边讲解一边很抱歉的对我说：我是不是太罗嗦了，对不起，我是想让你尽可能详细地知道你的病情。那一次，我可以说是第一次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心脏是什么样子，第一次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次到日本是2月17日，去之前医院已经为我和同行的老乡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规划，在两天一夜的时间内，我们三人分别完成了七项检查，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所说到的冠状动脉造影CT。让我说几件琐碎的事。一、不必切开的造影：医生告诉我们那台冠脉造影CT，在世界上只有三个，分别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而设备的操作人员，据说培训时间一般都在5年以上，做CT之前，我们都以静脉注射的方式，注入了少量造影剂，而且还服用了控制血压和心率的药剂，以保持心态平和。我注意到那台机器上写着西门子的字样，可见是德国的产品。这项检查前后约20分钟，我所做的只是几次吸气，停住，呼气。但第二天，当我看到CT的图片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先医生让我看到的是一个清晰度极高的，360°的3D图片，我以为那是一个心脏的彩色模型，而医生告诉我这就是你的心脏。接下来就更神奇了，切开这个心脏，他让你看到每一个心室在如何跳动，每一块在跳动中如何蠕动，每一根血管的粗细，再切开血管，你就清楚的看到血管内的支架了，以及血液在多大的空间内流过了。这作为一种影像，应该比在国内切开动脉血管，相对模糊的黑白影像，清晰的多，也确切多了，它告诉你的所有信息，都是那么直观，从外到里，甚至比你自己手里攥着自己的心脏还要看的分明，真是“明明白白我的心”。我的两个朋友，他们的收获应该比我大，朋友之一贺重，去之前，他已经自我确诊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兼冠心病和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大约两三年里，和我说的大多是泄气的话，打退堂鼓的话，听说他的公司已基本处于歇业状态，而他出于人道立场，还给所有员工发着工资，这回医生告诉他：你的心脏非常好，你自己看看它跳的多么有力，糖尿病的药建议你停止服用了，贺重临回国时告诉我，他还要大干一番，重整旗鼓。另一个朋友二虎，他的心脏病症状已经让他常常睡不着觉，我们离开神原医院后，二虎不管在车上还是在屋里，他只要一得空就会迷一觉，他说他解放了。他说日本医生的结论，让他不能不相信，不能不佩服，现在谁说他有心脏病，他自己都不信。原因很简单，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自己的心脏在如何工作，清清楚楚的看到每个心房，每一个血管，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二、量血压：在国内医院，不知量了多少次血压，大体一样，只测量上肢一侧。而日本医院测量血压，则需要测量双上肢，双下肢的四个高低压读数，医生说上肢的左右血压差，下肢的左右血压差都有一个参数，特别是上下肢的差别更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这样量血压我在国内还没有体验过。三、抽血：国内医院抽血做血液生化检验，抽完血后护士会给你一个棉签，说自己按压一会儿，就让你走了。而在日本的医院里，护士会在针口上压一个棉球，然后贴上一块宽大的胶布，让你自己按着，但5分钟之内不许离开，5分钟后护士揭开胶布确认针口没有问题，她会拿出一个25px见方的超小创可贴贴在针口上，这块小小的贴布直到我第二天离开医院还牢牢贴在针口那里。四、护理员到病房量血压测体温给药，一律是跪式服务，让你觉得比儿子女儿还贴心。五、费用：医院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为做一项检查，去排队划价，排队付款，排队领药。医院的收费和饭馆一样，吃好了喝好了，要走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恭恭敬敬的把你的账单拿来，跪在你面前请你过目，而且会让你大吃一惊，原来在日本比国内还便宜，我指的是同等条件和项目。六、饮食：日本医院的餐食之精致，绝对可以和国内任何一家高等餐厅媲美。花样之多，营养之细致，让你惊讶。七、大概是遇上日本正在推广中国观光，我一下飞机张丽玲就说，观光厅的长官希望请我吃饭，张丽玲已经以没有时间谢绝了，不过在整个看病过程中，日本经济产业省还是派出项目研究人员和专门的医疗翻译，跟踪全过程，大概他们是想积累一些经验。八、日本人对中国刮目相看是肯定的，我在日本遇见一个从美国来的朋友，他是美籍华人，我们一起在商店买东西，他会让我们拿着护照去帮他退税，他说退税只退中国人，美国人没有这个优待，我说日本人那么仔细，中国人买了多少东西，美国人买了多少东西，日本人心知肚明。