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光谈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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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大光

中华读书报：《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出版是何契机？

谢大光：孙犁先生2002年6月离开我们，到2022年，整整二十年了。年初，整理与先生有牵系的旧物，准备写点回忆，《天津日报》宋曙光打电话提醒，该为先生做点什么呀。曙光算是孙犁的入室弟子，进报社三十多年一直在编“文艺周刊”，前两年也退休了。他和我想到了一起。曙光知道我写过一些关于先生的文字，就说，二十年是个大事，写篇把纪念文章有些单薄，不如约几位与孙犁交往较深的作家，各自把与先生有关的文字编一本小书，出成一套纪念丛书。我说这个点子好，就是出书不容易。曙光比我乐观，他先已和北京肖复兴、卫建民通过气，我提议加上冉淮舟。五个人好像早有预谋，一拍即合，天津人民出版社也是曙光联系成的，比预想的顺利。就这样，出版方参与策划，由五部书组成的“我与孙犁”丛书在七月出版，《孙犁教我当编辑》列在其中。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孙犁的？能否谈谈您所认识的孙犁？

谢大光：197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复社，原先下放农村的老编辑李克明回社，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孙犁，他们是冀中时的战友。出于对年轻人的培养，老李拉着我和另一位编辑李蒙英一起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孙犁，当然，作品早就读过。孙犁比我想象中的清秀。他的居所是一间大房子，书房兼卧室，被一排书柜隔开，书多家具少，干净清爽。孙犁聊起天来，很家常，不时放声大笑，很快会让你忘记面对的是一位著名作家。我很喜欢这种气氛。也是因缘巧合，不久，社里创办《散文》月刊，我参与其中，借工作机会，常到耕堂闲聊。先生是很敏感的人，眼光锐利，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心思看个差不多。外界传闻先生孤僻刻薄，拒人于门外。孤僻其实不错，他是看透了世态人心，想少一些无谓的交际，有更多时间读书写作，刻薄则是误解。先生待人诚恳热心，读他写给那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作者的信，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先生在工作上生活上给过我不少具体帮助，往往不动声色，让你觉不出一点负担。先生是坦诚的，思考问题又绝不单纯，方方面面都思虑到了，才抓住要害。先生是勤奋的，却不勉强自己，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生活上简单随意，写作时严谨苛求，现在想来，孙犁先生是多侧面的，甚至充满矛盾，任何简单的概括都说不上准确。

中华读书报：书中您谈到孙犁先生就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给予您的很多指点和建议，能否概括一下，怎样才能做好编辑工作？

谢大光：孙犁曾自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在过去很长的年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久而久之，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作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些成绩来，是很不容易的”。从先生的言行，到自己亲身体验，我以为编辑是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在每一部新稿子面前，我们都是无知的，要坦承自己的无知。编辑工作最求认真，对稿件严肃认真，就是尊重作者。

中华读书报：您编过不同版本的孙犁散文，您认为他的散文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谢大光：孙犁的作品，我或独立或参与，编辑过七八种，以散文为多。孙犁的散文是良心之作，擦亮了，或者说恢复了，汉语写作存诚立信的优良传统。谈到作家要凭艺术良心写作，孙犁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工作是很复杂的精神劳动。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作家容易受到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关系的干扰。有些人就不那么正直了，就不那么能凭良心说话了。作家要有主见和主张，不能轻易受外界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信念，这是作家的道德规范。”

中华读书报：您从事散文期刊和散文书籍编辑工作三十余年，能否谈谈您对散文的理解，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

谢大光：这个问题有些难。首先对散文范围的理解，有不同看法，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我甚至不清楚是否一定要搞明白。前提不一致，就难以论优劣。如果不以概念为前提，仅谈阅读感觉，真诚的、切实的文字，能激起阅读联想的，就是好的。

中华读书报：书中收入《与孙犁先生编书》，孙犁先生编书有什么特点？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谢大光：《与孙犁先生编书》写的就是编孙犁先生的书。先生生前，对于自己的文字，是十分珍惜负责的，凡是编他的书，他对编辑是挑剔的，有所选择的。一旦应许，他会投身其中，提供帮助。编《如云集》时，我刚提出想法，先生笑呵呵地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正是《如云集·目录》，先生早已拟好。我看后觉得稍显单薄，建议再多写一些，先生欣然赞同。

