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一线劳动者的生存情况，发布过一系列工人工资与生活开支的调查报告。这次调研我们继续关注工人的生活情况和劳动条件，以工人不同年龄段为划分标准，分析其劳动生产需求与发展需求。不同年龄段的工人有哪些劳动生产需求和发展需求？不同年龄段工人的需求与现实情况有哪些落差？什么因素影响工人实现自身的需求?作者

▼本文聚焦于三年疫情防控对广东省制衣产业的影响，作者选取了四个田野点，分别位于广州、东莞和深圳，其中三年来工人劳动条件的变化，能够反应出疫情对他们的冲击，以及他们的具体回应。其中涉及到多种主体的互动，因为国内订单的减少以及劳动力价格的增加，工厂选择搬迁到市场更稳定或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工人们受限于疫情对于流动的限制，部分人选择寻求当下的稳定工作环境，当然也有相当部分的工人选择主动辞职，政府尝试通过政策的调整恢复生产的活力，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疫情之下，大家都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在尝试寻找一种更合适的生存状态。作者

▼广州市康乐村以其独特的“短工—计件”模式开展生产，吸纳了大量外来农民工。本文对该模式产生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探源，并借助“双重脱嵌”理论从微观层次探析散工进入该模式的成因。“传统嵌入”使康乐村散工对该模式的不稳定性产生了权宜性的同意，“制度脱嵌”则导致康乐村散工缺乏走出康乐村这一场域的可能性。两者共同导致康乐村中的散工陷入了一种“悬浮”于康乐村的中间状态。本文的共同写作者们于20-21年间在康乐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在当时的疫情防控条件下，仍可以自由进出康乐村，康乐村的生产虽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总体上仍然保持着稳定的运转，本文试图阐释清楚康乐村内部主导性的生产方式，让我们对它的了解不止于新闻或想象中的图景。封面海报参考至上主义的风格，绿色表示农村，黑色背景表示城市用工制度，绿色的圆形空缺并不与黄色小作坊完全契合，最终悬浮在黑与黄的中间状态。写作

发布于公众号「社会学理论大缸」（2）Lars・Rodseth：『文化的霸权概念：黑暗人类学的斑驳历史』（2018）KL译

《小村故事》的背景是云南昆明的一座汉人村落——宏仁村，它座落于昆明的“母亲湖”滇池之东，面向西山，离昆明老城区约二十公里。这个小村已有五百年历史，明朝时期，由于大理环境恶化，云南行政经济中心迁移至昆明，宏仁村也从这时逐渐兴起。《小村故事》讲述的分爲两大部分，首先是讲述村子从士绅地主统治到民国、共和国时期的惩罚和地方法律。但是，更重要的是宏仁村的地志——村民们的地理，生活，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生态——人和自然——村民和土地、作物还有“外来”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作者朱晓阳长期扎根在宏仁村，对村裡情况很熟悉，也是在长期调研后他才发觉人类学范式的不足，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也对东南亚地带作过“逃避统治”的研究，也贯之以“弱者的武器”，把农民的不合作的消极应付行为视作他们对抗国家权力的武器。但是，作者对这种“抵抗-统治”话语极其不满，其解释力欠奉。作者：SC编辑：机煲Ⅰ

在2022年6月10日，一件男性殴打女性的新闻上了热搜。网络上对于事件的讨论层出不穷，其中，出现了“个体事件不要上升到男性”的说法。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要为事件的升级做辩护。作者：邓野良编辑：机煲Ⅰ

萨文比（Savimbi）在“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运动中的游击队：既有着中央情报局（CIA）的援助，也得到南非的军事和后勤支持，也从国际钻石贸易中获利。在这篇探索性的文章中，我们关注的是，国家如何被理解为具有特定空间性的实体

这时我们迎来了一个几乎所有分层理论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既然二战后大量劳动者流向非生产性的领域，流向了各种形式的第三产业，那我们还能用旧有的“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进行阶级分析吗？

“情景”的回忆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它假设了国家暴力的外部、偶然、直接的起源，而不是其内部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缓慢实现。

int´egr´e（综合科西嘉语）」。1995年，『国家教育』杂志制定了创建「双语教学点」的官方准则；2001年，这些准则被更新，并在国家行政部门内为地域语言学校教师创建了一条独特的招聘途径。