九、我住过安贞医院，也住过阜外医院，这两个医院的门诊，人群完全可比王府井大街，不，比王府井大街还要拥挤若干倍。而在神原医院，你见不到那么多人，门诊或者住院的楼层都安静极了，据说所有的病人都是经过预约来的，而且都是免费的，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元素。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战争，即使意识到战局不利后仍然站在军国主义一边，高呼“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后人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抵抗战争的狂热和非理性的最后堡垒，可是，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几乎都浑身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今宵之世，綱常失而人心亂，名教亡而蒼生苦。是以善惡不辨，良莠參差。昔者，孔子雲：鄉願，德之賊也。觀之於目下，勾心鬥角不以為恥，霍亂四方反以為榮。至於父子夫婦，不親不睦，上下之間，極位有心，左右之義，如拋之物。罪之責世，自天而降。至明亡乃至清覆，德之力日削，義之氣日損。古者，明王之治世，天下萬邦而各相安，以仁心定之也，與草木之共情，又何不憐之百姓乎？是以賢人在朝，鄉野無遺，山空人盛，大治於中土。政出天子者，以良臣佐之，而易之；政出獨夫者，以奸賊控之，而亡之。亞聖有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人之所生，異於烏獸，溺於害而死，歸於善而生。為君者，淫惡塞之於心，無仁之於民，是以大本毀失，而天下不治；無君者，不敬之於上，乃亂天下者也；無父者，源流而不明，盲求之於生，乃助惡者也。三綱失，華夏危。五常之何也？謂：仁，義，禮，智，信。此之非小人可行，非君子可施，非聖王可佈。賊子之匿，目之不視，生於心而行之世，欲之發而德行無。道心惟精，本失豈明？立之而有良知，人之本義方顯。西學起，湧之四海，人心思變，睹國凋敝，疾箭異邦。乃折根，以至今。然，國富勝於百國，人丁泛於億室，民之歎也深，仕之暗也厲。治國不在製，依禮而自然。亂德之幾數，其罪也異，首者，引之入朝者，禍亂以至天下，億民受難，其罪天誅，萬世所咒，刻銘警之；次者，仕而不明仁心，偽義堂堂於世，欺上之惡下，掌利盡收於私室，以盈其欲，其罪當滅，民棄而政責，身死名壞；又次者，以利而逐之於際，弄四方之政，合之他心，狼狽為奸，蠅營狗苟，糧倉之碩鼠，社之微火哉；再次者，元亂七八糟於世，白丁以糾，豈上之過也與？猶子之於父也。其亂，無家，無天下，無禮儀也。以其所欲而行，不以令出而中。罪在己心，性之愚昧。焉得而怪之天也？其之不修，如玉擲地，視而不見，何言無也？文武之業，百代之效。周法之行，以徹通人。至於秦變，殘之將盡，漢興而復之，傳經以開後世之智。春生而冬亡，人之亦輪，死生有命，天道有昭，非達不領，又何惜哉？盡誅之亂綱常賊。偽德而妖言惑眾，亂義而不知廉恥。是以其子可以為器，其民可以為棋。毀陰陽，遠四端，違三綱，悲之不明甚愚，反以功利加之而喜，去朝避法，又焉安乎？神明厲之，索而近卒。其之，下之者也，不聞於道，以笑賢士也，焉知其狀，遠遜人遺。嗟呼！其世何！其世何！以鄉之力，舉旗而討，單者挑萬惡，幸之承於天，何論懼焉？服小人，退君子，將亡之兆也。道生而佑人，欲起而失道。願結天下之賢，齊赴討賊之效，昊天於上，日月昭昭，劍出血濺！

作为20世纪初发明的新式媒介，广播最早出现于城市，但大规模的“广播下乡”却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不论规模、速度还是渗透力，1949年后中国的“广播下乡”都较前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广播下乡”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农村社会。广播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的普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农村广播网，党和国家的声音可以迅速地传达到田间地头，广大农民也因此被有机地整合进了1949年以来的国家政治议程中。“广播下乡”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声音政治”时代，“声音”与“倾听”如此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新中国农村广播的发展受到1949年以来政治经济形势变动的巨大影响，媒介技术的演进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广播的形态。