文坛传闻，孙犁的作品，编辑一个标点都不能动。这是误传。认真负责的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孙犁都会仔细考虑。有的稿子经编辑删改，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孙犁读过认为改得好，写信称赞，并照此收入文集。孙犁专门写过《改稿举例》一文存证：“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孙犁反对的是不负责任的乱删乱改，完全不尊重作者的劳动，认为，如果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那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

中华读书报：您知道孙犁先生读书有什么特点吗？你们经常聊天，是否也常交流读书心得？

谢大光：孙犁说他读书是从来没有计划的，遇到什么就读什么。虽说无计划，但有所选择，拿到一本书，先看提要或序跋，了解一下书的作者及其内容。选择了一本书，就认真把它读完，半途而废的情况很少。读到认为好的地方，就把它摘录在本子上。晚年孙犁，多读古书，经史子集都有涉猎。1980年《散文》创刊，我去耕堂约稿，恰好先生酝酿写一些读书记，当年第二期，一下子刊发了五篇“耕堂读书记”，由此开始，读书记成为先生晚年写作的一大方阵。先生读书，多而杂，长于比较，联想，一篇短短的读书记，常在谈一部书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归纳提炼，最终揭示的，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课题。所以先生开玩笑说，就属给你写读书记麻烦，摊了一桌子书，还要小心别把人名弄错，张冠李戴。

中华读书报：孙犁先生读得最多的书是什么？他最推崇的是什么书？在读书方面，他对您、对编辑有什么建议吗？

谢大光：先生最推崇鲁迅著作。读得最多的也是鲁迅全集，各个版本的。从青年时接触到鲁迅作品开始，终生不辍。早在1941年，那样艰难的战争环境里，孙犁根据自己阅读鲁迅的经历，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撰写了《鲁迅·鲁迅的故事》，1995年搁笔之前，先生还在研读鲁迅晚年书信，准备写点什么。

先生说，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年轻人应多读“选本”，优秀的“选本”可以锻炼编辑的眼力。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是什么？

谢大光：枕边书意味着夜晚睡觉前翻看的书吗？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上班要和各种文学书籍打交道，回到家反而不愿再读文学，多读杂书，真正把文学书放在枕边读，是上学和从军时期。退休以后，养成个早餐后平胃的习惯，阅读和平胃同步，枕边书就是早读的书。我读书散漫，又喜游历，七十岁以后想收束一下，找一部大部头的书拴一拴，正好书架上有二十卷本《资治通鑑》没读过，作了我的枕边书。我并非读文史出身，啃这样的书有难度，记起孙犁的话，古文读不懂，多读几遍就懂了，要硬读。原计划十年读完。为提高兴趣，我采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读到唐末，再回过头从第一卷补。开始读得慢，每天两三页，反复读，越读越有兴趣，后来就不计页数了，读到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有了结局再罢手。花了七年时间，总算啃下来了。老实说，这个年纪，读了后边忘了前边，能记住的寥寥，收获还是有，知道了所谓史书就像一张网，网住的成了历史，那些漏网的呢？是有意遗漏，还是别有原因？我更想隔着网眼，寻思那些归入大海的“历史”。

中华读书报：您会常常重温什么书吗？

谢大光：近些年常重读孙犁的著作，特别是晚年的杂著，先生的文字经得住反复读。前一段为参加一个座谈会，重读了先生1979年，为工人作家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写的《小引》，就像当年坐在耕堂，读先生刚写出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让我震惊。先生说：“我们的文学，也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正是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什么外国的现代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外国文学的现状，作为借鉴，要从人家那里吸取有益的营养。我们要摆脱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这是写在1979年呵！

中华读书报：您最钟爱的文学类型是什么？是散文吗？

谢大光：给文学分类是理论家的事，与阅读无关。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阅读，阅读的活力在于联想。能够引发联想的阅读，于我就是享受。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哪一本书是所有作家的必读书？

谢大光：《新华字典》。

（栏目主持人：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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