▼作者：机煲編輯：KLI/恩格斯何去何从在两次浪潮之间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许多妇女就开始向凡尔赛进军。1793年成立了“革命共和妇女协会”，它把争取妇女选举权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1848年7月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召开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会议发表了由斯坦顿起草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

Setsuko）等活动人士质疑，参与身体对抗的暴力是否是革命的方式。Ribu对侧重暴力对抗的等级制度的拒绝和批评，预示着新左派内部即将到来的自我毁灭。5.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革命实践：从死亡到肯定生命

全自动化的僵尸和戴着镣铐的舞者——浅谈阶级和性别的综合，兼论男尊左翼与反女权者的症候巾·帼

"相呼应——他概述了他计划写作的一些主题：“归根结底，如果你全面地审视他们，我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同质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程度的人们的创造精神同等的”。根据蕾娜特·赫鲁伯（Renate

如果你认为我这是在诈唬，要知道许多思想深刻的新教神学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我有一位挪威朋友向我推荐过一本书并且为我翻译了书中的一部分章节。这位Peter

语言集中化运动肯定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因为它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密切相关。到19世纪晚期，除了少数人以外，与国家打交道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请愿书、法庭案件、学校文件、申请书和与官员的通信都必须用法语书写。

开玩笑地说，精神分析就是精神分裂，可是精神分裂本身不是精神分析，“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构成”也不代表语言像无意识一样。这句话表面只是说明要借语言来理解无意识，但无意识本身是混沌的，难以言说的。

▼作者：KL编辑：KLI/线性进化与多元流变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窠臼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发展模式并不是线性的、持续进步的，甚至不同族群之间都难以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对方，要回到对方生活的整体性之中，西方思想是离心式的，日本则是向心式的。例如厨师的用语，他们不像我们说“浸入”（plonger）油锅里，而是说从油锅“拿起”、“提起”、“取出”（ageru）；与远东哲学不同的是，日本思想不将主体抵消；而与西方思想不同的是，日本思想也不将主体作为所有哲学思考及以思想建立世界的必然起点。甚至有人说，像日语这种不喜欢使用人称代名词的语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严格来说是不能翻译的……——列维-施特劳斯《完全相反》列维-施特劳斯精巧的短文《完全相反》和《仅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吗？》可能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最好反驳，摩尔根区分了文明三阶段（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和家族形态（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父权制、专偶制），并具体分析了易洛魁、阿兹特克、古希腊人、中国南方汉人等世界各地的社群形态，以此归纳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规律——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血婚制到专偶制，胞族到民族的渐进发展，虽然摩尔根在这里已经驳斥了白人种族主义，证明了所谓“落后文明”的第三世界社会，其实只是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不存在人种上的优劣差异，但这种在繁杂的文献和实证材料中寻找共性，试图总结出线性发展规律的尝试，很大程度上暗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研究私有制起源和婚姻方式的兴趣，马克思认为此书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马克思试图在《古代社会》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最前沿的人类学材料，进一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二人很快将其排上日常，但是就像马克思众多未完成的计划一样，这本本应是由马恩二人共同完成的著作，伴随着马克思沉寂于晚年谨慎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变得艰巨，这个重担落在了恩格斯一个人肩上，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在重重阻难（普鲁士政府的限制）下完成了这部通常被认为是他“风评”最好的一本书。

Storm，约1846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法国无家可归的农民人数急剧增加，在1847年的经济衰退中达到了危机，并在1848年的革命中促成了路易·菲利普一世（King

在图腾起源问题上，施特劳斯直接离开以上两条路径，认为图腾的来源“结构”是内在于人的，而非后天加在人之上的存在。“图腾制度的意象是被投射出来的，而不是接收到的。”

▼会议记录者：yukii编辑：喀琅前言本专题「豪」来自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其著作《礼物》中的著名概念「hau」，在评论莫斯关于礼物的论述时,列维-