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某大学。那年我17岁。没有人送我，我自己离家走去火车站，左肩扛着铺盖卷，右手拎着一个破木箱子。箱子里装着拖鞋茶缸等杂物。里边还有一块月饼。这是妈妈专门给我买的，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我步行到郑州火车站，坐一夜火车硬板。清晨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北京好像比河南冷多了。火车站外边停着一大排洋车。车夫们大都穿着黑棉袍。棉袍都很破旧，露着乌黑的棉花。到校后，分配完宿舍，我正在铺床，听见轻轻的敲门声，随即一个银铃般的女声：“可以进来吗？”我从河南来，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清脆悦耳的声音，这样客气文雅的招呼。她叫王骧，是上届留级下来的。在我们一年级新生中，她是很突出的。高高个子，大眼睛，端庄秀丽。她经常穿一件绿豆色呢子外套，很鲜艳，很得体大方。举止一看就像大学生，而其他新生，都有中学生的孩子气和土气。逐渐我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家在北京，刚刚休学一年，因为生孩子和家里的一连串事情。她父亲好像是东北军军医，好像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丈夫去年被打成右派，她有一个刚几个月大的孩子，叫冬冬．还有一个老母亲。娘儿三个在北京市住。全国反右派运动自57年6月初开始，到我们这届大学生来校前，北京高校中的右派分子都基本被揪出来了。说是反右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我们大部分上课时间还是搞运动。有一个已经定为右派分子的学生，叫程滋忠。王骧原班的同学。受不了批斗，逃跑了。很快传来消息，他跑到天津，要跳海。可是在海边徘徊一整夜，没勇气跳海。天一亮在海边被抓了回来。右派分子后来基本都被送到外地煤矿劳改了。反右运动没完，还在停课，北京高校又开始一个运动——向党交心运动。还是不上课，每天搞运动。还是要每人每天都写大字报，以班为单位开“交心会”。人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声称这是最后一关了，右派已经都揪出来了，都是人民内部了。自己要向党做最后交心，要求每个人都要深挖自己脑海深处。“难道你去年一年没有丝毫对右派和右派言论的同情吗？”那天班会轮到王骧交心。她说：“那天，突然寒流降温，夜里孩子发烧了。我家只有几片去痛片。没有钱去医院。就是有钱，人家也不会收他，因为我父亲是反革命，丈夫是右派。我紧紧抱着热得烫手的冬冬。我看着他，摇着他，哄他睡觉，眼泪像雨点一样，一滴一滴打在他脸上。我不知道可怜的孩子能不能挺过这一夜……”她说着说着就哭出声了。我也落泪了。轮到我了。我的发言主要谈了苏军出兵匈牙利的问题。我不是很关心政治的人。一些同学看到《参考消息》的报道后，背后有议论。但是我不关心。后来系里用校车把全班同学送到北大，参观北大的“向党交心成果展览”，其中很多是评论苏军出兵匈牙利的事。看后我心里也对苏军出兵匈牙利有疑问，认为苏联出兵拯救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但是可能违反国际公法。北大回来后，要求每人写感想，我就把这点想法写大字报了。期末，因为这一年几乎没上什么课，全搞运动了。所以学校宣布其他课程都不考，只考一科“政治”。考试题就是“汇报我在一年运动中的表现”。考试形式就是每人在班会上讲，其他人评论。王骧在“交心会”上的发言，被批判为“诉社会主义之苦”、“发对共产党之恨”。我被批判为“借向党交心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最后让我表态。我不知说什么好，憋了好几分钟，我憋出一句话：“你们这样做，是给共产党的金子招牌抹灰。”考试“成绩”公布了——我们班共三十人，我，王骧，和另外一个同学“政治课考试不及格”，勒令退学。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清晨，我吃力的扛着我的破木箱子，拎着铺盖卷，沉重的走出学校大门，走向31路公共汽车站的情景。18岁的我回到家乡，进工厂当了学徒工。1962年有友人给我写信，说现在北京高校有平反风，甄别风。建议我写信向学校申诉。我写了。几个月后，学校来信了，我获平反。重回大学。1967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庆工作。1979年我到北京出差，决心寻访王骧。我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胡同里找到了王骧。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衣衫破旧，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我楞了大概足有三分钟，不敢认她。我印象里美丽高大的她，已毫无踪影。她住的是一间很小的平房，没有什么家具，没有家电，墙上挂着几个用塑料条编的手提袋，上面有“北京”二字。床上和地上都堆放着半成品，和彩色塑料条原料。房中间拉了一根铁丝，上边挂着两条毛巾和一件上衣。这上衣用一个简易衣架撑着，外边还蒙上一块塑料布。我看出来了——这是20年前她在学校常穿的那件呢子外套，豆绿色，那时很鲜艳，现在退色了，两个肘和袖口都认真打上了补丁，显然现在是她唯一一件出门穿的衣服。午饭端上来了，是黄橙橙的窝头，和一盘土豆丝。“妈妈，叔叔来了，咱们今天还吃窝头呀？”她的儿子，我还记得叫冬冬，如今是一个二十几岁小伙子了，这么问他妈。“这个叔叔不是外人。”我的眼泪立即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指着那些编织手提袋，呜咽着说：“编一个给多少钱？”“一毛一”“一天能编几个？”“十来个。”为了不让她看到我已经止不住的眼泪，我逃跑似的告辞了。1999年我在北京与当年另一个要好的同学相遇，到他家叙旧，下边的事，是他告诉我的：1997年，为了庆祝入学40周年，我们班同学在北京聚会，牛龙也来了，牛是当年我们班的唯一党员，是搞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后来当了校学生会主席，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官至副部长级。他退休之前做了一件好事——他让大学给王骧办了个退休，按大学肄业留校工作算，每月能拿200元退休金。他还让我我看一张照片，这是1997年部分我原班女同学合影。其他女同学都是黑发，或烫发或剪发，穿着得体大方，大笑或微笑着挤在一起。只有王骧，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木讷地站在一旁。我拿着照片看了好几分钟，才认出她，我惊呆了。本文来源：私人史

論正義的必要性徐文兵：为什么宁可相信仪器，也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寧嗚而死，不默而生蒋庆丨良知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悲人賦这个军阀是如何在短期内肃清人贩子的黄河泛滥对鲁西南淮北性格的塑造袁伯诚

|教授与我只谈学问，我无有什么可揭发为何乡绅维护了乡村的稳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段音频

論正義的必要性寧嗚而死，不默而生蒋庆丨良知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悲人賦这个军阀是如何在短期内肃清人贩子的黄河泛滥对鲁西南淮北性格的塑造袁伯诚

欢迎点击上方蓝色“凝听”关注我们再点击右上角“...”，将凝听设为星标★民族主义不是从中国文化中产生的，和儒家学说，包括政治儒学，都没有太多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民族主义是从西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运动中产生的，产生以后，就对后发国家，后进入民族国家的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在印度，这些所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像西方学习之前，本来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印度是一个不重政治的民族，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知识结构中，也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因而也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奉行的是天下主义，天下主义是建立在“天下一家”的道德观念上，而不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上是。就是在西方，民族国家也是近代的产物。西方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通过军事侵略掠夺殖民地，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抗。怎么反抗？就需要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在这里，非西方的国家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为了反西方，为了自保，因而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