简介：最近有两篇文章引起讨论，一篇是复旦保安学习微积分的故事、一篇是农民工思考、翻译海德格尔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总是引人感动，但感动之余，还有什么是被我们遗漏的呢？这两篇文章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二者是不是在当今社会是不是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模板，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景观？思考海德格尔一定需要文凭吗？农民工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思考这些印象中高大上的东西呢？他们的处境与与不思考海德格尔的工人的处境，是否有高下之分？这位农民工为什么要读海德格尔，而不是其他的哲学家？观看的人感到感动，这些感动背后有什么，是善良、温暖，还是自我陶醉自我麻痹、忽视特权和不平等呢？▼几个问题：话题提出者（X）：1.让社会更平等一些，什么样态度，去做什么（指导我们去实践的态度是什么）（马列主义者怎么去看待）?2.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保安学习微积分被报道，相似点是他们所属社会身份的刻板印象是“文凭学业不高，没有深邃思想”，海德格尔、微积分是否大学生等群体才会学，

“千面广州”系列，由2021.9.30于校园中进行的一次夜读转录编辑而成。当晚，我们有幸邀请到L老师参与讨论。L老师近年来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为本次讨论贡献了诸多精彩观点。本系列讨论以广州印象为切入点，探索这座我们熟悉或陌生的城市：轻纺城里缝纫机嗡嗡作响，西关骑楼上茶座人声鼎沸，东山街边洋房烛光摇曳，珠江边广州塔灯火入云，哪个侧面代表着人们眼中的广州？文本的叙述、鸭嘴笔的描摹、市场的力量与时间的长尺，又是怎样塑造着人们的广州印象？系列文章共五篇，将于近期不定时更新。本篇讨论聚焦于以下几个主题：广州在空间、人群与经济上是否呈现一种割裂状态；珠江平原铺展开的万顷灯火中，似乎有更复杂的结构“折叠”其中；最后，看似不可复制的城市性质，能否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获得共鸣？活动海报（制图：喀琅）L：大家好~很高兴和同学们见面，我昨天还特意发了个朋友圈来支持你们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整个的学生社团活动，可能处在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至少所以我觉得应该多支持同学们的活动。其实我今天也很感动，因为我看到0.3小朋友发给我的你们的活动参考书目，我觉得你们是很认真在做这些活动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下去。（讨论开始）J：对我而言，广州的印象我觉得是比较割裂，当然其实每个城市都挺割裂，但是广州这个割裂离我们来说相对近一点。就是我最近在南门对面的康乐村做田野，康乐村离我们学校很近很近，但是它那里面真的全部都是黑工厂，然后90%是湖北来的纺织工人。我们去问他们你对广州有什么印象？他们说我不知道，基本上一个月二十多天，都是两点一线(出租屋和工厂)，然后也没有怎么出过村。他们说出去玩，消费成本太高了，然后也不会去广州什么地方玩。所以对他们来说广州就是这么一个每天打工的地方，也没什么特殊的，但是它的对面就是最现代的珠江新城。为什么说广州比较特殊，因为就像在深圳的话，其实深圳的城中村已经没有这么极端了，它至少会有柏油路，然后什么那些规划也比较工整，包括像深圳的三和那边，我朋友过去最近看了，他们也基本上没有那种日结的三和大神了，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巴拉到什么广州什么东莞这边去打工。基本上深圳已经进入了排挤这些低端黑工厂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很难看到他们的存在了，但是广州至少还残留了一种，那种现代性没有完全完成的一种“原始积累”的状态，日结的工人就是它的最高体现，完全服务于灵活用工的需要。康乐村住房（自摄）Z：我对广州的印象，一个是跟刚才J同学讲的一样的“割裂”。而且我觉得割裂也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甚至它可以体现在，一个大家印象里非常“发达”的地方，可能就紧邻着一个城中村。有着这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因为我也是来自深圳，所以我也觉得广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对我来说历史比较悠久。