自從人類社會產生了規則，道德層面的正義性便與之共生。在原始的部落社會，存在著簡單樸素的運轉體系，而隨著群體的擴大與階層分化。在暴力越發形式固定下，正義的站位是良善的有力反擊，同樣也是人類文明在地球的感性自救。當規則喪失了理性的約束，人性的惡會愈發膨脹，權力會成為其行兇的工具，金錢會變為其泯滅良知的動力，沉默成為殺人的途徑，謊言成為無知的利器。政治的上游應是仁心，社會的本質應是各行其道，混亂不應成為社會公器的目的。當公眾看到社會的光大之下是藏污納垢，所謂的邪惡亦不過是眼光轉移的藉口，正義並非單純的結果，更是運行的過程。遲到的正義勝過隱瞞的罪惡，卻不可以成為玩忽職守的理由。或許，你滿不在乎的，正是他人夢寐以求的。輕視是一種變相的助惡，忽視是一種直接的威脅。體系的崩潰是分子的壞死，雪崩之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同樣，當黑暗逐漸吞噬光明，每一個不願舉起火把的人，都是夜的信徒。如果因為結構的壓迫，而向其妥協，所換來的結果，不是海闊天空，而是致命的牢籠與鐵鏈。無論是國際正義，還是社會正義，抑或是個人正義。每一個都在考驗著良知的人性。如果獸性還未消失，那麼吃人的不僅僅是山中之猛虎，更有貌若人，實則獸的“偽人類”。正義的反義詞是邪惡，邪惡的同夥有“欺騙，壓迫，玩弄，毀滅等。”當只允許一種絕對聲音時，正確也變為了錯誤，正義亦成為了可悲的和諧。如果生命中，只得在正義與邪惡中抉擇，死亡也有了光。公權的產生，是個人依附於社會強有力支撐之一。但如果沒有存在大多數對其的管控，氾濫的將不再是分散的公權，而直接成為鉗製社會正義的幫兇。沒有正義的主宰的天下，是一場荒誕的鬧劇，小丑也能大放厥詞，鬼怪也披上了神的外衣。如果因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放棄大部分人的利益，那麼，邪惡可以偽裝成正義，正義則被打倒為邪惡。社會的正義，需要國家公權對每個公民，切實可行的制度保障，人權永遠不在什麼報告裡，人權在每一個受到壓迫的人，都能有力量與之對抗，並將之擊敗！正義可以是在規則無效下，變為替之行道的“暴力”，當大多數人在隔岸觀火，最終危及的也終將是曾經每一個麻木者。個人的正義伸張，體現了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也是文明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可怕的永遠不是黑暗，而是習慣於黑暗並排斥光明的“人”。法治的精神之一在於對權力的反抗，人並不是可以被任意驅使的工具，同樣，也不是權力的“犧牲品”，為了檯面的存在而抹殺人的尊嚴，不可不謂用心險惡。人的存在意義，決定了正義的必要性。自古以來，阻擋正義的要麼是權力的利益，要麼是權力的壓迫；或者是惡魔的阻擋，或者是無聲的扼殺。那麼，人類走過這些時間，為何要追求正義的存在，究其根本，正義之所在，人性之所生；正義之所發，人權之所生。正義之無，王國之將危；正義之所缺，人之根本無。所以有人可以為正義獻身，卻不願苟且在沒有正義，充斥邪惡的世間。光明前進一分，黑暗便後退一分！不為正義發聲，便同邪惡陪葬。寧嗚而死，不默而生。正義不是在一個看似和諧的錶象下挑事，正義是捅破謊言與欺騙的利劍，是每一個現代人的基本人權。對於正義的嘲笑是不可救藥的“人性絕症”，對於發聲者的不屑，是習慣生活在骯髒世界的愚昧。正義的背後，是人性之中的良知，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前提條件。沒有了正義的世界，越是精彩越是可悲。如果規則的理性變質為個人意志的感性，那麼，暴力將無孔不入，正義也將依附於此來完成，這樣的體系，在混亂中將一切打破，無序的分子遊走在框架之中，抑或重新建立新的體系並重塑良性的框架。正如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試圖讓心生邪惡的人去主持正義，也是白費功夫。正義的遠揚，應是這種人越來越少為前提。同樣，良知之人形成群體，並影響國家和社會時，也是正義的勝利。通向光明的路，註定是坎坷的，但盡頭也是美好的。正義的人，才會走的更遠；正義的社會，才是美好的；正義的國家，才是真正文明的。最後，借用一句法諺作為結尾：如果天塌下來，正義才能得到實現，那就塌吧。【觀《反鵝姐妹者，雖遠必誅》有感，特有此論，2022年3月5日，凌晨所寫。】欢迎在文末留言区留言讨论【往期精读】韩星

欢迎点击上方蓝色“凝听”关注我们再点击右上角“...”，将凝听设为星标★《东海态度》系列前言：欲向吾学儒，欲与吾交往或争鸣，欲对吾进行批判，欲为儒家取精去糟，都应该对儒家思想有所了解，也欢迎对吾的文化、政治和人生态度有所了解。兹将有关“态度”的部分微言汇集于下，聊作自我简介，供有志之士参考。2019-8-13【人生】“顺应潮流”的人大多是现象主义者，一根筋人士。曾有体制内人说我危险，我反告诫，你们中很多人更危险。略微提示一点：东海十几年（这是当时的话，于今二十余年矣）始终逢凶化吉，有惊无险，这意味着什么，昭示这什么，还不够明白吗？天道无言而昭昭也。对方似懂非懂，半醒不醒。物人迟钝，终究难醒。【人生】生平有三厌：厌烦枯燥重复的机械性劳动，厌烦与钱钞直接相关的事，厌烦小人。小人未必恶，其最大的特征是小，细手细脚小肚小肠小眉眼，热衷于占小便宜耍小聪明，热衷于躲在阴暗角落里搞小动作，悄悄地给他人给社会制造大大小小的麻烦并乐此不疲。小人虽与恶人不同，但拜物拜权崇拜邪恶，热衷于帮闲帮忙，亦很容易邪恶化。【怀念】10月14日是汝清兄去世一周年，谨以两副旧联怀念之。一副是赠联，写于2013年8月17日，联曰：吾道不孤原有汝，如川之澹一何清。一副是悼联，写于2018年10月15日，联曰：滔滔天下，谁与同清，方欣故国兴豪杰；渺渺道山，汝归何速，共痛儒门失栋梁！两副都是嵌名联，嵌汝清之名。【有感】正人君子有一个特点：特别宽容忍让，愿意被占便宜，不易冒犯得罪。但是，如果小人恶贼得寸进尺，无休无止地侮辱侵犯，是会把正人君子惹怒的，那就难免遭到严厉反击和持续打击。一般求饶讨好没用，继续坑蒙拐骗更是找死。只有及时忏悔真正改良，或有机会拒绝末日的到来。【人生】钱穆先生说过，自己读《论语》与劝人读《论语》乃中国读书人两大责任。（大意）然自读容易劝人难。东海皈儒以来，偶尔见到亲友故人，常会习惯性地劝之学儒读经，几乎没有不拒绝的，理由种种，比如没时间，读不懂，读之无用，现代人没必要读古书等等。偶有随口应允者，止于口头而已。【东海曰】或说：“用真身份说假话，用假身份说真话，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非也，两者性质大不同。用假身份说真话，虽不如用真身份说真话，但比用真身份说假话好得多。只要说的是真话，就值得肯定。只要是说假话，无论身份真假，都必须坚决反对。【人生】生平看不惯国人媚上傲下的嘴脸，故大半辈子反其道而行之，刚上柔下。对弱势群体和一般人士，虽不至于媚，却也颇为温柔低下，何况儒生和自由派哉。（当然这种态度是矫枉过正，非中道也。某些强者亦值得敬重，某些弱者亦不值得卑柔以待。君子对所有人都应该刚柔相济，不卑不亢，唯礼是依。当逐步自纠。）【人生】生平有两大毛病，一曰道德势利眼，二曰愚蠢歧视症。二十多年来闭关自守，一般不与人交往；近十年来学会了自说自话，一般不与人交流，怕自己犯病也。后一种毛病又特别严重，对愚蠢极端歧视。我说过，缺德或犹可交，缺智最不可恕。与蠢人交流，最容易让老枭故态复萌。【态度】最不怕得罪什么人，最怕自己言行出错。检验自己言行对错的方法有三：一是验之以史，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一是验之以经，看看圣人是怎么说的；一是验之以自心，良知一锤定音。只要自己没错，真理正义在握，那就从心所欲地真言直发，正道直行，天王老子的脸色也不值一看，遑论江湖朝廷中人！有诗自题：夜长百载觉来迟，一杖纵横破万疑。神挡诛神佛诛佛，谁知东海大慈悲！【人生】只要品格不错，一切好说。这个时代，不少正人所知障深重。我海内外多位友人，本来反孔反儒，但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交往，也逐渐对儒学有所认同。他们反儒并非品德问题，而是认知问题，受蒙启派的影响，误以为儒学是奴学。误解一旦消除，就会成为儒家护法和盟友，亲自归儒也完全可能。【人生】要了解东海思想，须亲阅吾文章著作。曾有人亲阅几篇文章，大惊，急索著作电子版。他一直是从别人的口中笔下了解我的，偶尔亲阅几篇，才发现吾思想真面目与他人所说大不同。顺便说明，拙著出版之前，吾在纸稿上作过大量修改。欲读原作，有劳自购为荷。电子稿已是弃稿，不外传也，请勿函索。【东海曰】看到一个视频，一辆小车刚刚开走，一股泥石流才汹涌而下，就差十几秒。仿佛泥石流为了让小车离去暂停了十几秒似的。有群友感慨了一句话：有福德的人连天灾都会避开他。然哉然哉。世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东海曰，大难不死，必有厚德。厚德之人，人助天相，鬼神庇佑。【人生】《二程粹言》：“子曰：无道而得富贵，其为可耻，人皆知之。而不处焉，惟特立者能之。”读此语，便知二程时代的好，倍感当今社会之坏。无道而得富贵，其为可耻，知之者罕，特立者更罕矣。当年一首七律尾联曰：“仰天一笑天无语，天下谁堪共酒杯。”得胡绳老激赏，而今念及，感慨系之。天下滔滔，无耻之徒熙熙攘攘纷纷扰扰，安得知耻者、特立者碎杯一醉也？【人生】潇湘厅友说：“要天下的好人称东海为好人，天下的恶人称东海为恶人，这就对了。不然东海就成乡愿了。”这也是理想化之言。好人有可能误会我，恶人反而会维护我。故我说过，好人反儒，其好有限，不如恶人尊儒，新生有望。还有不少人介乎正邪善恶之间，充满不确定性，进则正人君子，退则小人盗贼。【有感】最近在几个传统群，稍微关注了几个号称儒家者，莫名惊诧。有的言辞龌龊，有的思想反常，有的狭隘愚蠢，有的奸诈下流，遂退群宵遁。古来儒门正人君子为主，然亦不乏三非人士，有俗儒、伪儒、陋儒、腐儒、贱儒等等，今特贡献三种称谓：蠢儒，奸儒，龌龊儒。