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就是规划好的性质，由一个既有的规划落地变成一个非常规整的城市结构；而广州这边很多东西它好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我也没有去过广州的很多地方，但曾经有过在西关那一边差一点迷路，它的巷子长得会比较复杂，这对我来说也是比较独特的，也我是在深圳的时候不常碰到的。K：我想提出的关键词是《北京折叠》的“折叠”。我来自广州旁边的佛山，虽然在地理空间上很近，但两个城市的景观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佛山很少有立交桥或者是地铁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活动一般都是在地面或者楼房内部。进入广州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空间是多层的。比如说在广州坐公交车，有时会看到立交桥边的一些居民楼。它们近在咫尺，你甚至可以想象到住在里面，每天是怎样听着汽车飞驰而过的噪声，感受到货车经过时地面轻微的震动。但就算如此之近，想要真正抵达，可能还是要下桥绕行几公里，再爬楼梯上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空间维度上的折叠。还有地铁。因为广州的地下、地面和空中非常割裂。同一栋商业综合体，地铁里涌动着通勤的打工人，地上的商场里是观光客和消费者，高楼层却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居所。除了这种纵向的折叠，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存在折叠。比如胡老师居住的城中村，每一户的空间被压缩得很小，但是厨房，还有洗衣机，这些空间是公用的，是重叠的。立交桥与住房（图源：中新社广东发布）Hu：不是公用的，那是我自己的洗衣机。K：但是你放洗衣机的地方是公用的。Hu：那部分面积是签在合同里的。K：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大排档。它晚上会把桌椅摆到人行道上，原本泾渭分明的经营空间和街道在此时有了重叠。不同空间此消彼长，边界模糊，有时彼此重叠，但并没有真正的融合。你以为广州是一个整体，就像你看到一个蘑菇，只觉得“那是一个蘑菇”，但唯有你在上普通生物学实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的伞盖，它的菌丝，它的菌柄，每一个部分都如此迥异，就像是彼此独立演化出来的一样。蘑菇（图源：腾讯）我大一的课业比较繁重，所以对广州的大部分探索是在今年8月28号到正式开课这一个月里面完成的。对我来说，这像是把一块皱缩的银耳扔进水里，然后看到它展开。这样我才得以窥见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纹理。我知道自己很难真正理解这里面的每一种构造和文化，但是光是了解到它的多样性，让我去再次发现这个城市，这种经验也已经弥足珍贵。L：你讲折叠的概念，我觉得非常好。你觉得折叠是广州特有的特质，还是属于现在的大部分的国际大都市的特质？K：其实是普遍的。但是广州不同的文化之间区分度特别大，而且空间的利用形式（不同）。L：包括你说的大排档。K：有时会觉得广州的不同空间是割裂的、不互通的，但是当我看到一些白领拎着潮汕牛肉粉回办公室吃，或者光鲜亮丽的潮人从地铁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虽然它们不能融合，但可以重合。H：我觉得引入一个概念可能会很有意思，有一个东西叫做fractal-dimension分形维，你刚才说的空间折叠，或许可以用分形维来衡量，城市定量研究中会用这个东西，比如说用分形维度衡量路网的复杂形态，分形维是一个数学概念，比如说我们想象一条线，它是一维的，一个平面，它是二维的，但是如果一条线在二维平面里以某种方式填充的话，它的维度在数学上讲，是介于一维和二维之间的，它增加的维数其实就是它折叠的程度。发言人补充：刚才大家讨论的折叠，一方面可以理解成二维平面在三维空间上的填充和折叠（高架桥），另一方面可以理解成三维空间在时间维度上的填充和折叠（宵夜大排档）这种折叠增加了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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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复杂的悖论的存在，甚至完全视之为我们自己的悖论，把这一疯狂而寂寥的宇宙背在你的身上——这就是宇宙论，它要求的不是个人在宇宙里面，而是个人就是宇宙。

castration）。这就是人们“知”和“行”之间的分裂，也就是人在象征界中的位置和现实中实践的矛盾，这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在他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的研究中急于解决的问题。

Other）的概念紧密相连。萨丕尔坚持“孤立于社会的个体是一部心理小说”，并且个体只有通过文化完全整合、实现和表达才能存在，也就是拉康所说：通过他者——“能指的电池”，它“代表另一个能指的主体”。

▼一、前言前几个月，敝俱乐部的幕后组织搞了几场《资本论》读书会，讨论的文本范围包括第一篇的全四章，即最关键也最难读的，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部分。这种难读绝不是夸大的，它有前人的评论印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他指出了《资本论》的阅读门槛：只有钻研和理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方法论。然而，就《资本论》在从金融危机时代到“狗资本家，你工人爷爷来了”时代的大众化、流行化乃至庸俗化的传播趋势来看，似乎很难要求其广大受众读过一手或二手的黑格尔《逻辑学》。况且，虽然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黑格尔《逻辑学》对《资本论》的方法论影响颇深，但在原理的掌握上，《资本论》的读者却未必非得重走长征路。如果能直接汲取马克思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成果，便可省去提纯黑格尔合理内核的路程，实现对“大峡谷”的跨越。可惜，列宁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资源。他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可能是指马克思鸽掉了他与恩格斯通信中所画的饼——“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阐述黑格尔合理内核，以“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但从列宁的各类文本来看，他似乎又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在画饼的同时期（1857年）已写下的、考茨基于1903年发表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导言》是马克思为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撰写的一篇未完成的导言。其中第三部分标题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马克思唯一一处对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系统、详细的正面阐述的文本。并且，这种阐述的一般性、总结性已经达到了令马克思自觉“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官方教科书尤其是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之流的弊病），从而压下手稿不发表的程度。马工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等官方教科书，虽然对《导言》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一般只是复读“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的相关文段以说明两种方法的不同，并未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真正核心。因此，下文将面向各位已经初步进入《资本论》文本、进入政治经济学学习的读者，谈谈我对《导言》《资本论》及相关延伸文本的一些心得。二、从具体到抽象“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或者说，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第一步骤，长期以来，对其论说侧重于其起点——“从具体”。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直观和表象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虽然我们面对的具体还是个混沌的整体，但其中已潜藏着丰富的规定和关系。为了探明这些规定和关系，我们充分占有经验材料，并从这些感性的、多样繁杂的材料中使用所谓“抽象方法”分析出更简单的、易于把握的范畴。马克思对此并未着重叙述，因为这种基于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早已不言自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更是如此：“从具体到抽象”早已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的道路”，因为自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降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将“看得见的事实”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自己的根扎在了经验领域，从而带有较强的实证性（张一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指认其为“社会唯物主义”）。“从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大概是没有异议的，而问题恰恰在于“到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那么，什么是抽象力呢？什么是抽象方法呢？简单抽象范畴不只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终点，同时也是下一步研究的起点，因此，对“到抽象”的追问至关重要。具体来说，这里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到底如何抽象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抽象？抽象到哪一步才能达到我们的研究目的？抽象完成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三、如何抽象？按照日常生活、学习中的一般直觉，抽象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提取出各种经验材料中的那个共性的固有物。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对人的抽象，并试图以此达及所谓“人的本质”。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归纳式抽象，那么，所有人首先都是动物，进而又都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特殊之处便在于他们能劳动（当然也可以说他们都有高级的思维和语言，不过这仍是基于劳动的）。于是我们便可以宣布，人的抽象本质是会劳动的特殊动物！由此，我们便可以合理地走上一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路径，快进到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所说的“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这种抽象显然是荒谬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任意的抽象。它没有把人放进客观现实的社会形式中来考察，将人抽象为动物恰恰是舍弃了这一社会属性的内容，并把这一内容用抽象的“劳动”给悬置了起来。而这种类本质式的“劳动”也不是在“一定的”

Chan、盖井本文并不旨在讨论饮茶哥和安琪儿，更不介入二者（尤其是安琪儿）的人格道德争论。由于一些词汇不方便发表，所以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替代。

▼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德语“意识形态”（Ideologie）一词的创立者，随即影响了诸多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梳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仅被零星的段落进行描述，而未被系统性地表述，而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存在多重面向——“虚假意识”说和“上层建筑”说共同组成了意识形态一般（在唯物史观框架下，被当作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维度，当然于此对应的还有“文化载体”、“阶级意识”的具体维度，但本文只关注于对于劳动者“制造同意”的微观维度，而“虚假意识”在这其中就起到决定性的地位。马克思关于“虚假意识”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见端倪：“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这里“观念上的表现”也即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体系。从19世纪上半叶将意识形态视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形式到下半夜将其看成是一种异化了的生产方式的体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完成了从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这个转变的最初体现，这段论述也更具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意味，而非仅仅是人本主义的批判。并且他进而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也即著名的照相机比喻：“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都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一样”。这里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并非独立于物质生存且自身无历史，但又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被创造出来，并反向渗透进人的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而“虚假意识”说的真正成型，则是在19世纪末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通信：“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大多还不明确地指向否定性的意味，那么在恩格斯这里，则确认了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这一否定性方面——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生产实践衍生的产物，被反过来用以影响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域，使其陷入一种与“科学意识”相对立的“错误意识”，这种解读显然更具有功能论的色彩，使得其应用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为可能，即“虚假意识”制造了劳动者的“同意”。但是，这种“同意”在微观层面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劳动者如何自发地“同意”而非被时时刻刻被强力胁迫着处于“同意”的状态，这是阿尔都塞的“询唤”机制和布若威“赶工游戏”在“虚假意识”说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延伸。