【人生】想起来有点吊诡，生平批判当前制度最严厉，然而真正友好、关心、维护我的人，以体制内为多；敌视、嫉恨、反对我的往往是弱势群体，包括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是我深怀悲悯的对象。前者总是为我开脱，后者中有人反而想利用有司把我给收拾了，嘿嘿。如果不明“儒行为己”和“民胞物与”之理，我也会与众高人一样产生“不值得”之念的。【人生】谤誉皆可乐，非虚言也。有个徐姓明韵名家，在独评上纠缠批判东海十几年，可见吾在其人心目中不无分量。因为其人头脑肤浅混乱，又多污秽诬蔑之辞，属于东海五不答之“非礼不答”，故极少不理睬之。有一次其人批判我的观点，提出来的观点与我完全一样，谁回问了一句：“你说的就是我说的。你是为了护我平安才这么恶毒攻击我的吗？”【人生】当年与几位老前辈喝得高兴，他们猛拍桌子或吾肩膀，赞不绝口，赞吾说出了他们说不出来的心里话。当时说些什么早已忘记，前辈们的诗情酒谊和厚爱则历久弥新。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但会一直活在吾心里。回首当年，点点哀思满沾京华往事，青青野草长忆诸位先生。【人生】生平不乏善缘奇遇，一些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于吾并不稀罕。当年若立志于个人财富名位，所得之获当非世俗所能想象，所失之重则非自己所愿承受。没有自由老枭、儒者东海和仁本主义体系，不卜可知。邦无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文化历史常识。人生得失殊不易言，鱼与熊掌如何选择，是一种重大的德智考验和命运抉择。既要做酒池肉林的富家翁，又要做显正摧邪的大丈夫和弘儒辟马的真君子，难免十三不搭，轻则昙花一现，重则性命不保。即使无惊无险又如何，名利之念一起，浩然之气大馁，岂非丧失了批判现实、抨击特权的道德资格。仅此一点，就是人生不可承受的重大损失！【人生】自助者天助之，吉人自有天相。天助天相离不开人助人相，天人不二故。东海履危行险二十年，与广西南宁方面一定程度的纵容和维护有关。这就是对吾的一种助相。吾尝言，南宁有两大特色，一是四季常绿，别称绿城；二是比较宽容，或许是国内环境比较宽松、最能包容异议的城市。曾与人戏言：没有当局亲自下令，下面不会动吾；而当局是不会下“捉海令”的，吾相信！【人生】与礼文厅友曾同在一个q群，一向没什么交流，吾很少玩q，偶尔登陆而已。后来发现他多年来一直坚持转发东海文章，遂主动联系并邀入客厅。此虽小事，说明其人两点美德：一有恒心，能够坚持；二有真心，真正尊儒。人贵在真诚有恒，难在真诚有恒，而真诚有恒恰是真儒的共性。【人生】年将耳顺，生平遇到的正人善人倒也不少，但有恒心者不多，包括自由追求者和儒家爱好者。不少人发心甚真，势颇猛，但坚而不久，半途而废，甚为他们憾。任何事业，大则文化政治，小则商企百工，都贵在坚持。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岂仅巫医，人而无恒，作什么都不成也。【人生】生平怕软不怕硬，怕弱不怕强，最不能接受威胁。当年刚到团县委不久，就与小县城所谓的十三太保大打一架，从小舞厅打到大街上。不料十三太保的大哥是团县委书记的朋友，第二天向书记告我的状，与我达成从此各行各道、相互绕道、互不干涉协议。诗友们都讥笑萧瑶比流氓更流氓。【人生】有厅友将吾与谭嗣同相提并论，大不伦。谭嗣同先生大勇无畏，可敬可佩，然不学无术，其思想学术肤浅而混杂，一锅大杂烩，卑卑不足观也。故吾尝言，谭嗣同其勇大过于吾，其学难望吾尘。吾以五观为核心的仁本主义体系，反孔孟之本而开时代之新，开新王道、新礼制和新中华于未来。便是孔子重来，也必哂谭而与余，如当年哂由而与点一样。【日记】晚林厅友言：“比先生如谭嗣同，乃敬先生之气魄。当今之世，若找类如谭嗣同者，则非先生莫属也。”用意明白，深表感谢。但有必要指出，如果不学无术或学术不正，气魄大，牺牲大，反而误己误人误天下。唯有中道君子，自有相应气魄，大无畏而大明哲。穷则独善，吉于自身；达则兼济，祥于家国。【说明】辛庄师范网络学院的《孟子大义》教学片，是东海第一次通过访谈方式讲学。录制该片时正值病困缠绵，状态欠佳，思维不畅，某些观点不免粗糙，然真话实说，所言皆发自肺腑；信口开河，不无一听的价值。根据主办方要求，此片所言只是借题发挥，借《孟子》作自由谈，对《孟子》章句并未深入阐释。东海另有《孟子心法---孟子尽心篇解读》一书，深入阐发孟子精义，尚未出版也。【人生】当年曾有体制内人劝吾慎言。答以孟子一句名言：“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略予解释。对方大惊，按照这个标准，那些歌功颂德的人，岂非成了不恭不敬的奸佞和居心不良的贼人？你倒反而成了大大的忠臣？东海抚掌大笑。吾非任何人任何组织的臣子也，但忠诚于自心良知，忠诚于中道文化和中华民族，对党人自然也能襟怀坦白童叟无欺。同时，吾不把任何人看死了。即使党官党首，也未必绝对不能听真话也。【人生】非礼之言，无礼之举，容易伤人于无意，甚至结怨成仇。古往今来大大小小很多悲剧，不少是由无礼引发的。