>话题简介：从去年流传甚广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到今年货车司机金德强因北斗定位掉线，别扣车罚款两千元后服药自杀，劳动者与资方关系的日益紧张成为疫情时代格外触目惊心的伤口。正如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离去，“彻底的变革已经发生”。然而，我们今日面临的诸多危机的病灶早已存在，病毒不过是扯碎了“正常”的外衣，恶化了伤口，让我们看见内里的溃烂。外卖骑手身陷算法围城，零工经济对效率的追求不断挤压劳工权益；白领与雇主之间的劳资博弈从“996”蔓延到对厕所的争夺，无不反映出日益严苛的身体规训和资本压榨如何使劳动者陷入越发绝望的境地。1.

一个去中心化的讨论空间>话题简介：官方话语中常出现“艰苦奋斗”一词，但艰苦奋斗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们的日常工作是如何偏离边际收入等于放弃闲暇的边际成本的模型？而对于“艰苦奋斗”的宣传在经济、政治领域又有何意义？>正式讨论：A：讨论艰苦奋斗的话题，我们可以先从它的反面开始。这里给出了一个查雅诺夫模型，其中将投入劳动—收益作为TVP曲线，将主观工资与闲暇效用之和作为无差异曲线，劳苦规避型农民的劳动时间是在两个曲线的切点处。其中还给了为了能够生活所需的最小工资数Ymin与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最大劳动时间数这一两条约束线。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就是一部专门向读者提供农民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工具的入门书。它系统介绍了农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同时大量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研究。它在集中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精髄的基础上，对农民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主要问题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查雅诺夫模型就来源于此。B：查氏其实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查氏模型也与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的模型相似。不同只在于查氏模型中给出了一些不同的前提或限制条件（如Ymin的约束线）。可以看见的是，无论是查氏模型还是中微，都有着劳动的负效用的假设，这个假设其实早从古典经济学已有。不过我们可以看见下面《理解资本主义》这一则材料中对于劳动负效用的反思，这个之后再讲。像这一类模型都是把闲暇当做商品来画无差异曲线，以为获得闲暇失去的工资来作为支付的价格，但将闲暇当做商品其实是不便理解的。还有就是以效用衡量价值的问题，当然主观的效用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将主观的效用作为效用价值论来用，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主观评价各不相同，而主观的效用与客观的价格也会存在矛盾之处。查氏模型比较好的是坦诚地将工资作为主观工资来讲，但这比起其他的微经模型也只是说出了这一点，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我们可以看见在《农民经济学》这本书后面作者对查氏模型的批判，与马政经不同的是它不是从生产关系来说明，而是从个人行为逻辑来说明，这也是一般的微经存在的现象。所以说这个模型并不符合现实，我们没有必要从这个模型开始讨论，相反直接从现实出发，“艰苦奋斗”很明显已经超出了本应承受的范围。我们可以再说第二则材料。A：那好吧。第二则材料最开始是反驳了三种劳动负效用的说法，一是人天生懒惰，二是人不愿意在劳动中接受他人的权威，三是人重复枯燥的劳动。作者举了比较好的例子反驳了这三种说法，认为劳动并没有负效用的本性，与其说人们厌恶劳动，不如说人们厌恶某种类型的劳动。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的劳动是带有这种负效用的特性的，我觉得在“艰苦奋斗”这个话题中的劳动也是如此，是具有负效用的。B：《理解资本主义》这本书比较好的是反映统制的细节，具体表现工人如何劳动中与资本家抗争。但我注意到其中提到劳动合同的不完全性，也就是说劳动剥削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合同的不完全性。这本书里面将剥削称作劳动榨取，可能因为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将一些词语更换了。但如果将契约的不完全性当做劳动榨取的唯一原因，那就是对于剥削的本质的掩盖，因为劳动合同的不完全性在资本主义初期最明显，后来契约逐渐的完备，那能否说剥削就减少了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中将失业人口称作劳动后备军，对于资本家来讲他们不招工照样能坚持很长时间，而那些失业人口必须要工作来维持生活，这其中就产生了权力结构。