东海当年好诗好酒好老庄，大大咧咧，猖狂放肆，以无忌无礼为荣，得罪大大小小人无数，虽然侥幸四肢健全，但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归儒之后才逐渐有所收敛，改过自新。吾相信，来过客厅者，读过我归儒后文章者，在人生道路上或可少走些弯路，因为一些弯路我已经走过了，可以作为殷鉴。言行无礼后患无穷，就是我的经验谈之一。【人生】直率和野蛮，真诚和粗鲁，无遮和无礼，两回事也。真话真理可以也应该好好说，彬彬有礼地说。出于好心为了对方好，不是无礼的借口。真正的好心，说出来的话必然有理有礼，理礼兼备。当然，有礼并不意味着总是温良恭俭让，对不肖子弟疾言厉色，对邪恶分子金刚怒目，对极权主义狮吼棒喝，礼也。【人生】唯大丈夫能洒脱，是真君子自风流。风流无关乎男女，而是待人处世的和风细流和人生态度的风行水流。原则择善固执，大节泰山岩岩，日常生活和交际，不妨风行水上，风过不留，水流不回；又如明镜高悬，逢花照花，遇水照水，物来则应，物去不留。不留不回，不是不念旧情，而是不念旧恶，不悔过往。他人的小恩小怨，一笑了之；自己的过失错误，一改了之。反省过了，就不再挂怀，一切往前看，能不贰过，就值得赞扬，自我表扬一下也行。我以前就经常表扬自己过而改之，以诗；犒劳自己勇猛精进，以酒。【人生】对于世俗的误解以及非礼之言毁谤之语，只要没有造成现实性伤害，最好的办法是不自辩，不理睬，甚至眼珠子都不转过去。此君子修养也，君子之心不妄动故。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这是不为荣辱成败而动心。孟子又有不移不淫不屈之言，其心不为贫富贵贱安危而动。至于世俗谤誉，更不足以动其心矣。【人生】儒者没有大人地位，也可以具备大人气象。不动心就是一种大人气象。孟子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做不到孟子那样没关系，但我们应该有向孟子学习、向孟子看齐的志愿。有了这样的志愿，日常表现就可以有所自觉，就不至于太小家子气，动辄让一颗心七上八下天上地下乱动一气。【人生】吾言：“老都老了，白发三千丈了，酒后还会骂人，修养不足，惭愧惭愧。”潇湘厅友言：“詈骂有动于气者，亦有畅发于天机者。市井中人之互骂，多动于气；君子遇悖理而骂，多畅发于天机。”此言甚是，孔孟之骂，历代圣贤豪杰之骂，就是天机畅发、发而中节的义愤表现，或者爱之深恨之切，责之也厉。然苟非其人，不宜以此为自己开脱也，有话好好说才是正道。【人生】二十多年来，包括自由派时期和儒家时期，都不断有人劝我重视团结。殊不知，是正人君子，自能互敬互重或风云际会；非正人非君子，团结起来有何意义，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最重要的团结是思想、理想和精神的团结。或者说，真正的团结只能建立在思想共识、理想共赴和精神共鸣之上。没有这些基础，所谓的团结，无非苟团和勾结，没有道义上的意义，甚至负意义。对于利益主义小人，吾避之唯恐不及，遑论团结之。【人生】在非人的社会活出人样，在黑暗的时代活得光明，是吾生平志，也是当年对几位垂青于吾的老前辈的表态。他们活得太累了，吾不愿意那样活，即使荣华富贵，亦非所愿。宁愿贫贱苦难，哪怕历尽艰危，也要堂堂正正、正大光明地度过此生！相信自己已经做到了，以前从未变此初衷，今后就更不会改变了。【人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越关心越忧心。但有些事很无奈，非一己之力所能改变，只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盼只盼上天怜吾半生上求下索之苦和一片孤臣孽子之心，多多赐福于吾儒吾民吾特别关心者。有诗抒怀曰：凌风冒险欲何求，怒气危言犯斗牛。百劫此心犹不死，滔滔天下我先忧。【人生】东海从小诗人到小商人再到自由民，从佛道到西学再到儒家，思想有所变迁，但反极权、求自由的信念决心始终一贯。这条人生道路是吾从心所欲的主动选择。当年颇得一些老前辈垂青，道路选择颇为宽阔。值得自豪的是，吾为自己选择了最为艰险莫测的一条。付出很多，收获很大，仁本主义体系的圆成就是此生最大的收获。饱经风雨回头看，一路风光一路诗，有愁有愤，无悔无憾。特此与体制内外、海内外有志之士共勉。余东海写于2019年10月至2022年2月，集于2022-3-4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欢迎在文末留言区留言讨论余东海儒者，本名余樟法，男，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出版过旧诗、新诗十余册，学术著作有：《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东海先生丛书》（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仁本主义论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等。【本周精读】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