而剥削不能只解释为契约的不完全性。就比如说新制度学派的科斯提出过交易成本的概念，因为交易成本，所以不能一切都放之于市场，需要契约的权力关系。但按照契约的不完全性，签订劳动合同时，因为存在契约成本，不可能将所有的状况都包含在合同之中，那样契约的不完全性就是必然的了，这样“剥削”就归咎于客观，即使在龷産主义社会也会有“剥削”。《理解资本主义》成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受到萨缪尔森这样一些新古典综合派的影响。还有就是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将马克思的剥削明确定义，把剥削认为是权力关系不平等，不等价交换，但那样就将剥削给泛化了。权力关系不平等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利用信息差来赚取差价，信息差的确是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但那样就将流通领域泛化为剥削。说得太多了，回到“艰苦奋斗”这个话题，除了劳动合同的不完全性，你认为还有什么原因产生这种现象？G.A.科亨，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开创并引领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种对马克思学说的创新性解读，有别于传统的苏联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黑格尔主义的解读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解读。A：那我姑且再用一下查氏的这个模型里Ymin的约束线，人们不得不“艰苦奋斗”，某种意义上是因为他们所必须的工资变高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在扩大人的需求的，因为资本家生产出来商品只是通过工人生产出价值，但价值的实现还需要人的购买，所以他们就会通过各种办法来扩大人的需求。我们现在正在学营销管理这门课程，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营销管理就是起了这样的作用。虽然书上说营销是让人们已经有的需要转化为对于具体商品的需求，但其实它是在扩大人的需求。而且我认为营销还让原本不属于商品的东西商品化了。还有就是代际的再生产，下一代的抚育带来巨大的压力，媒体也在贩卖焦虑，这样很多人就不得不“艰苦奋斗”。B：能举一下将一些不属于商品的东西商品化的具体例子吗？我不知道这样是怎么处理掉资本家手中过剩的产品的。A：比如将文化意义赋予产品，将原来不能够购买的一些文化意义变得能够像商品一样能够购买了。B：哦，所以就是说制造象征符号价值的消费主义。我们可以看看官方在其中的作用。我觉得教育部时不时地提出减负，这就导致一种需求扩大（虽然本意可能并非如此），因为本身机会还是那么多，公立能够提供的教育减负，那么为了竞争家长对于私立需求就会变多。A：其实我读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其中提到了一个儿童的发现，说儿童其实是直到卢梭的《爱弥儿》才被发现的，之前比如说斯巴达的教育，以及我们书里面常见的几岁就懂拉丁文的天才，其实那时候儿童不是被当作儿童，而是缩小版的成人来被教育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又有一种把儿童不当儿童来教育的倾向，这其中家长的认识形态是否发生了某种变化。柄谷行人，1941年生，日本兵库县人，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作为日本现代三大文艺批评家之一，柄谷行人代表着当前日本后现代批评的最高水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是柄谷代表作之一。B：把儿童当作儿童来教育是一种人本主义，但在现代社会，对于儿童的教育成为了代际投资，也就是劳动力再生产。其实柄谷行人的《起源》里还有个比较有名的“风景的发现”的提法，讲的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如何让外在的事物内在化为“风景”。D：我们可以看看对于艰苦奋斗的理解史。C：艰苦奋斗的提法其实古已有之。在古代，劳动不仅有政治经济学含义，还有道德含义。而中国的諽掵不仅有现代性，还遵循了民间道德秩序。在蔡翔《諽掵/叙述》这本书里说，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按劳分配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也暗合传统的道德秩序的劳者有所得，这也是在肯定下层主体性，比如对于体力劳动的强调就是发挥这个作用。B：其实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分恰恰是在劳动价值论之下才显得很重要。虽然我们能看见古书里有“劳心者”这样的话，但这里的“劳”其实并没有被指认为“劳动”，他们大多还是被当作肉食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